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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22日，吴铁城出任民国外交部长，时仅三月，且已近国民党政权崩溃之时。他属于以党务活动家出任外交部长的类型。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官方实行特殊的外交政策，由外交部主管建交国家的外交事务，而由国民党中央党部主管非建交国家外交事务，主要是援助周边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吴铁城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国民外交协会理事长等职，成为中国官方推行国民外交，援助周边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主管官员。
与韩国临时政府的交谊
吴铁城与韩国独立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吴铁城就与韩国志士申圭植交结，尽力协助申氏组建新亚同盟会。1919年韩国爆发三一独立运动后，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建立，吴铁城一直与之保持联络。1932年吴氏出任上海市长后不久，即发生韩国志士金九策动爱国主义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炸毙日军驻上海陆国总司令白川大将事件，震惊世界、吴铁城不畏日本的干涉阻挠，尽一切力量保护韩国朋友，使韩国反日运动得以前仆后继地进行。抗战爆发后，吴铁城任广东省主席，韩国临时政府随国民政府迁移，经武汉、长沙抵广州，继续得到吴的热心支持，尤其是当广州即将沦陷之时，因得吴铁城指拨车箱数节，才使该政府成员脱险。
抗战期间，吴铁城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国民外交协会理事长等职，与何应钦、朱家骅同被中国官方指定为主管援助韩国独立运动事务的三名领导成员之一。韩国临时政府的政务费、军务费、党务费乃至侨民生活费都由中国官方提供，主管机关即为吴铁城任秘书长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吴铁城不仅主持了对于韩方的经济援助，而且积极推动国际社会战后承认韩国独立并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国际地位。1942年10月，吴铁城还直接推动建立了中韩文化协会，该协会的成立促进了战时中韩关系的发展。韩国友人回忆：“凡我韩临时政府有求于中国政府当局者。事无巨细，统由铁公(吴铁城)协助，铁公之与我韩临时政府，虽无顾问之名，而有顾问之实也。”
战后，韩国临时政府领导成员归国以及其驻华代表团在中国的一切活动也都由吴铁城代表中国官方协助，并给予有力的支持。1948年8月，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国民政府特派其为特使赴汉城参加庆典，受到韩国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之子金信在《怀念韩国之友——吴铁城先生》一文中称：“从国家关系上说，他是我们韩国人最敬仰的人物之一，是我们在患难中的一位良师益友”，“他的声名和德意永远留在我们韩国人的心底里”。
援助越南国民党的复国运动
越南独立运动也与中国国民党有着久远的历史联系。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境内和中越边境从事抗日反法复国运动的越南独立运动党派主要是越南国民党和越南共产党。吴铁城主持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主要是联络援助越南国民党，张发奎主持的中国第四战区则着重协调和指导以越共为核心的越南独立同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官方对于越南独立运动的态度进一步趋向积极。1942年3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在《中央目报》撰文，公开主张越南应该获得独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加强了与越南国民党的联系。1942年1月起，越南国民党中央不断向国民党中央递送各种行动计划、革命方略等文件。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推举吴铁城、白崇禧、陈立夫、王世杰、陈庆云等委员研究越南问题，指定吴铁城为召集人。该委员会迅速确定了抑制越南共产党、扶助越南国民党的对越工作施策方向。
1945年6月，越南国民党中央代表团访问重庆，蒋介石亲自接见，由吴铁城负责接待并多次进行会谈，落实具体援助措施。吴铁城强调“越南本身如无大规模之革命运动发生，造成新的印象，使联合国注意。则独立为不可能之事”，建议“贵代表团最好一部分先行返越，告知越人以新的希望作好各种准备，以便到时协助盟军驱逐敌寇，一部分可暂留，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取得联络，将来随军进入越南”。
开展对缅国民外交
缅甸于19世纪下半叶沦为英国殖民地后，中缅两国人民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在共同的反帝反殖斗争中相互支持。抗日战争爆发后，两国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和人力物力的互相同情与支持更为加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入缅甸，中国远征军亦入缅作战，两国关系更为密切。1942年4月，吴铁城主持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为加强对缅工作，特选派了一批“负责、机警、确实及敏捷”的人员赴缅活动。吴铁城亲自发表训词，为其规定的任务有四项：1、“调查地方情形，认识地方环境，对侨胞之帮派、华侨之冲突、英缅之仇恨，都要随时提高其政治警觉性，沟通其隔膜与误会，使中英缅努力工作，抵抗共同敌人”：2、“建立组织机构、工作据点”，“要将当地侨胞都纳入一个组织之中，参加战时服务，帮助军队作战，尤其是今后工作据点应建立到敌后去”；3、“与英缅方面取得密切联络”，“实现军民合作，维持战时交通，安定地方秩序，如防止汉(缅)奸，肃清第五纵队等”：4、“加强作战精神与抗敌情绪”等。
