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在暨南大学、深圳大学和深圳大学附属中学，分别做了一次讲座，讲题归一：《文学创作的三个打通：以我的中短篇小说为例》。身为教授，在大学任教三十余年，教的是文学写作，亦兼及小说美学、当代文学概观诸课程，更因自己从未放弃过虚构与非虚构的写作，结合自己的创作思考、创作素材、创作成果来呈现文学成品或半成品的生产流程，想必对已进入或待进入大学中文系——未必以当作家为鹄的，却必须培育文学欣赏能力的同学们有启迪。
　　我的三个打通，讲述的是我近十来年的创作特点，亦即选材方法和切入方式，一言以蔽之：历史和现实打通，虚构和非虚构打通，自己的经历和父兄辈的经历打通。举隅：《绿皮车》《回乡》《老桂家的鱼》《曹铁匠的小尖刀》《珊瑚裸尾鼠》《远去的寄生》。此三种打通的方式、方法，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的作品中，既有侧重，又有兼容。
　　《绿皮车》是一个过去时，慢车的概念。现时的一些绿皮车，譬如青藏铁路奔驰的也是绿皮车，那既是快车，亦堪称豪华。我上大学前的1970年代曾在赣西铁路工作过7年，那时候一是蒸汽机，二是绿皮车。小说《绿皮车》唱的是挽歌，是不可变更的历史。“绿皮车”是一个整体象征，却有着现实的内涵：不能一味奔跑，一味求快，有时候确实要慢下来，慢下来才能左顾右盼，扶老携幼，让所有弱势群体都能分享时代前进的果实，不被落下，更不容抛弃。有朋友说，这列绿皮车是一个流动的茶馆，里面形形色色的小人物，鲜活而真切，是一个时代的记录。
　　《老桂家的鱼》写的是疍民生活，概因我的一个研究生在近20年前带我去惠州西枝江，结识了一户来自河源紫金的船民，从此与之保持了紧密的联系。此小说不仅仅是想表现高楼大厦的一侧，尚存愁楚万分、朝不保夕的一群，而且想着力于底层的人生及情感——我一直希望疍民的遗孀能在她病重的老公在世时，带他去住几天医院。人情尤其是亲情的矛盾交织，在此小说中有不露声色却又较为酣畅的表达。此中一条翘尾斑鱼，是一个个体象征，寓含了老桂与潘家婶婶二人相互照应却毫不逾矩的情感，此乃虚构与非虚构的融汇。同样呈现纪实色彩的《回乡》，因了第一人称，又因了诗人洛夫的出现，还因了我有一个真实的来自台北的“大舅”——他在回乡之后遭遇的暌离、变迁及种种炎凉，是一种虚构与非虚构的高度冶炼。
　　至于《曹铁匠的小尖刀》《珊瑚裸尾鼠》，则是去年仅发的两部短篇小说。前者素材源自四川渠县的采风，一位固守田园的铁匠和他的外出务工的老同学（此老同学在珠江三角洲当了老板）的对比，亦是一种对位法，带有某种复调意味。后者的着力点是生态——生态或自然文学，这是我多年以来的一畦自耕地，我以为，人类的各种纷争——党派、国别、族群、阶级等，都远不及日益败坏的大生态环境带来的危机深重。为此，我写过《哭泣的白鹳》《来自伊尼的告白》《消失的养蜂人》……
　　《远去的寄生》是讲题中提到的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写到了我父兄辈。我兄妹五人，上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哥哥相登韶比我大七岁。“文革”发动那年，我才小学五年级，他已经初中毕业，去了宜春中学读高中。如果不是那次旷日持久达十年的运动，原本他笃定上大学了。犹记他初中毕业那年，因为家庭负累太重，家父让他填报中专与技校，志愿须得填满八个，最后一个填了高中。重点中学先录取，他“不幸”录去了高中，却又因运动不期而至，挨过兩年，下放农村……各种阴差阳错，各种叠加的负累，终至1980年代初染上肝病去世，那一年他才三十五岁。不可不提的是，他们那一代对读书的热情及思考的深度，真不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可比的。还记得他们那一拨中学生，即使在任何信息都归一，任何物质都匮乏，只有一片“红彤彤”云霞笼罩的年月里，还在认真地思考，激烈地争辩，譬如他们会辨析，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个“孺子牛”报章解释是做人民大众的牛，其实鲁迅笔下的“孺子牛”用的就是本义：他儿子的牛。这样才有对比，才好玩，才是真实的幽默的鲁迅。一语而下，将神一般的鲁迅，还原成人。须知，那是一个人人头顶磐石的年代啊！
　　曾有学人写文著说，希望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这个失踪者，有不少表现为文化或文学名家，但更多的是类似我兄长那样的寂寂无名者。他们中的某些人，消失在不该消失的年龄，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我愿意也应该用文学，复活及记录他们的一鳞一爪，并同时呈现活着的他们中的后来不同的样貌。
　　“离情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于一段段褪色的历史，于一桩桩依稀的旧事，于一位位远去的父兄，若不忘却，便在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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