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市长协会本来有三个事业编制，我们三个老同志都拿到了，退休以后可以进老干局，享受跟公务员一样的待遇。可是协会里的年轻人都没有编制，所以我们一个编制都没要，全都参加社保。而我也成为了一个靠社保养老的“草根”、“社会人”。
陶斯亮，国务院原副总理陶铸之女。从事慈善公益事业28年来，她先后发起“智力工程”、东乡扶贫助学行动、“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向日葵计划”等多个慈善项目，累计帮助4万余名贫困听障人士重回有声世界;累计救助400余名脑瘫患者。
近日，她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慈善公益领域——孤独症儿童救助，希望“能抢救一个孩子是一个孩子”。以下是她的讲述。
谈公益慈善经历：“‘红二代’老哥们儿姐们儿就是我的社会力量”
我（陶斯亮）当了20年肾病科医生。1987年，由于一些人事方面的因素，我离开医院来到统战部工作。我对医疗事业始终情有独钟，因此，1991年从统战部出来以后，我就加入了中国医学基金会。
在中国医学基金会干了10年，之后又到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又做了10年。再之后，我就和市长协会一起创立了爱尔慈善基金。也就是说，从199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28年了，我一直从事慈善公益事业，没有中断过，只是这中间经历过不同的基金会。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本质上我不想高调，可是为了慈善公益事业还是需要高调。我原来认为，“低调行事”、“做好事不张扬”才符合中国人的行事规则。
“小而美”曾是我对基金会建设的最高期许。现在我意识到，若想办好慈善，首先要让自己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须去影响、调动更多社会资源的支持。
所以每次活动，我就找我的“红二代”老哥们儿老姐们儿，帮我站台，他们非常愿意参加慈善公益活动，像李敏、刘爱琴、周秉德、陈伟力、董良翚、陈晓鲁、肖凯、胡德华、胡木英、万伯翱、谢飘、郭平英、郭庶英等，还有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朱德之孙朱和平、周恩来侄孙沈清、陈云外孙女陈奕璇、耿飚之孙耿巍、萧劲光外孙李丹等“小字辈”，都很愿意帮我站台，我就把他们作为我的社会力量。
去年，在一些机构评选中，我获得了“2018年度公益人物”、“最具网络人气公益人物奖”等奖项。我没想到会获奖，也根本不想做“网红”。后来想想，可能是因为做了公益很多年，很多人知道我在做什么，所以评选时得到很多父老乡亲的支持。
谈父辈影响：“父母给我的信念，就是现在常说的不忘初心，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1945年初，父母奉命到湘赣粤一带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在日寇占领区发展新根据地很艰险，是不能带我去的。我被留在了延安保育院，交给杨顺清叔叔照看。
2岁到9岁，是一个孩子最依恋父母的年龄，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父母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概念，看不到也摸不着。而杨叔叔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他为我奠定了做人做事最初的价值观，将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温良恭俭让，潜移默化地给了我。正是由于杨叔叔的精神浸润，几十年来，我的心始终是柔软的，始终坚持了善良和宽容。
父母给我的信念，就是现在常说的不忘初心，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其中，父亲留给我的，更是一种正直做人的準则、善良的品质和大是大非面前态度鲜明的性格和素养。
父亲对我很疼爱，但是不娇惯我。我没考上高中，父亲就坚决把我送到农场劳动去，农场的劳动强度很大。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上大学前，他拉着我的手说：“你看过《陈情表》吗？我和你是相依为命的父女，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就希望你将来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那时候天已经黑了，灯还没有打开，我觉得父亲对我的希望都在这个黄昏的沉寂中表达出来了。
1967年，我被分配到东北白城子工作。走之前，最后一次见父亲，可是当时并不知道，这会是我和他的诀别。
父亲当时已经被软禁。我离开以后，也不能跟父亲有任何联系。
1969年，我突然接到通知，允许我回北京跟母亲见一面，因为母亲也要离开北京了，被疏散到粤北地区一个农村。
跟母亲见面后才知道，父亲得了癌症，并发了肺炎，抢救过来后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复发，被疏散到合肥305医院。
我送母亲去粤北，到广州的时候，得到父亲在合肥离世的消息。
所以我跟父亲度过的最后一段时光，就是1967年离开北京、到白城子工作之前。离开北京的那天，天刚亮我就起来了，在父亲的房门前站了很久，但是我还是没有敲门，没有跟父亲告别。我当时就怕自己会哭得稀里哗啦，想避开使人心碎的送别场面。当时以为，总有机会再见到父亲。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我后悔终生，不告而别的遗憾留在我内心深处，这个坎一直没有过去。
谈退休：“我现在靠社保养老，是一个‘草根’、‘社会人’”
我在市长协会工作了24年，一直到74岁才退休。退下来又创办了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
市长协会本来有三个事业编制，我们三个老同志都拿到了，退休以后可以进老干局，享受跟公务员一样的待遇。可是协会里的年轻人都没有编制，所以我们一个编制都没要，全都参加社保。而我也成为了一个靠社保养老的“草根”、“社会人”。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在我看来，“红二代”只是精神上继承了父辈的传承，是精神贵族，物质上真的很清贫的。我的那些“红二代”老哥们儿老姐们儿，就都像街头大爷大妈一般，很朴实很亲和。
现在不少“红二代”都在做传承红色文化这件事，他们认为有义务传承父辈的精神遗产、红色基因，成立了很多红色文化组织，也搞了很多活动。这些活动我参加的比较少，因为我一直很忙。
我觉得，意识形态领域传承红色文化，这方面我虽然做的不多，但是我从事的慈善公益事业也是一种传承。老一辈革命家之所以九死一生干革命，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吗？我今天做的事情，也是在传承他们当年做的事情，用实际行动来传承。
