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译/李玉辉
文/ [美]丹纳·古德耶尔
《说谎者的扑克》和《钱币球》的作者麦克尔·刘易斯是一名记者，他首次在《诗歌》杂志发表文章是2005年夏季的一期，当时发表的是一篇讽刺文章：《如何以诗谋杀：六点攻击计划》。文章以其特有的商业风格提出了六点建议：“1）积极思考。没人喜欢牢骚满腹的人。诗人往往显得对消极事物絮絮叨叨。2）采取崭新的积极姿态，并将此态度对准掏钱的顾客。顾客是你的朋友，而你那些典型的诗作事实上并没怎么注意到活生生的买货的顾客。3） 考虑好你要传达的主要信息。你的普通读者也许会喜欢文藻华丽的作品，但一天结束时他们往往会问：‘我能买点什么带回去吃？’”所以，去年九月，《诗歌》竟发表了一个宣言——《新世纪美国诗歌》，用它来概括刘易斯讽刺文章的严肃地位，这似乎有点怪诞，而且还似乎带了点无意而为的喜剧效果。文章作者约翰·巴尔曾经是华尔街的决策经理，现在是诗歌基金会的主席。2002年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一位女继承人露丝·利里向《诗歌》捐赠了两千万美元，由此成立了诗歌基金会。基金会的存在“以发现和宣传最佳诗作，并将它们呈献给最多的读者为目的”，同时也赞助《诗歌》的出版发行。
巴尔在文中宣称：“美国诗歌已经做好准备来迎接新事物了，因为我们的诗人长久以来的创作都不能突破一种模式。如今的诗作中存在着一种疲惫感和呆滞感。”诗歌在公众的生活中很大程度上处于缺席地位，存在着“士气问题”。他说诗歌的“状态欠佳”，说诗人创作时难以摆脱前人的桎梏，因此销量也不好。（两千册已经是行业惯例。）他说，“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日益流行的‘美艺术硕士课程’使诗歌作品在数量上大幅增加，但体裁上却受到了限制。结果诗歌变得一方面死气沉沉，引不起共鸣；另一方面（这是我要强调的）不能娱乐大众。”在题为《不羁地生活，无畏地写作》这一部分，他敦促诗人向海明威那样，去学术圈外寻求经历——去游猎，去海钓马林鱼，去和公牛赛跑。“人的心智就像一个市场，尤其是在选择娱乐方式的时候，”他写道，“你看莎士比亚时期的喜剧，或是上个世纪的小说，或是当今的电影，都显示出一种艺术形式只有能对准时下的观众，并从观众中获得力量，才能发展到顶峰。”
巴尔不是在芝加哥长大的，作为一名开朗的中西部人，他说自己从哈佛“幸存”了下来。他是靠海军奖学金在哈佛读的书。巴尔今年六十四岁，个子不高，坦诚直率，温和乐天。1985他创办了一家推销能源的公司，如今这个公司名叫蒂尼基公司。他从摩根·斯坦利公司经营主管的位子上退休后，跟人合作创办了一家特色投资公司——巴尔·德福临公司。他还写过六本诗集，其中一本经由一家凸版印刷社限量精装出版。他不停往返于芝加哥和其他三个住所之间：他和妻子住在芝加哥密歇根大道的公馆里，养着一只中国狮子狗和一只小约克郡犬；康涅狄克州的格林威治市有一处二十五英亩的房产作为他们的周末度假别墅（巴尔家的三个孩子均已成年）。他喜欢猎取大猎物（因此右耳微聋），还是个水手，一年四季皮肤晒得棕黑。多年来他一直不跟生意上的同僚们谈论自己写诗的事。“我怕他们觉得诗人都是嬉皮士，怕他们对我写诗不以为然。”他这样说。巴尔的新书《优雅——一曲长长的史诗》用一种自创的加勒比口音写成，灵感源自他围绕拉美的温德华群岛及英属维京群岛的家庭航行。诗中读不到一丝羞怯。（叙事者是个园丁，他讲述自己看到宅子的女主人被丈夫当场拿住——“那绅士亮出他的家伙/像一根整个的萨拉米香肠，她也亮出了她的，/恰似一道术后的伤痕，带着一抹愈合中的愤怒的绯红。/然后他把他的工具置于那女士的内地，/然后他开始挖掘这口井”——这尴尬处境最终导致了谋杀和近一百五十页的诗歌。）
巴尔对新事物的呼吁从狭义上说与《诗歌》激进的起源相吻合。1912年在芝加哥创办《诗歌》的哈列特·莫罗在一本回忆录中写道，在世纪之交，“美国诗歌这口井似乎正日渐干涸，最糟的是好像根本没人在意。我正是要对这种冷漠宣战。我要用一眼新泉中汩汩的活水来为这呆滞的墨守陈规注入生机。”然而，尽管巴尔处心积虑地要把诗歌与当下流行的娱乐重新结合起来，莫罗自己作为一名受挫的诗人，当初的动机却是因为对主流的厌恶。她给诗人们寄去的杂志提供了“首先，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出名的机会，而且帮他们摆脱通俗杂志强加的束缚。也就是说，普通杂志必须迎合的是对诗歌不甚感兴趣的公众，而这本杂志是要吸引并培养一批从根本上对诗歌作为一种艺术，一种最高级别的、对真与美表达最完整的一种艺术形式感兴趣的公众” 。初期的《诗歌》刊登过埃兹拉·庞德（当时住在伦敦，杂志创刊时的驻海外通讯记者）、H.D.及华莱士·斯蒂文斯的诗，那时候他们都还是无名之辈。1915年，莫罗发表了才刚二十五岁上下的T.S.艾略特的一首诗，《J.阿尔弗莱德·普罗夫洛克的情诗》。她在文章中写道，“这些诗人涤除了维多利亚式的过火和孱弱——即过分注重老套的多愁善感，重复来重复去，净用些陈词滥调，措辞和手法都脱不开过时的公式。”东海岸的报纸取笑“猪肉城市的诗歌”这个想法，然而无论如何，《诗歌》成为了高度现代主义的象征，而莫罗是主要传播人。
“美国现代诗的历史与《诗歌》在美国的历史几乎可以交替，绝对是密不可分的。”诗人A.R.阿芒斯曾经说。（戈温德林·布鲁克斯，詹姆斯·梅利尔，和约翰·阿什伯里都是《诗歌》发掘的诗人。）巴尔对《诗歌》辉煌历史的津津乐道可以理解，但他也公开地对它在当今时代对诗歌的影响表示不满，“当代的诗歌尽管流派各异，并进行了各种尝试，但却仍然处于现代主义的阴影之下，”他这样写道，“它像个驱使着当代创作的引擎，还是个废引擎。”巴尔向往的诗歌比现代主义更主旨鲜明，更关注公众和热爱读者——是充满智慧的、个人的、有时还有意地带点隐晦的诗歌。“美国还没能产生诗歌界的马克·吐温，”他写道。作为鼓励，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奖励基金，款项为两万五千美元：马克·吐温幽默奖。比利·柯林斯成为第一位获此奖金的人，他是个谦恭而略微有些自我菲薄的前桂冠诗人，在与读者沟通方面表现出非凡的能力。（据其出版商说，他售出的书超过五万册。）许多方面上他体现了巴尔的理念。
我最近看到的露丝·利里的照片上是一位年迈的妇人，漂亮的蓝眼睛，眼皮重垂，头发金黄蓬松，涂着口红。她带着大颗的珍珠耳环，穿着粉红色斑马纹套装，端坐在一株一品红前面。这幅照片印在《一本小小的书：露丝·利里诗歌及选文》的扉页。这本书的硬封面上包着灰色的布，上面是浮凸的金字，由巴尔的妻子潘妮·巴尔编辑，诗歌基金会出资非公开印制，在2005年8月利里女士九十岁生日那天呈献给她。集子所选的诗歌形式完美，语调哀婉，点缀着许多感叹号。许多诗表达的是因为渴望简单的生活（一幢田园小筑，一个从前的伙伴）却不可得而痛苦。有些诗署以笔名珍·马琦；其它诗包括她三十年代晚期在《时代》周刊上发表的一首署名都是“R.利里”。
露丝的祖父埃里·利里上校曾创建了一家制药公司，她是他惟一尚在的重孙女。她父亲是J.K.利里和母亲露丝·布林克米尔·利里育有两个孩子。她出生在小城闻名的家庭中，相当娇贵。据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载，大萧条也侵袭了她们家，并使她中学时一度辍学。虽然受到庇护，她还总是被每日变更线路的荷枪实弹的平克顿卫兵四处驱赶。——自林德伯绑架案以及对她表兄的威胁后，她更加与世隔绝。露丝十七岁时举家搬到了奥德菲尔茨，这是一座有二十二间屋子的法式庄宅，不过这里的一日三餐按照一位访客的话说都是“山地爱家人”式的：法式洋葱汤，羊羔肉块，还有草莓和奶油。她的卧室俯瞰着奥姆斯蒂德兄弟公司设计的一道冲沟。露丝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奇书善本收藏家，曾经给印第安纳大学捐赠了两万卷书和一万七千册手稿，从而增加了一个图书馆。1954年他建立了利里图书馆。（他还收集玩具士兵，各种木船，邮票；他收集了六千枚金币，现在属于史密斯学会。）根据露丝和她兄弟送给印第安纳玻利斯艺术博物馆的语音总揽介绍，为了保护隐私，她家建廊中厚厚的帘子总是拉得严严实实的。
