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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片叶子，将在什么时候飘落？”在2010年9月和《纽约时报》记者的对谈中，87岁的李光耀进行了不同以往的思考。除了讲他如何挣扎奋斗将新加坡这座资源匮乏的小岛建设成繁荣富有的国家，他也谈到了年龄和疾病给他带来的各种疼痛。他罹患周边神经病变，令他腿部功能受破坏，行动不便，需要每天使用3次跑步机来练习。
情况更糟一些的是李光耀的太太柯玉芝。她两年前因中风卧床不起，不能动弹，也不能讲话。“每天晚上，我跟她说话时，她都知道。她为我保持清醒；我跟她聊我白天的工作，给她读她最爱的诗歌。”李光耀打开一个大表格，上面记着他的阅读书目，有简·奥斯汀、鲁德亚德·吉卜林和刘易斯·卡洛尔的小说，也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李光耀说，他那时候一直在读基督教的婚誓，为这句话所打动：“无论生病或健康，无论境遇好坏，相亲相爱，相互扶持，相互珍惜，至死不渝。”
一个月后，发妻柯玉芝还是离他而去。在电视机前，新加坡人看到这位开国领袖用缓慢而模糊的声音读出对亡妻的悼词：“我们在一起的63年，我有珍贵的回忆。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她为我和我们的孩子奉献一生。我需要她的时候她总是在我身边。”画面上，他只是个孑然一身的老者，神色悲伤。
通往权力之路
1923年，李光耀生于新加坡一个客家人的家庭。他的家境殷实，祖父曾经是一艘轮船上的事务长，后来经商；父亲从小算是富家子弟，年轻时在两家一流的百货公司拥有无限额的户头。祖父通过个人打拼而获得财富，李光耀对他要更亲近和崇拜一些。在李光耀的记忆里，祖父的作风非常西化，经常穿得像个英国绅士，有夹袄、老式领带、硬领，穿条纹长裤，鞋子上还附有鞋罩。祖父经常给他讲自己在轮船上的经历，比如，不论温度和湿度多高，所有船员用晚餐时都必须穿上衣纽紧扣的白色棉质斜纹外套，餐桌上整齐地摆放着盘碟、刀叉和餐巾。李光耀从这些讲述中，对英国人讲求秩序、实力和效率的风格印象深刻。1940年，李光耀中学毕业的成绩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排名都是第一，他被政府创设的莱佛士学院录取。如果一切顺利，他会在这个英属殖民地得到一份和他学历匹配的专业工作，或者成为政府雇员，继续为效忠英国人服务。
1941年12月8日，日本飞机空袭了新加坡。至2月15日海峡殖民地政府投降，新加坡彻底沦陷，莱佛士学院也彻底停课。这一年7月，祖父病重，不久就与世长辞。“他老人家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邋邋遢遢不起眼的民族，能够打败相貌堂堂的英国人。当我看到他日渐昏迷，觉得他在此时离开人间，未尝不是件好事。”李光耀在自传里写道。和祖父以及广大殖民地人民一样，李光耀曾经坚信英国人的霸权建立在优越的科技和组织之上，是不可能被挑战的。
1945年，日本人投降，英国人再度接管了新加坡。李光耀在战时学业中断期间，做过电台编辑，制造过胶水，还参与过黑市生意。意识到唯有获得权力才有改变社会形态的可能，他决定去英国学习法律，期望学成后能有更多的职业选择。1950年，当李光耀学业结束后搭乘荷兰邮船“威廉靳伊号”返回新加坡，临下船时因之前参与的反英活动受到刁难，成为最后一名办妥手续下船的乘客。
回到新加坡后，李光耀便展开了事业。他加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帮助老百姓来打官司并非他的终极目标，他想据此来组织群众，推翻殖民统治。1952年，马来亚邮电工人大罢工，李光耀被聘请为邮电工会的法律顾问，他和一些工会代表一起与英国殖民当局谈判。由于李光耀的出谋划策，最终达成了有利于工人和工会的协议。李光耀也因此声名远播，成了100多个工会的法律顾问，这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接着他又声援了华校学生的反殖运动。当时学生们创办了鼓吹独立的报刊，英国殖民当局认为这一行为违法，公开对学生进行审判。李光耀为学生辩护并取得胜利，这再次令李光耀声名大噪。得到了工人和学生的支持，李光耀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但他也意识到光有工人和学生运动并不足以推翻殖民统治，还需要组织政党接过殖民者手中的政权。