5月，吴铁城又主持制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之《对缅甸国民外交实施方案(草案)》。内容包括对缅国民外交纲要、军政工作纲要、对缅国民外交实施三个部分。为有效指导战时对缅外交。实施方案还附有众多基本参考资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战后，缅甸独立运动迅猛发展与战时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在缅甸的积极活动是分不开的。缅甸独立后，中国国民政府立即派出特使往贺，中缅两国建立了友好关系。
发展与菲律宾的友好关系
1940年吴铁城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曾代表中国官方前往南洋各地宣慰侨胞，历时五月，途经130余座城市，除鼓励侨胞从军输财、支持中国抗战外，也积极会见各国人士、推动相关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菲律宾是吴铁城此行活动的重要国家。
作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虽于1937年起设立自治政府，但属于半独立状态，国防外交仍操美人之手。时任菲国总统的奎松系吴铁城旧友，早在1924年奎松访问广州时，即由吴铁城引见国民党总理孙中山。1932年吴铁城任上海市长时，奎松亦曾访问上海，成为吴氏之贵宾，双方建立友好的关系。
吴铁城此次访问马尼拉，奎松派出总统座车供其使用，应邀住宿马拉干邬宫招待所，盛筵款待。吴铁城以双方友谊深厚之故，与奎松总统多次深谈，尤其是关于当时严重影响中国华侨生计的“菲化法案”移民额及华侨地位问题。在吴铁城的交涉和努力下，奎松在担任菲国总统期间，始终未签署任何排斥华侨之菲化令。
1946年7月，菲律宾举行独立大 典，吴铁城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理事长身份致辞贺，称“中菲两国在此次世界大战中均曾以最大的坚忍力与强劲之意志，抵抗侵略者，而与同盟国家并肩作战，卒底于成，吾人深望吾人之友好关系，从此益见增强，彼此间之合作弥为密切”等。
支持“自由泰运动”
战时的中泰关系具有特殊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泰国在日本压迫下，与日本签署同盟条约，并向英美宣战，中泰关系由此而恶化。此时。泰国举国上下掀起了抗日救亡的“自由泰运动”，并积极寻求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积极支持“自由泰运动”，主持其事的正是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
1943年9月，在中国国民党驻泰党务特派员邢森洲陪同下，泰国国会议员、泰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泰国国营烟草公司总经理圣挽吐拉勒一行访问重庆，希望拜会蒋介石主席，请求中国政府的协助与支持。吴铁城负责接待并安排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当时，泰国虽与日本结盟，但中国国民政府仍“对泰国所处之地位予以深切之同情”，“认泰国为日人军阀之占领区而非中国之敌对体”，“号召泰国军民一面应该以积极的行动反抗日本军队。一面与我中国切实联系，并肩作战，驱逐我们共同敌人于中泰两国国境之外。”美国随即表示了类似的立场，并建议中、美、英在泰国境外建立一个自由泰解放委员会。吴铁城积极参与相关的外交活动，他在致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的信中说：“蒋委员长曾对赫尔利将军表示，愿对自由泰解放委员会加以援助。并以华盛顿为集会地点”等。正是在中美的努力下，泰国最终没有被当成敌国对待，这对于战后中泰友好关系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推动对于泰国的进一步了解，吴铁城还参与了推动建立中泰文化协会的努力。吴铁城考虑当时重庆没有泰国人，便指示旅泰华人梁寄凡“将在印度的泰国人一并联络考虑”，并派出赴印度工作小组，筹组“中泰文化交流协会”，工作小组在印度加尔各答、新德里、孟买三地开展活动等。
战时，中国与美国都把泰国视为应从敌人手中解放的国家，承认“泰国将作为一个自由的、主权的、独立的国家重新在国际大家庭中占据自己以前的位置”，使泰国避免了划为战败国的结局，也奠定了战后中泰建交并发展友好关系的基础。
1953年，吴铁城病逝台湾。他的任职领域遍及军、政、党、民各界，他虽非职业外交官，但在中国外交方面的业绩，亦是一生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官方实行特殊的外交政策，由外交部主管建交国家的外交事务，而由国民党中央党部主管非建交国家外交事务，主要是援助周边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吴铁城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国民外交协会理事长等职，成为中国官方推行国民外交，援助周边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主管官员。
与韩国临时政府的交谊
吴铁城与韩国独立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吴铁城就与韩国志士申圭植交结，尽力协助申氏组建新亚同盟会。1919年韩国爆发三一独立运动后，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建立，吴铁城一直与之保持联络。1932年吴氏出任上海市长后不久，即发生韩国志士金九策动爱国主义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炸毙日军驻上海陆国总司令白川大将事件，震惊世界、吴铁城不畏日本的干涉阻挠，尽一切力量保护韩国朋友，使韩国反日运动得以前仆后继地进行。抗战爆发后，吴铁城任广东省主席，韩国临时政府随国民政府迁移，经武汉、长沙抵广州，继续得到吴的热心支持，尤其是当广州即将沦陷之时，因得吴铁城指拨车箱数节，才使该政府成员脱险。