露丝二十五岁嫁给后来成为鲍伯斯·梅里尔出版社编辑的小戈恩赛·凡·莱普尔，他写过一些给儿童看的传记作品（贝比·鲁丝，努特·洛克尼），尽管这些人从来没有过传记。他们共同生活的四十年中，露丝频繁出入各家医院，接受心理治疗。她深居简出，几次露面还上了报纸。有个被疑为杜撰的故事说，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商场老板们让女模特穿着他们觉得她有可能喜欢的衣服，开着灯展示，以方便她夜晚乘坐自己司机开的车出来时购买。多年来她不敢坐飞机，八十岁之前没出过国。《星报》一篇文章说利里家的一种叫普罗扎克的药物改善了她的状况。现在她每年旅行一到两次，随行的几十人中有医生、护士、亲戚和助手，有时还带着厨师。她的住宅是她父亲名下的双像园，周围繁荣富裕，距离奥茨菲尔德数英里远，一排高耸的松树宛如屏障，与一道电篱一起保护着这座宅子。透过稀疏的树林你可以依稀看到，那是一幢漆成白色的砖房，上面有蓝色的窗户，还有一辆警车在前候命。由于没有确凿的消息说明利里为什么会给《诗歌》捐赠这样一笔巨款，有个传说应运而生。原来人们发现，利里作为小桂恩赛·凡·莱普尔的妻子在七十年代曾向《诗歌》投稿，但遭到个人口气的拒绝。这桩绘声绘色的传言似乎成了一个理由。当时报纸上纷纷出现的各种故事中，利里几乎以一个奇幻的捐助人的姿态出现——一位希腊女神，装扮成普通游客，用财富和永生来奖励善行。未被披露的是，她开始也许并没打算如此慷慨。
1981年露丝与桂恩赛离婚，她兄弟乔伊让法院来处理她的事务。法院指定国家商业银行（后为国家城市银行并购）管理她的财产。当时那些财产价值约五千万美元——几乎全部以利里名下的股票形式存在。她在遗嘱中约定，除过留给她六个侄子侄女的财产外，这笔钱将分给《诗歌》和现在得名“为艺术奋斗的美国人”的一个华盛顿艺术教育机构兼游说团，以及利里资助会，该资助会的资金基本上都投给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利里的股票盈利很好，利里女士的资产增加到了近十亿美元。九十年代晚期，她的律师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包括遗嘱、遗嘱附件及遗赠文件，将财产移交给另一个实体托管，以便她的律师连同她的侄子侄女一起以她的名义管理，来使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收益。利里女士的健康状况岌岌可危，银行方面得知财产的转移时担心，如果利里女士去世，渐渐得名的“老慈善组织”会提起诉讼。
银行经由法院同意，草拟了一个计划来维护老慈善组织的款项，只是这时候这笔钱变得更多了。2001年《诗歌》得知自己所得的股份下跌，但等了一年后才宣布接受这笔赠款。同时，《诗歌》的老董事会——芝加哥艺术资助人——他们大部分人的角色是筹措资金——开始改选更张为诗歌基金会。那一年，利里的股票由每股七十五美元跌到了四十八美元——大幅减少了诗歌基金会的资金份额。基金会与“为艺术奋斗的美国人”一起，以银行未能履行其承诺的分散持股以规避风险的义务为由起诉银行。在即决裁定时法庭驳回了起诉；今年冬天，基金会提起上诉，法庭在警告基金会“若你的马是白送的，就请闭嘴”后，维持了原判。十二月基金会再次上诉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最高法庭。
约瑟夫·帕里西在《诗歌》得到赠款时已经为《诗歌》做了二十年的编辑。他自告奋勇接管基金会，并任命克里斯汀·威曼，一位年轻的诗人兼评论家，做自己的接班人。（帕里西没干几个月就从基金会辞了职。）董事会通过猎头公司找到了约翰·巴尔。当时约翰·巴尔将约翰·戴福临公司卖给了法国兴业银行，并任该公司环球能量部主管。巴尔曾担任过美国诗歌会、伯宁顿学院以及耶都文艺营的董事，还在莎拉·劳伦斯大学教过三个学期的美艺术硕士课程。在董事与会见面时，他引用理查德·威尔伯的诗句“若你想找的是个‘良善而白发苍苍的艺术指导’，那你们找错人了。”他说，这项工作正是他多年来一直期待的令人振奋的传道事业。
十二月中旬，芝加哥的一个早晨，巴尔身着一袭风衣，脚蹬一双平底鞋，站在对面有两座不大的办公楼的一条街道人行道上，距离纽伯利图书馆仅几个街区。纽伯利图书馆在利里捐款之前就赠与《诗歌》位于其藏书大楼的八百五十平方英尺的空间作为其办公处所。（后来该杂志社就跟诗歌基金会一起共用《先驱论坛报》对面高楼中的一个大套间。）基金会正就购买那两幢办公楼所在的两块地进行谈判。地产市值七百万美元，如果交易进行顺利的话，基金会会在几年内建起一座两万五千平方英尺的大楼。楼内将有图书馆，《诗歌》基金会的办公室，还有个演讲大厅。（基金会已经有了一系列极好的打算；今年秋天就有马特·斯特兰德，罗伯特·海斯和加里·斯奈德的朗诵会，以及一次里查德·威尔伯对塔杜夫诗歌翻译的阐释表演。）巴尔说：“这幢大楼不必宏伟壮丽，但它将成为诗歌的民族家园”，它将还有地方留给基金会的新计划：诗歌研究院——一个以“山杨研究院”为范本的智囊团，来研究当代诗歌中存在的问题，并且组织研讨会来传播最新的发现。它的第一个工作是参加芝加哥大学国家意见调查中心耗资七十万美元于去年春天完成的一项调查。该调查与其他大量的数据一同显示：百分之九十的美国读者认为诗歌极具价值。
诗歌基金会是个操作执行基金会，将大部分的款项用在自身的各项活动上而不是用于发放各种奖金上。正如埃塞尔·卡普兰，一位资产管理公司律师兼董事会董事所说，“没人愿意坐在那宣读奖金提案——诗人尤其不愿意。”截至一月，基金会已经收到八千八百万美元。在所有的款子到位后，基金会明年的预算开支将是一千万美元。
在1922年的《诗歌》的一篇社论中，莫罗对报纸上刊登的诗歌的质量表示痛惜：“这些通过辛迪加在多处同时发表的诗人像电影制片人一样，正渐渐学会‘善有善报’，学会‘通过展示给人们美德、简朴和良善的感情来混下去’，只有这样才有好的票房。” 她那时就想要单独为诗歌开辟一块领地；基金会现在要大张旗鼓的对待诗歌——重新将其带入到一个世纪前非最无聊而且仅供消遣而无实际内容的诗歌不刊发的报纸和杂志中去。为了这个目标，基金会为报刊杂志担当起了编外诗歌编辑。一年后，基金会给十几个杂志编辑寄去了对那些杂志刊登过的版面上进行添油加醋改编的戏谑版。（在《善理家政》的横贯两版的相扑式俳句中介绍怎样“用鲜花来给老瓷器配对”，在健身版刊登的路西里·克里夫顿的 《向我的屁股致敬》原名叫做《爱上你的曲线》。）基金会给《细节报》推荐了吉姆·哈里森的一篇散文：“如果吉姆·哈里森，这个诗人、小说家（《秋天的传说》）以及承满睾丸素的活木桶需要每日一剂诗歌,这首诗可不能有娘娘腔……其中一首很好的诗是《无需惧怕诗歌》。更好的一首也许是《阅读诗歌，全神投入》”有些诗人为了这个目的更为殚精竭虑。“一个常识是，我们不能把诗歌拿来放到《佳房美园》这样的原型杂志中去，”巴尔说，“他们会说，‘这是什么玩意？我的读者可读不懂。’”基金会还为2004－2006年度的桂冠诗人、前尼布拉斯人寿保险公司总裁泰德·库瑟尔撰写的一个通过报业辛迪加在多家报纸上发表的专栏付费。这个专栏以抚慰人心的美国式主题（邻里、琐事、农物等）为特色，多数发表在中西部和北方的地区性报纸上。
基金会年前刚办起来的网站一年预算超过一百万美元。网站有各种新闻、博客、最畅销诗集目录,还有一个各类诗人诗歌总库,很有助益地按主题编了目录。这对诗人们大有裨益，因为基金会为出版他们诗的出版社付费，而且大部分诗人都得到了益处。网站编辑艾米丽·华恩已经通过铜谷出版社发表了两部诗集(第三部正在出版中)。她以前在微软工作时曾协助发布早期版本的网络浏览器。她说：“我们生活在我们诗歌库里的伟大诗作和这个广大的公众的交叉点上,”华恩想让网站成为诗歌世界中的《新闻提要》或是《娱乐周刊》,用鲜活而非教条的观点来反映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她不但与学术界商讨(哪些是柴斯罗·米诺兹的最佳和最具代表性的诗作),也向那些鉴赏力更为通俗人们征求意见。网站副主编艾米丽·怀特住在西雅图，她为《异乡人》做了五年编辑工作(华恩说,若非怀特的影响，自己绝对想不出《赫伯特现大眼。邓恩是男妓》这样的标题。)《细节》的非正式主编杰夫·考狄尼尔为网站写了一个题为《非利士人》的专栏，他告诉我自己曾建议多增加些幽默和非严肃主题的元素，如像“畅销书目啊,智力测验啊，大事年表啊，还有极具个人意见性的专栏啊什么的，以此来获得更多的声望。”
