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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富人被称为“强盗贵族”，他们大多数是贵族，生来富有，不用工作、不用冒险，甚至睡着大觉也能越发富有。而如今已不再是这么回事了，现在顶级富豪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他们比“前辈”更加实干。但正是他们的这种实干，伴随着机遇浪潮席卷全球，带来了一场富人之间的财富争夺。
技术与教育竞赛
《福布斯》2012年亿万富豪榜上有1226名富豪，其中的840人属于“白手起家”。的确，如今的顶级富豪几乎不会生来就穷困潦倒，以至于与机遇完全不沾边——良好的早期教育是一大先决条件，有一个富裕的任专职的父亲也能帮大忙——但他们的巨大财富通常来自辛勤工作、聪明才智和很大的运气成分。总体来说，他们不是贵族，而是经济精英；他们不仅专注于消费财富，而且一心创造财富。
技术极客的崛起在硅谷极为耀眼，硅谷既是他们创造的一种文化，也是一个经济引擎。哪里有顶级富豪圈，哪里就有技术极客的身影。
技术极客的崛起意味着前1%富豪群体接受了更严格的教育，精英教育带来的回报也比以往要多。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共同获得者之一简·丁伯根用一个隐喻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达人的黄金时代：教育与技术的竞赛。
19世纪，当第一次“镀金时代”达到顶峰时，技术跑在了教育的前面。所以说，如果那时你接受过较高等的教育——高中毕业即可，那么同不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人相比，你就能索取工资溢价。在这之后的50年里，美国大力投资建设公立高中，教育追上了技术，读书人能索要的工资溢价缩减了。对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来说，每过10年，他们接受教育的时间约增长0.8年。
约30年前，教育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而技术继续一马当先，这造成了极客的崛起。例如，1979～2005 年，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相较于年轻的高中毕业生而言，前者的工资溢价翻了一番还多，获得大学学位意味着你的毕生收入增加了近100万美元。经济学家托马斯·勒米厄在2006年的同类研究中总结道：“1973～2005年间，工资差距增大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高等教育的薪酬回报大幅增加了。”
此外，对教育薪酬回报的宏观衡量，在一个重要方面低估了超级精英的崛起。正如赢家通吃的经济给予上层人士的回报比中下层人民要丰厚得多，超级精英教育也有着超大规模的经济回报。
生活在这些城市里的中产阶层父母都觉察到，精英教育的高价值引发了一场适者生存的教育竞争，这场体现达尔文进化论观点的竞争从幼儿园就开始了。一些荒谬的言行甚至由此而生。例如，花旗集团的技术分析师杰克·格鲁布曼打算为他的两岁双胞胎申请曼哈顿最热门的幼儿园“92街Y”，为了换取支持，他竟为那些他认为表现疲软的公司给出了积极推荐的评价。
根据统计，常春藤盟校一年级新生总数（约27000人）仅占美国大学适龄人口（约300万人）的近1%。在由教育驱动、赢家通吃的经济体中，这群1%的18岁青年在跻身未来1%的成年富豪群体方面具有极大优势。出身富贵的最大特权是能接受昂贵的教育，而非继承一大笔信托基金。
进入“正确的”大学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大的转变在于，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对那些没有从起跑器上全速起步，或在开始几圈就跑错方向的人而言，给他们的“重跑机会”比以往少了。
超级精英们从年轻时就开始崭露头角。众所周知，美国许多重要的技术企业都是在大学宿舍孵化出来的，许多对冲基金的创始地点也在宿舍。当今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激进投资家比尔·阿克曼，投资了美国知名零售商“杰西潘尼”和 “塔吉特”百货公司。阿克曼在哈佛大学获得MBA后，和一位同班同学共同创立了他的首个对冲基金。芝加哥“城堡”基金的创始人、亿万富豪肯·格里芬曾在大学宿舍里开始债券交易。
