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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中国当代艺术史，不能回避画廊的崛起与运作。上海艺博画廊曾被评为“中国艺术风云榜评年度最佳画廊”，画廊主持人赵建平不仅召集、推出了一批最有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家，并且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育和神话。
先看一组镜头：浦东小陆家嘴，打桩机正在打下第一根钢管桩。一个建筑工人面对镜头：我们在造一幢高楼，它叫“上海中心”，比环球金融中心还高呢。
一块路牌：花园石桥路。画外音：“上海中心”建成后，这里将形成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和“上海中心”构成的金三角，这是上海的高度，亚洲的高度，可能也是世界的高度。而这条小路的路名可能被注销，花园、石桥、春柳，曾经有过的乡村风景，将彻底化作记忆。
十几辆橄榄车轰鸣着驶过。一个结实的中年男子穿过马路时突然回眸，他的胳膊下夹着一张营业执照。特写：执照上的企业名称——上海艺博画廊。
画外音：赵老板，你的画廊呢。
镜头切到杨树浦路，一座工厂内部，几幢仓库式的建筑，红砖墙，灰瓦平顶。8号楼，灯光亮起，一个艺术家群展开幕了——《做好接班人》。鼓掌。干杯。院子里两只蹲着的玻璃钢雕塑“绿狼”。赵老板从“绿狼”左边切入画面，向几位青年艺术家打招呼。
红砖墙上一行字：Yibo Gallery。
画外音：原先在花园石桥上有一处体量庞大的临时建筑，因为“上海中心”的建设，租赁企业不得不搬走了，其中就有国内外名气很响的艺博画廊。离开金融中心迁到杨浦区这个传统的工业区，至少在地理位置上离当代艺术远了，那么艺博画廊还有戏吗？
冬日下午的阳光打在赵建平脸上，他眯起了眼睛。他的脸庞肌肉较厚，富有质感，饱经沧桑。搬到杨树浦路的艺博画廊，面积比原先大三倍。赵建平将自己的办公室兼会客室安排在展厅后面的一个小花园旁。一般画廊老板都会用咖啡招待客人，而赵建平给记者泡了一杯绿茶。当年采摘的茶叶味道不错。
“这个画展名叫《做好接班人》，意思很明确，他们是中国当代的生力军，我是这么看的，艺术圈里的人也这么看。他们是：陈彧君、俸正泉、高波、姜楠、李青、李小松、马秋莎、孙新宇、吴光宇、薛峰、朱海等，作品都在展厅里，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想法和潜能。你问我还有戏吗？我告诉你，好戏刚刚开场。画廊搬到这里，虽然离金融中心远了，但艺术是有磁场的，你如果真正热爱艺术，一定会被磁场吸引到这里来。”赵建平一脸自信地说。
20年的苦心经营，赵建平已经培养了一批忠实客户，人脉关系不错。再说购买艺术品与去超市买酱油是有本质区别的。开幕当天，接到邀请函的朋友与收藏家都来了，他们像出席一场社交晚会，聊聊拍卖行情或者时尚信息。对作品谈论很少，他们像猎手一样审视着，盘算着最佳的出手时机。
辞掉银行行长开画廊
记者：听说你以前是从事金融业的，怎么半路出家搞艺术经营了？
赵建平：是的，我曾在农业银行东昌支行工作，从营业部主任干起，到行长助理、副行长，一直到行长，做了20年。我还是全国劳模呢。当时银行的效益就相当不错，如果我还在那里的话，也算金领了吧。
记者：为什么去做画廊业呢？这个行业在中国刚刚开始发育，风险很大啊。
趙建平：我很早就喜欢艺术，在银行工作时也经常看画展，逛画廊，看到喜欢的画家作品，心里很开心。那个时候我也悄悄地收藏了一些油画，但不是投资，我从来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抛出去盈利。有一次我在艺博会上看到一幅夏俊娜的作品，灰调子的，一个纯真年代的少女形象深深感动了我，勾起我许多往事。后来我在朋友家里又看到了夏俊娜的油画，就鼓足勇气提出想收藏，后来我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得到了它。
90年代，中国的画廊业刚刚起步，风险确实很大，大家都在摸索。但机遇也在其中嘛。我不愿意看到大家都做熟了再去凑热闹，这不是我的性格。1998年9月，我打了辞职报告，年底获得批准。12月份，艺博画廊在陆家嘴花园石桥路正式开业，这一年我正好40岁。