基金会九月份宣布了最近的一组获奖名单。巴尔说目的是 “要将一束聚光灯投到诗歌世界尚未瞩目的角落中去。”杰克·普里鲁茨基被授予 “美国第一位桂冠儿童诗人”。普里鲁茨基出版了四十多册儿童诗歌,可以说,他是心中时刻装着读者的最佳诗人典范。诗集《天上下着猪和面条》中的，《我有只宠物番茄》里有这样的句子：“我有只宠物番茄／它没枝也没叶／我朋友的宠物是芦笋／我为啥不能跟他们学？”
“我自己不是诗人，” 潘妮·巴尔告诉我说，“我不懂诗歌，但我懂带孩子。带孩子是我的专长。为成人创作的诗人都没听说过杰克·普里鲁茨基。但有个大秘密是他们赚了大钱。”普里鲁茨基给基金会捐赠了五千册儿童书籍，这些书将被收藏在基金会的大楼里。
巴尔希望基金会日益扩大的影响能引人注目。“你可能觉得我讲话不谦虚，”他说，“但是从现在起的数年后，当人们回溯历史时，我的第一个希望就是美国的诗歌长河会因诗歌基金会的存在而在某种程度上——或较大程度上改道。就算影响没那么大，也能因为人们有所察觉到而称之为‘芝加哥运动’，这样也不会让我失望。我不知道‘芝加哥运动’会是什么样，一点想法也没有。它既不是诗人也不是某种诗歌。不过它暗示了与当今情形的一种背离。如果它能对诗歌这种艺术形式有什么影响的话，我希望是能吸引更多的读者，而且能促使诗歌更多的从普通读者那里获取力量。你知道艾兹拉·庞德写的有关沃尔特·惠特曼的句子：‘让我们之间产生思想的碰撞’吗？我希望在这种意义上，在诗歌的意义上，让主流的普通读者与当今的诗人能产生思想上的碰撞。”
金钱总能在诗歌界引起轩然大波，露丝·利里的赠款就遭遇到了几分矛盾的反映。旧金山zyzzyva杂志（《象鼻虫》杂志）的主编霍华德·张克尔写信给《时代》周刊，——紧随其后的是一篇关于诗歌辉煌前程的文章——承认“露丝·利里的慷慨大方让我极为眼红” 。但他继续写道：“如此一笔巨款相对于这么一个小小的组织来说不是个好的义举……现在该组织的员工和董事会着力所做的是如何来花这笔钱，而如何继续让这本小小的杂志保持令人尊敬的地位已经成了可有可无的事。赚钱也许已经是成真的美梦，但也可能是个噩梦。”比利·科林斯则提供了一个效仿大洪水时期的方法，“我建议诗歌基金会去买条船，一条亚里士多德—奥尼西斯式的，一百九十英尺长的豪华游轮，”他跟我说，“你可以叫它‘诗之船’，开着它周游世界各海岸，然后把它停到圣特洛佩兹港，这样我就可以在船屁股上开个朗诵会。”其他各个诗歌组织都希望有机会跟《诗歌》合作并推进手头的工作；而基金会尽管已经给同领域的其他组织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例如给了美国诗歌学会五千美元以支持“国家诗歌月”，却还一直是我行我素。和我谈过话的一位诗人这样描述基金会：“南方特色，一路沿袭下来的南方特色。”一位非营利性文学组织的主席说：“他们的论调是，我们要让诗歌好好在文化场上表现。就好像他们要跳到浪潮的中间，宣布自己是能制造潮汐卷起波涛的月亮。那种用本来就进展得好好的事情给自己脸上贴金的行为着实令人厌恶。”
巴尔的文章招来了那些本身就对基金会日程持警惕态度的诗人及教师们源源不断的责难。“令人厌恶”、“反理性”、“反教育”，这些我是听到的一些反响。诗人兼南卡罗来那大学教授卡罗尔·穆斯克－杜克斯说: “这是鼓励人们消费诗歌，简直是强拉硬拽。基金会讨论的是如何尽可能地把诗歌塞给更多人，而并不是如何真正去改变这些人的意识。基金会只想让他们掏钱买诗。”诗人乔伊尔·布罗尔在的十二月份的《时代书评》上发表的对某一选集的评论中若明若暗地谈到基金会的一些活动，他写道：“当代诗歌最大的财富就是（除过某些绞着手极度苦恼又极其渴望看到诗歌能跟这片土地上每个取款机、收税站及花盆连在一起的人所宣称的相反的言论）它没有广大的市场，因此不需要皮条客。”另一些人只是认为基金会想要使诗歌深入大众是枉费心机。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诗人兼翻译家理查德·霍华德说：“他们妄图改变诗歌——而诗歌自己会变化。你不能强迫诗歌。”
《诗歌》刊登读者来信的那几页充满了责难，间或有几人表示支持。爱达荷大学指导美艺术硕士课程的诗人罗伯特·利格莱写了一封信，信中的二十个设问句（最后一个是：最后，有没搞错？）在表演了一组愤怒的后空翻后，以一个只有一个词的句子着陆:“一派胡言”。十二月份，洛杉矶大学学院英语教授、诗人斯蒂芬·延瑟尔也给《诗歌》写了一封不客气的信，在介绍一位年轻诗人于洛杉矶海莫尔博物馆一次朗诵会前时，给这次争论做下了定论。“可能你们还在一直关注着《诗歌》又一次爆发的小小骚乱，”他说，“他们不过是靠药钱起家——说白了——利里制药厂的钱起家！”观众大部分都是诗人或诗歌教授及他们的学生，他们会心地大笑起来，而他也继续下结论，“与巴尔先生所说的恰恰相反，今天的美国有许多不同种类的诗歌正在蓬勃发展。”
对于批判巴尔的人们来说，巴尔的理念显示出文化保守主义、金钱及可鄙的守财奴对通常认为神圣的、完全被遗忘了的地界的侵略。作家与写作项目协会执行总裁D.W.梵达在该协会十二月的时事通讯中这样写道：“置诗歌于经济法则和新潮市场促销活动中，就好像是对那些他们说经理们永远也不会想要去打扰的山谷的粗暴入侵。”巴尔是如今人们说的“生意人诗人”，这点上他很像通用食品公司前总裁丹纳·吉奥雅（他的团队创立了吉尔－奥吉格勒斯），他现在是国家艺术捐赠中心主席，甚至还是全国最活跃的诗歌演说家。1991年，吉奥雅发表了一篇极富争议的文章《诗歌要紧吗？》，成为后来巴尔评价诗歌艺术存在状态的预示。他也很想看到十九世纪诗人－雄辩家的再现。他说，亨利·郎费罗在世时，人们庆祝他的生日就像庆祝国家节日。吉奥雅在国家艺术捐赠中心的一些创举包括在军事基地表演莎士比亚剧目，他从波音公司筹到捐款来表演《还乡》，还为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回来的士兵们建立了作家工作室。《商业周刊》最近有篇文章说捐赠中心在吉奥雅管理下预算增加了百分之七点五，声称一个原因是“着眼于爱国主义主题”。巴尔说自己和吉奥雅有着相似的精神——敢于揭露对手所惧怕的任何东西。（巴尔和吉奥雅各自的组织已经就一个叫做“放声做诗”的项目进行合作，这是个全国性的大聚会，聚会上中学生一起记忆和背诵诗歌。）后来，芝加哥左翼杂志《阻隔者》上又发表了史蒂夫·伊文思的一篇文章，文章声称，“通过丹纳·吉奥雅、约翰·巴尔、泰德·库瑟尔等人，卡尔·洛夫的屡经斗争还不思悔改的经济优越感与反动文化民粹主义的混合物被兜售到诗歌世界的偏远地带。”在一个脚注中，伊文思将巴尔的身份定义为共和党御用文人，巴尔告诉我他不愿意讨论伊文思的这一论断，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工作跟政治毫无瓜葛。
即使是在那些经过了深思熟虑反响中，你也可以察觉到一股暗暗涌动的伤痛：巴尔宣称大众不再珍惜诗歌，单单是考虑这事的真实性就让人懊恼；思考基金会做出的一些选择，特别是在学校、独立出版商、发行量不大的杂志等许多传统的诗歌捐助者都在苦苦支撑的同时思考基金会做出的那些选择，也同样一些人气愤。“金钱不能解决问题，它只能重新组合这些问题，而且巨款可以制造出一个万花筒，它显示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耶鲁评论》主编及诗人J.D.麦克莱奇如是说：“平庸的氛围已经像雾一样笼罩了基金会的事务。比方说那些新奖项。并不是那些获奖者让我觉得不舒服，而是那些奖项的名目。儿童诗歌？趣味诗歌？如果基金会要通过那些方式来给自己挖刻一个壁龛，那在墙上也是个太浅又太低的壁龛，正好显示出它缺乏雄心和严肃感，而这最终也许是致命的。具有讽刺性的是，他们通过吸引那些认为‘草原家庭伴侣’是最高艺术的人来冒使自己边缘化的风险。这是补充报道的文化，这些诗适合印在购物袋上。基金会似乎想促销诗歌，就好像促销麦片或是情景喜剧。”
克里斯汀·威曼自2003年起开始作《诗歌》的编辑，他经常发表文章拥护形式规范的诗歌，藐视他说的“支离破碎又乏味无聊的忏悔主义”和“七八十年代流俗而沉溺于自我的自由诗。”他的判断带点阴郁的调子：他在十二月份的《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新闻特写中谈到华莱士·斯蒂文斯，说“他的作品中有座暖房，过分纯理性化，这个特点是研究院所喜欢的，而也正是当代诗人要下大功夫去净化的东西。”他这样评判希尔维亚·普拉斯，“她整个的影响糟糕透顶，宣扬的是一种自恋式的绝望，这种自恋式的绝望如今顽固地存在于许多诗歌、小说和电影中。”