于是，超级精英的圈子就此形成。许多人花了大半辈子时间拼命挤进这个圈子——就算竞争不是从幼儿园开始，也是从高中开始的——他们激烈地争夺精英大学的录取名额。“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隐约记得大学时光是如此美好，他们频繁参加社交聚会以及更清楚地认识自我。而对于有望成为未来前1%富豪群体一员的学生而言，他们必须艰苦奋斗，创立公司或是交出漂亮的成绩，进入像高盛或麦肯锡那样的精英公司。
变革之财
政治和社会、商业和市场中的变革，历来难以预见。即便在变革开始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仍不愿承认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一旦我们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变化，大多数人非常拙于让自己的行为适应新的现实。
伦敦商学院教授唐纳德·萨尔认为，大多数公司靠一成不变的行动来响应变革，只是行动比之前更加积极了。萨尔称之为“积极惰性”，并认为这是优秀公司失败的主要原因：“当世界发生变化时，组织陷入‘积极惰性’中因循守旧。也许稍稍加快了步伐、对边缘领域进行了微调，但做的事基本一成不变……陷入‘积极惰性’的组织仿佛一辆后轮卡在沟里的轿车。经理们脚踩油门，车子非但没有从沟里开出去，反而越陷越深”。
能够识别范式的转变并适应这种转变的罕见才能，是造就超级精英的经济因素之一，因为变革时刻通常也是能即刻创造财富的时刻。由于第二次“镀金时代”的出现，我们生活在革命性转变大量涌现的时代。
一组变革发生在新兴市场中。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有一股潮流在全球涌动：专制政权往往让位于更加民主的政权，国家控制的封闭经济体变得更加开放。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正处于私有化、放松监管和减少贸易障碍的阶段。因此，拥有技能、智慧并花心思利用这两者的当地人和外来者都获得了意外之财。
另一组变革发生在技术方面。新技术——首先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接着是手机和无线技术——正在颠覆现有的行业，并开创了创立新行业的机会。同工业革命一样，技术革命不是单一的发明，而是一波接着一波的互相联系的转型。比如2013年，新的热点领域是大数据——收集并处理海量数据。接下来，可能是智能设备等。 变革是新的全球现状，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善于响应变革。简而言之，为应对变革准备最充分的典型人物是“那些上过地方公立学校的哈佛小孩”。响应变革带来的经济溢价不仅有助于造就超级精英，而且是超级精英同其他人拉开差距的力量之一。那些进入哈佛的公立学校小孩利用变革牟利，这样的变革不仅为赢家创造了超额的回报，而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改善了所有人的生活。
但是在短期内，变革也造成了许多失败者：麻省理工学院戴维·奥托的广泛研究表明，新技术摧毁了旧工作，使美国中产阶层的数量大大减小；俄罗斯的市场转型在10年内造就了17位亿万富豪，同时造成了GDP下降40%；索罗斯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获利颇丰，也使得约翰·保尔森成为亿万富豪，但是数以百万的人丧失了工作、住宅和退休储蓄。对于赢家而言，变革带来了意外之财；对于败者而言，变革带来了灭顶之灾。
提出“顶级富豪经济”的花旗集团分析师，将上述现象称为“管理精英的胜利”，事实正是如此。但是，在财富金字塔的顶端，创业家的胜利更为突显。2011年，一份凯捷和美林集团发布的报告指出，46%的全球高净值人士已创立了自己的企业。虽然这些自雇人士在人数上少于受薪人士，但他们的收入要壮观得多。他们获得的意外之财也是超级精英远远拉开与一般富有人士之间差距的原因之一。
“转身”向上
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为了避免成为牺牲品，只能学会响应变革。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的卡罗琳·奥康纳和佩里·克雷巴恩，将响应变革的文化称为“转身策应”的能力。Groupon团购网站起初是集体政治行动的平台；PayPal网站最初是手机相互转账的工具，后来才“转身”成为eBay的网络支付平台；推特最初是播客网站，失败后才改头换面成为微博。以上这些例子体现了奥康纳和克雷巴恩所说的“华丽转身”。
“转身”意味着你认识到自己走错了路，必须换条路线了。