1954年11月21日，李光耀与左派学生及工会领袖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并任秘书长，自此步入政坛。人民行动党成立以后，先是联合共产党赢得新加坡华人的支持，后又在1955年参加“部分民选政府”的首次选举，包括李光耀在内的多位人民行动党员当选立法议员，成为立法议会中的反对党，从而正式开始争取掌握政权的斗争。1958年，英国殖民当局核准《新加坡自治方案》，同意新加坡通过第二年的大选从半自治状态变为全自治，但英方保留新加坡的国防、外交、修宪和颁布《紧急状态法令》大权。
因此1959年的立法议会大选至关重要，李光耀在此时也充分显露了他精明的政治头脑。即使自治之后，新加坡也是英联邦国家，英国对新加坡最有影响力，所以李光耀一直都和1957年在新加坡上任的总督威廉·古德爵士保持密切关系，让他相信新加坡的未来领袖一定是个受过英式教育的亲英分子，人民行动党也会在他的领导下成为一个民主的资产阶级政党。与此同时，人民行动党必须获得新加坡工会和学生的支持，才有获胜的把握。1959年的竞选条件十分艰苦。李光耀每晚要从一个选区到另外一个选区，在户外溽热的天气中发表三到四场演说。作为曾经剑桥大学的辩论高手，李光耀仍然感到在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社会中，要在一场大会上打动所有的观众十分困难。他不仅要掌握这个社区中主流人群使用的语言，还要通过手势、语调和脸部表情与其他有可能听不懂的人进行沟通。如何通过语言政策来提高这个多元种族国家的凝聚力是李光耀那时就开始思考的问题。每一次演讲集会都是一次民族风俗的展现：华人会献上绣了四字或八字贺词的锦旗，最长可以有三四米；马来人会送给喜爱的候选人金银线织成的头饰；印度人习惯送上白色鸡蛋花或者万寿菊的花环，有的重达1公斤。李光耀常常因为太受欢迎，会戴6～12个花环直到把整个头都遮住。
1959年5月30日，人民行动党在立法议会大选中获得了51席中的43席，成为执政党。6月5日，李光耀宣誓就任新加坡第一届自治政府的内阁总理。他当时才35岁，是世界最年轻的总理。 挑战双语之路
1988年，美国“风云人物”节目的主持人在访谈时问了李光耀这样一个问题：曾经你最难做出的决策是什么？李光耀回答，是处理有关根植于人民心底的文化和情感的问题，就像语言课题。10年之后，当人民行动党庆祝成立50周年时，李光耀再度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时，他的回答仍是一样的。对于李光耀来讲，国家确定何种语言作为通用语，是一个情感与现实间的艰难选择。
1959年新加坡自治以后，李光耀非常积极地争取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合并。马来亚像是躯体，新加坡作为行政和商业中心就好比心脏。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这种合并很有必要。但在政治方面，马来亚的领导人一直有着担忧：新加坡的华人占70%以上，这会冲击马来亚马来人为主的人口结构，并且新加坡的华人同情共产党，这也让马来亚政府惧怕。1963年开始的短暂结合（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砂拉越和沙巴合并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在1965年8月9日走到尽头。这一天，在没有提前告知新加坡的前提下，马来西亚国会对将新加坡逐出联邦的法案在三次辩论后通过。李光耀后来将它比作是马来穆斯林的休妻风俗——丈夫可以休掉妻子三次，做妻子的却无权这样做。三次之后，就意味着两个人永远分开。
摆在李光耀面前的是个一盘散沙式的新加坡。“我们不具备一个国家该具备的基本要素，我们是多元民族，缺乏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共同命运。”李光耀说。在殖民统治时期，英国政府任由人民选择用何种语言教育下一代。英国人创办了屈指可数的几所英校，训练学生日后担任书记、仓库管理员、制图员之类的职务。华人有本族成功人士兴建的学校，马来人有马来语的学校，印度人有自己办的泰米尔和其他印度语种的学校或课程。1963至1965年间新加坡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州，马来语也就被暂定为国语。如今政治环境发生变化，语言政策应该如何颁布呢？