四十岁的威曼在西德克萨斯长大，他蓝色的眼睛看上去很严肃，性格开朗温和。在他与妻子丹妮拉·切普曼及杂志咨询编辑一起分住的套房内，挂着一幅他祖母十几岁时在德克萨斯河中受洗的黑白照片。他告诉我说希望自己第一本书中的那些大部分压韵的格律诗能为家里人所读懂。他说：“我的审美观很特别，无疑也影响到了杂志，但我不认为我把自己的审美观强加给了杂志。”他发表了许多诗人的诗，谈起那些实验性的作品时他感到很骄傲。
威曼觉得他为之继续工作的杂志需要得到新生。“谈论此事的人太少，”他说，“往这里投稿的年轻诗人不够多，杂志打不起精神。我努力想在每篇文章中加入一些能在某方面振奋人心的东西。”在一篇诗人兼传记作家玛丽·卡尔邀他撰写的文章中，他开头就是：“要承认我在《诗歌》中不大可能存在的天主教教义，感觉上好像比那些手里挥着HBO“特优性用品”震动棒的女人还要变态——这杂志部分上是建立于无神论者和二十世纪的J.阿尔弗莱德·普鲁夫洛克及其同伴们的幻想破灭基础上并且致力于此的。”他说，想要引起轰动的冲动让他问巴尔自己可不可以发表一年前在芝加哥大学听到的巴尔所做演讲的演讲稿。
威曼对巴尔就当今诗歌及其在文化中地位问题所做讲话的大部分内容表示同意。但是，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该杂志。他任用了一些敢于直言不讳的年轻批评家，给他们言论的自由。在2005年一篇社论中他解释道：“普遍存在的不仅仅是明显的相互吹捧（朋友互相奉承，老师抬举学生，晚辈诗人撰文推崇当权老诗人），还有写的文章都那么客气有礼、循规蹈矩、平淡无奇……我们想要的作家应该写作时心存对当代诗歌感兴趣的普通读者。就是说我们要刊登那些眼光独到、意见尖锐、广泛涉猎诗歌之外其它领域知识的评论家写的文章。”咄咄逼人的新文章并不总能被人赏识。一封写给主编的信中这样评价那些评论：“就其实质，我得说，这些文章的作者似乎都年轻莽撞又自我陶醉，他们抛开明理的分析，消极地否定一切，以浅薄取代深刻，用片面的态度代替全面的理解。”在威曼管理下，杂志的发行量一万一千册增加到近三十万册（这得部分感谢信件问答运动direct-mail campaign）。两年后，杂志又重新策划，尽管这时它还是一本长九英寸宽五英寸的小薄书，封底还是与诗歌相关的格调高雅的广告和获奖公告，封皮却已经变成了各种色彩鲜艳的图案。诗人的稿酬也由每行两美元涨到了每行十美元。
最后一点，每年刊登近三百首诗的《诗歌》几年前起不得不从九万首诗中选稿。（1998年我也投过稿，那时我快要从大学毕业，当时的编辑帕里西鉴赏力不错，没发表我那些诗。）现在每个周三，全体编辑人员：威曼、切普曼、一名助理编辑、和一位见习生都要碰面讨论稿件。数周前，他们聚在一间能观赏湖景的办公室里，围绕着一张大大的椭圆形办公桌，轮流推荐自己从如山的稿件中选出的佳作。持续两三个小时的谈话庄重、恭敬，容忍矛盾，也考虑一些文学之外的因素。在讨论了几个知名作家的作品后，威曼推出了一名新诗人。“她的诗与众不同，”威曼说，“我喜欢她不同凡响的耳朵。我发现这些诗还带着些许挑衅。这缺陷显示她的自满情绪。有些诗行很美，你们听听：这是否太难琢磨？你对它们反应如何？这些话能行么，是不是净是些现今流行的话？”
“她还没怎么发表过东西，这很好。”他说。他还说打算接受这些诗，他们信服他的话，就都同意了。
编辑们对一位美艺术硕士班学生由其教授匿名推荐的几首诗及另一位自称是中学生的作者投的稿子讨论了很久。“如果是真的，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给他发表，”切普曼说，“这是《诗歌》的传统，而我们还从未这样做过。”会议最后几分钟时，编辑们确定了两位长期投稿人的几首诗——这些诗非常适合夏季的刊物，很切合切普曼所说的“给认真的读者的海滨读物”这一主题。
约翰·巴尔搬到芝加哥时加入了“旅行者俱乐部”。俱乐部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与艺术研究院的一次隆重会面在一座蔚为壮观的石头建筑中举行。俱乐部成员很有代表性地包括了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的校长，艺术研究院主席和一些商界领袖。而且据大卫·西里尔德说，过去俱乐部的书记员和财会都是“真正的大人物”。建筑的大厅里缭绕着雪茄的烟雾。去年一个大雾迷茫、寒气刺骨的夜晚，巴尔计划就基金会和利里赠款一事来做个二十分钟的幻灯片展示。西里尔德的妻子塞丽亚是芝加哥一名历史学家，她做《诗歌》董事会董事已经有三十年，也是为新建筑选取设计式样的委员会的一员。“《诗歌》在芝加哥一直是诗人一座重要的港湾——有着卡尔·桑伯格和宰猪的屠夫及所有那些人，还有格温多林·布鲁克斯和布龙奇维尔，”她说,“《诗歌》是诗人的总司令部，即使这些诗人不是芝加哥人。密歇根大道曾经有个叫‘小小美食家’的小饭店，哈列特·莫罗可能曾伴着桑伯格的吉它乐声进行自己的诗歌朗诵会。”
有侍者敲响了钟琴，示意晚餐已经准备就绪。俱乐部成员及客人转而来到餐厅，餐厅墙上饰有墙板，玻璃格窗，地上铺着密实的地毯，窗子上挂着厚厚的帷幔。巴尔身着挺括的白衬衫，海军上装，打着条纹领带，与妻子潘妮并肩坐在餐桌旁——潘妮娇小玲珑，金发碧眼，涂着鲜艳的口红，手腕还戴着一只金表。同座的还有西里尔德夫妇，董事会另一对夫妻，以及基金会员工。谈话后来转到了对巴尔文章的争论。西丽亚谦虚地说自己尚不能读懂最近读者写给主编的信，巴尔答道，“你得确定自己坐下来耐心地阅读，现在读者来信太多了，这个邮箱现在的地位还很重要。”
董事会主席埃塞尔·卡普兰说：“读者的强烈反映让我振奋，无论他们是支持还是反对我们。他们对此充满激情，谈论时激情高涨。我做董事已经三十年了，《诗歌》一直都是个奇特的小怪物。如果我们是引起这场辩论并开始这次谈话的一员，那就太棒了。”
上菜的时候，大卫·西里尔德走上讲台发言。他开玩笑说，基金会既然这么兴旺，可以考虑颁发一个新奖项：“纯粹诗人奖”——给那些思维像诗歌一样但不写诗的人。“奖金不用太多，‘年度纯粹诗人奖’奖励个五万美元就行了。”然后他要求就自己的投资建议给点小费，比方说给点天然气什么的。巴尔起身来到讲台前说：“感谢你与众不同的开场白，不过过去我已经被称为是‘给全世界提供天然气’最多的人了。”说完呵呵笑起来。
巴尔展示了一系列幻灯片，有哈列特·莫罗，T.S.艾略特，玛丽安妮·摩尔（“她写过首精彩的小诗《诗》:我也不怎么喜欢诗/还有很多事/比这无聊的闲话更重要”），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罗伯特·弗罗斯特，还有艾兹拉·庞德（“跟那张面孔吃饭，你意下如何？”）。然后，巴尔没有再追述杂志光辉的历史，而是开始谈论杂志的“第二春”。一张幻灯片上显示的是一副年轻女子的老式写真照片，目光低垂，披散着波浪般的金色卷发。“现在登场的是露丝·利里，中西部另一位衷情于诗歌的人。”他说利里并没有对如何使用捐款规定任何限制。“她的赠款，无论从款额还是它赋予的自由度，我觉得都表示出她对诗歌纯粹的热爱。”他列举了自己看到的当今诗歌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只有当读者们不分伯仲的时候，艺术家们才开始谈论‘为艺术而艺术’；只有在没有什么可以为之写作的时候，艺术家才为时代而写作。对这一点的认识指引我们董事会在任务声明中将基金会致力于追求‘让诗歌在我们的文化中具有强劲旺盛的表现力’。”他的下一张幻灯片是圆球列表，列举了基金会的倡议。他正好讲了二十分钟，讲话令所有的人满意。
后来，我读到巴尔写的一首诗，诗名《修复》。这首诗让我想到他连同他的华尔街背景能为这项工作带来的前景。诗的开头是：我喜欢去恢复那些/衰败中的事物的品质”，诗歌讲述了一个人，他有条不紊地清理自己领地中所有的东西，用钢刷清除污垢，还给它们打磨抛光。但他还梦想着更伟大的事。这个梦想，即这首诗，这样结尾：
一个谦逊的民族选我做首领。
（他们也分享着那
已竞工作的朦胧光辉，在最后一缕微光里）
风暴的冲沟已被清理，甬道也已重砌，
遗留的尘土与包装
也被丢弃。方的方，正的正，
一切都打理的整整齐齐。小城这才
