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５年４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发布讣告：“柯庆施同志因患重病治疗无效，于１９６５年４月９日下午６时３０分在成都逝世，终年６３岁。”当时新华社连日报道了为“柯老”举行的隆重追悼仪式。１１日中午，骨灰由成都送抵北京，１３日上午在首都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柯庆施追悼大会，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这一切都说明，柯的死一切正常。
　　谁知一年多之后，西南的红卫兵造反小将抛出“重磅炸弹”，揭指是“贺龙和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狼狈为奸，勾结起来，共同谋害了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这真是平地起风波，弄得举国上下一片哗然。
　　柯庆施是应贺龙和李井泉之邀去成都的。４月５日贺、李宴请柯庆施后，当夜１２时柯就出了事，三天之后猝死。这一切似乎为柯庆施被“谋杀致死”的说法蒙上了一层难辨真假的迷雾。
　　“柯庆施谋杀专案组”是张春桥亲自点将由“三结合”班子组成的，头头是个军人。这个所谓的“三结合”专案组却只有一个专门技术人员。
　　当时已在上海呼风唤雨的张春桥，对柯庆施之死是悲喜交集。悲的是，柯是张春桥的提携人，坚硬的后台，他的死使张春桥顿失靠山；喜的是，柯庆施一死，上海权力层留下缺口，一心要创建上海基地的江青惟有倚重张春桥，使得张能顺理成章地取而代之，青云直上。“一月革命”后，张春桥果然成了上海、华东的“一把手”。对西南红卫兵的“贺龙谋害柯庆施”之说，他正可利用来打倒并陷害贺龙等人，可谓一箭双雕。
　　专案组一班人从上海悄然抵达成都。此时一切都已时过境迁，柯庆施的尸体早已成了灰烬，当时的现场、死者接触过的物件都已荡然无存，有关当事人也被当时已在全国传得神乎其神的“谋杀”说吓得似惊弓之鸟。因此，专案组的调查只能从外围入手，查明柯庆施之死的前因后果和抢救治疗的大致过程。专案组经过调查，访问了一些当时出席宴会的人，也见过贺龙夫人薛明，并对柯庆施整个抢救治疗过程的方案细细审视甄别，认定此中一切准确无误，绝无一丝技术性差错，也没发现丝毫疑点。经过反复调查，专案组认为柯庆施猝死的经过是这样的：
　　１９６４年，医生发现柯庆施患肺癌，由上海华东医院切除了致癌肺叶。此后，柯的身体已很虚弱，但这一切都是当时的“绝密”，连“柯办”的人都不清楚。
　　１９６５年春，应正在成都疗养的贺龙元帅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邀，柯庆施于３月１３日到成都。４月５日是清明节。这天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领导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出面设晚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贺龙和柯庆施都是宴请的主宾。
　　这种宴请通常都是主宾双方和夫人共桌。临开席不知谁提议：今天的晚宴男女宾分桌，大家一醉方休。此提议一出最受男宾欢迎，于是立即安排夫人们另开一桌，柯庆施的夫人被安排到女宾席。为此柯庆施高兴异常，欢呼道：“哈哈，今天解放了！”原来柯夫人知柯庆施有病，宜吃清淡饮食，忌油腻、烟酒。遵医嘱，她平日里对柯庆施的饮食生活管束甚严。这晚柯庆施偶得“解放”，又逢老友，真有点“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氛围，大家尽兴而饮，一醉方休。宴会从下午６时开席，至晚９时许才尽兴而散。
　　柯庆施回到招待所，看了些文件，临睡还吃了一把花生米，食欲极好。几小时后，大约午夜１２时多，柯庆施腹痛，柯的保健医生胡允平当即赶到作了常规处理，一直到凌晨２时，病情不见缓解。胡允平立即给上海专管高干治疗的华东医院挂长途电话，向薛邦祺院长汇报了柯庆施的病情。到清晨，眼看柯庆施的病情继续加重，连秘书也慌了神，便直接给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打电话，要求火速派上海的高干医护人员到成都诊治。这时，虽然柯庆施身边围满了四川方面许多优秀的医生，但柯庆施自己和家属却更信任上海的医生。
　　中午时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领着上海一流的医护组赶往成都，立即投入会诊、抢救。可是虽经几天的努力，依然无效，柯庆施于４月９日下午６时３０分死亡。
　　在上海、四川的医生合力抢救的过程中，国家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同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吴阶平教授也专程从北京飞抵成都，主持抢救工作。柯死后，钱部长和吴教授又亲自主持柯庆施的尸体解剖和病症研究工作，可谓慎之又慎，郑重其事。当时经北京、上海、四川三方医生、专家、教授合议，对柯庆施之死的共同结论是：“柯庆施死于急性出血胰腺炎”。
　　（郝国英摘自《书报文摘》，本刊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