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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回看中国军民十四年的抗战历史，许多后人感同身受的，是那段血火岁月里多少次几近绝望的时刻。然而，我们为何依然顽强坚持下来？下面几封抗战英烈的家书，能给我们一个刻骨铭心的答案。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签下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浴血14年的中国军民，迎来了胜利的时刻。作为这个历史时刻次日的9月3日，也成为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比起影视剧里“杀鬼子”的给力时刻，回看这场战争的真实历史时，许多后人感同身受的，却是那段血火岁月里多少次几近绝望的时刻。然而，我们为何依然顽强坚持下来？比起那么多耳熟能详的大英雄与大战役，或许下面几封抗战英烈的家书，能够给我们一个同样刻骨铭心的答案。
褚定侯家书：古来征战几人回？请告双亲勿悲
抗战相持阶段，我方正面战场上打了一场大胜仗，即1941年12月下旬的第三次长沙会战。这场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后的第一场血战里，日本第11军在长沙外围惨遭我军痛击，参战的30个日本大队伤亡率高达2/3。我军此战在全世界面前，为中国军人争了一口气。
但“争气”的背后，更是装备差的中国士兵们一次次悲壮的牺牲。战事开始前，国民革命军陆军第41师121团2营6连排长褚定侯写给兄长褚定浩的家书，就是生动写照。
褚定侯，浙江莫干山人，曾是浙西临时中学的高中生，因为受到周恩来演讲的感召，毅然投笔从戎。从军之前，他还曾与家乡一位姑娘坠入爱河。可是国难面前，他还是留下一句“回来娶你”的承诺，拒绝了上级把他安排在后方军部的好意，来到了战火连天的前线。
也正是在这惨烈的战事期间，他给兄长褚定浩写了一封家书：
“吾军各师官兵均抱视死如归之决心，决不让敌渡浏阳河南岸来……弟若无恙则兄可勿念，若有不幸，则请兄勿悲。古云：古来征战几人回？并请告双亲勿悲。”
在信里，他写下了自己“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必死决心，更记录下了前线将士们缺少弹药枪炮的困境，以及士兵们绑着手榴弹猛扑日军坦克的悲壮时刻。字字句句，都是战场的真实写照。
也正是在他写下这封家书的几天后，日军渡过了汨罗江。22岁的褚定侯率领全排将士浴血阻击日军，最终全排壮烈殉国。一封家书，终成绝笔。
而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开战前，如褚定侯这样留下绝笔信的，不止一人。据报道，仅是战事最激烈的1942年元旦这一天，就有1500多名战士留下了绝笔信。
刘宗歆家书：疫势未减，很忙，短时间不能走开
日军的侵华方式，除了飞机、大炮和炸弹，更有一种特殊套路：细菌战。比如在抗战相持阶段的浙江前线，日军的飞机就疯狂投放细菌炸弹。仅1940年这一年，日军就对浙江发动了284次轰炸，大量含有鼠疫、大肠杆菌等病毒的细菌炸弹，被投放到浙江各地。1940年10月的宁波开明街地带，屋顶上就蔓延着大批带有鼠疫病毒的“血红色跳蚤”，整个城市上空成了“黄色瘟疫”。而就在这样的恐怖时刻，一批特殊的“战士”站了出来：中国红十字医疗队。刘宗歆，就是这支特殊部队里公认的英雄。
刘宗歆，浙江上虞人。他的父亲曾在上海银行工作，期望他也能成为一位金融人才。可酷爱医学的他，却坚持走上学医的道路。他毕业时正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的时候，他志愿加入了中国红十字医疗队，从此穿梭于枪林弹雨间，还一度在新四军军部医院工作过，抢救了不少抗战军人。
但从1940年起，日本对浙江进行疯狂的细菌战，又让他直面另一个考验。当鼠疫开始大面积蔓延时，身为浙江衢县隔离医院医务主任的他，也投身到防治鼠疫的恶战里，并为此放弃了探亲的机会。他给妻子的信里，写了走不开的原因，更写出了当时的严峻形势：
“十日来信收到，我在义乌诊治鼠疫病人已得五十多人，半死半活，疫势未减，很忙，短时间不能走开。”
也正是在这封信半年后，即1940年底，救活了不少鼠疫病人的刘宗歆，不幸也感染了鼠疫，几天后不幸殉职，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献出了29岁的生命。
抗战爆发前只有几百人的中国红十字会，在抗战爆发后人数暴增到数千，多少如刘宗歆一样的年轻人志愿加入进来，从此冒着生命危险践行着救死扶伤的使命，抗战中牺牲的会员甚至已无从统计。他们与炮火中的战士们一样，是日本侵略罪行的见证，更是无可争议的英雄。
