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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默默无闻到声名远扬，他涉足传染病诊治领域，在临床一线与各种结核病斗争30年，为广大结核病患者带来希望之光；他带领总参谋部总医院全军结核病研究所走在科研、临床、防控前沿；坚守总参总院30载，他以医者之心、军人之责，带领团队不断探索，使研究所医疗水平和研究成果备受瞩目。
他是总参总院全军结核病研究所所长兼结核三科主任，主任医师王仲元。北京初冬，记者专访了王仲元。
北京的初冬，正午时分，阳光和空气都难得的清新。采访当天清晨，他刚刚处理完京外某地一起结核病暴发疫情回到北京，来不及休息，便从火车站直接赶到研究所，对一些重要的数据和资料及时进行整理留存，上报卫生部门对事件的处理情况，还要为患者进行支气管镜介入治疗……直到中午，王仲元才有空在温馨暖阳中，坐下来娓娓谈起交织成就感与紧迫感、凝结着欣喜与期望的从医之路。
结缘医学 结缘军营
结缘医学，于王仲元而言是个偶然。1977年春，高中刚刚毕业的王仲元与大多数同学一道，来到了条件艰苦的北京延庆县农村插队。所幸的是，不久便传来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和那个年代的千百万青年一样，王仲元迎来了自己人生的转折。如烟往事将他拉回到那个蹉跎岁月，他慢慢讲起自己的高考故事：“我是1978年参加的高考，那时我们考试后填报志愿。我考的理科，但自己也不清楚应当学什么专业。正好有个高中同学跟我一块插队，我就征求他的意见。这名同学说，你化学成绩好（97分，当时满分为100分），记忆力也不错，就学医吧。于是我就报考了北京医学院结核病专业，上了五年学。”
大学毕业时，王仲元面临两种选择：一个是到北京通县（今北京通州区）结核病研究所，另一个是309医院（现在称总参总医院，下同）结核科。“当时我们班分配去通县结核病研究所的有20多个同学，我和另外两名同学通过选拔、政审，来到了309医院。”
1983年12月，王仲元大学毕业参军入伍，走出校门来到军营，成为一名神圣军医。光阴易逝，志向不改。王仲元在总参总院结核科扎根至今整整30年。谈起刚入行时的感受，他淡淡一笑，缓缓说道：“刚接触这门学科时我只知道是传染病，但并不是特别懂，在学校前四年学习基础医学知识，并没有真正进入临床，在最后一个学期我在通县结核病研究所实习期间，第一次跟结核病人打交道。我学着指导老师的样子穿上隔离服，每天正常工作，心里并没有特别害怕的感觉。”
在总参总院最初两年里，因为医院条件有限，王仲元所在的结核科设在医院西北角的老教堂里。那是一段艰苦的时光，老教堂里终日光线昏暗，需要24小时开灯。病房设置在教堂的中间区域，前后是走廊。医生办公室紧邻病房，通风条件差，医务人员几乎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直到到1986年5月，研究所才终于搬到新建的结核楼里。
作为“文革”后309医院迎来的第一批本科毕业生，又是结核病专业，王仲元和同学备受院方关照。老一辈科室主任陈施惠、张敦镕、金关甫等，以自己的精湛医术、严谨作风、敬业精神，为王仲元树立了从业的榜样。有一件小事，王仲元30年未曾忘却。“那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一个周六，我下午连续帮其他同事接诊了两位患者。按照要求，入院病历必须在患者入院24小时内完成。而我只写好一个就下班回家了。周一上班后，张敦镕主任指着那份没有写完的病历跟我说：‘病历应当在24小时内完成，难道你不知道？没有完成病历怎么能回家呢？’我当时真觉得无地自容，从此对工作不敢有半点怠慢。那时病人没有现在多，住院周期很长，我们整日无所事事，开上几条医嘱，转一圈病房就基本没事了。许多人认为结核病快要被消灭了，也就不重视了。我也一度跟院长探讨过自己的忧虑，还想换科室，但是院长和政委都没有答应我的换科要求，叮嘱我专心业务，继续在结核科好好干。”
时至今日，王仲元接诊不知多少患者，数不清的病人在他的高超医术下转危为安，重获生命。然而工作第一年他成功抢救的一位年轻女孩，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王仲元讲道：“我记得那是一个东北女孩，当时28岁，病情很重，身体非常瘦弱，呼吸困难，脸色青紫，终日离不开氧气。有一天早上我们刚刚交完班，她就突然发生了大咯血窒息，心跳、呼吸瞬间就停止了。当时上级医生都不在场，我立即冲进病房进行抢救。那时条件有限啊，窒息病人抢救成功率非常之低，但我却成功了。当我看着那个女孩生命体征慢慢恢复时，我内心交织着成功的喜悦，和对人的生命的由衷赞叹，以及针对结核病无能为力的遗憾。那种感觉我至今难忘，也慢慢感觉到结核病学科领域的宽广，身为结核科医师的责任。”