响应变革带来的额外回报已经在美国企业界激起了惊涛骇浪。德勤税务和咨询部门2010年所做的一项研究衡量了大型美国公司失去领导地位的速度，德勤将这一指标命名为“颠覆率”。1965～2009年，“颠覆率”翻了一番还多。即便在公司最高管理层，形势也比以往更不稳定。“这群赢家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更迭，”报告称，“几乎每个刚刚获得的优势都会稍纵即逝。”
要想在变革的环境中把生意做大做强，同经济增长较慢的国家的工作者相比，你需要截然不同的技能和态度。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所有的行业都像IT业一样发展迅猛。市场增长和竞争动态的变化是爆炸式的。小企业能在短短几年内成为坐拥几十亿美元的大企业，而失败者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毋庸置疑，赢家凭借自有的大量股本往往能发挥高效率，他们还会采用极其激进的商业风格和策略。
如今，变革可能是错的，也可能是对的——这取决于你自身的判断力。将技术革命的赌金全揽入自己腰包的创业赢家总觉得自己比别人更聪明、更卖力、更坚定。但是，要成为变革时刻的赢家，一部分靠的是各种因素的幸运组合，即合适的技能、合适的性格以及在合适的时间处于社会上合适的位置。
研究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后可以发现，这些科学家同样具有选择恰当工作的才能——一种和研究能力同等重要的能力。很早就进入一家卓越公司工作的雇员，他们身上同样体现了选择恰当工作的巨大作用，然而他们不是拥有响应变革才能的创业家。因此，这些或许深谙世事的幸运儿成了不断转变范式的创业家招募的首批员工。当IPO来临时，这个群体也出其不意地加入了超级精英的行列。
2000年1月，里德·霍夫曼正式开始在PayPal的全职工作，正是这一决定使得霍夫曼在仅仅两年后——eBay收购PayPal时成为千万富豪。此后霍夫曼打算离开公司一年，去外面走走。然而就在他提前规划下一年的工作，反思时局后突然做出决定，回到硅谷尽快创立一家消费型互联网公司。这家新公司就是LinkedIn。
如果你是靠响应变革发的财，那么你没有一条可以遵循的规则。但是，百万富豪和亿万富豪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早早变现抽身离开，而后者保持冷静继续观望。变革浪潮造成了一个赢家和败者两极分化更为严重的社会，机会已经不再均等。懂得新规则并掌握全球经济新技能的那些人，同固守陈旧思维方式并依赖商品化技能的那些人将拉开越来越大的差距。
[编辑 胡 俊]
E-mail：hj@chinacbr.com
技术与教育竞赛
《福布斯》2012年亿万富豪榜上有1226名富豪，其中的840人属于“白手起家”。的确，如今的顶级富豪几乎不会生来就穷困潦倒，以至于与机遇完全不沾边——良好的早期教育是一大先决条件，有一个富裕的任专职的父亲也能帮大忙——但他们的巨大财富通常来自辛勤工作、聪明才智和很大的运气成分。总体来说，他们不是贵族，而是经济精英；他们不仅专注于消费财富，而且一心创造财富。
技术极客的崛起在硅谷极为耀眼，硅谷既是他们创造的一种文化，也是一个经济引擎。哪里有顶级富豪圈，哪里就有技术极客的身影。
技术极客的崛起意味着前1%富豪群体接受了更严格的教育，精英教育带来的回报也比以往要多。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共同获得者之一简·丁伯根用一个隐喻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达人的黄金时代：教育与技术的竞赛。
19世纪，当第一次“镀金时代”达到顶峰时，技术跑在了教育的前面。所以说，如果那时你接受过较高等的教育——高中毕业即可，那么同不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人相比，你就能索取工资溢价。在这之后的50年里，美国大力投资建设公立高中，教育追上了技术，读书人能索要的工资溢价缩减了。对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来说，每过10年，他们接受教育的时间约增长0.8年。
约30年前，教育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而技术继续一马当先，这造成了极客的崛起。例如，1979～2005 年，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相较于年轻的高中毕业生而言，前者的工资溢价翻了一番还多，获得大学学位意味着你的毕生收入增加了近100万美元。经济学家托马斯·勒米厄在2006年的同类研究中总结道：“1973～2005年间，工资差距增大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高等教育的薪酬回报大幅增加了。”