从经历和情感上讲，李光耀理应支持华语作为通用语言。他的父母都是在英校里接受教育，在家和他用英文对话，家里的佣人来自印尼，说的是爪哇语和马来语。李光耀小时候对华语并没有太多接触——曾经外祖母将他送去华文小学，他实在听不懂就要求转校。日据时期，新加坡的布告都以日文发布。看到其中经常夹杂着汉字，李光耀决定自学华文而不是统治者的语言来看懂个大概。李光耀真正具有“我是华人”的意识是在留学期间。英国人不会把他当成新加坡或者马来亚人，而是直接看作中国人。一次他去瑞士旅行，在酒店办理退房手续。对方问他来自哪里。他说来自新加坡，属于马来亚的一个地方。对方说，就直接写是中国人就好了。那时在伦敦戈登广场有个“中国协会”，是英国人用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资助的。俱乐部开放给全世界的华人，为穷学生提供免费下午茶。和他们相比，李光耀有了不懂华文的严重失落感：“我没有全盘接受不属于自己文化的价值观，也没有自己的文化底蕴，两头不到岸。”下决心不懈学习华语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回到新加坡后，他还做了一项有象征意义的决定：由于祖父对英国人的敬仰，在他的出生证上，全名是Harry Kuan Yew Lee，不仅华文姓名按照英语规则名在前姓在后，最前面还加了一个英文名。在新加坡取得律师资格时，李光耀将名字改为后来为人熟知的Lee Kuan Yew。每当报纸称呼他为Harry Lee时，他便会生气。
然而李光耀在制定语言政策时，态度非常明确：必须把英语作为共同语。他的原因也很简单：首先，新加坡是新加坡人的新加坡，不是华人的新加坡，即便华人占多数，独尊华文的沙文主义也要提防。再有，新加坡是个依靠国际贸易的社会，如果使用华语、马来语或者泰米尔语，就无法顺利展开贸易工作。在学校里，李光耀开始推行双语教育，为英校引入其他母语作为第二语文，再为华校、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学校引入英语作为第二语文。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直到1979年《吴庆瑞报告书》（吴当时兼任教育部长）发表之后，李光耀政府才确定了英文为主、华文为辅的双语教育比重。到了1987年，全国的学校（除了特选华校之外）统一以英语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
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持久不息。尤其讲华语或者方言的家长，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儿女能接受华校教育，而在民选政府下首先要学习英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光耀曾经说过，他其实心中和他们一样热切渴望着保留华文教育的精髓。他在20世纪50年代为华文学校学生领袖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时候，就被他们富有朝气活力、守纪律以及具有献身社会和政治的精神所折服。与此相反，他所接触的英文教育下长大的学生多数则一副冷漠、自私自利和缺乏自信的模样。“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唯一能够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言，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进入70年代后，随着中文相关的就业机会减少，越来越多的家长送孩子就读英校，华校从战后的兴盛走向衰落。李光耀的做法是在1978年精选保留了9所历史悠久、基础良好的华文中学，注入师资来提高它们的英文教学水平。后来新加坡教育部为全国中学进行综合排名，十大中学里特选华校就占了6所。
征服外媒之路
李光耀在新加坡创立了民主制度，但这种“新加坡式民主”和西方民主并不相同，其中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政府对新闻自由的遏制。李光耀曾经公开表示，不认可媒体应当监督政府的功能，媒体的作用应当是帮助政府宣传和推广政策。