于登云家书：本拟父子天年，未想半途分别
日本侵华以前，吉林省磐石市朝阳山镇士绅于登云，堪称乡亲们羡慕的“成功人士”。这位祖籍山东文登的汉子，是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青年时就以实业救国为己任。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身为蛟河县捐税局长的他，不但家产丰厚，妻子也温柔贤惠，几个儿女更是英姿勃发。
但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改变了这一切。当日军的铁蹄席卷东三省时，在当地颇有声望的于登云，成为日军竭力拉拢的对象。只要他愿意和日军“合作”，照样还是高官厚禄的人生。但忧怀国恨的于登云，却默默作了这样的选择：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1932年2月，他毅然升起了抗日大旗。接下来的短短一个月里，这位大半生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士绅，历经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家产几乎散尽，悉数用于组建抗日队伍。蛟河敦化吉林等地的爱国志士，也被他联络团结起来。节节胜利的抗日武装，一度收复多处要地，却最终在日军的血腥镇压下悲壮失败。
1932年3月，于登云被日军驻吉林宪兵队关押。3月23日被害于吉林市九龙口。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这位血战不悔的汉子，带着对家人的牵挂，写下了一封遺书：
“成儿知悉：你年已不小，本拟父子天年，未想半途分别，你之命，父之运也！所望读书尽心，务必前途。侍母要孝，勿劳其生气，以便领你们兄弟姊妹过日子。”
看押于登云的狱卒被他的信所打动，冒死帮他将遗书带出来，交到他的儿子于渤手中。为抗日视死如归的他，在这最后一封书信里，写满的是对家人的不舍和挂怀。
可是，即使是这样的不舍，依然让他作出了勇赴国难的选择。一如那血火的14年里，无数带着对家人的挂怀奔赴前线，却与家人天人永隔的英雄们。
正是有无数像褚定侯、刘宗歆、于登云这样的英雄流血牺牲，才换来了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也正是这些英雄们用慷慨悲壮的就义，告诉我们“中国为什么能赢”。
（中国新闻网2019.9.3）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签下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浴血14年的中国军民，迎来了胜利的时刻。作为这个历史时刻次日的9月3日，也成为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比起影视剧里“杀鬼子”的给力时刻，回看这场战争的真实历史时，许多后人感同身受的，却是那段血火岁月里多少次几近绝望的时刻。然而，我们为何依然顽强坚持下来？比起那么多耳熟能详的大英雄与大战役，或许下面几封抗战英烈的家书，能够给我们一个同样刻骨铭心的答案。
褚定侯家书：古来征战几人回？请告双亲勿悲
抗战相持阶段，我方正面战场上打了一场大胜仗，即1941年12月下旬的第三次长沙会战。这场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后的第一场血战里，日本第11军在长沙外围惨遭我军痛击，参战的30个日本大队伤亡率高达2/3。我军此战在全世界面前，为中国军人争了一口气。
但“争气”的背后，更是装备差的中国士兵们一次次悲壮的牺牲。战事开始前，国民革命军陆军第41师121团2营6连排长褚定侯写给兄长褚定浩的家书，就是生动写照。
褚定侯，浙江莫干山人，曾是浙西临时中学的高中生，因为受到周恩来演讲的感召，毅然投笔从戎。从军之前，他还曾与家乡一位姑娘坠入爱河。可是国难面前，他还是留下一句“回来娶你”的承诺，拒绝了上级把他安排在后方军部的好意，来到了战火连天的前线。
也正是在这惨烈的战事期间，他给兄长褚定浩写了一封家书：
“吾军各师官兵均抱视死如归之决心，决不让敌渡浏阳河南岸来……弟若无恙则兄可勿念，若有不幸，则请兄勿悲。古云：古来征战几人回？并请告双亲勿悲。”
在信里，他写下了自己“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必死决心，更记录下了前线将士们缺少弹药枪炮的困境，以及士兵们绑着手榴弹猛扑日军坦克的悲壮时刻。字字句句，都是战场的真实写照。
也正是在他写下这封家书的几天后，日军渡过了汨罗江。22岁的褚定侯率领全排将士浴血阻击日军，最终全排壮烈殉国。一封家书，终成绝笔。