符合艺术家的心意。
文/ [美]丹纳·古德耶尔
《说谎者的扑克》和《钱币球》的作者麦克尔·刘易斯是一名记者，他首次在《诗歌》杂志发表文章是2005年夏季的一期，当时发表的是一篇讽刺文章：《如何以诗谋杀：六点攻击计划》。文章以其特有的商业风格提出了六点建议：“1）积极思考。没人喜欢牢骚满腹的人。诗人往往显得对消极事物絮絮叨叨。2）采取崭新的积极姿态，并将此态度对准掏钱的顾客。顾客是你的朋友，而你那些典型的诗作事实上并没怎么注意到活生生的买货的顾客。3） 考虑好你要传达的主要信息。你的普通读者也许会喜欢文藻华丽的作品，但一天结束时他们往往会问：‘我能买点什么带回去吃？’”所以，去年九月，《诗歌》竟发表了一个宣言——《新世纪美国诗歌》，用它来概括刘易斯讽刺文章的严肃地位，这似乎有点怪诞，而且还似乎带了点无意而为的喜剧效果。文章作者约翰·巴尔曾经是华尔街的决策经理，现在是诗歌基金会的主席。2002年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一位女继承人露丝·利里向《诗歌》捐赠了两千万美元，由此成立了诗歌基金会。基金会的存在“以发现和宣传最佳诗作，并将它们呈献给最多的读者为目的”，同时也赞助《诗歌》的出版发行。
巴尔在文中宣称：“美国诗歌已经做好准备来迎接新事物了，因为我们的诗人长久以来的创作都不能突破一种模式。如今的诗作中存在着一种疲惫感和呆滞感。”诗歌在公众的生活中很大程度上处于缺席地位，存在着“士气问题”。他说诗歌的“状态欠佳”，说诗人创作时难以摆脱前人的桎梏，因此销量也不好。（两千册已经是行业惯例。）他说，“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日益流行的‘美艺术硕士课程’使诗歌作品在数量上大幅增加，但体裁上却受到了限制。结果诗歌变得一方面死气沉沉，引不起共鸣；另一方面（这是我要强调的）不能娱乐大众。”在题为《不羁地生活，无畏地写作》这一部分，他敦促诗人向海明威那样，去学术圈外寻求经历——去游猎，去海钓马林鱼，去和公牛赛跑。“人的心智就像一个市场，尤其是在选择娱乐方式的时候，”他写道，“你看莎士比亚时期的喜剧，或是上个世纪的小说，或是当今的电影，都显示出一种艺术形式只有能对准时下的观众，并从观众中获得力量，才能发展到顶峰。”
巴尔不是在芝加哥长大的，作为一名开朗的中西部人，他说自己从哈佛“幸存”了下来。他是靠海军奖学金在哈佛读的书。巴尔今年六十四岁，个子不高，坦诚直率，温和乐天。1985他创办了一家推销能源的公司，如今这个公司名叫蒂尼基公司。他从摩根·斯坦利公司经营主管的位子上退休后，跟人合作创办了一家特色投资公司——巴尔·德福临公司。他还写过六本诗集，其中一本经由一家凸版印刷社限量精装出版。他不停往返于芝加哥和其他三个住所之间：他和妻子住在芝加哥密歇根大道的公馆里，养着一只中国狮子狗和一只小约克郡犬；康涅狄克州的格林威治市有一处二十五英亩的房产作为他们的周末度假别墅（巴尔家的三个孩子均已成年）。他喜欢猎取大猎物（因此右耳微聋），还是个水手，一年四季皮肤晒得棕黑。多年来他一直不跟生意上的同僚们谈论自己写诗的事。“我怕他们觉得诗人都是嬉皮士，怕他们对我写诗不以为然。”他这样说。巴尔的新书《优雅——一曲长长的史诗》用一种自创的加勒比口音写成，灵感源自他围绕拉美的温德华群岛及英属维京群岛的家庭航行。诗中读不到一丝羞怯。（叙事者是个园丁，他讲述自己看到宅子的女主人被丈夫当场拿住——“那绅士亮出他的家伙/像一根整个的萨拉米香肠，她也亮出了她的，/恰似一道术后的伤痕，带着一抹愈合中的愤怒的绯红。/然后他把他的工具置于那女士的内地，/然后他开始挖掘这口井”——这尴尬处境最终导致了谋杀和近一百五十页的诗歌。）
巴尔对新事物的呼吁从狭义上说与《诗歌》激进的起源相吻合。1912年在芝加哥创办《诗歌》的哈列特·莫罗在一本回忆录中写道，在世纪之交，“美国诗歌这口井似乎正日渐干涸，最糟的是好像根本没人在意。我正是要对这种冷漠宣战。我要用一眼新泉中汩汩的活水来为这呆滞的墨守陈规注入生机。”然而，尽管巴尔处心积虑地要把诗歌与当下流行的娱乐重新结合起来，莫罗自己作为一名受挫的诗人，当初的动机却是因为对主流的厌恶。她给诗人们寄去的杂志提供了“首先，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出名的机会，而且帮他们摆脱通俗杂志强加的束缚。也就是说，普通杂志必须迎合的是对诗歌不甚感兴趣的公众，而这本杂志是要吸引并培养一批从根本上对诗歌作为一种艺术，一种最高级别的、对真与美表达最完整的一种艺术形式感兴趣的公众” 。初期的《诗歌》刊登过埃兹拉·庞德（当时住在伦敦，杂志创刊时的驻海外通讯记者）、H.D.及华莱士·斯蒂文斯的诗，那时候他们都还是无名之辈。1915年，莫罗发表了才刚二十五岁上下的T.S.艾略特的一首诗，《J.阿尔弗莱德·普罗夫洛克的情诗》。她在文章中写道，“这些诗人涤除了维多利亚式的过火和孱弱——即过分注重老套的多愁善感，重复来重复去，净用些陈词滥调，措辞和手法都脱不开过时的公式。”东海岸的报纸取笑“猪肉城市的诗歌”这个想法，然而无论如何，《诗歌》成为了高度现代主义的象征，而莫罗是主要传播人。
“美国现代诗的历史与《诗歌》在美国的历史几乎可以交替，绝对是密不可分的。”诗人A.R.阿芒斯曾经说。（戈温德林·布鲁克斯，詹姆斯·梅利尔，和约翰·阿什伯里都是《诗歌》发掘的诗人。）巴尔对《诗歌》辉煌历史的津津乐道可以理解，但他也公开地对它在当今时代对诗歌的影响表示不满，“当代的诗歌尽管流派各异，并进行了各种尝试，但却仍然处于现代主义的阴影之下，”他这样写道，“它像个驱使着当代创作的引擎，还是个废引擎。”巴尔向往的诗歌比现代主义更主旨鲜明，更关注公众和热爱读者——是充满智慧的、个人的、有时还有意地带点隐晦的诗歌。“美国还没能产生诗歌界的马克·吐温，”他写道。作为鼓励，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奖励基金，款项为两万五千美元：马克·吐温幽默奖。比利·柯林斯成为第一位获此奖金的人，他是个谦恭而略微有些自我菲薄的前桂冠诗人，在与读者沟通方面表现出非凡的能力。（据其出版商说，他售出的书超过五万册。）许多方面上他体现了巴尔的理念。
我最近看到的露丝·利里的照片上是一位年迈的妇人，漂亮的蓝眼睛，眼皮重垂，头发金黄蓬松，涂着口红。她带着大颗的珍珠耳环，穿着粉红色斑马纹套装，端坐在一株一品红前面。这幅照片印在《一本小小的书：露丝·利里诗歌及选文》的扉页。这本书的硬封面上包着灰色的布，上面是浮凸的金字，由巴尔的妻子潘妮·巴尔编辑，诗歌基金会出资非公开印制，在2005年8月利里女士九十岁生日那天呈献给她。集子所选的诗歌形式完美，语调哀婉，点缀着许多感叹号。许多诗表达的是因为渴望简单的生活（一幢田园小筑，一个从前的伙伴）却不可得而痛苦。有些诗署以笔名珍·马琦；其它诗包括她三十年代晚期在《时代》周刊上发表的一首署名都是“R.利里”。
露丝的祖父埃里·利里上校曾创建了一家制药公司，她是他惟一尚在的重孙女。她父亲是J.K.利里和母亲露丝·布林克米尔·利里育有两个孩子。她出生在小城闻名的家庭中，相当娇贵。据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载，大萧条也侵袭了她们家，并使她中学时一度辍学。虽然受到庇护，她还总是被每日变更线路的荷枪实弹的平克顿卫兵四处驱赶。——自林德伯绑架案以及对她表兄的威胁后，她更加与世隔绝。露丝十七岁时举家搬到了奥德菲尔茨，这是一座有二十二间屋子的法式庄宅，不过这里的一日三餐按照一位访客的话说都是“山地爱家人”式的：法式洋葱汤，羊羔肉块，还有草莓和奶油。她的卧室俯瞰着奥姆斯蒂德兄弟公司设计的一道冲沟。露丝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奇书善本收藏家，曾经给印第安纳大学捐赠了两万卷书和一万七千册手稿，从而增加了一个图书馆。1954年他建立了利里图书馆。（他还收集玩具士兵，各种木船，邮票；他收集了六千枚金币，现在属于史密斯学会。）根据露丝和她兄弟送给印第安纳玻利斯艺术博物馆的语音总揽介绍，为了保护隐私，她家建廊中厚厚的帘子总是拉得严严实实的。