当地媒体在新加坡建国后的20年中已经发展得非常服帖——1977年，新加坡通过了立法来禁止任何人持有报刊超过3%的普通股权，并且设立一种称为管理股的特别股票。部长有权决定哪些股东能够获得管理股，并且把报刊的管理股分给四大银行。银行出于商业利益必然会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保护国家的稳定成长。“你打开电视或翻开报纸，会觉得新加坡社会太平静了，所以没有什么新闻值得媒体报道。当你看到电视上播放的都是美食节目，你也会觉得新加坡人除了吃什么都不关心。”《成长在李光耀时代》一书作者李慧敏说。
进入80年代，西方国家拥有的英文报刊在新加坡形成一股不能忽视的势力。这是因为随着英文被列为第一语文后，英文读物的读者群随之扩大。李光耀政府在1986年决定对那些涉及新加坡内政的外国报刊执行限制发行量的法令。李光耀想得非常巧妙：我们检查这些刊物是否“涉及新加坡政治”的方法之一，是看他们是在关系新加坡的课题上做了歪曲事实或者一边倒的报道之后，愿不愿意刊登我们的答复信。他们不会封禁这些报刊，只会限制他们的销量。买不到报刊的人大可以影印或者传真里面的文章来扩散。这样报刊就不会指责政府阻挠人们阅读他们的报道了。 李光耀在对《亚洲华尔街日报》的制裁上，就显示了他在执法上的严格和穷追不舍。1986年12月，《亚洲华尔街日报》指责新加坡建议设立二级股市是为了把不中用的企业转嫁给人民。李光耀政府认为报纸做出了不实报道。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去信驳斥这些虚假指责，《亚洲华尔街日报》不仅拒绝刊登更正信，还声称报道无误，就有这样一家不中用的政府公司存在，更正信损伤了通讯员的名誉。金融管理局再次去信，指出该报复信中的更多错误，同时要求对方指明不中用的公司是哪家，管理局的信件又是哪一段文字污蔑了他们的通讯员。李光耀政府要求对方刊登双方的往来信函，结果被拒绝。政府于是在1987年2月开始限制该报的发行量，从5000份减少到400份，同时在本地报刊上刊登了信件内容。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亚洲华尔街日报》继续报道，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对该报发行量受限表示遗憾。新加坡外交部于是去信，要求国务院证实所言，并说“如果确有其事，就是对新加坡内政前所未有的干预”。国务院发言人证实了报道，但坚持美国政府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外交部继续去信问是否会基于同样公平的原则对《亚洲华尔街日报》拒绝发表和新加坡方面的往来信件表示遗憾。对方重申了“一贯秉承坚持的新闻自由原则”。新加坡外交部接着回复，新加坡没有义务遵循美国的新闻法。外国报刊本来没有权利在新加坡销售，既然被允许进入国内市场，就要遵守条件，其中之一就是答复的权利。国务院没有再答复。
两星期后《亚洲华尔街日报》写信给新加坡交通部和新闻部，想要免费发报纸给那些因为发行量限制而无法阅读到该报的原有订户，表示愿意“本着协助那些抱怨想阅读本报却不得其门的新加坡商人的精神，牺牲卖报收入”。新闻部表示同意，条件是报上不能有广告。对方不接受，说广告是报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做会造成额外的开支和时间安排问题。新闻局继续表示愿意承担取消广告而产生的一半的额外开支，《亚洲华尔街日报》拒绝。最终新闻局回复结论：“你们根本不是有心要让商界人士得到咨询，你们想要的只是广告赚钱和自由。”不久，美国的另外一份《亚洲新闻》撰文讥讽这件无穷无尽的对峙，它也“引火上身”：内政部新闻秘书处去信反驳要求原函照登，对方虽然刊发信件，但做了删改和添加。秘书处再次去信要求两封信一起公开，对方不肯。于是《亚洲新闻》发行量从1.1万本限制到500本。直到一个月后，杂志将信件内容原本刊登，李光耀政府才在一年后解除限制令。
西方媒体形容新加坡是“保姆国家”，实际是对李光耀巨细靡遗治国作风的讽刺。大到经济建设，小到个人卫生习惯和婚嫁生育问题，到处都有李光耀的意志和身影。李光耀倒是很乐于接受这个绰号。他认为这是外国记者找不到贪污和营私舞弊之类大丑闻来报道的体现。
2011年，一场李光耀与南洋理工大学学生的对话会中，一位27岁的女博士针对国家如何促进外来人口和本地社会融入来提问。李光耀回答完之后，没有就此打住话题，反问女博士的年龄、是否有男朋友等状况，又劝她不要浪费时间，应该早日结婚生子，因为孩子比博士学位更重要。全场哄堂大笑，李光耀却循循善诱，非常认真，浑然不觉自己已经在过多地干预隐私。