此外，对教育薪酬回报的宏观衡量，在一个重要方面低估了超级精英的崛起。正如赢家通吃的经济给予上层人士的回报比中下层人民要丰厚得多，超级精英教育也有着超大规模的经济回报。
生活在这些城市里的中产阶层父母都觉察到，精英教育的高价值引发了一场适者生存的教育竞争，这场体现达尔文进化论观点的竞争从幼儿园就开始了。一些荒谬的言行甚至由此而生。例如，花旗集团的技术分析师杰克·格鲁布曼打算为他的两岁双胞胎申请曼哈顿最热门的幼儿园“92街Y”，为了换取支持，他竟为那些他认为表现疲软的公司给出了积极推荐的评价。
根据统计，常春藤盟校一年级新生总数（约27000人）仅占美国大学适龄人口（约300万人）的近1%。在由教育驱动、赢家通吃的经济体中，这群1%的18岁青年在跻身未来1%的成年富豪群体方面具有极大优势。出身富贵的最大特权是能接受昂贵的教育，而非继承一大笔信托基金。
进入“正确的”大学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大的转变在于，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对那些没有从起跑器上全速起步，或在开始几圈就跑错方向的人而言，给他们的“重跑机会”比以往少了。
超级精英们从年轻时就开始崭露头角。众所周知，美国许多重要的技术企业都是在大学宿舍孵化出来的，许多对冲基金的创始地点也在宿舍。当今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激进投资家比尔·阿克曼，投资了美国知名零售商“杰西潘尼”和 “塔吉特”百货公司。阿克曼在哈佛大学获得MBA后，和一位同班同学共同创立了他的首个对冲基金。芝加哥“城堡”基金的创始人、亿万富豪肯·格里芬曾在大学宿舍里开始债券交易。
于是，超级精英的圈子就此形成。许多人花了大半辈子时间拼命挤进这个圈子——就算竞争不是从幼儿园开始，也是从高中开始的——他们激烈地争夺精英大学的录取名额。“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隐约记得大学时光是如此美好，他们频繁参加社交聚会以及更清楚地认识自我。而对于有望成为未来前1%富豪群体一员的学生而言，他们必须艰苦奋斗，创立公司或是交出漂亮的成绩，进入像高盛或麦肯锡那样的精英公司。
变革之财
政治和社会、商业和市场中的变革，历来难以预见。即便在变革开始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仍不愿承认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一旦我们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变化，大多数人非常拙于让自己的行为适应新的现实。
伦敦商学院教授唐纳德·萨尔认为，大多数公司靠一成不变的行动来响应变革，只是行动比之前更加积极了。萨尔称之为“积极惰性”，并认为这是优秀公司失败的主要原因：“当世界发生变化时，组织陷入‘积极惰性’中因循守旧。也许稍稍加快了步伐、对边缘领域进行了微调，但做的事基本一成不变……陷入‘积极惰性’的组织仿佛一辆后轮卡在沟里的轿车。经理们脚踩油门，车子非但没有从沟里开出去，反而越陷越深”。
能够识别范式的转变并适应这种转变的罕见才能，是造就超级精英的经济因素之一，因为变革时刻通常也是能即刻创造财富的时刻。由于第二次“镀金时代”的出现，我们生活在革命性转变大量涌现的时代。
一组变革发生在新兴市场中。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有一股潮流在全球涌动：专制政权往往让位于更加民主的政权，国家控制的封闭经济体变得更加开放。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正处于私有化、放松监管和减少贸易障碍的阶段。因此，拥有技能、智慧并花心思利用这两者的当地人和外来者都获得了意外之财。
另一组变革发生在技术方面。新技术——首先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接着是手机和无线技术——正在颠覆现有的行业，并开创了创立新行业的机会。同工业革命一样，技术革命不是单一的发明，而是一波接着一波的互相联系的转型。比如2013年，新的热点领域是大数据——收集并处理海量数据。接下来，可能是智能设备等。 变革是新的全球现状，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善于响应变革。简而言之，为应对变革准备最充分的典型人物是“那些上过地方公立学校的哈佛小孩”。响应变革带来的经济溢价不仅有助于造就超级精英，而且是超级精英同其他人拉开差距的力量之一。那些进入哈佛的公立学校小孩利用变革牟利，这样的变革不仅为赢家创造了超额的回报，而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改善了所有人的生活。
