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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关联 超额薪酬 企业绩效
引言
自2007年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的6000万高额年薪事件被爆出后，“天价薪酬”问题引发了越多越来越多的关注，为了更好的解决企业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保障资本市场的有效性，许多学者都将高管薪酬作为研究切入点。高管薪酬问题的本质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渐分离的情况下企业中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最优契约论认为较高薪酬是来自较高业绩，通过签订有效的契约可以将管理层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行为与股东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结合在一起。然而现实中却存在着许多高薪酬低业绩的异常情况，部分亏损企业的管理者薪酬却日益上升，仅用最优契约理论已经不能对这些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了。
那么，除了那些较为明确的市场因素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对企业高管的年薪造成影响呢？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由于市场环境、经理人市场以及董事会存在着缺陷，董事会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被管理层权力所俘获，管理层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影响薪酬契约，甚至实现薪酬自定。在我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企业与政府之间普遍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会对企业高管薪酬产生什么影响呢？因此基于中国的特殊的制度背景，本文选择对民营企业中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的影响进行考察，并对这种影响的内在机制进行探究，考察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文献综述
1974年，Krueger作为国外较早进行政治关联研究的学者，在研究中指出“企业家可以通过花费一定的时间及金钱来与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建立某种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给企业家自身与企业带来利益”。至今，学术界还未对“政治关联”的准确概念形成一个统一结论。现阶段国外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关于政治关联的概念是由Faccio（2006）提出的，他在研究中指出若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或者企业的股东曾经是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或者某位高层管理者与政府官员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密切关系时，就可认定公司存在政治关联。
我国对政治关联的研究在参照了国外学者的研究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发展起来，与国外相比起步较迟。2008年，余明桂和潘红波以企业的董事长是否是曾经或者仍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抑或是曾经担任政府官员这一标准来对企业是否具备政治关联来进行判断。国内多数学者都认同将政治关联主要指的是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担任了人大代表委员或政协委员，又或者是曾经担任过政府官员或在军队任职。
为了更好的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必须要制定有效的薪酬契约并且设计良好的薪酬激励机制。我国过去关于薪酬契约的研究大多与国外学者的研究方向一致，多考虑一些与企业内部的经济因素与治理因素，或是从薪酬业绩敏感度这一视角出发。从而忽略了我国特有的经济政治制度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在我国经济制度受到政府的干预较强，政府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从而也会对企业的契约制定以及薪酬激励制度产生影响。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我国现阶段比较普遍存在的政治关联的两种形式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式的政治关联和前政府官员型的政治关联，这两种不一样的关联对企业产生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式的政治关联我们将其称为委员类政治关联，这种关系一般是现任的，同时与企业形象以及经营业绩相关联的。而前政府官员或曾在军队任职的高管，本文將其称为官员型政治关联，其的政治关联依靠的是其个人在从前的从政生涯中形成的关系网。所以两种政治关联在本质上略有不同，因此本文在研究时对这两种不同的联系方式进行了区分。
