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国教育学会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针对的是“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结果显示，“课外辅导”的市场规模已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全国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
　　目前，中国中小学阶段在校生总数稳定在1.8亿至2亿左右，也就是说，大多数孩子都接受着课外辅导机构的“辅导”，他们的家长也为此开销巨大，才有了庞大的市场规模。有人用“吸金能力强”、“市场潜力巨大”来评价这一方兴未艾的领域。
　　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之下，中小学生学习负担重早已被社会广泛认知，何处安放“沉重的书包”以及如何完成“写不完”的作业，成为教育领域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减负”呼声四起，不少学校采取了少留甚至不留作业的办法，很多老师的授课也逐渐简单起来，可以用“缩水”来形容。但“家有儿女”、“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依然被分数和捆绑在“高考战车”的前途所困扰，各种应运而生的课外班、辅导班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
　　辅导班不是公益机构，它出现的市场意义与一般企业没有任何差别，相反，在“女人和孩子的钱最好挣”的市场法则之下，更为积极和亢奋。在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这项调查里，舆论除了惊呼“市场规模大”之外，更看到了这一市场隐藏的问题。
　　首先就是所谓的“辅导教师”的素质问题。由于公立重点学校有纪律要求，不允许教师在社会兼职，优秀的中小学教师很难进入这一市场，导致了鱼龙混杂和泥沙俱下的情况。数据显示，辅导机构教师规模700万至850万人，但在受访教师中，将近四成的辅导机构教师没有就读过师范类或教育相关专业。由于教师更换频繁、流动性较大，近1/3的家长对辅导机构教师整体专业素养持质疑态度。在受访教师中，数学、英语、语文占绝大多数，显示着很多辅导机构依然存在的“开小灶”、“应试教育”和 “学业竞争”倾向。
　　有媒体根据这项调查算出了每位参加课外辅导孩子的消费是平均6000元，但这只是一个平均数字，一些教育专家表示，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所谓一线城市，这项花销更多；而偏远一些的地区，这方面花销会明显减少。有关人士评估，单就上课外辅导班的比例，大城市的孩子会达到70%以上。
　　在教育界人士看来，课外辅导班是中小学教育的补充和延伸，有其合理性，只是要加以规范，让这些机构更好地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服务。在“互联网 ”的时代里，课外辅导机构可以更好地与互联网结合，让新技术更好地融入课堂教育，让孩子们上课更加生动有趣。同时，发展远程教育和网课，孩子足不出户就可以接受个性化教育，因材施教。
　　而在市场人士看来，课外辅导不仅仅存在行业标准缺失、教师队伍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单就市场发育而言，也还处于起步和远未成熟的阶段。比如，在这一领域，虽然有些连锁品牌已经具有知名度、号召力，并且年营收超过20亿元人民币，但对于庞大的市场需求而言，这些大机构的市场占有率依然极小，各种不知名、规模小的教育辅导机构占据了这一市场的主流。这也导致了有些机构一旦遭受经营风险、债台高筑，就人去楼空，跑路走人，让家长无法正常维权。
　　有分析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入行门槛低、竞争加剧、成本上升的因素，还有很多管理原因。比如，预付费政策让课外辅导机构可以不受监管地随意挪用孩子的培训费，导致了家长和孩子没有知情权，处在弱势一方。因此，需要改进管理制度，让课外辅导机构接受严格的监管，一旦出現资金运转异常，能够让家长及时预防风险、减少经济损失。对于付款周期，也要有明确的要求，不能随意由课外辅导机构确定。课外辅导机构伴随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不能等同于一般企业，要有更为细致和专业的行业引导和管理。
　　应该说，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的蓬勃兴起，与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人们生活逐渐有了很大改善，家庭积蓄日渐增多，就会愿意向教育领域投入。毕竟，给孩子投资就是给一个家庭和社会的未来投资，全面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对于整个民族的未来也是意义重大。眼下，在小康之路上前进的中国家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教育投资，在培养下一代上，他们愿意也舍得投入，只是，社会要创造一个良好的秩序和氛围，让家长们的钱花得安全、放心，让孩子在课外辅导中真正受益。在这方面，监管部门需要及时出面，完善程序，堵住漏洞。此次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调查报告，也对社会和舆论吹响了号角，为了孩子的希望和期盼，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