在作家李慧敏看来，这一幕其实代表了李光耀一代政府的做派：在建国初期成长起来的人，文化水平都还不够高，非常依赖从英国学成归来的精英领导人。“政府很厉害，凡事交给政府就行了。”这是李慧敏从小被灌输的观念。就像一篇英文课文，叫作《爸爸无所不知》（Father Knows Best），听了爸爸话的孩子幸免了一场海难，没听话的则葬身海上。“李光耀不就好像课文中神人父亲的形象吗？”
情况更糟一些的是李光耀的太太柯玉芝。她两年前因中风卧床不起，不能动弹，也不能讲话。“每天晚上，我跟她说话时，她都知道。她为我保持清醒；我跟她聊我白天的工作，给她读她最爱的诗歌。”李光耀打开一个大表格，上面记着他的阅读书目，有简·奥斯汀、鲁德亚德·吉卜林和刘易斯·卡洛尔的小说，也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李光耀说，他那时候一直在读基督教的婚誓，为这句话所打动：“无论生病或健康，无论境遇好坏，相亲相爱，相互扶持，相互珍惜，至死不渝。”
一个月后，发妻柯玉芝还是离他而去。在电视机前，新加坡人看到这位开国领袖用缓慢而模糊的声音读出对亡妻的悼词：“我们在一起的63年，我有珍贵的回忆。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她为我和我们的孩子奉献一生。我需要她的时候她总是在我身边。”画面上，他只是个孑然一身的老者，神色悲伤。
通往权力之路
1923年，李光耀生于新加坡一个客家人的家庭。他的家境殷实，祖父曾经是一艘轮船上的事务长，后来经商；父亲从小算是富家子弟，年轻时在两家一流的百货公司拥有无限额的户头。祖父通过个人打拼而获得财富，李光耀对他要更亲近和崇拜一些。在李光耀的记忆里，祖父的作风非常西化，经常穿得像个英国绅士，有夹袄、老式领带、硬领，穿条纹长裤，鞋子上还附有鞋罩。祖父经常给他讲自己在轮船上的经历，比如，不论温度和湿度多高，所有船员用晚餐时都必须穿上衣纽紧扣的白色棉质斜纹外套，餐桌上整齐地摆放着盘碟、刀叉和餐巾。李光耀从这些讲述中，对英国人讲求秩序、实力和效率的风格印象深刻。1940年，李光耀中学毕业的成绩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排名都是第一，他被政府创设的莱佛士学院录取。如果一切顺利，他会在这个英属殖民地得到一份和他学历匹配的专业工作，或者成为政府雇员，继续为效忠英国人服务。
1941年12月8日，日本飞机空袭了新加坡。至2月15日海峡殖民地政府投降，新加坡彻底沦陷，莱佛士学院也彻底停课。这一年7月，祖父病重，不久就与世长辞。“他老人家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邋邋遢遢不起眼的民族，能够打败相貌堂堂的英国人。当我看到他日渐昏迷，觉得他在此时离开人间，未尝不是件好事。”李光耀在自传里写道。和祖父以及广大殖民地人民一样，李光耀曾经坚信英国人的霸权建立在优越的科技和组织之上，是不可能被挑战的。
1945年，日本人投降，英国人再度接管了新加坡。李光耀在战时学业中断期间，做过电台编辑，制造过胶水，还参与过黑市生意。意识到唯有获得权力才有改变社会形态的可能，他决定去英国学习法律，期望学成后能有更多的职业选择。1950年，当李光耀学业结束后搭乘荷兰邮船“威廉靳伊号”返回新加坡，临下船时因之前参与的反英活动受到刁难，成为最后一名办妥手续下船的乘客。
回到新加坡后，李光耀便展开了事业。他加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帮助老百姓来打官司并非他的终极目标，他想据此来组织群众，推翻殖民统治。1952年，马来亚邮电工人大罢工，李光耀被聘请为邮电工会的法律顾问，他和一些工会代表一起与英国殖民当局谈判。由于李光耀的出谋划策，最终达成了有利于工人和工会的协议。李光耀也因此声名远播，成了100多个工会的法律顾问，这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接着他又声援了华校学生的反殖运动。当时学生们创办了鼓吹独立的报刊，英国殖民当局认为这一行为违法，公开对学生进行审判。李光耀为学生辩护并取得胜利，这再次令李光耀声名大噪。得到了工人和学生的支持，李光耀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但他也意识到光有工人和学生运动并不足以推翻殖民统治，还需要组织政党接过殖民者手中的政权。
1954年11月21日，李光耀与左派学生及工会领袖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并任秘书长，自此步入政坛。人民行动党成立以后，先是联合共产党赢得新加坡华人的支持，后又在1955年参加“部分民选政府”的首次选举，包括李光耀在内的多位人民行动党员当选立法议员，成为立法议会中的反对党，从而正式开始争取掌握政权的斗争。1958年，英国殖民当局核准《新加坡自治方案》，同意新加坡通过第二年的大选从半自治状态变为全自治，但英方保留新加坡的国防、外交、修宪和颁布《紧急状态法令》大权。
