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阿瑟·米勒是二战后美国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家，凭借《都是我的儿子》《推销员之死》《萨勒姆的女巫》等现实主义戏剧作品享誉世界剧坛。文章运用比较文学影响和接受研究的相关理论对米勒戏剧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进行评述，以期从理论和方法上深化外国戏剧研究。
【关 键 词】阿瑟·米勒戏剧；跨文化传播；研究；译介
【作者单位】张璐，南开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5.023
美国当代剧作家阿瑟·米勒是一位著作等身、享誉世界的著名悲剧作家。这位戏剧大师创作了大量兼具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现实主义戏剧佳作，曾多次获得普利策奖、托尼奖和多个国际戏剧界终身成就奖。作为文化使者、戏剧家和导演，米勒与中国有着极深的渊源，他不仅是新时期中美两国关系解冻后第一位来华访问的当代美国戏剧家，而且还是同时期第一位来华指导中国艺术团体排演话剧的美国导演。他于1983年应曹禺、英若诚等中国艺术家之邀在北京亲自执导排演的代表作《推销员之死》反响非凡，成为新时期中美两国戏剧交流史上的佳话。此后，他的剧作不断被翻译成中文，并被搬上中国舞台，在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米勒依据在中国参观、工作的见闻和感受所写的《中国偶遇》《 阿瑟·米勒手记：“推销员”在北京》等书籍及其自传《时移世易》，成为研究以米勒为代表的外国艺术家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文献资料。从广义的角度来讲，以米勒戏剧为中心研究米勒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情况，对我们了解并掌握外国戏剧经典跨文化传播的趋势及影响大有裨益。
国内学者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开始关注米勒及其剧作，自新时期以来，米勒戏剧的研究对象日益多元化，具体来说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对米勒戏剧作品的研究。此类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早，持续时间较长，成果丰硕。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米勒一直有成果发表，成果形式包括期刊论文、硕士学位论文、译著、教材和专著等。在作品分析方面，对米勒名剧《推销员之死》《都是我的儿子》《萨勒姆的女巫》《堕落之后》《美国时钟》等的研究在数量上居于首位；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传统的文本分析，各类新的批评理论与方法都被广泛运用，同时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学术界对米勒戏剧作品的关注从单纯的作品分析逐步转入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多、水平较高，对后续研究极具启发性。
第二，国内学术界对米勒戏剧理论的介绍、分析和评论始于20世纪。20世纪80年代起，陈瘦竹、郭继德等学者先后在各类期刊上发文对米勒戏剧创作的特点、内涵和作家的戏剧观进行系统阐释。同一时期，还有多位国内学者对米勒的剧论进行翻译和编辑，先后有多部译著出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郭继德等译的《阿瑟·米勒论戏剧》（1986）和由陈瑞兰、杨淮生选译的《阿瑟·米勒论剧散文》（1987）。总体来看，此类研究数量众多、成果影响深远，正如笔者所言，“（它们）为进一步分析米勒以及西方剧作家的戏剧观、悲剧及悲剧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国话剧艺术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启示作用”[1]。
第三，从文化交流和中美戏剧的影响关系角度对米勒进行的研究。米勒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其与国内作家、学者和艺术家的交流互动一直备受瞩目。很多曾与他合作过的专家学者，如英若诚、叶君健、资中筠、郭继德、朱琳、朱旭、顾威和苏叔阳等，都以米勒为研究对象，分享与其合作的感受。2005年，米勒去世后，这类研究在国内又掀起了新一轮热潮。
