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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西方绘画的表现图式,以其形象构成的角度看无外乎三种形态:一为具象,二为抽象,三为意象。比较中西方美术形象发展历程,从主流看,西方美术走过了写实造型的漫长道路,一直沿续着再现客观对象的发展方向前进,几千年来几乎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尽管欧洲的中世纪文化对于“意”的传达有过一些思辨,但文艺复兴的浪潮却义无反顾的抹平了形象图式上本来就不多的变革痕印,继而将写实造型的技能推向了时代的高峰。西方绘画从哲学意义上说真正的抽象只是在理论上存在,作为图式性抽象则是在本世纪才有的事情。本文着重探讨和思考的是关于中国绘画图式的“形与意”问题,中国绘画图式一直烙守“心画”意象的美学品格,沿着本民族传统的审美追求,中国画的先祖们走过了一条经历数千年而持续发展的民族艺术道路。在21世纪初的今天,在当代艺术及其繁荣丰富的时代再来思考中国画追求“形与意”的精神,有着正本清原、发扬光大本民族传统艺术的积极意义。要展开“形与意”问题的思考和分析,还必须充分注意它的一个实质的本体问题,这就是处理好“形”与“意”之间的关系。也正是由于“形与意”的关系构成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本源本体的传统文化。因此中国绘画形式中的形与意的辩证一直成为中国历代画家和理论批评家们所重视和论述的话题。
从最早的重“形似”发展到重“神似”,绘画从表现客体对象的形态、体悟对象的神韵到融入作者的主观情感、思想品格,都经历过“存形状物、以形歇神、遗貌取神”的阶段,中国绘画历练了从“必然王国”的尴尬,到“自由王国”的潇洒,在这个过程中极大的拓展了绘画的表现领域;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一书记载的“画狗马难,画鬼魅易”是绘画重写形的最早论说;西汉《淮南子》首次突破了形似的观念,有“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悦”的言论;东晋的顾恺子“以形写神”和南朝的谢赫归结中国画之“六法论”,以其“气韵生动”的学说阐述了“形神兼备”之正理;南朝宗炳的“念道映物”;唐代张彦远的“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中矣”的画论也可以说是在“形神兼备”学说中“形与意”审美的萌芽时期;北宋文豪苏轼写诗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是对中国画图式中“形”的认识的高度深化认识。他评文如同画竹“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把“意”即作者的主观情感的融入提升了一个新的的审美高度;元代的倪云林说“余之画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从中可以看出画家的胸中之气心中之画的端倪。清代绘画大师石涛说的“不似之似似之”的艺术主张更使中国文人画对形的态度作了鲜明的表态。
凡此上述种种,说明历代画家都主张写心写意,崇尚神韵!这些关于中国绘画“形与意”的思考也是历代画家一直在不断延续、继承的过程中总结,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了精辟的论述著作。这些宝贵的画论中诸多关于“形与意”拓展和研究,奠定了中国绘画的辉煌未来。
关于“意”的表现境界,笔者认为中国绘画的发展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思想规范中孕育起来的。潘天寿大师对“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解释有两段甚为精辟:“画中之形色、孕育于自然之形色,然画中之形色、又非自然之形色”。“故画之贵乎师造化师自然者,不过假自然相耳”。相传苏东坡用朱色画竹曾引起旁人的惊讶,其答曰:颜色及物之形表,绿色。墨色、朱色无关紧要,写竹传神达情即为上乘。画家笔下的山水花鸟草虫处处有空白,中国绘画中的留白是形象的生命力即“画眼”所在;是给观者充分会“意”的驰骋空间;留白是中国画“意象”造型的一个有别于西画的鲜明特征。在花鸟绘画中画家的主观感受很能说明对“意”的审美情趣:自然的花一般要比绿叶亮,但因为花是传情达意的部分,故画家常用浓墨或重彩绘之而用淡墨染叶。再如,自然造化的天与水相连之处,虽然天水一色但毕竟还是可以区分,中国画为了表意的需要可以将不同的时空景致构成一个画面。八大山人的《鱼乐图》大片空白是因为画家的意象里天水浑然无间;王维的《卧雪图》中物与雪相晕表“意”,虚幻处滋生清逸妙境……这些都是画家们以形取神以神达意抒怀而创造的中国绘画图式的形式美,而这种对绘画图式的形式美追求也正符合了中国画家“畅神”抚慰心灵审美精神。
