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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也不能冒加大通胀的风险来保经济增长
最近不少人说,货币政策不管用。类似的话过去听到过多次,诸如利息不管用、汇率不管用、价格不管用。既然“不管用”,为什么还要说它呢?恐怕还是管用的。也许此论的真正含义是,从紧的货币政策不管用,松一松就管用了。
“松货币”当然管用,问题是不可取。第一,今年上半年虽然CPI有所下降,但幅度有限,6月份还在7%以上的高位。第二,为了对付物价上涨的压力,政府价格管制的范围最近还有所扩大(例如电煤)。这样,CPI就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的通胀压力。第三,燃油价格小幅上调以后,对物价总水平的连带影响还在展开之中,例如运输成本的上升,对农副产品价格的影响。第四,PPI很高,6月同比上升了8.8%,是去年以来最高的。从这几点看,CPI略降并不足以表明,中国的通胀压力从此就真正缓解了。
货币到底有多紧呢?自从去年底宣布从紧的货币政策以来,今年1月至6月中,有四个月的M2增长高于17%,两个月低于17%、但高于16%。加到一起,比去年下半年简单平均也就减了0.4个百分点。但是,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却平均降了1.5个百分点。这就是说,货币总量相对来看并没有紧到哪里去。现在就松货币,后果可能是通胀压力回头,并由于通胀指数的反复而进一步强化公众的通胀预期。这样的后果,谁也不想要。这也是我们主张不放弃从紧货币政策的理由。最低限度,货币至少还不能松。
当前,让各方面担心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先要看到,高于10%的GDP增长,怎样看也不能算低。只是因为过去的增速更高,下行途中,超高速惯性让人难受。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分布很不平均,恰恰是过去增长很猛的地区和行业,主要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出口产业部门,这次减速首当其冲,天上地下的感觉就更为强烈。这当然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中国不是日本、美国,那些地方什么都有了,慢几年就慢几年吧。中国不成,能有快一点的增长,当然要争取。
问题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冒加大通胀的风险来保经济增长。不需要强调,高通胀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有致命的危害。过去的经验,包括中国自己的经验在内,都表明为了抑止通胀,多少总要付出增长减缓的代价。道理很简单,高通胀下的经济高增长,有一部分就是货币过多推动的。为了抑通胀,货币要从紧,由过量货币推动的增长速度势必不能维持。这是无可避免的代价。人们能够争取的,是以较低的代价来抑通胀,给中国经济这个快速猛跑的巨人争取一个缓冲和适应的时间,特别要给困难最严重的地区、行业和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帮助。
这样,灵活的结构政策就非常重要。这方面中国也已经积累了好的经验。比如,这次四川震后重建,用各地对口的办法就既不增加总量,又切实帮助了灾区。上海花费去年财政收入的1%负责支援重建四川的都江堰市,就是把本来上海花的钱,改花到了灾区。还有,东莞市政府决定给当地困难的居民家庭放发1000元的一次性补贴,也是把本来可由政府自己花的钱,省下来给困难家庭花。这些做法,都没有增加货币和财政的总量,但显著改善了结构。这类结构政策的潜力,实在大得很。当前经济有困难,正好可以把这些潜力“压”出来。
至于通过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更有巨大的空间。比如,主动降低进口税费、改善做进口生意方面的政府服务,可以更好地实现进出口平衡,也因为更多地进口了对路的商品和服务,就有助于抑止国内通胀。房地产的困境,主要是一些城市前几年房价冲得太高,严重偏离国内真实需求的水平。现在,在一些地方,房地产公司主动降价促销,地方政府主动返还过高税费,加上推出中小户型楼盘,几管齐下,市场就有止冷转暖的迹象。如果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方面有更实质的改革动作,中国房地产业在内需驱动的经济增长中,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至于中小企业的困难,第一位的是订单,要是市场有了变化,早转移早主动。其次是巨大的成本上涨压力。所以,在宏观上坚持货币不能松,根治通胀,才是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的根本之策。中小企业遭遇的融资困难,要靠加快民间金融的开放,靠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这些事情,松货币是松不出来的。
总之,当前的关键是货币不能松,特别是不要给社会各界有松货币的预期。在这个前提下,以更灵活的结构政策与更坚决的改革政策,推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增长。■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本栏目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位于北大朗润园)部分教授供稿