与此同时，现有的对米勒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作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所欠缺。从内容上来看，国内关于米勒作品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推销员之死》《萨勒姆的女巫》《都是我的儿子》等几部作品上，对其他剧本（尤其是晚期剧本）的关注度相对较低。从研究角度来看，大部分的作品分析仍以文本分析和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为主，方法较为单一，研究视角趋同。其次，跨文化视域下的米勒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从具体操作层面上来看，米勒的作品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情况、影响以及中国文化对米勒后期创作的影响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亟待挖掘研究。
国内对米勒这位著名戏剧家及其作品译介的发展过程与当代中国话剧的发展历程相适应，除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译介的准备阶段、蓬勃发展阶段、低潮阶段和多元发展阶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7年间，受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国内戏剧界对美国戏剧的译介非常有限，但米勒戏剧仍凭借其鲜明的思想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走进中国观众和读者的视野。1962年，梅绍武在《麦卡锡主义扼杀了美国戏剧》一文中第一次将米勒及其剧作介绍给国内读者。1965年，《外国戏剧资料》刊载了《美剧作家阿瑟·米勒访苏》一文，简要介绍了米勒《桥上所见》等多部剧作在苏联的演出情况。1965年，该刊又选译了两篇国外学者对《发生在维琪的事件》和《堕落之后》两剧的评论。这些综合性的介绍使读者开始对米勒的人生经历和戏剧创作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20世纪70年代末，米勒夫妇访华后，他的两部佳作《萨勒姆的女巫》和《推销员之死》接连在国内成功上演。尤其是《推销员之死》首开国内剧坛邀请美国戏剧家担任导演的先河，以深刻的思想性和新颖独特的舞台艺术表现形式博得了戏剧界和文化界的广泛关注。此后，我国对米勒各类作品的译介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经典舞台剧和广播剧作品《桥头眺望》《堕落之后》《美国时钟》《小猫和铅管工》《请不要杀死任何东西》《克拉拉》《回忆两个星期一》《我为什么都不记得了》等，以及电影剧本《不合时宜的人》迅速走进国内读者的视野。两部较为完整的米勒戏剧翻译作品集也接连问世，一是《外国当代剧作选4》，该书收录了《萨勒姆的女巫》等6部作品，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另一部是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推销员之死》，其中收录有英若诚等著名翻译家翻译的《推销员之死》等经典作品。此外，国内各大中专院校中英文专业外国文学选读、外国文学评论、英美文学選读、英美文学史和英美戏剧选读等课程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中常常收入米勒的剧作原文或翻译作品（包括全剧本或片段节选）。与此同时，对米勒戏剧作品及其戏剧思想的研究专著也有很多被译成中文。据初步统计，自1979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共有二十余种米勒作品的翻译版问世，平均每年都有2至3种作品被翻译或重译[2]，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剧坛对这位美国著名作家、作品及其戏剧思想的高度重视，这段时间也是米勒戏剧在中国译介的黄金时期。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对米勒作品的译介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参与主体，各类文学刊物和出版社面对市场竞争的压力，将具有广大读者群的、畅销的通俗文艺作品确立为向国内读者译介的主体。与此同时，戏剧翻译在整体上处于“译入语社会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受忽略、边缘的位置”[3]，数量锐减，受此影响，米勒戏剧的翻译在1993—1996年间略显沉寂，经历了译介的低谷。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深入，米勒与其第二任妻子影星玛丽莲·梦露作为美国的大众文化偶像被介绍给中国读者。关于二人的介绍性或传记性作品满足了人们了解世界、了解美国社会基本情况的需求，并跻身于通俗文艺作品之列。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对米勒的介绍并未停止，但呈现了通俗化的趋势。