露丝二十五岁嫁给后来成为鲍伯斯·梅里尔出版社编辑的小戈恩赛·凡·莱普尔，他写过一些给儿童看的传记作品（贝比·鲁丝，努特·洛克尼），尽管这些人从来没有过传记。他们共同生活的四十年中，露丝频繁出入各家医院，接受心理治疗。她深居简出，几次露面还上了报纸。有个被疑为杜撰的故事说，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商场老板们让女模特穿着他们觉得她有可能喜欢的衣服，开着灯展示，以方便她夜晚乘坐自己司机开的车出来时购买。多年来她不敢坐飞机，八十岁之前没出过国。《星报》一篇文章说利里家的一种叫普罗扎克的药物改善了她的状况。现在她每年旅行一到两次，随行的几十人中有医生、护士、亲戚和助手，有时还带着厨师。她的住宅是她父亲名下的双像园，周围繁荣富裕，距离奥茨菲尔德数英里远，一排高耸的松树宛如屏障，与一道电篱一起保护着这座宅子。透过稀疏的树林你可以依稀看到，那是一幢漆成白色的砖房，上面有蓝色的窗户，还有一辆警车在前候命。由于没有确凿的消息说明利里为什么会给《诗歌》捐赠这样一笔巨款，有个传说应运而生。原来人们发现，利里作为小桂恩赛·凡·莱普尔的妻子在七十年代曾向《诗歌》投稿，但遭到个人口气的拒绝。这桩绘声绘色的传言似乎成了一个理由。当时报纸上纷纷出现的各种故事中，利里几乎以一个奇幻的捐助人的姿态出现——一位希腊女神，装扮成普通游客，用财富和永生来奖励善行。未被披露的是，她开始也许并没打算如此慷慨。
1981年露丝与桂恩赛离婚，她兄弟乔伊让法院来处理她的事务。法院指定国家商业银行（后为国家城市银行并购）管理她的财产。当时那些财产价值约五千万美元——几乎全部以利里名下的股票形式存在。她在遗嘱中约定，除过留给她六个侄子侄女的财产外，这笔钱将分给《诗歌》和现在得名“为艺术奋斗的美国人”的一个华盛顿艺术教育机构兼游说团，以及利里资助会，该资助会的资金基本上都投给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利里的股票盈利很好，利里女士的资产增加到了近十亿美元。九十年代晚期，她的律师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包括遗嘱、遗嘱附件及遗赠文件，将财产移交给另一个实体托管，以便她的律师连同她的侄子侄女一起以她的名义管理，来使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收益。利里女士的健康状况岌岌可危，银行方面得知财产的转移时担心，如果利里女士去世，渐渐得名的“老慈善组织”会提起诉讼。
银行经由法院同意，草拟了一个计划来维护老慈善组织的款项，只是这时候这笔钱变得更多了。2001年《诗歌》得知自己所得的股份下跌，但等了一年后才宣布接受这笔赠款。同时，《诗歌》的老董事会——芝加哥艺术资助人——他们大部分人的角色是筹措资金——开始改选更张为诗歌基金会。那一年，利里的股票由每股七十五美元跌到了四十八美元——大幅减少了诗歌基金会的资金份额。基金会与“为艺术奋斗的美国人”一起，以银行未能履行其承诺的分散持股以规避风险的义务为由起诉银行。在即决裁定时法庭驳回了起诉；今年冬天，基金会提起上诉，法庭在警告基金会“若你的马是白送的，就请闭嘴”后，维持了原判。十二月基金会再次上诉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最高法庭。
约瑟夫·帕里西在《诗歌》得到赠款时已经为《诗歌》做了二十年的编辑。他自告奋勇接管基金会，并任命克里斯汀·威曼，一位年轻的诗人兼评论家，做自己的接班人。（帕里西没干几个月就从基金会辞了职。）董事会通过猎头公司找到了约翰·巴尔。当时约翰·巴尔将约翰·戴福临公司卖给了法国兴业银行，并任该公司环球能量部主管。巴尔曾担任过美国诗歌会、伯宁顿学院以及耶都文艺营的董事，还在莎拉·劳伦斯大学教过三个学期的美艺术硕士课程。在董事与会见面时，他引用理查德·威尔伯的诗句“若你想找的是个‘良善而白发苍苍的艺术指导’，那你们找错人了。”他说，这项工作正是他多年来一直期待的令人振奋的传道事业。
十二月中旬，芝加哥的一个早晨，巴尔身着一袭风衣，脚蹬一双平底鞋，站在对面有两座不大的办公楼的一条街道人行道上，距离纽伯利图书馆仅几个街区。纽伯利图书馆在利里捐款之前就赠与《诗歌》位于其藏书大楼的八百五十平方英尺的空间作为其办公处所。（后来该杂志社就跟诗歌基金会一起共用《先驱论坛报》对面高楼中的一个大套间。）基金会正就购买那两幢办公楼所在的两块地进行谈判。地产市值七百万美元，如果交易进行顺利的话，基金会会在几年内建起一座两万五千平方英尺的大楼。楼内将有图书馆，《诗歌》基金会的办公室，还有个演讲大厅。（基金会已经有了一系列极好的打算；今年秋天就有马特·斯特兰德，罗伯特·海斯和加里·斯奈德的朗诵会，以及一次里查德·威尔伯对塔杜夫诗歌翻译的阐释表演。）巴尔说：“这幢大楼不必宏伟壮丽，但它将成为诗歌的民族家园”，它将还有地方留给基金会的新计划：诗歌研究院——一个以“山杨研究院”为范本的智囊团，来研究当代诗歌中存在的问题，并且组织研讨会来传播最新的发现。它的第一个工作是参加芝加哥大学国家意见调查中心耗资七十万美元于去年春天完成的一项调查。该调查与其他大量的数据一同显示：百分之九十的美国读者认为诗歌极具价值。
诗歌基金会是个操作执行基金会，将大部分的款项用在自身的各项活动上而不是用于发放各种奖金上。正如埃塞尔·卡普兰，一位资产管理公司律师兼董事会董事所说，“没人愿意坐在那宣读奖金提案——诗人尤其不愿意。”截至一月，基金会已经收到八千八百万美元。在所有的款子到位后，基金会明年的预算开支将是一千万美元。
在1922年的《诗歌》的一篇社论中，莫罗对报纸上刊登的诗歌的质量表示痛惜：“这些通过辛迪加在多处同时发表的诗人像电影制片人一样，正渐渐学会‘善有善报’，学会‘通过展示给人们美德、简朴和良善的感情来混下去’，只有这样才有好的票房。” 她那时就想要单独为诗歌开辟一块领地；基金会现在要大张旗鼓的对待诗歌——重新将其带入到一个世纪前非最无聊而且仅供消遣而无实际内容的诗歌不刊发的报纸和杂志中去。为了这个目标，基金会为报刊杂志担当起了编外诗歌编辑。一年后，基金会给十几个杂志编辑寄去了对那些杂志刊登过的版面上进行添油加醋改编的戏谑版。（在《善理家政》的横贯两版的相扑式俳句中介绍怎样“用鲜花来给老瓷器配对”，在健身版刊登的路西里·克里夫顿的 《向我的屁股致敬》原名叫做《爱上你的曲线》。）基金会给《细节报》推荐了吉姆·哈里森的一篇散文：“如果吉姆·哈里森，这个诗人、小说家（《秋天的传说》）以及承满睾丸素的活木桶需要每日一剂诗歌,这首诗可不能有娘娘腔……其中一首很好的诗是《无需惧怕诗歌》。更好的一首也许是《阅读诗歌，全神投入》”有些诗人为了这个目的更为殚精竭虑。“一个常识是，我们不能把诗歌拿来放到《佳房美园》这样的原型杂志中去，”巴尔说，“他们会说，‘这是什么玩意？我的读者可读不懂。’”基金会还为2004－2006年度的桂冠诗人、前尼布拉斯人寿保险公司总裁泰德·库瑟尔撰写的一个通过报业辛迪加在多家报纸上发表的专栏付费。这个专栏以抚慰人心的美国式主题（邻里、琐事、农物等）为特色，多数发表在中西部和北方的地区性报纸上。
基金会年前刚办起来的网站一年预算超过一百万美元。网站有各种新闻、博客、最畅销诗集目录,还有一个各类诗人诗歌总库,很有助益地按主题编了目录。这对诗人们大有裨益，因为基金会为出版他们诗的出版社付费，而且大部分诗人都得到了益处。网站编辑艾米丽·华恩已经通过铜谷出版社发表了两部诗集(第三部正在出版中)。她以前在微软工作时曾协助发布早期版本的网络浏览器。她说：“我们生活在我们诗歌库里的伟大诗作和这个广大的公众的交叉点上,”华恩想让网站成为诗歌世界中的《新闻提要》或是《娱乐周刊》,用鲜活而非教条的观点来反映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她不但与学术界商讨(哪些是柴斯罗·米诺兹的最佳和最具代表性的诗作),也向那些鉴赏力更为通俗人们征求意见。网站副主编艾米丽·怀特住在西雅图，她为《异乡人》做了五年编辑工作(华恩说,若非怀特的影响，自己绝对想不出《赫伯特现大眼。邓恩是男妓》这样的标题。)《细节》的非正式主编杰夫·考狄尼尔为网站写了一个题为《非利士人》的专栏，他告诉我自己曾建议多增加些幽默和非严肃主题的元素，如像“畅销书目啊,智力测验啊，大事年表啊，还有极具个人意见性的专栏啊什么的，以此来获得更多的声望。”