抗击“非典” 身先士卒
时光荏苒，记忆又回溯到10年前。2003年春天“非典”突袭，作为最早一批接受抗非任务的军队医院，309医院全军结核病防治中心的专家们，带着自己多年积累的呼吸道传染病防治经验，在这个国与家都性命攸关的时刻，冲在了最前线。王仲元就是专家中的先锋战士。他带领着结核三科团队，第一个冲进非典病区开展工作。他认为，要在发生疫情的早期，摸索出更多可行的经验及时提供给同行们，供医护人员参考，避免更多的生命被病魔吞噬。
抗击“非典”是一个危险的认知过程。王仲元和他的战友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和压力投入了这场长达三个月的工作。从收治第一例非典患者开始，到六月份最后一例患者顺利出院，其间，经历了多少次与死神的搏击，王仲元已经记不清楚了。
在回忆这段经历时，王仲元感慨地说：“那三个月让我刻骨铭心，我终于理解为什么我们被叫做‘白衣战士’了，面对封闭的治疗环境，污染的空气氛围，复杂的病情变化，没有人喊累叫苦，发牢骚，更没人跟组织谈条件，那种在患难时刻表现出来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体现了人民军医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革命军人本色。”
谈起十年前接受任务的情况时，王仲元仍感慨万千。他回忆起那段令人紧张的危急：“那天是3月16日的晚上，夜格外的静。载着第一例非典患者的救护车悄然驶入了病区。病人是位65岁的离休干部，入院时呼吸严重衰竭，奄奄一息。经过前期的初步学习和深入302医院实地调研，我判断这样的病人，呼出的每一口气和排出的每一滴分泌物都具有极高的传染性，会随时威胁到医护人员的健康和安全。可此时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带着医护人员跑到救护车前面，帮着转运病人，抬着老人进病房，联系技师做放射线检查……” 由于非典病人完全隔离，他们感到极度的孤独和恐惧，在病痛的折磨下，心理压力较大。为了缓解病人的压力，王仲元极尽所能与病人拉近距离。在确定安全的情况下，他尽可能不戴护目镜，让病人能从他的眼中看到关切；尽量不戴手套，让病人拉着他的手能感觉到温暖和力量。不管多累，王仲元都是一副轻松的样子，用言语和行动证明：具备强大的内心和科学的防护，我们就不惧怕病毒！
但“非典”还是那般疯狂地肆意掠夺着人们的健康。连日的超负荷工作和睡眠不足，王仲元发烧了。“当时我就在想，自己是不是感染上非典了？难免也有点紧张。当然了，绝不是为自己，而是考虑到我是科室的主心骨，一旦倒下了，就会影响到同志们的士气，甚至动摇全院人员的军心，我绝不能倒下！”王仲元先按自己的方法开出了处方：白天坚持工作，按时吃药，注意和战友们保持距离，晚上洗热水澡、睡好觉，不背包袱，积极乐观。坚持了三四天后，体温开始恢复正常，王仲元成功过关。后来经过化验，SARS抗体阴性，没有感染病毒！
医院规定，在隔离病区工作满一个月，要出来轮休一段时间。王仲元利用有限的轮休，前往密云县医院、通县结核病研究所、解放军二炮总院介绍治疗和防护非典的经验。当时密云县医院的发热门诊住有几个疑似病人，王仲元到达该院后，立即查房、阅片、查看病人，一一排除了非典，使该院医务人员受到很大鼓舞，更增加了他们抗击非典的信心。要知道，排除非典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超常的智慧，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做这样的决定，除了要对自己有信心，更要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王仲元做到了，而且干净利落。
轮休结束，王仲元再次请缨：“我是专家，有治疗非典的经验，让我带队再上一线吧。”5月1日，王仲元第二次进入非典病区。在70多个日日夜夜里，救治了近百名SARS患者。
“农民医生” 医者仁心