自20世纪末起，文艺界人士反思过去，展望未来，对戏剧以及戏剧翻译在我国文学的多元系统中应有的位置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米勒作品重新受到国内文艺界和外语界的重视。进入21世纪，多部米勒经典戏剧翻译作品被重新印刷出版，米勒的自传性散文，尤其是其两次中国之行的所见所感，也受到了我国学者的关注。本阶段，由米勒本人创作或将米勒作为研究对象的各类作品被大量翻译，这些译著为国内学术界、文学爱好者和读者进一步了解米勒、研究其戏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初步统计，自1999年至2011年，米勒在中国被翻译的作品约有20种，几乎每年都有1至3种作品被翻译或重译[2]。译作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和内容涉及范围之广都昭示了米勒戏剧在中国的第二个高潮阶段暨多元发展阶段已经到来。
米勒作品自1981年第一次被搬上中国戏剧舞台，至今已有30多年。在此期间，中国艺术家对其戏剧演出在艺术呈现形式上从整体接受其新颖的演剧理念，到结合不同时代的特点进行创新，将西方演剧理念与中国化元素相结合，在叙述方式、舞台设计和戏剧效果等方面进行探索，不断拓展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哲理意蕴。
1.《萨勒姆的女巫》在中国的搬演
《萨勒姆的女巫》是米勒流傳范围最广、搬演场次最多的戏剧作品之一。该剧于20世纪80年代初来到中国，受到文艺界的普遍关注和广大观众的欢迎。此后，多位戏剧家以不同的方式将其搬上舞台，从不同角度结合不同的时代背景对女巫的命运进行诠释，彰显了该剧旺盛的生命力和经久不息的传承性。其中，有两个搬演的版本最具影响力，分别是1981年由黄佐临导演，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萨勒姆的女巫》；步入21世纪以来由王晓鹰导演，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的《萨勒姆的女巫》。
1978年，米勒首次来华访问时曾与当时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举行会面，并向其推荐了自己20世纪50年代的作品《萨勒姆的女巫》。黄佐临在排演该剧时，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方式，在尽量保持和借鉴原剧舞台风格的同时，将中西方戏剧美学观念和艺术审美意蕴进行了有机整合。具体来讲，这种整合将美国戏剧的写实与中国戏剧的写意相融合，在追求真实性的同时，通过写意的方法来“加深全戏的哲理境界”（李健吾语）[4]。同时，在戏剧功能方面，黄佐临注意通过对萨勒姆“女巫审判案”的生动再现，突出了戏剧文本和演出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互文性关系，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思想性和批判意义。
2002年5月，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王晓鹰携大批优秀演员对《萨勒姆的女巫》进行了全新的演绎。与上一版相比，该剧的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戏剧的部分情节做了改动，突出人性中善、恶、美、丑等各种因素，表现人的复杂性，强调了对人性的探索。第二，灵活运用假定性手法，根据剧目内容和演出效果的要求设计舞台空间，创造舞台意象，突出戏剧演出的假定性和舞台诗化意象。王晓鹰在艺术上的探索给观众带来全新的审美体验，赢得了各界的赞誉，使该剧在舞台上常演不衰，成为“‘文化快餐’时代难能可贵的受中国观众欢迎和关注的经典剧作之一”[5]。
2.《推销员之死》在中国的搬演
《推销员之死》是米勒创作巅峰期的代表作。该剧1983年在北京首演，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喜爱，此后一直活跃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之上。该剧在我国共有两个影响较大的演出版本：1983年，由阿瑟·米勒导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推销员之死》；2012年，由李六乙导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推销员之死》。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剧坛结合自身发展的需要，采用洋为中用的策略，主动邀请米勒指导北京人民剧院排演的《推销员之死》。经过曹禺、英若诚等中国戏剧工作者、大量中外学者及相关单位负责人与米勒的多次沟通，各方“在创作思想与艺术风格上达成一致意见”[6]。1983年，在中美两国艺术家的通力合作下，该剧从前期准备、精心排演到最终成功搬上舞台，为广大中国观众献上了一部中西合璧的典范之作，给发展中的中国剧坛树立了学习、借鉴的范例，同时对亟须革新的中国当代话剧艺术（尤其是中国的现实主义戏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1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将《推销员之死》重新搬上舞台。新版本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经典的传承。复排的《推销员之死》在剧情与台词上未做改动，此举不仅体现了忠实于戏剧文学原著的原则，而且体现了北京人艺在戏剧舞台语言表达方式上对自身独特京味儿风格的继承和发扬。第二，在演出形式和舞台设计方面的创新。新版的《推销员之死》用弱化人物对话交流的演出形式和极简的舞台空间布局来破除生活的幻觉，营造出间离效果，激发观众的想象，突出了对现代性和哲理意蕴的追求及探索。