记者：喜欢是一回事，真正做事业又是一回事，我看到许多出于兴趣做事的人，一开始就亏钱，亏光了关门大吉。
赵建平：我对市场还是有点感觉的。你想我是干金融的嘛，放贷之前肯定要评估风险。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的呢？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相继开放了，买认购证的股民已经掘到第一桶金了，拍卖行也响槌了，市场很活跃，赚钱效应很明显，人均GDP也持续提升，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奢侈品消费也开始兴起了。而油画，相比中国古代书画，还差一大截呢。这里就有艺术市场的盈利空间。
为艺术家铺设一条跑道
记者：这个时候上海的画廊大概有两百家，大多数都集中在虹桥地区，除了有几家已经做出名气，大多数画廊，从本质上说与旧上海的笺扇店没有大的区别，一手进一手出，为画家精心策划办画展、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不多。许多人比较看重眼前利益，没有5到10年的长远规划。你是如何运作的呢？
赵建平：我一开始就要求自己按国外画廊的模式来运作。此外，我希望代理国内一流的画家，将一些有潜质的青年画家推上市场。比如我办的第一个画展就是夏俊娜的，当时她在北京是有粉丝的，而在上海的知名度并不高。《青春组曲——夏俊娜作品展》办得相当成功，作品被订购一空。画展结束后我就跟夏俊娜签了协议，买断她3年的作品，这样一来，她的作品就在上海打响了。前年上海美术馆还为她办了个展。现在她的作品价位很高，拍卖行里的行情看涨。
记者：在2000年成都中国艺术风云榜的评选上，艺博画廊以最高票数当选为“年度中国最佳画廊”，夏俊娜也当选为“年度最佳新锐画家”。后来你还做了一系列画展，比如《带阁楼的房子1986/2000——何多苓画展》、《王劼音油画作品展》、《幻象——孙良、张永旭、毛焰作品展》、《私生活——申玲作品展》、《最初的形象——当代纸上作品艺术展》等，还有一个《台湾艺术家三人展》，这个画展开了大陆民间邀请台湾艺术家前来举办展览的先例。但你最成功的画展好像2001年还是为张晓刚他们做的那个……《学院与非学院》？
赵建平：是的，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请来著名艺术评论家栗宪庭做策划，画册的序言也是他写的。画家中有罗中立、张晓刚、曾梵志、王玉平、王岩、王易罡、俞晓夫、何多苓、王广义、许江、方力钧、陈均德、毛焰等，他们中有些是国家美术机构的身份，是领导，有些是吃着学院的奶长大的，现在反叛了，跳出体制成了职业画家。我把他们集中在一起，让他们各自的观念与技巧形成冲撞，呈现当代艺术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这个展览一做，全国各地搞当代的大家都知道了。能请到这么多大牌艺术家，做这样一个阵容，上海可能还没有第二家画廊能做到。这个展览的直接费用，画册、宣传等有十几万，间接费用加上差旅费、招待费大概有几十万。我在筹划画展的半年时间里，可能是上海画廊界在全国跑得最多的人。
更让我意外的是，画展上的作品有80%被订购了，这是了不起的成绩啊。
画廊的责任和眼光
记者：2002年初，你又借上海美术馆这一学术平台，为实力派画家常青举办了主题为《回返的出逃》的个人作品展，此举开了上海画廊在美术馆举办展览的先例。前年，你又借上海美术馆为方力钧办了个展。你是希望官方来招安这些游离于体制外的画家吗？
赵建平：官方没有这个想法，画家本人也没有这样的意图，大家都是非功利地来到一起办画展。画家呈上自己的最新作品，上海美术馆我想也有意识地做出这样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学术姿态。由于举办了多届双年展后，上海的学术环境比20年前成熟多了，也好多了。当然，我们画廊能与上海美术馆合作办画展，一方面反映了我们所期待的学术高度和视野，另一方面也是官方对我们长期来学术追求的一种肯定。
记者：这20年来，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国际艺术界对中国当代艺术充分承认并最大限度挖掘商业价值的时期，艺博画廊代理的画家，从学术地位、社会声望到商业价值，都今非昔比了，你跟他们的合作出现了什么变化没有？