作为结核科资深医生，王仲元以大无畏精神与呼吸道传染病较量了30年。为更好地为病人服务，王仲元敢于说不，而且紧跟现代医学模式和诊疗技术的发展，在临床与科研的双重摸索中，逐步形成了以患者为中心的诊疗理念和治疗体系。
在患者中间，王仲元有一个绰号叫“农民医生”，很多贫困病人就是亲切地念叨着这个“绰号”而慕名找到他的。结核病患者经济条件差的较多，为了给贫困病人治好病，王仲元想方设法为病人省钱，有的病人实在没有钱住院，王仲元就在门诊做一些辅助检查，确诊后对症开药让病人带回家去服用。为观察用药效果、指导用药，他还把办公室和手机号都给患者，以便随时联系。时间长了有的同事说他是“农民医生”，开的都是便宜药。王仲元则坚持认为：“为患者治好病的同时，尽量为他们省钱，这是医生应该做的。”
在经年累月的行医中，他不仅不开高价药，不开据过度检查项目，还为贫困患者主动承担医药费。不久前，一位来自河北农村的患者，因结核性脑膜炎从某医院急诊科转入总参总医院结核病研究所，入院时病情十分严重。经过王仲元的积极治疗下，患者病情明显好转，但患者经济困难，后期住院费一再拖欠，下级医生问王仲元怎么办，王仲元毫不犹豫地说：“继续治疗。”最后病人康复出院，8000多元的欠款只能由科室承担。为了尊重事实，王仲元坚持追寻真理，报着怀疑的态度去诊断，不仅掀开了很多顽疾的神秘面纱，也一次次地避免了误诊误治，挽救了患者的生命。2012年11月份，一名湖北患者慕名来找王仲元，他年仅26岁，被京内外多家大医院诊断为肺癌，宣判为不治之症。王仲元详细地查阅了他的病历资料，发现其血沉快，怀疑是支气管结核，脓液流出阻塞破坏支气管，造成支气管瘘，导致肺不张。尽管有很多知名专家的诊断，他还是决定试试看，为患者安排了支气管镜检查，检查结果证实了王仲元的判断，患者为结核病并非肿瘤。经过王仲元的精心治疗，患者很快脱离了生命危险，一个月后，竟奇迹般地康复出院了。
谈起结核病特点，王仲元感叹结核病起因复杂，病情多变，治疗期至少六个月，患者又往往年轻，治疗对于他们来说是漫长难熬的。为了精益求精，王仲元大胆进行学术创新，不断探索新业务、新技术，为广大结核病患者造福。虽然平时事务性工作较多，精力有限，但王仲元尽可能挤时间，瞄准学术前沿，进行探索创新，他把重点定在缩短疗程和解决耐多药问题上。
十多年来，王仲元与同志们一道发表论文60多篇，其中，第一作者有12篇。激光治疗结核病的临床研究、耐多药肺结核药物治疗的临床和药效学研究、抗利福平结核分支杆菌的耐药性调查等8篇论文分别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和医疗成果奖。这些新技术的开展和应用，对改善患者的呼吸功能，解决结核性大咯血，减轻患者胸膜的粘连、增厚，耐药结核痰菌阴转等问题，疗效明显。相比单独服药，大大缩短了疗程，减少了手术治疗之苦，挽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
在王仲元的悉心诊疗下，很多病人的生命得以挽救，然而王仲元胸怀普救众生的壮志，在人生路上不断追求完美，使他始终斗志昂扬。他一面呼吁医护人员要规范、合理用药治疗，给病人创造良好的治疗条件；一面刻苦钻研科研课题，在对抗疾病的道路上寻找攻坚克难的杀手锏。
而今，王仲元已是结核病研究所所长，全军传染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医学会结核病分会委员，北京市职业病鉴定委员会专家，海淀区医疗事故鉴定组专家，第四军医大学和军医进修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编委，被评为全军抗击非典先进个人和总后勤部优秀共产党员，荣立三等功1次。发表统计源期刊论文100余篇，获得军队科技成果奖11项，参编出版专著8部。共开展20余项新技术、新业务。
光环与荣誉，在王仲元眼中是催促自己继续前行的号角。2013年春节，王仲元没有休息一天，除了每天查房外，一直在办公室查阅文献、整理资料，积极备战，力争拿下国家科研积金课题，或在国家重大传染病专项上有所突破。同年，王仲元通过科室竞聘脱颖而出，当选全军结核病研究所所长，成为这一重点品牌学科的带头人。
平日里，如果不出差，王仲元每周出半天门诊，安排两个上午做气管镜，两次大查房，还有大量的院内外会诊和讲课工作，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而他似乎不知疲惫，每天早上七点半多一点准时到达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忙碌，有人问他个中辛苦，他只说“路漫漫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既然投身结核病领域，我就要尽己所能为我的每一个病人服务好”。