而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开战前，如褚定侯这样留下绝笔信的，不止一人。据报道，仅是战事最激烈的1942年元旦这一天，就有1500多名战士留下了绝笔信。
刘宗歆家书：疫势未减，很忙，短时间不能走开
日军的侵华方式，除了飞机、大炮和炸弹，更有一种特殊套路：细菌战。比如在抗战相持阶段的浙江前线，日军的飞机就疯狂投放细菌炸弹。仅1940年这一年，日军就对浙江发动了284次轰炸，大量含有鼠疫、大肠杆菌等病毒的细菌炸弹，被投放到浙江各地。1940年10月的宁波开明街地带，屋顶上就蔓延着大批带有鼠疫病毒的“血红色跳蚤”，整个城市上空成了“黄色瘟疫”。而就在这样的恐怖时刻，一批特殊的“战士”站了出来：中国红十字医疗队。刘宗歆，就是这支特殊部队里公认的英雄。
刘宗歆，浙江上虞人。他的父亲曾在上海银行工作，期望他也能成为一位金融人才。可酷爱医学的他，却坚持走上学医的道路。他毕业时正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的时候，他志愿加入了中国红十字医疗队，从此穿梭于枪林弹雨间，还一度在新四军军部医院工作过，抢救了不少抗战军人。
但从1940年起，日本对浙江进行疯狂的细菌战，又让他直面另一个考验。当鼠疫开始大面积蔓延时，身为浙江衢县隔离医院医务主任的他，也投身到防治鼠疫的恶战里，并为此放弃了探亲的机会。他给妻子的信里，写了走不开的原因，更写出了当时的严峻形势：
“十日来信收到，我在义乌诊治鼠疫病人已得五十多人，半死半活，疫势未减，很忙，短时间不能走开。”
也正是在这封信半年后，即1940年底，救活了不少鼠疫病人的刘宗歆，不幸也感染了鼠疫，几天后不幸殉职，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献出了29岁的生命。
抗战爆发前只有几百人的中国红十字会，在抗战爆发后人数暴增到数千，多少如刘宗歆一样的年轻人志愿加入进来，从此冒着生命危险践行着救死扶伤的使命，抗战中牺牲的会员甚至已无从统计。他们与炮火中的战士们一样，是日本侵略罪行的见证，更是无可争议的英雄。
于登云家书：本拟父子天年，未想半途分别
日本侵华以前，吉林省磐石市朝阳山镇士绅于登云，堪称乡亲们羡慕的“成功人士”。这位祖籍山东文登的汉子，是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青年时就以实业救国为己任。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身为蛟河县捐税局长的他，不但家产丰厚，妻子也温柔贤惠，几个儿女更是英姿勃发。
但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改变了这一切。当日军的铁蹄席卷东三省时，在当地颇有声望的于登云，成为日军竭力拉拢的对象。只要他愿意和日军“合作”，照样还是高官厚禄的人生。但忧怀国恨的于登云，却默默作了这样的选择：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1932年2月，他毅然升起了抗日大旗。接下来的短短一个月里，这位大半生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士绅，历经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家产几乎散尽，悉数用于组建抗日队伍。蛟河敦化吉林等地的爱国志士，也被他联络团结起来。节节胜利的抗日武装，一度收复多处要地，却最终在日军的血腥镇压下悲壮失败。
1932年3月，于登云被日军驻吉林宪兵队关押。3月23日被害于吉林市九龙口。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这位血战不悔的汉子，带着对家人的牵挂，写下了一封遺书：
“成儿知悉：你年已不小，本拟父子天年，未想半途分别，你之命，父之运也！所望读书尽心，务必前途。侍母要孝，勿劳其生气，以便领你们兄弟姊妹过日子。”
看押于登云的狱卒被他的信所打动，冒死帮他将遗书带出来，交到他的儿子于渤手中。为抗日视死如归的他，在这最后一封书信里，写满的是对家人的不舍和挂怀。
可是，即使是这样的不舍，依然让他作出了勇赴国难的选择。一如那血火的14年里，无数带着对家人的挂怀奔赴前线，却与家人天人永隔的英雄们。
正是有无数像褚定侯、刘宗歆、于登云这样的英雄流血牺牲，才换来了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也正是这些英雄们用慷慨悲壮的就义，告诉我们“中国为什么能赢”。
（中国新闻网20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