但是在短期内，变革也造成了许多失败者：麻省理工学院戴维·奥托的广泛研究表明，新技术摧毁了旧工作，使美国中产阶层的数量大大减小；俄罗斯的市场转型在10年内造就了17位亿万富豪，同时造成了GDP下降40%；索罗斯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获利颇丰，也使得约翰·保尔森成为亿万富豪，但是数以百万的人丧失了工作、住宅和退休储蓄。对于赢家而言，变革带来了意外之财；对于败者而言，变革带来了灭顶之灾。
提出“顶级富豪经济”的花旗集团分析师，将上述现象称为“管理精英的胜利”，事实正是如此。但是，在财富金字塔的顶端，创业家的胜利更为突显。2011年，一份凯捷和美林集团发布的报告指出，46%的全球高净值人士已创立了自己的企业。虽然这些自雇人士在人数上少于受薪人士，但他们的收入要壮观得多。他们获得的意外之财也是超级精英远远拉开与一般富有人士之间差距的原因之一。
“转身”向上
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为了避免成为牺牲品，只能学会响应变革。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的卡罗琳·奥康纳和佩里·克雷巴恩，将响应变革的文化称为“转身策应”的能力。Groupon团购网站起初是集体政治行动的平台；PayPal网站最初是手机相互转账的工具，后来才“转身”成为eBay的网络支付平台；推特最初是播客网站，失败后才改头换面成为微博。以上这些例子体现了奥康纳和克雷巴恩所说的“华丽转身”。
“转身”意味着你认识到自己走错了路，必须换条路线了。
响应变革带来的额外回报已经在美国企业界激起了惊涛骇浪。德勤税务和咨询部门2010年所做的一项研究衡量了大型美国公司失去领导地位的速度，德勤将这一指标命名为“颠覆率”。1965～2009年，“颠覆率”翻了一番还多。即便在公司最高管理层，形势也比以往更不稳定。“这群赢家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更迭，”报告称，“几乎每个刚刚获得的优势都会稍纵即逝。”
要想在变革的环境中把生意做大做强，同经济增长较慢的国家的工作者相比，你需要截然不同的技能和态度。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所有的行业都像IT业一样发展迅猛。市场增长和竞争动态的变化是爆炸式的。小企业能在短短几年内成为坐拥几十亿美元的大企业，而失败者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毋庸置疑，赢家凭借自有的大量股本往往能发挥高效率，他们还会采用极其激进的商业风格和策略。
如今，变革可能是错的，也可能是对的——这取决于你自身的判断力。将技术革命的赌金全揽入自己腰包的创业赢家总觉得自己比别人更聪明、更卖力、更坚定。但是，要成为变革时刻的赢家，一部分靠的是各种因素的幸运组合，即合适的技能、合适的性格以及在合适的时间处于社会上合适的位置。
研究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后可以发现，这些科学家同样具有选择恰当工作的才能——一种和研究能力同等重要的能力。很早就进入一家卓越公司工作的雇员，他们身上同样体现了选择恰当工作的巨大作用，然而他们不是拥有响应变革才能的创业家。因此，这些或许深谙世事的幸运儿成了不断转变范式的创业家招募的首批员工。当IPO来临时，这个群体也出其不意地加入了超级精英的行列。
2000年1月，里德·霍夫曼正式开始在PayPal的全职工作，正是这一决定使得霍夫曼在仅仅两年后——eBay收购PayPal时成为千万富豪。此后霍夫曼打算离开公司一年，去外面走走。然而就在他提前规划下一年的工作，反思时局后突然做出决定，回到硅谷尽快创立一家消费型互联网公司。这家新公司就是LinkedIn。
如果你是靠响应变革发的财，那么你没有一条可以遵循的规则。但是，百万富豪和亿万富豪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早早变现抽身离开，而后者保持冷静继续观望。变革浪潮造成了一个赢家和败者两极分化更为严重的社会，机会已经不再均等。懂得新规则并掌握全球经济新技能的那些人，同固守陈旧思维方式并依赖商品化技能的那些人将拉开越来越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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