基金会九月份宣布了最近的一组获奖名单。巴尔说目的是 “要将一束聚光灯投到诗歌世界尚未瞩目的角落中去。”杰克·普里鲁茨基被授予 “美国第一位桂冠儿童诗人”。普里鲁茨基出版了四十多册儿童诗歌,可以说,他是心中时刻装着读者的最佳诗人典范。诗集《天上下着猪和面条》中的，《我有只宠物番茄》里有这样的句子：“我有只宠物番茄／它没枝也没叶／我朋友的宠物是芦笋／我为啥不能跟他们学？”
“我自己不是诗人，” 潘妮·巴尔告诉我说，“我不懂诗歌，但我懂带孩子。带孩子是我的专长。为成人创作的诗人都没听说过杰克·普里鲁茨基。但有个大秘密是他们赚了大钱。”普里鲁茨基给基金会捐赠了五千册儿童书籍，这些书将被收藏在基金会的大楼里。
巴尔希望基金会日益扩大的影响能引人注目。“你可能觉得我讲话不谦虚，”他说，“但是从现在起的数年后，当人们回溯历史时，我的第一个希望就是美国的诗歌长河会因诗歌基金会的存在而在某种程度上——或较大程度上改道。就算影响没那么大，也能因为人们有所察觉到而称之为‘芝加哥运动’，这样也不会让我失望。我不知道‘芝加哥运动’会是什么样，一点想法也没有。它既不是诗人也不是某种诗歌。不过它暗示了与当今情形的一种背离。如果它能对诗歌这种艺术形式有什么影响的话，我希望是能吸引更多的读者，而且能促使诗歌更多的从普通读者那里获取力量。你知道艾兹拉·庞德写的有关沃尔特·惠特曼的句子：‘让我们之间产生思想的碰撞’吗？我希望在这种意义上，在诗歌的意义上，让主流的普通读者与当今的诗人能产生思想上的碰撞。”
金钱总能在诗歌界引起轩然大波，露丝·利里的赠款就遭遇到了几分矛盾的反映。旧金山zyzzyva杂志（《象鼻虫》杂志）的主编霍华德·张克尔写信给《时代》周刊，——紧随其后的是一篇关于诗歌辉煌前程的文章——承认“露丝·利里的慷慨大方让我极为眼红” 。但他继续写道：“如此一笔巨款相对于这么一个小小的组织来说不是个好的义举……现在该组织的员工和董事会着力所做的是如何来花这笔钱，而如何继续让这本小小的杂志保持令人尊敬的地位已经成了可有可无的事。赚钱也许已经是成真的美梦，但也可能是个噩梦。”比利·科林斯则提供了一个效仿大洪水时期的方法，“我建议诗歌基金会去买条船，一条亚里士多德—奥尼西斯式的，一百九十英尺长的豪华游轮，”他跟我说，“你可以叫它‘诗之船’，开着它周游世界各海岸，然后把它停到圣特洛佩兹港，这样我就可以在船屁股上开个朗诵会。”其他各个诗歌组织都希望有机会跟《诗歌》合作并推进手头的工作；而基金会尽管已经给同领域的其他组织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例如给了美国诗歌学会五千美元以支持“国家诗歌月”，却还一直是我行我素。和我谈过话的一位诗人这样描述基金会：“南方特色，一路沿袭下来的南方特色。”一位非营利性文学组织的主席说：“他们的论调是，我们要让诗歌好好在文化场上表现。就好像他们要跳到浪潮的中间，宣布自己是能制造潮汐卷起波涛的月亮。那种用本来就进展得好好的事情给自己脸上贴金的行为着实令人厌恶。”
巴尔的文章招来了那些本身就对基金会日程持警惕态度的诗人及教师们源源不断的责难。“令人厌恶”、“反理性”、“反教育”，这些我是听到的一些反响。诗人兼南卡罗来那大学教授卡罗尔·穆斯克－杜克斯说: “这是鼓励人们消费诗歌，简直是强拉硬拽。基金会讨论的是如何尽可能地把诗歌塞给更多人，而并不是如何真正去改变这些人的意识。基金会只想让他们掏钱买诗。”诗人乔伊尔·布罗尔在的十二月份的《时代书评》上发表的对某一选集的评论中若明若暗地谈到基金会的一些活动，他写道：“当代诗歌最大的财富就是（除过某些绞着手极度苦恼又极其渴望看到诗歌能跟这片土地上每个取款机、收税站及花盆连在一起的人所宣称的相反的言论）它没有广大的市场，因此不需要皮条客。”另一些人只是认为基金会想要使诗歌深入大众是枉费心机。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诗人兼翻译家理查德·霍华德说：“他们妄图改变诗歌——而诗歌自己会变化。你不能强迫诗歌。”
《诗歌》刊登读者来信的那几页充满了责难，间或有几人表示支持。爱达荷大学指导美艺术硕士课程的诗人罗伯特·利格莱写了一封信，信中的二十个设问句（最后一个是：最后，有没搞错？）在表演了一组愤怒的后空翻后，以一个只有一个词的句子着陆:“一派胡言”。十二月份，洛杉矶大学学院英语教授、诗人斯蒂芬·延瑟尔也给《诗歌》写了一封不客气的信，在介绍一位年轻诗人于洛杉矶海莫尔博物馆一次朗诵会前时，给这次争论做下了定论。“可能你们还在一直关注着《诗歌》又一次爆发的小小骚乱，”他说，“他们不过是靠药钱起家——说白了——利里制药厂的钱起家！”观众大部分都是诗人或诗歌教授及他们的学生，他们会心地大笑起来，而他也继续下结论，“与巴尔先生所说的恰恰相反，今天的美国有许多不同种类的诗歌正在蓬勃发展。”
对于批判巴尔的人们来说，巴尔的理念显示出文化保守主义、金钱及可鄙的守财奴对通常认为神圣的、完全被遗忘了的地界的侵略。作家与写作项目协会执行总裁D.W.梵达在该协会十二月的时事通讯中这样写道：“置诗歌于经济法则和新潮市场促销活动中，就好像是对那些他们说经理们永远也不会想要去打扰的山谷的粗暴入侵。”巴尔是如今人们说的“生意人诗人”，这点上他很像通用食品公司前总裁丹纳·吉奥雅（他的团队创立了吉尔－奥吉格勒斯），他现在是国家艺术捐赠中心主席，甚至还是全国最活跃的诗歌演说家。1991年，吉奥雅发表了一篇极富争议的文章《诗歌要紧吗？》，成为后来巴尔评价诗歌艺术存在状态的预示。他也很想看到十九世纪诗人－雄辩家的再现。他说，亨利·郎费罗在世时，人们庆祝他的生日就像庆祝国家节日。吉奥雅在国家艺术捐赠中心的一些创举包括在军事基地表演莎士比亚剧目，他从波音公司筹到捐款来表演《还乡》，还为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回来的士兵们建立了作家工作室。《商业周刊》最近有篇文章说捐赠中心在吉奥雅管理下预算增加了百分之七点五，声称一个原因是“着眼于爱国主义主题”。巴尔说自己和吉奥雅有着相似的精神——敢于揭露对手所惧怕的任何东西。（巴尔和吉奥雅各自的组织已经就一个叫做“放声做诗”的项目进行合作，这是个全国性的大聚会，聚会上中学生一起记忆和背诵诗歌。）后来，芝加哥左翼杂志《阻隔者》上又发表了史蒂夫·伊文思的一篇文章，文章声称，“通过丹纳·吉奥雅、约翰·巴尔、泰德·库瑟尔等人，卡尔·洛夫的屡经斗争还不思悔改的经济优越感与反动文化民粹主义的混合物被兜售到诗歌世界的偏远地带。”在一个脚注中，伊文思将巴尔的身份定义为共和党御用文人，巴尔告诉我他不愿意讨论伊文思的这一论断，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工作跟政治毫无瓜葛。
即使是在那些经过了深思熟虑反响中，你也可以察觉到一股暗暗涌动的伤痛：巴尔宣称大众不再珍惜诗歌，单单是考虑这事的真实性就让人懊恼；思考基金会做出的一些选择，特别是在学校、独立出版商、发行量不大的杂志等许多传统的诗歌捐助者都在苦苦支撑的同时思考基金会做出的那些选择，也同样一些人气愤。“金钱不能解决问题，它只能重新组合这些问题，而且巨款可以制造出一个万花筒，它显示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耶鲁评论》主编及诗人J.D.麦克莱奇如是说：“平庸的氛围已经像雾一样笼罩了基金会的事务。比方说那些新奖项。并不是那些获奖者让我觉得不舒服，而是那些奖项的名目。儿童诗歌？趣味诗歌？如果基金会要通过那些方式来给自己挖刻一个壁龛，那在墙上也是个太浅又太低的壁龛，正好显示出它缺乏雄心和严肃感，而这最终也许是致命的。具有讽刺性的是，他们通过吸引那些认为‘草原家庭伴侣’是最高艺术的人来冒使自己边缘化的风险。这是补充报道的文化，这些诗适合印在购物袋上。基金会似乎想促销诗歌，就好像促销麦片或是情景喜剧。”
克里斯汀·威曼自2003年起开始作《诗歌》的编辑，他经常发表文章拥护形式规范的诗歌，藐视他说的“支离破碎又乏味无聊的忏悔主义”和“七八十年代流俗而沉溺于自我的自由诗。”他的判断带点阴郁的调子：他在十二月份的《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新闻特写中谈到华莱士·斯蒂文斯，说“他的作品中有座暖房，过分纯理性化，这个特点是研究院所喜欢的，而也正是当代诗人要下大功夫去净化的东西。”他这样评判希尔维亚·普拉斯，“她整个的影响糟糕透顶，宣扬的是一种自恋式的绝望，这种自恋式的绝望如今顽固地存在于许多诗歌、小说和电影中。”