3.米勒其他作品在中国的搬演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部作品，米勒的其他剧作中只有《全是我的儿子》《桥头眺望》《两个星期一的回忆》《人民公敌》等少数作品被搬上中国舞台，但其影响都远不及《萨勒姆的女巫》和《推销员之死》。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出，米勒戏剧在中国的演出情况与学术界对其作品的研究情况有很高的相似度，即二者都对他的两部经典悲剧显示了极高的关注。
1981年至今，自米勒戏剧初次被搬上中国舞台开始，国内的艺术家们就在戏剧理念和实践上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从最初以学习、借鉴为主，适当加入中国传统戏剧元素为起点，开始舞台实践，到结合不同时代的特点和主流审美品格对剧本进行改写和再创作，凸显了中国戏剧家的艺术主体意识。尤其是21世纪以来，新一代艺术家对经典作品的重新演绎，彰显了中国剧坛在创作理念、导演体系和舞台表演等方面更大的自由度和更高层次的艺术自觉，说明当代中国剧坛正以日趋成熟的风姿走向世界。
[1]齐欣，张璐. 大众传媒在经典作品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研究——以阿瑟·米勒的经典作品为例[J]. 传媒，2015（7）.
[2]张璐. 阿瑟·米勒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1979-2014[D]. 太原：山西师范大学，2014.
[3]温年芳. 系统中的戏剧翻译——以1977—2010年英美戏剧汉译为例[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4]吴培远，胡成元. 谈佐临导演的《萨勒姆的女巫》[J]. 外国戏剧，1982（2）.
[5]韩德星. 阿瑟·米勒在中国[J]. 戏剧艺术，2014（2）.
[6]钱兆明，欧荣. 《推销员之死》在北京：米勒与英若诚的天作之合[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关 键 词】阿瑟·米勒戏剧；跨文化传播；研究；译介
【作者单位】张璐，南开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5.023
美国当代剧作家阿瑟·米勒是一位著作等身、享誉世界的著名悲剧作家。这位戏剧大师创作了大量兼具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现实主义戏剧佳作，曾多次获得普利策奖、托尼奖和多个国际戏剧界终身成就奖。作为文化使者、戏剧家和导演，米勒与中国有着极深的渊源，他不仅是新时期中美两国关系解冻后第一位来华访问的当代美国戏剧家，而且还是同时期第一位来华指导中国艺术团体排演话剧的美国导演。他于1983年应曹禺、英若诚等中国艺术家之邀在北京亲自执导排演的代表作《推销员之死》反响非凡，成为新时期中美两国戏剧交流史上的佳话。此后，他的剧作不断被翻译成中文，并被搬上中国舞台，在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米勒依据在中国参观、工作的见闻和感受所写的《中国偶遇》《 阿瑟·米勒手记：“推销员”在北京》等书籍及其自传《时移世易》，成为研究以米勒为代表的外国艺术家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文献资料。从广义的角度来讲，以米勒戏剧为中心研究米勒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情况，对我们了解并掌握外国戏剧经典跨文化传播的趋势及影响大有裨益。
一、米勒戏剧在中国的研究
国内学者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开始关注米勒及其剧作，自新时期以来，米勒戏剧的研究对象日益多元化，具体来说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对米勒戏剧作品的研究。此类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早，持续时间较长，成果丰硕。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米勒一直有成果发表，成果形式包括期刊论文、硕士学位论文、译著、教材和专著等。在作品分析方面，对米勒名剧《推销员之死》《都是我的儿子》《萨勒姆的女巫》《堕落之后》《美国时钟》等的研究在数量上居于首位；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传统的文本分析，各类新的批评理论与方法都被广泛运用，同时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学术界对米勒戏剧作品的关注从单纯的作品分析逐步转入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多、水平较高，对后续研究极具启发性。