中国画“形与意”的关系还表现在它的实与虚的两种艺术形象,即虚中有实,虚而不空,实而不塞,画面空灵处虚中有物,这就从根本上与西洋画造型技法拉开了距离并高胜一筹。宋代马远的《独钓寒江雪》的舟、渔翁独钓之姿的实写表现烟波渺渺的江水,虚实相生烘托为趣的艺术效果,其境界大大扩宽了意的思想内涵,给观者以含蓄的审美享受。
五代画家荆浩曾在太行山对松树写画曰:“凡数万本,方如其真”,什么是真?荆浩说:“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胜”。气与质的把握是中国画家关于“意象”追求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中国画还以“真为美”,既重视形的似与不似,又重视“不似之似”审美原则。大画家石涛对中国绘画的精辟论述尤为宝贵。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画“形与意”的进一步思考。如“搜尽奇峰打草稿”,“黄山是我师”等名言。这其实是艺术家情感与意念外化的自然流露、是对现实生活态度的真实写照。是艺术家穷其毕生追求他们在思想、品格、情趣、追求形与意、形神兼备的伟大理想。
在“形与意”之间,“意”本是无形的想象因此难以把握,但它既然寄托在“形”之中而又表现在画面之上,那么,大自然运行变化的规律和法则也就必然在绘画中体现出来。中国古代画家认为,中国画的表现形态是外界物象作用于画家的感官后才有所体悟而成的。因此中国绘画图式也是“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的结果,只有自然之物与画家之神产生共鸣才能使作品“迹化”上到更高的境界,所以“迹化”才会绘画中的结出丰硕的成果。我们知道任何有价值的艺术作品的创造都不可能仅仅是对客观事物忠实的再现和机械的摹仿,而是艺术家精心锤炼而修铸而成的。中国绘画图式的形成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形与意”完美的结合起来,达到形神兼备、气韵生动、意象万千的艺术境界。
关于中国绘画图式的思考是多方面的,关于“形与意”剖析思辨只是本体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形与意”的界定、演绎、转换、融合标志了中国画的发展历程,折射了时代的艺术追求精神,在绘画图式的构成、语言方式、创建和内涵上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最早的重“形似”发展到重“神似”,绘画从表现客体对象的形态、体悟对象的神韵到融入作者的主观情感、思想品格,都经历过“存形状物、以形歇神、遗貌取神”的阶段,中国绘画历练了从“必然王国”的尴尬,到“自由王国”的潇洒,在这个过程中极大的拓展了绘画的表现领域;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一书记载的“画狗马难,画鬼魅易”是绘画重写形的最早论说;西汉《淮南子》首次突破了形似的观念,有“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悦”的言论;东晋的顾恺子“以形写神”和南朝的谢赫归结中国画之“六法论”,以其“气韵生动”的学说阐述了“形神兼备”之正理;南朝宗炳的“念道映物”;唐代张彦远的“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中矣”的画论也可以说是在“形神兼备”学说中“形与意”审美的萌芽时期;北宋文豪苏轼写诗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是对中国画图式中“形”的认识的高度深化认识。他评文如同画竹“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把“意”即作者的主观情感的融入提升了一个新的的审美高度;元代的倪云林说“余之画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从中可以看出画家的胸中之气心中之画的端倪。清代绘画大师石涛说的“不似之似似之”的艺术主张更使中国文人画对形的态度作了鲜明的表态。