赵建平：变化总是有的。比如夏俊娜，协议期满后就没有再续签，这是因为我们的选择有了一些微调。但同时我与更多的画家签了约，目前与我签约、合作的画家有40余位。在国际艺术市场上排名靠前的这批当代艺术家，差不多都跟我保持良好的关系。
记者：开画廊要对画家负责，对收藏家也要负责，在你这里买画的收藏家，这20年里是否享受到中国艺术市场的红利？
赵建平：那是当然的。只要你没买假画，没买那种伪艺术品，肯定是享受红利的。我跟你举个例子，夏俊娜现在的作品，1.6米×1.3米的尺幅，差不多在40万元左右。在她这个年龄的画家里价位是很高的，因为她有市场。从我给她办画展的那年到现在增长了十多倍。再比如我刚才说的那个《学院非学院》画展，当时所有作品的总价位也就是400万元吧，现在呢，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可能超过两个亿了，增长了50倍。无锡有一位收藏家当时买了曾梵志的一幅作品，14万元，2006年他拿到拍卖行，成交价是1270万元。还有一幅刘晓东的作品，当时他花7.5万元买的，后来以370万元拍出。
记者：那么人家会有这样的感觉，既然你与大牌艺术家很熟，你代理他们的作品肯定能赚钱，有了钱，做画展就比较容易了。而且你给人家的感觉也就是：做画展是为你自己吆喝。
赵建平：问题没有那么简单。首先，大牌艺术家一般都由多家画廊代理，而且国外也有画廊在代理。价格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你有能力说服艺术家，让你代理是不容易的，你得让他们完全信任你。这个信任关系要靠长期的感情打基础，画廊也必须做成名牌，是业內有号召力的制高点。而且画廊只靠几个艺术家支撑是很危险的，你得有相对固定的多位艺术家来支持。其次，你还得及时将市场信息反馈给艺术家，这对他们的创作与价格定位都是很必要的。第三，做画展也不容易，你得发现有潜质的艺术家，这要有相当专业的眼光，还得有国际视野，然后要策划一个恰当的主题。赌石你一定知道吧，一块毛石大家投标，你如果眼光不行的话，就可能输掉身家性命。一百个画家中可能也就出一两个像夏俊娜那样成功的画家。那么你选对了艺术家，对艺术家本身是一种市场开拓，对收藏家是投资机会，对画廊更是立身之本。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当然，我们——艺术家和收藏家都要稳妥前行，慢慢来，一步一个脚印，市场才能走稳走好，一浮躁就可能一败涂地。
危机中的风险与机会
记者：今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影响了艺术市场，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上遭到了大面积抛售，有些作品跌幅还相当大。你如何看待当代艺术的风险？
赵建平：任何投资都有风险。中国当代艺术被抛售，这是国际收藏家的一种商业行为，我认为本身无可厚非，因为他们的收藏动机中包含了投资因素。既然是投资，就一定会考虑最佳的回报时机。现在他们认为回报的时候到了。有人指责他们对中国当代艺术缺乏感情，这是很勉强的。他们也抛售自己国家艺术家的作品嘛。但是有一点应该看到，优秀艺术家的优秀作品，他们的价格还是比较坚挺的，比如方力钧，他的作品价格不算太高，这次就没有受到多大影响。相反，有些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我认为很有潜力，现在难道不是极好的收藏时机吗？
记者：有事实证明，在利益的驱动下，有些画廊将画家代理的作品送到拍卖行，希望卖个好价钱，而还有一些画家又跳过画廊直接将作品卖给收藏家。这种有违行业规范的做法对画廊的杀伤力是很大的。
赵建平：负责的画廊是不会将代理作品送到拍卖行去的，这等于自绝生路。好的画廊一定能够让艺术家知道，你的成长成功都离不开这家画廊。画廊与艺术家的关系是情人关系，是有感情支撑的，而不是唯利是图的。
记者：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画廊业，成长历史只有20年左右，这次他们能挺过金融经济危机的难关吗？