他是总参总院全军结核病研究所所长兼结核三科主任，主任医师王仲元。北京初冬，记者专访了王仲元。
北京的初冬，正午时分，阳光和空气都难得的清新。采访当天清晨，他刚刚处理完京外某地一起结核病暴发疫情回到北京，来不及休息，便从火车站直接赶到研究所，对一些重要的数据和资料及时进行整理留存，上报卫生部门对事件的处理情况，还要为患者进行支气管镜介入治疗……直到中午，王仲元才有空在温馨暖阳中，坐下来娓娓谈起交织成就感与紧迫感、凝结着欣喜与期望的从医之路。
结缘医学 结缘军营
结缘医学，于王仲元而言是个偶然。1977年春，高中刚刚毕业的王仲元与大多数同学一道，来到了条件艰苦的北京延庆县农村插队。所幸的是，不久便传来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和那个年代的千百万青年一样，王仲元迎来了自己人生的转折。如烟往事将他拉回到那个蹉跎岁月，他慢慢讲起自己的高考故事：“我是1978年参加的高考，那时我们考试后填报志愿。我考的理科，但自己也不清楚应当学什么专业。正好有个高中同学跟我一块插队，我就征求他的意见。这名同学说，你化学成绩好（97分，当时满分为100分），记忆力也不错，就学医吧。于是我就报考了北京医学院结核病专业，上了五年学。”
大学毕业时，王仲元面临两种选择：一个是到北京通县（今北京通州区）结核病研究所，另一个是309医院（现在称总参总医院，下同）结核科。“当时我们班分配去通县结核病研究所的有20多个同学，我和另外两名同学通过选拔、政审，来到了309医院。”
1983年12月，王仲元大学毕业参军入伍，走出校门来到军营，成为一名神圣军医。光阴易逝，志向不改。王仲元在总参总院结核科扎根至今整整30年。谈起刚入行时的感受，他淡淡一笑，缓缓说道：“刚接触这门学科时我只知道是传染病，但并不是特别懂，在学校前四年学习基础医学知识，并没有真正进入临床，在最后一个学期我在通县结核病研究所实习期间，第一次跟结核病人打交道。我学着指导老师的样子穿上隔离服，每天正常工作，心里并没有特别害怕的感觉。”
在总参总院最初两年里，因为医院条件有限，王仲元所在的结核科设在医院西北角的老教堂里。那是一段艰苦的时光，老教堂里终日光线昏暗，需要24小时开灯。病房设置在教堂的中间区域，前后是走廊。医生办公室紧邻病房，通风条件差，医务人员几乎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直到到1986年5月，研究所才终于搬到新建的结核楼里。
作为“文革”后309医院迎来的第一批本科毕业生，又是结核病专业，王仲元和同学备受院方关照。老一辈科室主任陈施惠、张敦镕、金关甫等，以自己的精湛医术、严谨作风、敬业精神，为王仲元树立了从业的榜样。有一件小事，王仲元30年未曾忘却。“那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一个周六，我下午连续帮其他同事接诊了两位患者。按照要求，入院病历必须在患者入院24小时内完成。而我只写好一个就下班回家了。周一上班后，张敦镕主任指着那份没有写完的病历跟我说：‘病历应当在24小时内完成，难道你不知道？没有完成病历怎么能回家呢？’我当时真觉得无地自容，从此对工作不敢有半点怠慢。那时病人没有现在多，住院周期很长，我们整日无所事事，开上几条医嘱，转一圈病房就基本没事了。许多人认为结核病快要被消灭了，也就不重视了。我也一度跟院长探讨过自己的忧虑，还想换科室，但是院长和政委都没有答应我的换科要求，叮嘱我专心业务，继续在结核科好好干。”
时至今日，王仲元接诊不知多少患者，数不清的病人在他的高超医术下转危为安，重获生命。然而工作第一年他成功抢救的一位年轻女孩，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王仲元讲道：“我记得那是一个东北女孩，当时28岁，病情很重，身体非常瘦弱，呼吸困难，脸色青紫，终日离不开氧气。有一天早上我们刚刚交完班，她就突然发生了大咯血窒息，心跳、呼吸瞬间就停止了。当时上级医生都不在场，我立即冲进病房进行抢救。那时条件有限啊，窒息病人抢救成功率非常之低，但我却成功了。当我看着那个女孩生命体征慢慢恢复时，我内心交织着成功的喜悦，和对人的生命的由衷赞叹，以及针对结核病无能为力的遗憾。那种感觉我至今难忘，也慢慢感觉到结核病学科领域的宽广，身为结核科医师的责任。”