第二，国内学术界对米勒戏剧理论的介绍、分析和评论始于20世纪。20世纪80年代起，陈瘦竹、郭继德等学者先后在各类期刊上发文对米勒戏剧创作的特点、内涵和作家的戏剧观进行系统阐释。同一时期，还有多位国内学者对米勒的剧论进行翻译和编辑，先后有多部译著出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郭继德等译的《阿瑟·米勒论戏剧》（1986）和由陈瑞兰、杨淮生选译的《阿瑟·米勒论剧散文》（1987）。总体来看，此类研究数量众多、成果影响深远，正如笔者所言，“（它们）为进一步分析米勒以及西方剧作家的戏剧观、悲剧及悲剧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国话剧艺术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启示作用”[1]。
第三，从文化交流和中美戏剧的影响关系角度对米勒进行的研究。米勒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其与国内作家、学者和艺术家的交流互动一直备受瞩目。很多曾与他合作过的专家学者，如英若诚、叶君健、资中筠、郭继德、朱琳、朱旭、顾威和苏叔阳等，都以米勒为研究对象，分享与其合作的感受。2005年，米勒去世后，这类研究在国内又掀起了新一轮热潮。
与此同时，现有的对米勒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作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所欠缺。从内容上来看，国内关于米勒作品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推销员之死》《萨勒姆的女巫》《都是我的儿子》等几部作品上，对其他剧本（尤其是晚期剧本）的关注度相对较低。从研究角度来看，大部分的作品分析仍以文本分析和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为主，方法较为单一，研究视角趋同。其次，跨文化视域下的米勒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从具体操作层面上来看，米勒的作品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情况、影响以及中国文化对米勒后期创作的影响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亟待挖掘研究。
二、米勒戏剧在中国的译介
国内对米勒这位著名戏剧家及其作品译介的发展过程与当代中国话剧的发展历程相适应，除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译介的准备阶段、蓬勃发展阶段、低潮阶段和多元发展阶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7年间，受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国内戏剧界对美国戏剧的译介非常有限，但米勒戏剧仍凭借其鲜明的思想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走进中国观众和读者的视野。1962年，梅绍武在《麦卡锡主义扼杀了美国戏剧》一文中第一次将米勒及其剧作介绍给国内读者。1965年，《外国戏剧资料》刊载了《美剧作家阿瑟·米勒访苏》一文，简要介绍了米勒《桥上所见》等多部剧作在苏联的演出情况。1965年，该刊又选译了两篇国外学者对《发生在维琪的事件》和《堕落之后》两剧的评论。这些综合性的介绍使读者开始对米勒的人生经历和戏剧创作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20世纪70年代末，米勒夫妇访华后，他的两部佳作《萨勒姆的女巫》和《推销员之死》接连在国内成功上演。尤其是《推销员之死》首开国内剧坛邀请美国戏剧家担任导演的先河，以深刻的思想性和新颖独特的舞台艺术表现形式博得了戏剧界和文化界的广泛关注。此后，我国对米勒各类作品的译介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经典舞台剧和广播剧作品《桥头眺望》《堕落之后》《美国时钟》《小猫和铅管工》《请不要杀死任何东西》《克拉拉》《回忆两个星期一》《我为什么都不记得了》等，以及电影剧本《不合时宜的人》迅速走进国内读者的视野。两部较为完整的米勒戏剧翻译作品集也接连问世，一是《外国当代剧作选4》，该书收录了《萨勒姆的女巫》等6部作品，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另一部是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推销员之死》，其中收录有英若诚等著名翻译家翻译的《推销员之死》等经典作品。