赵建平：这次危机是检验本土画廊经营理念与运作质量的节点，一些平时不注意包装艺术家、不注意培养收藏家的画廊，一些违反游戏规则而博取短期利益的画廊可能会被淘汰。还有，在上海的几十家外国画廊会不会搬走，他们的存在对本土画廊来说是一个风向标。总体而言，如果画廊业能挺过两年时间的危机期，就可望迅恢复元气。对艺术家、特别是年轻艺术家来说，危机时刻也是积极充电、冷静思考的时候，或许可以创作出一批更有深度的好作品。
先看一组镜头：浦东小陆家嘴，打桩机正在打下第一根钢管桩。一个建筑工人面对镜头：我们在造一幢高楼，它叫“上海中心”，比环球金融中心还高呢。
一块路牌：花园石桥路。画外音：“上海中心”建成后，这里将形成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和“上海中心”构成的金三角，这是上海的高度，亚洲的高度，可能也是世界的高度。而这条小路的路名可能被注销，花园、石桥、春柳，曾经有过的乡村风景，将彻底化作记忆。
十几辆橄榄车轰鸣着驶过。一个结实的中年男子穿过马路时突然回眸，他的胳膊下夹着一张营业执照。特写：执照上的企业名称——上海艺博画廊。
画外音：赵老板，你的画廊呢。
镜头切到杨树浦路，一座工厂内部，几幢仓库式的建筑，红砖墙，灰瓦平顶。8号楼，灯光亮起，一个艺术家群展开幕了——《做好接班人》。鼓掌。干杯。院子里两只蹲着的玻璃钢雕塑“绿狼”。赵老板从“绿狼”左边切入画面，向几位青年艺术家打招呼。
红砖墙上一行字：Yibo Gallery。
画外音：原先在花园石桥上有一处体量庞大的临时建筑，因为“上海中心”的建设，租赁企业不得不搬走了，其中就有国内外名气很响的艺博画廊。离开金融中心迁到杨浦区这个传统的工业区，至少在地理位置上离当代艺术远了，那么艺博画廊还有戏吗？
冬日下午的阳光打在赵建平脸上，他眯起了眼睛。他的脸庞肌肉较厚，富有质感，饱经沧桑。搬到杨树浦路的艺博画廊，面积比原先大三倍。赵建平将自己的办公室兼会客室安排在展厅后面的一个小花园旁。一般画廊老板都会用咖啡招待客人，而赵建平给记者泡了一杯绿茶。当年采摘的茶叶味道不错。
“这个画展名叫《做好接班人》，意思很明确，他们是中国当代的生力军，我是这么看的，艺术圈里的人也这么看。他们是：陈彧君、俸正泉、高波、姜楠、李青、李小松、马秋莎、孙新宇、吴光宇、薛峰、朱海等，作品都在展厅里，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想法和潜能。你问我还有戏吗？我告诉你，好戏刚刚开场。画廊搬到这里，虽然离金融中心远了，但艺术是有磁场的，你如果真正热爱艺术，一定会被磁场吸引到这里来。”赵建平一脸自信地说。
20年的苦心经营，赵建平已经培养了一批忠实客户，人脉关系不错。再说购买艺术品与去超市买酱油是有本质区别的。开幕当天，接到邀请函的朋友与收藏家都来了，他们像出席一场社交晚会，聊聊拍卖行情或者时尚信息。对作品谈论很少，他们像猎手一样审视着，盘算着最佳的出手时机。
辞掉银行行长开画廊
记者：听说你以前是从事金融业的，怎么半路出家搞艺术经营了？
赵建平：是的，我曾在农业银行东昌支行工作，从营业部主任干起，到行长助理、副行长，一直到行长，做了20年。我还是全国劳模呢。当时银行的效益就相当不错，如果我还在那里的话，也算金领了吧。
记者：为什么去做画廊业呢？这个行业在中国刚刚开始发育，风险很大啊。
趙建平：我很早就喜欢艺术，在银行工作时也经常看画展，逛画廊，看到喜欢的画家作品，心里很开心。那个时候我也悄悄地收藏了一些油画，但不是投资，我从来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抛出去盈利。有一次我在艺博会上看到一幅夏俊娜的作品，灰调子的，一个纯真年代的少女形象深深感动了我，勾起我许多往事。后来我在朋友家里又看到了夏俊娜的油画，就鼓足勇气提出想收藏，后来我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得到了它。
90年代，中国的画廊业刚刚起步，风险确实很大，大家都在摸索。但机遇也在其中嘛。我不愿意看到大家都做熟了再去凑热闹，这不是我的性格。1998年9月，我打了辞职报告，年底获得批准。12月份，艺博画廊在陆家嘴花园石桥路正式开业，这一年我正好40岁。
记者：喜欢是一回事，真正做事业又是一回事，我看到许多出于兴趣做事的人，一开始就亏钱，亏光了关门大吉。