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可能就会面临着所有制歧视，为了消除这种相对劣势，民营企业就会谋求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密切关系，能更容易的获得经济资源与融资优势，从而长期稳定的发展下去。当企业高管个人具有政治关联时，其的政治身份可以将企业与政府联系在一起，是政企关系联结的重要中介，对企业向政府寻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就变成一种炙手可热的资源，是企业竞相追逐的对象，为了更好的留住这类人才，企业愿意付出高额的薪酬成本。企业在制定薪酬契约和设计薪酬激励制度的时候，也必然将政治关联这一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不管是委员型还是官员型，其的政治身份也都可以使企业和政府联系更紧密，从而使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在企业中更具价值。
所以说，我们可以认为不管是委员型政治高管还是高官型的政治关联都会对高管薪酬产生影响，提升高管薪酬。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一定下，民营企业中，政治关联会导致高管薪酬的增长。
政治关联的高管因其自身的政治资源或政治身份，具备了较强的向政府寻租的能力，能提升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与价值。但也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企业为了获取这种寻租能力，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有的时候这种成本会抵消甚至超过其带来的收益。当企业与政府通过政治关联高管建立联结之后，企业可能会受到政府更多的干预，需要承担部分政府的责任，例如解决就业问题，维持社会稳定等。除此之外，企业为了更好的维持与政府的联系也需要付出较高的薪酬给予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董事会付出这部分超额薪酬成本的初衷可能是希望能对管理层起到激励作用，鼓励其努力工作并利用其的政治身份来提升企业价值，是对其的寻租能力额补偿溢价。但是在现实环境下，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可能利用其自身的政治资源和权力来俘获董事会来得到超额薪酬，这部分超额薪酬的取得并不需要高管付出努力，因此会对企业的绩效产生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这部分超额薪酬是不合理的，是机会主义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在限定了其他条件下，民营企业中，政治关联所导致的超额薪酬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样本和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
为检验本文提出的上述假设，拟选取2011-2015年间的两市上市A股非ST的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为原始样本。本文所使用市场化程度数据来自樊纲等在2016年出版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政治关联数据主要通过查阅上市公司的年报以及部分网络信息等通过手工收集整理而来，其余数据则主要来自CSMAR数据库与RESSET数据库。 （2）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假设1，设计模型如下：
其中政治关联这一变量是模型的解释变量用PC表示。本文认为如果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目前担任人大或政协委员，或者曾经担任政府高官或在军队任职，就判定该公司具有政治关联，赋值为1，否则取O。并将根据政治关联的形式不同，细分为委员型政治关联，用PCI表示。以及官员型政治关联，用PC2表示。同样如果其存在政治关联，则取1；不存在，则取0。
高管的薪酬属于被解释变量，用LnPay表示。借鉴方军雄（2012），唐松等（2014）所采取的方法，本文采用”高管前三名的薪酬总和”的作为公司高管薪酬的替代变量，并将其对数化。
为了验证假设2，本文设计以下模型：
假设2主要目的在于探究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影响的背后具体机制。参考了Core等（1999）、辛清泉等（2007）以及唐松等（2014）的研究方法，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如果该部分薪酬能对管理层起到激励作用，促使其努力工作，那么这部分薪酬应该与下一年度的企业业绩呈现正相关关系、或者对其不会有特别显著的影响；但若是这部分薪酬与企业下一年度的绩效呈现了负向相关关系，那么这部分超额薪酬可能是对企业利益的攫取，是过度的不合理的。
LnPCOverpay是模型的解释变量，代表由政治关联导致的超额薪酬。计算时首先将高管合理薪酬的影响因素纳入模型，与实际的高管薪酬数据进行回归，得到各回归系数；然后将得到的回归系数与相应的影响高管正常薪酬的因素相乘，得到预期的高管薪酬水平；随后计算实际的薪酬与预期合理薪酬的差就是高管的超额薪酬。再将政治关联变量与超额薪酬进行回归，同样的方法得到政治关联导致的超额薪酬。具体模型如下所示，其中LnOverpay表示高管超额薪酬的自然对数，LnExpPay代表高管的合理薪酬。因本文篇幅原因不对以下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详细列示。
其余控制变量定义及计算方法见下表。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在对政治关联与高管薪酬的关系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时，本文用3个不同的政治关联的替代变量来进行研究，表1是其分析结果。首先对本文最关心的高管薪酬与政治关联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两者在5%的水平上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在样本企业中，政治关联能明显提升企业的高管薪酬。而在对不同联系方式的政治关联分别进行考察后，发现代表型的政治关联与企业高管薪酬呈现正相关，代表型政治关联的高管获得了较高的薪酬。而在将官员型政治关联与高管薪酬进行回归后却未发现显著的相关关系，但仍可以看到其的系数为正。