凡此上述种种,说明历代画家都主张写心写意,崇尚神韵!这些关于中国绘画“形与意”的思考也是历代画家一直在不断延续、继承的过程中总结,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了精辟的论述著作。这些宝贵的画论中诸多关于“形与意”拓展和研究,奠定了中国绘画的辉煌未来。
关于“意”的表现境界,笔者认为中国绘画的发展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思想规范中孕育起来的。潘天寿大师对“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解释有两段甚为精辟:“画中之形色、孕育于自然之形色,然画中之形色、又非自然之形色”。“故画之贵乎师造化师自然者,不过假自然相耳”。相传苏东坡用朱色画竹曾引起旁人的惊讶,其答曰:颜色及物之形表,绿色。墨色、朱色无关紧要,写竹传神达情即为上乘。画家笔下的山水花鸟草虫处处有空白,中国绘画中的留白是形象的生命力即“画眼”所在;是给观者充分会“意”的驰骋空间;留白是中国画“意象”造型的一个有别于西画的鲜明特征。在花鸟绘画中画家的主观感受很能说明对“意”的审美情趣:自然的花一般要比绿叶亮,但因为花是传情达意的部分,故画家常用浓墨或重彩绘之而用淡墨染叶。再如,自然造化的天与水相连之处,虽然天水一色但毕竟还是可以区分,中国画为了表意的需要可以将不同的时空景致构成一个画面。八大山人的《鱼乐图》大片空白是因为画家的意象里天水浑然无间;王维的《卧雪图》中物与雪相晕表“意”,虚幻处滋生清逸妙境……这些都是画家们以形取神以神达意抒怀而创造的中国绘画图式的形式美,而这种对绘画图式的形式美追求也正符合了中国画家“畅神”抚慰心灵审美精神。
中国画“形与意”的关系还表现在它的实与虚的两种艺术形象,即虚中有实,虚而不空,实而不塞,画面空灵处虚中有物,这就从根本上与西洋画造型技法拉开了距离并高胜一筹。宋代马远的《独钓寒江雪》的舟、渔翁独钓之姿的实写表现烟波渺渺的江水,虚实相生烘托为趣的艺术效果,其境界大大扩宽了意的思想内涵,给观者以含蓄的审美享受。
五代画家荆浩曾在太行山对松树写画曰:“凡数万本,方如其真”,什么是真?荆浩说:“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胜”。气与质的把握是中国画家关于“意象”追求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中国画还以“真为美”,既重视形的似与不似,又重视“不似之似”审美原则。大画家石涛对中国绘画的精辟论述尤为宝贵。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画“形与意”的进一步思考。如“搜尽奇峰打草稿”,“黄山是我师”等名言。这其实是艺术家情感与意念外化的自然流露、是对现实生活态度的真实写照。是艺术家穷其毕生追求他们在思想、品格、情趣、追求形与意、形神兼备的伟大理想。
在“形与意”之间,“意”本是无形的想象因此难以把握,但它既然寄托在“形”之中而又表现在画面之上,那么,大自然运行变化的规律和法则也就必然在绘画中体现出来。中国古代画家认为,中国画的表现形态是外界物象作用于画家的感官后才有所体悟而成的。因此中国绘画图式也是“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的结果,只有自然之物与画家之神产生共鸣才能使作品“迹化”上到更高的境界,所以“迹化”才会绘画中的结出丰硕的成果。我们知道任何有价值的艺术作品的创造都不可能仅仅是对客观事物忠实的再现和机械的摹仿,而是艺术家精心锤炼而修铸而成的。中国绘画图式的形成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形与意”完美的结合起来,达到形神兼备、气韵生动、意象万千的艺术境界。
关于中国绘画图式的思考是多方面的,关于“形与意”剖析思辨只是本体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形与意”的界定、演绎、转换、融合标志了中国画的发展历程,折射了时代的艺术追求精神,在绘画图式的构成、语言方式、创建和内涵上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