四十岁的威曼在西德克萨斯长大，他蓝色的眼睛看上去很严肃，性格开朗温和。在他与妻子丹妮拉·切普曼及杂志咨询编辑一起分住的套房内，挂着一幅他祖母十几岁时在德克萨斯河中受洗的黑白照片。他告诉我说希望自己第一本书中的那些大部分压韵的格律诗能为家里人所读懂。他说：“我的审美观很特别，无疑也影响到了杂志，但我不认为我把自己的审美观强加给了杂志。”他发表了许多诗人的诗，谈起那些实验性的作品时他感到很骄傲。
威曼觉得他为之继续工作的杂志需要得到新生。“谈论此事的人太少，”他说，“往这里投稿的年轻诗人不够多，杂志打不起精神。我努力想在每篇文章中加入一些能在某方面振奋人心的东西。”在一篇诗人兼传记作家玛丽·卡尔邀他撰写的文章中，他开头就是：“要承认我在《诗歌》中不大可能存在的天主教教义，感觉上好像比那些手里挥着HBO“特优性用品”震动棒的女人还要变态——这杂志部分上是建立于无神论者和二十世纪的J.阿尔弗莱德·普鲁夫洛克及其同伴们的幻想破灭基础上并且致力于此的。”他说，想要引起轰动的冲动让他问巴尔自己可不可以发表一年前在芝加哥大学听到的巴尔所做演讲的演讲稿。
威曼对巴尔就当今诗歌及其在文化中地位问题所做讲话的大部分内容表示同意。但是，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该杂志。他任用了一些敢于直言不讳的年轻批评家，给他们言论的自由。在2005年一篇社论中他解释道：“普遍存在的不仅仅是明显的相互吹捧（朋友互相奉承，老师抬举学生，晚辈诗人撰文推崇当权老诗人），还有写的文章都那么客气有礼、循规蹈矩、平淡无奇……我们想要的作家应该写作时心存对当代诗歌感兴趣的普通读者。就是说我们要刊登那些眼光独到、意见尖锐、广泛涉猎诗歌之外其它领域知识的评论家写的文章。”咄咄逼人的新文章并不总能被人赏识。一封写给主编的信中这样评价那些评论：“就其实质，我得说，这些文章的作者似乎都年轻莽撞又自我陶醉，他们抛开明理的分析，消极地否定一切，以浅薄取代深刻，用片面的态度代替全面的理解。”在威曼管理下，杂志的发行量一万一千册增加到近三十万册（这得部分感谢信件问答运动direct-mail campaign）。两年后，杂志又重新策划，尽管这时它还是一本长九英寸宽五英寸的小薄书，封底还是与诗歌相关的格调高雅的广告和获奖公告，封皮却已经变成了各种色彩鲜艳的图案。诗人的稿酬也由每行两美元涨到了每行十美元。
最后一点，每年刊登近三百首诗的《诗歌》几年前起不得不从九万首诗中选稿。（1998年我也投过稿，那时我快要从大学毕业，当时的编辑帕里西鉴赏力不错，没发表我那些诗。）现在每个周三，全体编辑人员：威曼、切普曼、一名助理编辑、和一位见习生都要碰面讨论稿件。数周前，他们聚在一间能观赏湖景的办公室里，围绕着一张大大的椭圆形办公桌，轮流推荐自己从如山的稿件中选出的佳作。持续两三个小时的谈话庄重、恭敬，容忍矛盾，也考虑一些文学之外的因素。在讨论了几个知名作家的作品后，威曼推出了一名新诗人。“她的诗与众不同，”威曼说，“我喜欢她不同凡响的耳朵。我发现这些诗还带着些许挑衅。这缺陷显示她的自满情绪。有些诗行很美，你们听听：这是否太难琢磨？你对它们反应如何？这些话能行么，是不是净是些现今流行的话？”
“她还没怎么发表过东西，这很好。”他说。他还说打算接受这些诗，他们信服他的话，就都同意了。
编辑们对一位美艺术硕士班学生由其教授匿名推荐的几首诗及另一位自称是中学生的作者投的稿子讨论了很久。“如果是真的，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给他发表，”切普曼说，“这是《诗歌》的传统，而我们还从未这样做过。”会议最后几分钟时，编辑们确定了两位长期投稿人的几首诗——这些诗非常适合夏季的刊物，很切合切普曼所说的“给认真的读者的海滨读物”这一主题。
约翰·巴尔搬到芝加哥时加入了“旅行者俱乐部”。俱乐部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与艺术研究院的一次隆重会面在一座蔚为壮观的石头建筑中举行。俱乐部成员很有代表性地包括了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的校长，艺术研究院主席和一些商界领袖。而且据大卫·西里尔德说，过去俱乐部的书记员和财会都是“真正的大人物”。建筑的大厅里缭绕着雪茄的烟雾。去年一个大雾迷茫、寒气刺骨的夜晚，巴尔计划就基金会和利里赠款一事来做个二十分钟的幻灯片展示。西里尔德的妻子塞丽亚是芝加哥一名历史学家，她做《诗歌》董事会董事已经有三十年，也是为新建筑选取设计式样的委员会的一员。“《诗歌》在芝加哥一直是诗人一座重要的港湾——有着卡尔·桑伯格和宰猪的屠夫及所有那些人，还有格温多林·布鲁克斯和布龙奇维尔，”她说,“《诗歌》是诗人的总司令部，即使这些诗人不是芝加哥人。密歇根大道曾经有个叫‘小小美食家’的小饭店，哈列特·莫罗可能曾伴着桑伯格的吉它乐声进行自己的诗歌朗诵会。”
有侍者敲响了钟琴，示意晚餐已经准备就绪。俱乐部成员及客人转而来到餐厅，餐厅墙上饰有墙板，玻璃格窗，地上铺着密实的地毯，窗子上挂着厚厚的帷幔。巴尔身着挺括的白衬衫，海军上装，打着条纹领带，与妻子潘妮并肩坐在餐桌旁——潘妮娇小玲珑，金发碧眼，涂着鲜艳的口红，手腕还戴着一只金表。同座的还有西里尔德夫妇，董事会另一对夫妻，以及基金会员工。谈话后来转到了对巴尔文章的争论。西丽亚谦虚地说自己尚不能读懂最近读者写给主编的信，巴尔答道，“你得确定自己坐下来耐心地阅读，现在读者来信太多了，这个邮箱现在的地位还很重要。”
董事会主席埃塞尔·卡普兰说：“读者的强烈反映让我振奋，无论他们是支持还是反对我们。他们对此充满激情，谈论时激情高涨。我做董事已经三十年了，《诗歌》一直都是个奇特的小怪物。如果我们是引起这场辩论并开始这次谈话的一员，那就太棒了。”
上菜的时候，大卫·西里尔德走上讲台发言。他开玩笑说，基金会既然这么兴旺，可以考虑颁发一个新奖项：“纯粹诗人奖”——给那些思维像诗歌一样但不写诗的人。“奖金不用太多，‘年度纯粹诗人奖’奖励个五万美元就行了。”然后他要求就自己的投资建议给点小费，比方说给点天然气什么的。巴尔起身来到讲台前说：“感谢你与众不同的开场白，不过过去我已经被称为是‘给全世界提供天然气’最多的人了。”说完呵呵笑起来。
巴尔展示了一系列幻灯片，有哈列特·莫罗，T.S.艾略特，玛丽安妮·摩尔（“她写过首精彩的小诗《诗》:我也不怎么喜欢诗/还有很多事/比这无聊的闲话更重要”），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罗伯特·弗罗斯特，还有艾兹拉·庞德（“跟那张面孔吃饭，你意下如何？”）。然后，巴尔没有再追述杂志光辉的历史，而是开始谈论杂志的“第二春”。一张幻灯片上显示的是一副年轻女子的老式写真照片，目光低垂，披散着波浪般的金色卷发。“现在登场的是露丝·利里，中西部另一位衷情于诗歌的人。”他说利里并没有对如何使用捐款规定任何限制。“她的赠款，无论从款额还是它赋予的自由度，我觉得都表示出她对诗歌纯粹的热爱。”他列举了自己看到的当今诗歌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只有当读者们不分伯仲的时候，艺术家们才开始谈论‘为艺术而艺术’；只有在没有什么可以为之写作的时候，艺术家才为时代而写作。对这一点的认识指引我们董事会在任务声明中将基金会致力于追求‘让诗歌在我们的文化中具有强劲旺盛的表现力’。”他的下一张幻灯片是圆球列表，列举了基金会的倡议。他正好讲了二十分钟，讲话令所有的人满意。
后来，我读到巴尔写的一首诗，诗名《修复》。这首诗让我想到他连同他的华尔街背景能为这项工作带来的前景。诗的开头是：我喜欢去恢复那些/衰败中的事物的品质”，诗歌讲述了一个人，他有条不紊地清理自己领地中所有的东西，用钢刷清除污垢，还给它们打磨抛光。但他还梦想着更伟大的事。这个梦想，即这首诗，这样结尾：
一个谦逊的民族选我做首领。
（他们也分享着那
已竞工作的朦胧光辉，在最后一缕微光里）
风暴的冲沟已被清理，甬道也已重砌，
遗留的尘土与包装
也被丢弃。方的方，正的正，
一切都打理的整整齐齐。小城这才
符合艺术家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