本文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了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身份会使其取得更高的薪酬。那么高管由此获得的薪酬是像最优契约理论论述的那样是其的特殊能力即政治身份的溢价补偿，能够激励其为了提升企业绩效而努力；还是像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的政治关联身份加强了高管的权力，使高管更容易对董事会的薪酬契约制定过程产生影响，以此谋取私利，对企业的长期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这还有待我们下一步的检验
为了更好探究在民营企业中，政治关联对高管获取较高薪酬的作用机制。我们对由政治关联导致的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绩效进行了回归，结果中解释变量的符号是我们所关心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哪一个细分回归中，由高管政治身份带来的超额薪酬都与企业下一年度的绩效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了不管是委员型政治关联还是官员型政治关联，由其导致的超额薪酬都会对企业未来整体价值。从官员型政治关联的角度来说，这与前文的分析是相符的，前“官员”获得的相对较高的超额薪酬是其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寻租而来，企业聘用这类高管的本意是希望能够借助其在早期从政时积累下来的关系网来为企业做出贡献，并愿意付出较高的薪酬成本，但却事与愿违，这部分薪酬并未对高管起到激励作用。而具有委员型的高管政治身份的取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所任职的企业具有良好的业绩与社会声望。其通过这种方式与政府建立联系后，本应该继续努力提升企业绩效，从而更好的维持自己的政治身份并未促使其继续努力的提升企业业绩，反而以权谋私，其获取的超额薪酬是机会主义的。由此证明了假设2。
本文结论综上所述，政治关联作为在某种程度上的企业进行寻租的合法形式，能为企业带去许多方面的好处，但是也会带来许多負面的影响，除了要承担一些政策性目标外，其还会导致拥有政治身份的企业高管进行寻租，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俘获董事会，影响薪酬契约的制定，提高自身薪酬，以权谋私，最终对企业的绩效造成损害。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我国关于政治关联，高管薪酬以及企业绩效三者关系研究方面的文献，对于解决我国当前存在的部分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问题有一定的作用。同时也证明了管理层权力理论在我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引言
自2007年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的6000万高额年薪事件被爆出后，“天价薪酬”问题引发了越多越来越多的关注，为了更好的解决企业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保障资本市场的有效性，许多学者都将高管薪酬作为研究切入点。高管薪酬问题的本质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渐分离的情况下企业中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最优契约论认为较高薪酬是来自较高业绩，通过签订有效的契约可以将管理层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行为与股东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结合在一起。然而现实中却存在着许多高薪酬低业绩的异常情况，部分亏损企业的管理者薪酬却日益上升，仅用最优契约理论已经不能对这些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了。
那么，除了那些较为明确的市场因素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对企业高管的年薪造成影响呢？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由于市场环境、经理人市场以及董事会存在着缺陷，董事会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被管理层权力所俘获，管理层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影响薪酬契约，甚至实现薪酬自定。在我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企业与政府之间普遍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会对企业高管薪酬产生什么影响呢？因此基于中国的特殊的制度背景，本文选择对民营企业中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的影响进行考察，并对这种影响的内在机制进行探究，考察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文献综述