抗击“非典” 身先士卒
时光荏苒，记忆又回溯到10年前。2003年春天“非典”突袭，作为最早一批接受抗非任务的军队医院，309医院全军结核病防治中心的专家们，带着自己多年积累的呼吸道传染病防治经验，在这个国与家都性命攸关的时刻，冲在了最前线。王仲元就是专家中的先锋战士。他带领着结核三科团队，第一个冲进非典病区开展工作。他认为，要在发生疫情的早期，摸索出更多可行的经验及时提供给同行们，供医护人员参考，避免更多的生命被病魔吞噬。
抗击“非典”是一个危险的认知过程。王仲元和他的战友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和压力投入了这场长达三个月的工作。从收治第一例非典患者开始，到六月份最后一例患者顺利出院，其间，经历了多少次与死神的搏击，王仲元已经记不清楚了。
在回忆这段经历时，王仲元感慨地说：“那三个月让我刻骨铭心，我终于理解为什么我们被叫做‘白衣战士’了，面对封闭的治疗环境，污染的空气氛围，复杂的病情变化，没有人喊累叫苦，发牢骚，更没人跟组织谈条件，那种在患难时刻表现出来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体现了人民军医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革命军人本色。”
谈起十年前接受任务的情况时，王仲元仍感慨万千。他回忆起那段令人紧张的危急：“那天是3月16日的晚上，夜格外的静。载着第一例非典患者的救护车悄然驶入了病区。病人是位65岁的离休干部，入院时呼吸严重衰竭，奄奄一息。经过前期的初步学习和深入302医院实地调研，我判断这样的病人，呼出的每一口气和排出的每一滴分泌物都具有极高的传染性，会随时威胁到医护人员的健康和安全。可此时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带着医护人员跑到救护车前面，帮着转运病人，抬着老人进病房，联系技师做放射线检查……” 由于非典病人完全隔离，他们感到极度的孤独和恐惧，在病痛的折磨下，心理压力较大。为了缓解病人的压力，王仲元极尽所能与病人拉近距离。在确定安全的情况下，他尽可能不戴护目镜，让病人能从他的眼中看到关切；尽量不戴手套，让病人拉着他的手能感觉到温暖和力量。不管多累，王仲元都是一副轻松的样子，用言语和行动证明：具备强大的内心和科学的防护，我们就不惧怕病毒！
但“非典”还是那般疯狂地肆意掠夺着人们的健康。连日的超负荷工作和睡眠不足，王仲元发烧了。“当时我就在想，自己是不是感染上非典了？难免也有点紧张。当然了，绝不是为自己，而是考虑到我是科室的主心骨，一旦倒下了，就会影响到同志们的士气，甚至动摇全院人员的军心，我绝不能倒下！”王仲元先按自己的方法开出了处方：白天坚持工作，按时吃药，注意和战友们保持距离，晚上洗热水澡、睡好觉，不背包袱，积极乐观。坚持了三四天后，体温开始恢复正常，王仲元成功过关。后来经过化验，SARS抗体阴性，没有感染病毒！
医院规定，在隔离病区工作满一个月，要出来轮休一段时间。王仲元利用有限的轮休，前往密云县医院、通县结核病研究所、解放军二炮总院介绍治疗和防护非典的经验。当时密云县医院的发热门诊住有几个疑似病人，王仲元到达该院后，立即查房、阅片、查看病人，一一排除了非典，使该院医务人员受到很大鼓舞，更增加了他们抗击非典的信心。要知道，排除非典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超常的智慧，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做这样的决定，除了要对自己有信心，更要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王仲元做到了，而且干净利落。
轮休结束，王仲元再次请缨：“我是专家，有治疗非典的经验，让我带队再上一线吧。”5月1日，王仲元第二次进入非典病区。在70多个日日夜夜里，救治了近百名SARS患者。
“农民医生” 医者仁心
作为结核科资深医生，王仲元以大无畏精神与呼吸道传染病较量了30年。为更好地为病人服务，王仲元敢于说不，而且紧跟现代医学模式和诊疗技术的发展，在临床与科研的双重摸索中，逐步形成了以患者为中心的诊疗理念和治疗体系。