因此1959年的立法议会大选至关重要，李光耀在此时也充分显露了他精明的政治头脑。即使自治之后，新加坡也是英联邦国家，英国对新加坡最有影响力，所以李光耀一直都和1957年在新加坡上任的总督威廉·古德爵士保持密切关系，让他相信新加坡的未来领袖一定是个受过英式教育的亲英分子，人民行动党也会在他的领导下成为一个民主的资产阶级政党。与此同时，人民行动党必须获得新加坡工会和学生的支持，才有获胜的把握。1959年的竞选条件十分艰苦。李光耀每晚要从一个选区到另外一个选区，在户外溽热的天气中发表三到四场演说。作为曾经剑桥大学的辩论高手，李光耀仍然感到在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社会中，要在一场大会上打动所有的观众十分困难。他不仅要掌握这个社区中主流人群使用的语言，还要通过手势、语调和脸部表情与其他有可能听不懂的人进行沟通。如何通过语言政策来提高这个多元种族国家的凝聚力是李光耀那时就开始思考的问题。每一次演讲集会都是一次民族风俗的展现：华人会献上绣了四字或八字贺词的锦旗，最长可以有三四米；马来人会送给喜爱的候选人金银线织成的头饰；印度人习惯送上白色鸡蛋花或者万寿菊的花环，有的重达1公斤。李光耀常常因为太受欢迎，会戴6～12个花环直到把整个头都遮住。
1959年5月30日，人民行动党在立法议会大选中获得了51席中的43席，成为执政党。6月5日，李光耀宣誓就任新加坡第一届自治政府的内阁总理。他当时才35岁，是世界最年轻的总理。 挑战双语之路
1988年，美国“风云人物”节目的主持人在访谈时问了李光耀这样一个问题：曾经你最难做出的决策是什么？李光耀回答，是处理有关根植于人民心底的文化和情感的问题，就像语言课题。10年之后，当人民行动党庆祝成立50周年时，李光耀再度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时，他的回答仍是一样的。对于李光耀来讲，国家确定何种语言作为通用语，是一个情感与现实间的艰难选择。
1959年新加坡自治以后，李光耀非常积极地争取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合并。马来亚像是躯体，新加坡作为行政和商业中心就好比心脏。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这种合并很有必要。但在政治方面，马来亚的领导人一直有着担忧：新加坡的华人占70%以上，这会冲击马来亚马来人为主的人口结构，并且新加坡的华人同情共产党，这也让马来亚政府惧怕。1963年开始的短暂结合（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砂拉越和沙巴合并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在1965年8月9日走到尽头。这一天，在没有提前告知新加坡的前提下，马来西亚国会对将新加坡逐出联邦的法案在三次辩论后通过。李光耀后来将它比作是马来穆斯林的休妻风俗——丈夫可以休掉妻子三次，做妻子的却无权这样做。三次之后，就意味着两个人永远分开。
摆在李光耀面前的是个一盘散沙式的新加坡。“我们不具备一个国家该具备的基本要素，我们是多元民族，缺乏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共同命运。”李光耀说。在殖民统治时期，英国政府任由人民选择用何种语言教育下一代。英国人创办了屈指可数的几所英校，训练学生日后担任书记、仓库管理员、制图员之类的职务。华人有本族成功人士兴建的学校，马来人有马来语的学校，印度人有自己办的泰米尔和其他印度语种的学校或课程。1963至1965年间新加坡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州，马来语也就被暂定为国语。如今政治环境发生变化，语言政策应该如何颁布呢？