1974年，Krueger作为国外较早进行政治关联研究的学者，在研究中指出“企业家可以通过花费一定的时间及金钱来与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建立某种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给企业家自身与企业带来利益”。至今，学术界还未对“政治关联”的准确概念形成一个统一结论。现阶段国外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关于政治关联的概念是由Faccio（2006）提出的，他在研究中指出若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或者企业的股东曾经是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或者某位高层管理者与政府官员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密切关系时，就可认定公司存在政治关联。
我国对政治关联的研究在参照了国外学者的研究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发展起来，与国外相比起步较迟。2008年，余明桂和潘红波以企业的董事长是否是曾经或者仍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抑或是曾经担任政府官员这一标准来对企业是否具备政治关联来进行判断。国内多数学者都认同将政治关联主要指的是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担任了人大代表委员或政协委员，又或者是曾经担任过政府官员或在军队任职。
为了更好的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必须要制定有效的薪酬契约并且设计良好的薪酬激励机制。我国过去关于薪酬契约的研究大多与国外学者的研究方向一致，多考虑一些与企业内部的经济因素与治理因素，或是从薪酬业绩敏感度这一视角出发。从而忽略了我国特有的经济政治制度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在我国经济制度受到政府的干预较强，政府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从而也会对企业的契约制定以及薪酬激励制度产生影响。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我国现阶段比较普遍存在的政治关联的两种形式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式的政治关联和前政府官员型的政治关联，这两种不一样的关联对企业产生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式的政治关联我们将其称为委员类政治关联，这种关系一般是现任的，同时与企业形象以及经营业绩相关联的。而前政府官员或曾在军队任职的高管，本文將其称为官员型政治关联，其的政治关联依靠的是其个人在从前的从政生涯中形成的关系网。所以两种政治关联在本质上略有不同，因此本文在研究时对这两种不同的联系方式进行了区分。
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可能就会面临着所有制歧视，为了消除这种相对劣势，民营企业就会谋求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密切关系，能更容易的获得经济资源与融资优势，从而长期稳定的发展下去。当企业高管个人具有政治关联时，其的政治身份可以将企业与政府联系在一起，是政企关系联结的重要中介，对企业向政府寻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就变成一种炙手可热的资源，是企业竞相追逐的对象，为了更好的留住这类人才，企业愿意付出高额的薪酬成本。企业在制定薪酬契约和设计薪酬激励制度的时候，也必然将政治关联这一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不管是委员型还是官员型，其的政治身份也都可以使企业和政府联系更紧密，从而使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在企业中更具价值。
所以说，我们可以认为不管是委员型政治高管还是高官型的政治关联都会对高管薪酬产生影响，提升高管薪酬。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一定下，民营企业中，政治关联会导致高管薪酬的增长。
政治关联的高管因其自身的政治资源或政治身份，具备了较强的向政府寻租的能力，能提升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与价值。但也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企业为了获取这种寻租能力，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有的时候这种成本会抵消甚至超过其带来的收益。当企业与政府通过政治关联高管建立联结之后，企业可能会受到政府更多的干预，需要承担部分政府的责任，例如解决就业问题，维持社会稳定等。除此之外，企业为了更好的维持与政府的联系也需要付出较高的薪酬给予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董事会付出这部分超额薪酬成本的初衷可能是希望能对管理层起到激励作用，鼓励其努力工作并利用其的政治身份来提升企业价值，是对其的寻租能力额补偿溢价。但是在现实环境下，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可能利用其自身的政治资源和权力来俘获董事会来得到超额薪酬，这部分超额薪酬的取得并不需要高管付出努力，因此会对企业的绩效产生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这部分超额薪酬是不合理的，是机会主义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在限定了其他条件下，民营企业中，政治关联所导致的超额薪酬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样本和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
为检验本文提出的上述假设，拟选取2011-2015年间的两市上市A股非ST的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为原始样本。本文所使用市场化程度数据来自樊纲等在2016年出版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政治关联数据主要通过查阅上市公司的年报以及部分网络信息等通过手工收集整理而来，其余数据则主要来自CSMAR数据库与RESSET数据库。 （2）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假设1，设计模型如下：