此外，国内各大中专院校中英文专业外国文学选读、外国文学评论、英美文学選读、英美文学史和英美戏剧选读等课程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中常常收入米勒的剧作原文或翻译作品（包括全剧本或片段节选）。与此同时，对米勒戏剧作品及其戏剧思想的研究专著也有很多被译成中文。据初步统计，自1979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共有二十余种米勒作品的翻译版问世，平均每年都有2至3种作品被翻译或重译[2]，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剧坛对这位美国著名作家、作品及其戏剧思想的高度重视，这段时间也是米勒戏剧在中国译介的黄金时期。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对米勒作品的译介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参与主体，各类文学刊物和出版社面对市场竞争的压力，将具有广大读者群的、畅销的通俗文艺作品确立为向国内读者译介的主体。与此同时，戏剧翻译在整体上处于“译入语社会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受忽略、边缘的位置”[3]，数量锐减，受此影响，米勒戏剧的翻译在1993—1996年间略显沉寂，经历了译介的低谷。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深入，米勒与其第二任妻子影星玛丽莲·梦露作为美国的大众文化偶像被介绍给中国读者。关于二人的介绍性或传记性作品满足了人们了解世界、了解美国社会基本情况的需求，并跻身于通俗文艺作品之列。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对米勒的介绍并未停止，但呈现了通俗化的趋势。
自20世纪末起，文艺界人士反思过去，展望未来，对戏剧以及戏剧翻译在我国文学的多元系统中应有的位置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米勒作品重新受到国内文艺界和外语界的重视。进入21世纪，多部米勒经典戏剧翻译作品被重新印刷出版，米勒的自传性散文，尤其是其两次中国之行的所见所感，也受到了我国学者的关注。本阶段，由米勒本人创作或将米勒作为研究对象的各类作品被大量翻译，这些译著为国内学术界、文学爱好者和读者进一步了解米勒、研究其戏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初步统计，自1999年至2011年，米勒在中国被翻译的作品约有20种，几乎每年都有1至3种作品被翻译或重译[2]。译作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和内容涉及范围之广都昭示了米勒戏剧在中国的第二个高潮阶段暨多元发展阶段已经到来。
三、米勒戏剧在中国的搬演
米勒作品自1981年第一次被搬上中国戏剧舞台，至今已有30多年。在此期间，中国艺术家对其戏剧演出在艺术呈现形式上从整体接受其新颖的演剧理念，到结合不同时代的特点进行创新，将西方演剧理念与中国化元素相结合，在叙述方式、舞台设计和戏剧效果等方面进行探索，不断拓展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哲理意蕴。
1.《萨勒姆的女巫》在中国的搬演
《萨勒姆的女巫》是米勒流傳范围最广、搬演场次最多的戏剧作品之一。该剧于20世纪80年代初来到中国，受到文艺界的普遍关注和广大观众的欢迎。此后，多位戏剧家以不同的方式将其搬上舞台，从不同角度结合不同的时代背景对女巫的命运进行诠释，彰显了该剧旺盛的生命力和经久不息的传承性。其中，有两个搬演的版本最具影响力，分别是1981年由黄佐临导演，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萨勒姆的女巫》；步入21世纪以来由王晓鹰导演，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的《萨勒姆的女巫》。
1978年，米勒首次来华访问时曾与当时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举行会面，并向其推荐了自己20世纪50年代的作品《萨勒姆的女巫》。黄佐临在排演该剧时，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方式，在尽量保持和借鉴原剧舞台风格的同时，将中西方戏剧美学观念和艺术审美意蕴进行了有机整合。具体来讲，这种整合将美国戏剧的写实与中国戏剧的写意相融合，在追求真实性的同时，通过写意的方法来“加深全戏的哲理境界”（李健吾语）[4]。同时，在戏剧功能方面，黄佐临注意通过对萨勒姆“女巫审判案”的生动再现，突出了戏剧文本和演出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互文性关系，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思想性和批判意义。