在患者中间，王仲元有一个绰号叫“农民医生”，很多贫困病人就是亲切地念叨着这个“绰号”而慕名找到他的。结核病患者经济条件差的较多，为了给贫困病人治好病，王仲元想方设法为病人省钱，有的病人实在没有钱住院，王仲元就在门诊做一些辅助检查，确诊后对症开药让病人带回家去服用。为观察用药效果、指导用药，他还把办公室和手机号都给患者，以便随时联系。时间长了有的同事说他是“农民医生”，开的都是便宜药。王仲元则坚持认为：“为患者治好病的同时，尽量为他们省钱，这是医生应该做的。”
在经年累月的行医中，他不仅不开高价药，不开据过度检查项目，还为贫困患者主动承担医药费。不久前，一位来自河北农村的患者，因结核性脑膜炎从某医院急诊科转入总参总医院结核病研究所，入院时病情十分严重。经过王仲元的积极治疗下，患者病情明显好转，但患者经济困难，后期住院费一再拖欠，下级医生问王仲元怎么办，王仲元毫不犹豫地说：“继续治疗。”最后病人康复出院，8000多元的欠款只能由科室承担。为了尊重事实，王仲元坚持追寻真理，报着怀疑的态度去诊断，不仅掀开了很多顽疾的神秘面纱，也一次次地避免了误诊误治，挽救了患者的生命。2012年11月份，一名湖北患者慕名来找王仲元，他年仅26岁，被京内外多家大医院诊断为肺癌，宣判为不治之症。王仲元详细地查阅了他的病历资料，发现其血沉快，怀疑是支气管结核，脓液流出阻塞破坏支气管，造成支气管瘘，导致肺不张。尽管有很多知名专家的诊断，他还是决定试试看，为患者安排了支气管镜检查，检查结果证实了王仲元的判断，患者为结核病并非肿瘤。经过王仲元的精心治疗，患者很快脱离了生命危险，一个月后，竟奇迹般地康复出院了。
谈起结核病特点，王仲元感叹结核病起因复杂，病情多变，治疗期至少六个月，患者又往往年轻，治疗对于他们来说是漫长难熬的。为了精益求精，王仲元大胆进行学术创新，不断探索新业务、新技术，为广大结核病患者造福。虽然平时事务性工作较多，精力有限，但王仲元尽可能挤时间，瞄准学术前沿，进行探索创新，他把重点定在缩短疗程和解决耐多药问题上。
十多年来，王仲元与同志们一道发表论文60多篇，其中，第一作者有12篇。激光治疗结核病的临床研究、耐多药肺结核药物治疗的临床和药效学研究、抗利福平结核分支杆菌的耐药性调查等8篇论文分别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和医疗成果奖。这些新技术的开展和应用，对改善患者的呼吸功能，解决结核性大咯血，减轻患者胸膜的粘连、增厚，耐药结核痰菌阴转等问题，疗效明显。相比单独服药，大大缩短了疗程，减少了手术治疗之苦，挽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
在王仲元的悉心诊疗下，很多病人的生命得以挽救，然而王仲元胸怀普救众生的壮志，在人生路上不断追求完美，使他始终斗志昂扬。他一面呼吁医护人员要规范、合理用药治疗，给病人创造良好的治疗条件；一面刻苦钻研科研课题，在对抗疾病的道路上寻找攻坚克难的杀手锏。
而今，王仲元已是结核病研究所所长，全军传染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医学会结核病分会委员，北京市职业病鉴定委员会专家，海淀区医疗事故鉴定组专家，第四军医大学和军医进修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编委，被评为全军抗击非典先进个人和总后勤部优秀共产党员，荣立三等功1次。发表统计源期刊论文100余篇，获得军队科技成果奖11项，参编出版专著8部。共开展20余项新技术、新业务。
光环与荣誉，在王仲元眼中是催促自己继续前行的号角。2013年春节，王仲元没有休息一天，除了每天查房外，一直在办公室查阅文献、整理资料，积极备战，力争拿下国家科研积金课题，或在国家重大传染病专项上有所突破。同年，王仲元通过科室竞聘脱颖而出，当选全军结核病研究所所长，成为这一重点品牌学科的带头人。
平日里，如果不出差，王仲元每周出半天门诊，安排两个上午做气管镜，两次大查房，还有大量的院内外会诊和讲课工作，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而他似乎不知疲惫，每天早上七点半多一点准时到达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忙碌，有人问他个中辛苦，他只说“路漫漫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既然投身结核病领域，我就要尽己所能为我的每一个病人服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