从经历和情感上讲，李光耀理应支持华语作为通用语言。他的父母都是在英校里接受教育，在家和他用英文对话，家里的佣人来自印尼，说的是爪哇语和马来语。李光耀小时候对华语并没有太多接触——曾经外祖母将他送去华文小学，他实在听不懂就要求转校。日据时期，新加坡的布告都以日文发布。看到其中经常夹杂着汉字，李光耀决定自学华文而不是统治者的语言来看懂个大概。李光耀真正具有“我是华人”的意识是在留学期间。英国人不会把他当成新加坡或者马来亚人，而是直接看作中国人。一次他去瑞士旅行，在酒店办理退房手续。对方问他来自哪里。他说来自新加坡，属于马来亚的一个地方。对方说，就直接写是中国人就好了。那时在伦敦戈登广场有个“中国协会”，是英国人用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资助的。俱乐部开放给全世界的华人，为穷学生提供免费下午茶。和他们相比，李光耀有了不懂华文的严重失落感：“我没有全盘接受不属于自己文化的价值观，也没有自己的文化底蕴，两头不到岸。”下决心不懈学习华语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回到新加坡后，他还做了一项有象征意义的决定：由于祖父对英国人的敬仰，在他的出生证上，全名是Harry Kuan Yew Lee，不仅华文姓名按照英语规则名在前姓在后，最前面还加了一个英文名。在新加坡取得律师资格时，李光耀将名字改为后来为人熟知的Lee Kuan Yew。每当报纸称呼他为Harry Lee时，他便会生气。
然而李光耀在制定语言政策时，态度非常明确：必须把英语作为共同语。他的原因也很简单：首先，新加坡是新加坡人的新加坡，不是华人的新加坡，即便华人占多数，独尊华文的沙文主义也要提防。再有，新加坡是个依靠国际贸易的社会，如果使用华语、马来语或者泰米尔语，就无法顺利展开贸易工作。在学校里，李光耀开始推行双语教育，为英校引入其他母语作为第二语文，再为华校、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学校引入英语作为第二语文。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直到1979年《吴庆瑞报告书》（吴当时兼任教育部长）发表之后，李光耀政府才确定了英文为主、华文为辅的双语教育比重。到了1987年，全国的学校（除了特选华校之外）统一以英语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
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持久不息。尤其讲华语或者方言的家长，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儿女能接受华校教育，而在民选政府下首先要学习英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光耀曾经说过，他其实心中和他们一样热切渴望着保留华文教育的精髓。他在20世纪50年代为华文学校学生领袖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时候，就被他们富有朝气活力、守纪律以及具有献身社会和政治的精神所折服。与此相反，他所接触的英文教育下长大的学生多数则一副冷漠、自私自利和缺乏自信的模样。“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唯一能够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言，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进入70年代后，随着中文相关的就业机会减少，越来越多的家长送孩子就读英校，华校从战后的兴盛走向衰落。李光耀的做法是在1978年精选保留了9所历史悠久、基础良好的华文中学，注入师资来提高它们的英文教学水平。后来新加坡教育部为全国中学进行综合排名，十大中学里特选华校就占了6所。
征服外媒之路
李光耀在新加坡创立了民主制度，但这种“新加坡式民主”和西方民主并不相同，其中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政府对新闻自由的遏制。李光耀曾经公开表示，不认可媒体应当监督政府的功能，媒体的作用应当是帮助政府宣传和推广政策。
当地媒体在新加坡建国后的20年中已经发展得非常服帖——1977年，新加坡通过了立法来禁止任何人持有报刊超过3%的普通股权，并且设立一种称为管理股的特别股票。部长有权决定哪些股东能够获得管理股，并且把报刊的管理股分给四大银行。银行出于商业利益必然会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保护国家的稳定成长。“你打开电视或翻开报纸，会觉得新加坡社会太平静了，所以没有什么新闻值得媒体报道。当你看到电视上播放的都是美食节目，你也会觉得新加坡人除了吃什么都不关心。”《成长在李光耀时代》一书作者李慧敏说。