（《新京报》等）
陶斯亮，国务院原副总理陶铸之女。从事慈善公益事业28年来，她先后发起“智力工程”、东乡扶贫助学行动、“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向日葵计划”等多个慈善项目，累计帮助4万余名贫困听障人士重回有声世界;累计救助400余名脑瘫患者。
近日，她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慈善公益领域——孤独症儿童救助，希望“能抢救一个孩子是一个孩子”。以下是她的讲述。
谈公益慈善经历：“‘红二代’老哥们儿姐们儿就是我的社会力量”
我（陶斯亮）当了20年肾病科医生。1987年，由于一些人事方面的因素，我离开医院来到统战部工作。我对医疗事业始终情有独钟，因此，1991年从统战部出来以后，我就加入了中国医学基金会。
在中国医学基金会干了10年，之后又到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又做了10年。再之后，我就和市长协会一起创立了爱尔慈善基金。也就是说，从199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28年了，我一直从事慈善公益事业，没有中断过，只是这中间经历过不同的基金会。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本质上我不想高调，可是为了慈善公益事业还是需要高调。我原来认为，“低调行事”、“做好事不张扬”才符合中国人的行事规则。
“小而美”曾是我对基金会建设的最高期许。现在我意识到，若想办好慈善，首先要让自己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须去影响、调动更多社会资源的支持。
所以每次活动，我就找我的“红二代”老哥们儿老姐们儿，帮我站台，他们非常愿意参加慈善公益活动，像李敏、刘爱琴、周秉德、陈伟力、董良翚、陈晓鲁、肖凯、胡德华、胡木英、万伯翱、谢飘、郭平英、郭庶英等，还有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朱德之孙朱和平、周恩来侄孙沈清、陈云外孙女陈奕璇、耿飚之孙耿巍、萧劲光外孙李丹等“小字辈”，都很愿意帮我站台，我就把他们作为我的社会力量。
去年，在一些机构评选中，我获得了“2018年度公益人物”、“最具网络人气公益人物奖”等奖项。我没想到会获奖，也根本不想做“网红”。后来想想，可能是因为做了公益很多年，很多人知道我在做什么，所以评选时得到很多父老乡亲的支持。
谈父辈影响：“父母给我的信念，就是现在常说的不忘初心，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1945年初，父母奉命到湘赣粤一带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在日寇占领区发展新根据地很艰险，是不能带我去的。我被留在了延安保育院，交给杨顺清叔叔照看。
2岁到9岁，是一个孩子最依恋父母的年龄，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父母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概念，看不到也摸不着。而杨叔叔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他为我奠定了做人做事最初的价值观，将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温良恭俭让，潜移默化地给了我。正是由于杨叔叔的精神浸润，几十年来，我的心始终是柔软的，始终坚持了善良和宽容。
父母给我的信念，就是现在常说的不忘初心，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其中，父亲留给我的，更是一种正直做人的準则、善良的品质和大是大非面前态度鲜明的性格和素养。
父亲对我很疼爱，但是不娇惯我。我没考上高中，父亲就坚决把我送到农场劳动去，农场的劳动强度很大。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上大学前，他拉着我的手说：“你看过《陈情表》吗？我和你是相依为命的父女，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就希望你将来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那时候天已经黑了，灯还没有打开，我觉得父亲对我的希望都在这个黄昏的沉寂中表达出来了。
1967年，我被分配到东北白城子工作。走之前，最后一次见父亲，可是当时并不知道，这会是我和他的诀别。
父亲当时已经被软禁。我离开以后，也不能跟父亲有任何联系。
1969年，我突然接到通知，允许我回北京跟母亲见一面，因为母亲也要离开北京了，被疏散到粤北地区一个农村。
跟母亲见面后才知道，父亲得了癌症，并发了肺炎，抢救过来后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复发，被疏散到合肥305医院。
我送母亲去粤北，到广州的时候，得到父亲在合肥离世的消息。
所以我跟父亲度过的最后一段时光，就是1967年离开北京、到白城子工作之前。离开北京的那天，天刚亮我就起来了，在父亲的房门前站了很久，但是我还是没有敲门，没有跟父亲告别。我当时就怕自己会哭得稀里哗啦，想避开使人心碎的送别场面。当时以为，总有机会再见到父亲。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我后悔终生，不告而别的遗憾留在我内心深处，这个坎一直没有过去。
谈退休：“我现在靠社保养老，是一个‘草根’、‘社会人’”
我在市长协会工作了24年，一直到74岁才退休。退下来又创办了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
市长协会本来有三个事业编制，我们三个老同志都拿到了，退休以后可以进老干局，享受跟公务员一样的待遇。可是协会里的年轻人都没有编制，所以我们一个编制都没要，全都参加社保。而我也成为了一个靠社保养老的“草根”、“社会人”。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在我看来，“红二代”只是精神上继承了父辈的传承，是精神贵族，物质上真的很清贫的。我的那些“红二代”老哥们儿老姐们儿，就都像街头大爷大妈一般，很朴实很亲和。
现在不少“红二代”都在做传承红色文化这件事，他们认为有义务传承父辈的精神遗产、红色基因，成立了很多红色文化组织，也搞了很多活动。这些活动我参加的比较少，因为我一直很忙。
我觉得，意识形态领域传承红色文化，这方面我虽然做的不多，但是我从事的慈善公益事业也是一种传承。老一辈革命家之所以九死一生干革命，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吗？我今天做的事情，也是在传承他们当年做的事情，用实际行动来传承。
（《新京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