赵建平：我对市场还是有点感觉的。你想我是干金融的嘛，放贷之前肯定要评估风险。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的呢？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相继开放了，买认购证的股民已经掘到第一桶金了，拍卖行也响槌了，市场很活跃，赚钱效应很明显，人均GDP也持续提升，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奢侈品消费也开始兴起了。而油画，相比中国古代书画，还差一大截呢。这里就有艺术市场的盈利空间。
为艺术家铺设一条跑道
记者：这个时候上海的画廊大概有两百家，大多数都集中在虹桥地区，除了有几家已经做出名气，大多数画廊，从本质上说与旧上海的笺扇店没有大的区别，一手进一手出，为画家精心策划办画展、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不多。许多人比较看重眼前利益，没有5到10年的长远规划。你是如何运作的呢？
赵建平：我一开始就要求自己按国外画廊的模式来运作。此外，我希望代理国内一流的画家，将一些有潜质的青年画家推上市场。比如我办的第一个画展就是夏俊娜的，当时她在北京是有粉丝的，而在上海的知名度并不高。《青春组曲——夏俊娜作品展》办得相当成功，作品被订购一空。画展结束后我就跟夏俊娜签了协议，买断她3年的作品，这样一来，她的作品就在上海打响了。前年上海美术馆还为她办了个展。现在她的作品价位很高，拍卖行里的行情看涨。
记者：在2000年成都中国艺术风云榜的评选上，艺博画廊以最高票数当选为“年度中国最佳画廊”，夏俊娜也当选为“年度最佳新锐画家”。后来你还做了一系列画展，比如《带阁楼的房子1986/2000——何多苓画展》、《王劼音油画作品展》、《幻象——孙良、张永旭、毛焰作品展》、《私生活——申玲作品展》、《最初的形象——当代纸上作品艺术展》等，还有一个《台湾艺术家三人展》，这个画展开了大陆民间邀请台湾艺术家前来举办展览的先例。但你最成功的画展好像2001年还是为张晓刚他们做的那个……《学院与非学院》？
赵建平：是的，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请来著名艺术评论家栗宪庭做策划，画册的序言也是他写的。画家中有罗中立、张晓刚、曾梵志、王玉平、王岩、王易罡、俞晓夫、何多苓、王广义、许江、方力钧、陈均德、毛焰等，他们中有些是国家美术机构的身份，是领导，有些是吃着学院的奶长大的，现在反叛了，跳出体制成了职业画家。我把他们集中在一起，让他们各自的观念与技巧形成冲撞，呈现当代艺术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这个展览一做，全国各地搞当代的大家都知道了。能请到这么多大牌艺术家，做这样一个阵容，上海可能还没有第二家画廊能做到。这个展览的直接费用，画册、宣传等有十几万，间接费用加上差旅费、招待费大概有几十万。我在筹划画展的半年时间里，可能是上海画廊界在全国跑得最多的人。
更让我意外的是，画展上的作品有80%被订购了，这是了不起的成绩啊。
画廊的责任和眼光
记者：2002年初，你又借上海美术馆这一学术平台，为实力派画家常青举办了主题为《回返的出逃》的个人作品展，此举开了上海画廊在美术馆举办展览的先例。前年，你又借上海美术馆为方力钧办了个展。你是希望官方来招安这些游离于体制外的画家吗？
赵建平：官方没有这个想法，画家本人也没有这样的意图，大家都是非功利地来到一起办画展。画家呈上自己的最新作品，上海美术馆我想也有意识地做出这样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学术姿态。由于举办了多届双年展后，上海的学术环境比20年前成熟多了，也好多了。当然，我们画廊能与上海美术馆合作办画展，一方面反映了我们所期待的学术高度和视野，另一方面也是官方对我们长期来学术追求的一种肯定。
记者：这20年来，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国际艺术界对中国当代艺术充分承认并最大限度挖掘商业价值的时期，艺博画廊代理的画家，从学术地位、社会声望到商业价值，都今非昔比了，你跟他们的合作出现了什么变化没有？
赵建平：变化总是有的。比如夏俊娜，协议期满后就没有再续签，这是因为我们的选择有了一些微调。但同时我与更多的画家签了约，目前与我签约、合作的画家有40余位。在国际艺术市场上排名靠前的这批当代艺术家，差不多都跟我保持良好的关系。
记者：开画廊要对画家负责，对收藏家也要负责，在你这里买画的收藏家，这20年里是否享受到中国艺术市场的红利？