2002年5月，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王晓鹰携大批优秀演员对《萨勒姆的女巫》进行了全新的演绎。与上一版相比，该剧的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戏剧的部分情节做了改动，突出人性中善、恶、美、丑等各种因素，表现人的复杂性，强调了对人性的探索。第二，灵活运用假定性手法，根据剧目内容和演出效果的要求设计舞台空间，创造舞台意象，突出戏剧演出的假定性和舞台诗化意象。王晓鹰在艺术上的探索给观众带来全新的审美体验，赢得了各界的赞誉，使该剧在舞台上常演不衰，成为“‘文化快餐’时代难能可贵的受中国观众欢迎和关注的经典剧作之一”[5]。
2.《推销员之死》在中国的搬演
《推销员之死》是米勒创作巅峰期的代表作。该剧1983年在北京首演，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喜爱，此后一直活跃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之上。该剧在我国共有两个影响较大的演出版本：1983年，由阿瑟·米勒导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推销员之死》；2012年，由李六乙导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推销员之死》。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剧坛结合自身发展的需要，采用洋为中用的策略，主动邀请米勒指导北京人民剧院排演的《推销员之死》。经过曹禺、英若诚等中国戏剧工作者、大量中外学者及相关单位负责人与米勒的多次沟通，各方“在创作思想与艺术风格上达成一致意见”[6]。1983年，在中美两国艺术家的通力合作下，该剧从前期准备、精心排演到最终成功搬上舞台，为广大中国观众献上了一部中西合璧的典范之作，给发展中的中国剧坛树立了学习、借鉴的范例，同时对亟须革新的中国当代话剧艺术（尤其是中国的现实主义戏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1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将《推销员之死》重新搬上舞台。新版本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经典的传承。复排的《推销员之死》在剧情与台词上未做改动，此举不仅体现了忠实于戏剧文学原著的原则，而且体现了北京人艺在戏剧舞台语言表达方式上对自身独特京味儿风格的继承和发扬。第二，在演出形式和舞台设计方面的创新。新版的《推销员之死》用弱化人物对话交流的演出形式和极简的舞台空间布局来破除生活的幻觉，营造出间离效果，激发观众的想象，突出了对现代性和哲理意蕴的追求及探索。
3.米勒其他作品在中国的搬演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部作品，米勒的其他剧作中只有《全是我的儿子》《桥头眺望》《两个星期一的回忆》《人民公敌》等少数作品被搬上中国舞台，但其影响都远不及《萨勒姆的女巫》和《推销员之死》。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出，米勒戏剧在中国的演出情况与学术界对其作品的研究情况有很高的相似度，即二者都对他的两部经典悲剧显示了极高的关注。
1981年至今，自米勒戏剧初次被搬上中国舞台开始，国内的艺术家们就在戏剧理念和实践上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从最初以学习、借鉴为主，适当加入中国传统戏剧元素为起点，开始舞台实践，到结合不同时代的特点和主流审美品格对剧本进行改写和再创作，凸显了中国戏剧家的艺术主体意识。尤其是21世纪以来，新一代艺术家对经典作品的重新演绎，彰显了中国剧坛在创作理念、导演体系和舞台表演等方面更大的自由度和更高层次的艺术自觉，说明当代中国剧坛正以日趋成熟的风姿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齐欣，张璐. 大众传媒在经典作品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研究——以阿瑟·米勒的经典作品为例[J]. 传媒，2015（7）.
[2]张璐. 阿瑟·米勒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1979-2014[D]. 太原：山西师范大学，2014.
[3]温年芳. 系统中的戏剧翻译——以1977—2010年英美戏剧汉译为例[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4]吴培远，胡成元. 谈佐临导演的《萨勒姆的女巫》[J]. 外国戏剧，1982（2）.
[5]韩德星. 阿瑟·米勒在中国[J]. 戏剧艺术，2014（2）.
[6]钱兆明，欧荣. 《推销员之死》在北京：米勒与英若诚的天作之合[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