最近不少人说,货币政策不管用。类似的话过去听到过多次,诸如利息不管用、汇率不管用、价格不管用。既然“不管用”,为什么还要说它呢?恐怕还是管用的。也许此论的真正含义是,从紧的货币政策不管用,松一松就管用了。
“松货币”当然管用,问题是不可取。第一,今年上半年虽然CPI有所下降,但幅度有限,6月份还在7%以上的高位。第二,为了对付物价上涨的压力,政府价格管制的范围最近还有所扩大(例如电煤)。这样,CPI就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的通胀压力。第三,燃油价格小幅上调以后,对物价总水平的连带影响还在展开之中,例如运输成本的上升,对农副产品价格的影响。第四,PPI很高,6月同比上升了8.8%,是去年以来最高的。从这几点看,CPI略降并不足以表明,中国的通胀压力从此就真正缓解了。
货币到底有多紧呢?自从去年底宣布从紧的货币政策以来,今年1月至6月中,有四个月的M2增长高于17%,两个月低于17%、但高于16%。加到一起,比去年下半年简单平均也就减了0.4个百分点。但是,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却平均降了1.5个百分点。这就是说,货币总量相对来看并没有紧到哪里去。现在就松货币,后果可能是通胀压力回头,并由于通胀指数的反复而进一步强化公众的通胀预期。这样的后果,谁也不想要。这也是我们主张不放弃从紧货币政策的理由。最低限度,货币至少还不能松。
当前,让各方面担心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先要看到,高于10%的GDP增长,怎样看也不能算低。只是因为过去的增速更高,下行途中,超高速惯性让人难受。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分布很不平均,恰恰是过去增长很猛的地区和行业,主要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出口产业部门,这次减速首当其冲,天上地下的感觉就更为强烈。这当然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中国不是日本、美国,那些地方什么都有了,慢几年就慢几年吧。中国不成,能有快一点的增长,当然要争取。
问题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冒加大通胀的风险来保经济增长。不需要强调,高通胀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有致命的危害。过去的经验,包括中国自己的经验在内,都表明为了抑止通胀,多少总要付出增长减缓的代价。道理很简单,高通胀下的经济高增长,有一部分就是货币过多推动的。为了抑通胀,货币要从紧,由过量货币推动的增长速度势必不能维持。这是无可避免的代价。人们能够争取的,是以较低的代价来抑通胀,给中国经济这个快速猛跑的巨人争取一个缓冲和适应的时间,特别要给困难最严重的地区、行业和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帮助。
这样,灵活的结构政策就非常重要。这方面中国也已经积累了好的经验。比如,这次四川震后重建,用各地对口的办法就既不增加总量,又切实帮助了灾区。上海花费去年财政收入的1%负责支援重建四川的都江堰市,就是把本来上海花的钱,改花到了灾区。还有,东莞市政府决定给当地困难的居民家庭放发1000元的一次性补贴,也是把本来可由政府自己花的钱,省下来给困难家庭花。这些做法,都没有增加货币和财政的总量,但显著改善了结构。这类结构政策的潜力,实在大得很。当前经济有困难,正好可以把这些潜力“压”出来。
至于通过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更有巨大的空间。比如,主动降低进口税费、改善做进口生意方面的政府服务,可以更好地实现进出口平衡,也因为更多地进口了对路的商品和服务,就有助于抑止国内通胀。房地产的困境,主要是一些城市前几年房价冲得太高,严重偏离国内真实需求的水平。现在,在一些地方,房地产公司主动降价促销,地方政府主动返还过高税费,加上推出中小户型楼盘,几管齐下,市场就有止冷转暖的迹象。如果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方面有更实质的改革动作,中国房地产业在内需驱动的经济增长中,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至于中小企业的困难,第一位的是订单,要是市场有了变化,早转移早主动。其次是巨大的成本上涨压力。所以,在宏观上坚持货币不能松,根治通胀,才是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的根本之策。中小企业遭遇的融资困难,要靠加快民间金融的开放,靠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这些事情,松货币是松不出来的。
总之,当前的关键是货币不能松,特别是不要给社会各界有松货币的预期。在这个前提下,以更灵活的结构政策与更坚决的改革政策,推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增长。■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本栏目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位于北大朗润园)部分教授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