其中政治关联这一变量是模型的解释变量用PC表示。本文认为如果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目前担任人大或政协委员，或者曾经担任政府高官或在军队任职，就判定该公司具有政治关联，赋值为1，否则取O。并将根据政治关联的形式不同，细分为委员型政治关联，用PCI表示。以及官员型政治关联，用PC2表示。同样如果其存在政治关联，则取1；不存在，则取0。
高管的薪酬属于被解释变量，用LnPay表示。借鉴方军雄（2012），唐松等（2014）所采取的方法，本文采用”高管前三名的薪酬总和”的作为公司高管薪酬的替代变量，并将其对数化。
为了验证假设2，本文设计以下模型：
假设2主要目的在于探究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影响的背后具体机制。参考了Core等（1999）、辛清泉等（2007）以及唐松等（2014）的研究方法，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如果该部分薪酬能对管理层起到激励作用，促使其努力工作，那么这部分薪酬应该与下一年度的企业业绩呈现正相关关系、或者对其不会有特别显著的影响；但若是这部分薪酬与企业下一年度的绩效呈现了负向相关关系，那么这部分超额薪酬可能是对企业利益的攫取，是过度的不合理的。
LnPCOverpay是模型的解释变量，代表由政治关联导致的超额薪酬。计算时首先将高管合理薪酬的影响因素纳入模型，与实际的高管薪酬数据进行回归，得到各回归系数；然后将得到的回归系数与相应的影响高管正常薪酬的因素相乘，得到预期的高管薪酬水平；随后计算实际的薪酬与预期合理薪酬的差就是高管的超额薪酬。再将政治关联变量与超额薪酬进行回归，同样的方法得到政治关联导致的超额薪酬。具体模型如下所示，其中LnOverpay表示高管超额薪酬的自然对数，LnExpPay代表高管的合理薪酬。因本文篇幅原因不对以下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详细列示。
其余控制变量定义及计算方法见下表。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在对政治关联与高管薪酬的关系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时，本文用3个不同的政治关联的替代变量来进行研究，表1是其分析结果。首先对本文最关心的高管薪酬与政治关联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两者在5%的水平上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在样本企业中，政治关联能明显提升企业的高管薪酬。而在对不同联系方式的政治关联分别进行考察后，发现代表型的政治关联与企业高管薪酬呈现正相关，代表型政治关联的高管获得了较高的薪酬。而在将官员型政治关联与高管薪酬进行回归后却未发现显著的相关关系，但仍可以看到其的系数为正。
本文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了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身份会使其取得更高的薪酬。那么高管由此获得的薪酬是像最优契约理论论述的那样是其的特殊能力即政治身份的溢价补偿，能够激励其为了提升企业绩效而努力；还是像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的政治关联身份加强了高管的权力，使高管更容易对董事会的薪酬契约制定过程产生影响，以此谋取私利，对企业的长期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这还有待我们下一步的检验
为了更好探究在民营企业中，政治关联对高管获取较高薪酬的作用机制。我们对由政治关联导致的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绩效进行了回归，结果中解释变量的符号是我们所关心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哪一个细分回归中，由高管政治身份带来的超额薪酬都与企业下一年度的绩效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了不管是委员型政治关联还是官员型政治关联，由其导致的超额薪酬都会对企业未来整体价值。从官员型政治关联的角度来说，这与前文的分析是相符的，前“官员”获得的相对较高的超额薪酬是其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寻租而来，企业聘用这类高管的本意是希望能够借助其在早期从政时积累下来的关系网来为企业做出贡献，并愿意付出较高的薪酬成本，但却事与愿违，这部分薪酬并未对高管起到激励作用。而具有委员型的高管政治身份的取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所任职的企业具有良好的业绩与社会声望。其通过这种方式与政府建立联系后，本应该继续努力提升企业绩效，从而更好的维持自己的政治身份并未促使其继续努力的提升企业业绩，反而以权谋私，其获取的超额薪酬是机会主义的。由此证明了假设2。
本文结论综上所述，政治关联作为在某种程度上的企业进行寻租的合法形式，能为企业带去许多方面的好处，但是也会带来许多負面的影响，除了要承担一些政策性目标外，其还会导致拥有政治身份的企业高管进行寻租，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俘获董事会，影响薪酬契约的制定，提高自身薪酬，以权谋私，最终对企业的绩效造成损害。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我国关于政治关联，高管薪酬以及企业绩效三者关系研究方面的文献，对于解决我国当前存在的部分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问题有一定的作用。同时也证明了管理层权力理论在我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