进入80年代，西方国家拥有的英文报刊在新加坡形成一股不能忽视的势力。这是因为随着英文被列为第一语文后，英文读物的读者群随之扩大。李光耀政府在1986年决定对那些涉及新加坡内政的外国报刊执行限制发行量的法令。李光耀想得非常巧妙：我们检查这些刊物是否“涉及新加坡政治”的方法之一，是看他们是在关系新加坡的课题上做了歪曲事实或者一边倒的报道之后，愿不愿意刊登我们的答复信。他们不会封禁这些报刊，只会限制他们的销量。买不到报刊的人大可以影印或者传真里面的文章来扩散。这样报刊就不会指责政府阻挠人们阅读他们的报道了。 李光耀在对《亚洲华尔街日报》的制裁上，就显示了他在执法上的严格和穷追不舍。1986年12月，《亚洲华尔街日报》指责新加坡建议设立二级股市是为了把不中用的企业转嫁给人民。李光耀政府认为报纸做出了不实报道。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去信驳斥这些虚假指责，《亚洲华尔街日报》不仅拒绝刊登更正信，还声称报道无误，就有这样一家不中用的政府公司存在，更正信损伤了通讯员的名誉。金融管理局再次去信，指出该报复信中的更多错误，同时要求对方指明不中用的公司是哪家，管理局的信件又是哪一段文字污蔑了他们的通讯员。李光耀政府要求对方刊登双方的往来信函，结果被拒绝。政府于是在1987年2月开始限制该报的发行量，从5000份减少到400份，同时在本地报刊上刊登了信件内容。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亚洲华尔街日报》继续报道，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对该报发行量受限表示遗憾。新加坡外交部于是去信，要求国务院证实所言，并说“如果确有其事，就是对新加坡内政前所未有的干预”。国务院发言人证实了报道，但坚持美国政府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外交部继续去信问是否会基于同样公平的原则对《亚洲华尔街日报》拒绝发表和新加坡方面的往来信件表示遗憾。对方重申了“一贯秉承坚持的新闻自由原则”。新加坡外交部接着回复，新加坡没有义务遵循美国的新闻法。外国报刊本来没有权利在新加坡销售，既然被允许进入国内市场，就要遵守条件，其中之一就是答复的权利。国务院没有再答复。
两星期后《亚洲华尔街日报》写信给新加坡交通部和新闻部，想要免费发报纸给那些因为发行量限制而无法阅读到该报的原有订户，表示愿意“本着协助那些抱怨想阅读本报却不得其门的新加坡商人的精神，牺牲卖报收入”。新闻部表示同意，条件是报上不能有广告。对方不接受，说广告是报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做会造成额外的开支和时间安排问题。新闻局继续表示愿意承担取消广告而产生的一半的额外开支，《亚洲华尔街日报》拒绝。最终新闻局回复结论：“你们根本不是有心要让商界人士得到咨询，你们想要的只是广告赚钱和自由。”不久，美国的另外一份《亚洲新闻》撰文讥讽这件无穷无尽的对峙，它也“引火上身”：内政部新闻秘书处去信反驳要求原函照登，对方虽然刊发信件，但做了删改和添加。秘书处再次去信要求两封信一起公开，对方不肯。于是《亚洲新闻》发行量从1.1万本限制到500本。直到一个月后，杂志将信件内容原本刊登，李光耀政府才在一年后解除限制令。
西方媒体形容新加坡是“保姆国家”，实际是对李光耀巨细靡遗治国作风的讽刺。大到经济建设，小到个人卫生习惯和婚嫁生育问题，到处都有李光耀的意志和身影。李光耀倒是很乐于接受这个绰号。他认为这是外国记者找不到贪污和营私舞弊之类大丑闻来报道的体现。
2011年，一场李光耀与南洋理工大学学生的对话会中，一位27岁的女博士针对国家如何促进外来人口和本地社会融入来提问。李光耀回答完之后，没有就此打住话题，反问女博士的年龄、是否有男朋友等状况，又劝她不要浪费时间，应该早日结婚生子，因为孩子比博士学位更重要。全场哄堂大笑，李光耀却循循善诱，非常认真，浑然不觉自己已经在过多地干预隐私。
在作家李慧敏看来，这一幕其实代表了李光耀一代政府的做派：在建国初期成长起来的人，文化水平都还不够高，非常依赖从英国学成归来的精英领导人。“政府很厉害，凡事交给政府就行了。”这是李慧敏从小被灌输的观念。就像一篇英文课文，叫作《爸爸无所不知》（Father Knows Best），听了爸爸话的孩子幸免了一场海难，没听话的则葬身海上。“李光耀不就好像课文中神人父亲的形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