赵建平：那是当然的。只要你没买假画，没买那种伪艺术品，肯定是享受红利的。我跟你举个例子，夏俊娜现在的作品，1.6米×1.3米的尺幅，差不多在40万元左右。在她这个年龄的画家里价位是很高的，因为她有市场。从我给她办画展的那年到现在增长了十多倍。再比如我刚才说的那个《学院非学院》画展，当时所有作品的总价位也就是400万元吧，现在呢，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可能超过两个亿了，增长了50倍。无锡有一位收藏家当时买了曾梵志的一幅作品，14万元，2006年他拿到拍卖行，成交价是1270万元。还有一幅刘晓东的作品，当时他花7.5万元买的，后来以370万元拍出。
记者：那么人家会有这样的感觉，既然你与大牌艺术家很熟，你代理他们的作品肯定能赚钱，有了钱，做画展就比较容易了。而且你给人家的感觉也就是：做画展是为你自己吆喝。
赵建平：问题没有那么简单。首先，大牌艺术家一般都由多家画廊代理，而且国外也有画廊在代理。价格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你有能力说服艺术家，让你代理是不容易的，你得让他们完全信任你。这个信任关系要靠长期的感情打基础，画廊也必须做成名牌，是业內有号召力的制高点。而且画廊只靠几个艺术家支撑是很危险的，你得有相对固定的多位艺术家来支持。其次，你还得及时将市场信息反馈给艺术家，这对他们的创作与价格定位都是很必要的。第三，做画展也不容易，你得发现有潜质的艺术家，这要有相当专业的眼光，还得有国际视野，然后要策划一个恰当的主题。赌石你一定知道吧，一块毛石大家投标，你如果眼光不行的话，就可能输掉身家性命。一百个画家中可能也就出一两个像夏俊娜那样成功的画家。那么你选对了艺术家，对艺术家本身是一种市场开拓，对收藏家是投资机会，对画廊更是立身之本。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当然，我们——艺术家和收藏家都要稳妥前行，慢慢来，一步一个脚印，市场才能走稳走好，一浮躁就可能一败涂地。
危机中的风险与机会
记者：今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影响了艺术市场，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上遭到了大面积抛售，有些作品跌幅还相当大。你如何看待当代艺术的风险？
赵建平：任何投资都有风险。中国当代艺术被抛售，这是国际收藏家的一种商业行为，我认为本身无可厚非，因为他们的收藏动机中包含了投资因素。既然是投资，就一定会考虑最佳的回报时机。现在他们认为回报的时候到了。有人指责他们对中国当代艺术缺乏感情，这是很勉强的。他们也抛售自己国家艺术家的作品嘛。但是有一点应该看到，优秀艺术家的优秀作品，他们的价格还是比较坚挺的，比如方力钧，他的作品价格不算太高，这次就没有受到多大影响。相反，有些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我认为很有潜力，现在难道不是极好的收藏时机吗？
记者：有事实证明，在利益的驱动下，有些画廊将画家代理的作品送到拍卖行，希望卖个好价钱，而还有一些画家又跳过画廊直接将作品卖给收藏家。这种有违行业规范的做法对画廊的杀伤力是很大的。
赵建平：负责的画廊是不会将代理作品送到拍卖行去的，这等于自绝生路。好的画廊一定能够让艺术家知道，你的成长成功都离不开这家画廊。画廊与艺术家的关系是情人关系，是有感情支撑的，而不是唯利是图的。
记者：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画廊业，成长历史只有20年左右，这次他们能挺过金融经济危机的难关吗？
赵建平：这次危机是检验本土画廊经营理念与运作质量的节点，一些平时不注意包装艺术家、不注意培养收藏家的画廊，一些违反游戏规则而博取短期利益的画廊可能会被淘汰。还有，在上海的几十家外国画廊会不会搬走，他们的存在对本土画廊来说是一个风向标。总体而言，如果画廊业能挺过两年时间的危机期，就可望迅恢复元气。对艺术家、特别是年轻艺术家来说，危机时刻也是积极充电、冷静思考的时候，或许可以创作出一批更有深度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