抗战期间，吴铁城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国民外交协会理事长等职，与何应钦、朱家骅同被中国官方指定为主管援助韩国独立运动事务的三名领导成员之一。韩国临时政府的政务费、军务费、党务费乃至侨民生活费都由中国官方提供，主管机关即为吴铁城任秘书长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吴铁城不仅主持了对于韩方的经济援助，而且积极推动国际社会战后承认韩国独立并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国际地位。1942年10月，吴铁城还直接推动建立了中韩文化协会，该协会的成立促进了战时中韩关系的发展。韩国友人回忆：“凡我韩临时政府有求于中国政府当局者。事无巨细，统由铁公(吴铁城)协助，铁公之与我韩临时政府，虽无顾问之名，而有顾问之实也。”
战后，韩国临时政府领导成员归国以及其驻华代表团在中国的一切活动也都由吴铁城代表中国官方协助，并给予有力的支持。1948年8月，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国民政府特派其为特使赴汉城参加庆典，受到韩国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之子金信在《怀念韩国之友——吴铁城先生》一文中称：“从国家关系上说，他是我们韩国人最敬仰的人物之一，是我们在患难中的一位良师益友”，“他的声名和德意永远留在我们韩国人的心底里”。
援助越南国民党的复国运动
越南独立运动也与中国国民党有着久远的历史联系。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境内和中越边境从事抗日反法复国运动的越南独立运动党派主要是越南国民党和越南共产党。吴铁城主持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主要是联络援助越南国民党，张发奎主持的中国第四战区则着重协调和指导以越共为核心的越南独立同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官方对于越南独立运动的态度进一步趋向积极。1942年3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在《中央目报》撰文，公开主张越南应该获得独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加强了与越南国民党的联系。1942年1月起，越南国民党中央不断向国民党中央递送各种行动计划、革命方略等文件。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推举吴铁城、白崇禧、陈立夫、王世杰、陈庆云等委员研究越南问题，指定吴铁城为召集人。该委员会迅速确定了抑制越南共产党、扶助越南国民党的对越工作施策方向。
1945年6月，越南国民党中央代表团访问重庆，蒋介石亲自接见，由吴铁城负责接待并多次进行会谈，落实具体援助措施。吴铁城强调“越南本身如无大规模之革命运动发生，造成新的印象，使联合国注意。则独立为不可能之事”，建议“贵代表团最好一部分先行返越，告知越人以新的希望作好各种准备，以便到时协助盟军驱逐敌寇，一部分可暂留，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取得联络，将来随军进入越南”。
开展对缅国民外交
缅甸于19世纪下半叶沦为英国殖民地后，中缅两国人民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在共同的反帝反殖斗争中相互支持。抗日战争爆发后，两国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和人力物力的互相同情与支持更为加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入缅甸，中国远征军亦入缅作战，两国关系更为密切。1942年4月，吴铁城主持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为加强对缅工作，特选派了一批“负责、机警、确实及敏捷”的人员赴缅活动。吴铁城亲自发表训词，为其规定的任务有四项：1、“调查地方情形，认识地方环境，对侨胞之帮派、华侨之冲突、英缅之仇恨，都要随时提高其政治警觉性，沟通其隔膜与误会，使中英缅努力工作，抵抗共同敌人”：2、“建立组织机构、工作据点”，“要将当地侨胞都纳入一个组织之中，参加战时服务，帮助军队作战，尤其是今后工作据点应建立到敌后去”；3、“与英缅方面取得密切联络”，“实现军民合作，维持战时交通，安定地方秩序，如防止汉(缅)奸，肃清第五纵队等”：4、“加强作战精神与抗敌情绪”等。
5月，吴铁城又主持制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之《对缅甸国民外交实施方案(草案)》。内容包括对缅国民外交纲要、军政工作纲要、对缅国民外交实施三个部分。为有效指导战时对缅外交。实施方案还附有众多基本参考资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战后，缅甸独立运动迅猛发展与战时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在缅甸的积极活动是分不开的。缅甸独立后，中国国民政府立即派出特使往贺，中缅两国建立了友好关系。
发展与菲律宾的友好关系
1940年吴铁城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曾代表中国官方前往南洋各地宣慰侨胞，历时五月，途经130余座城市，除鼓励侨胞从军输财、支持中国抗战外，也积极会见各国人士、推动相关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菲律宾是吴铁城此行活动的重要国家。
作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虽于1937年起设立自治政府，但属于半独立状态，国防外交仍操美人之手。时任菲国总统的奎松系吴铁城旧友，早在1924年奎松访问广州时，即由吴铁城引见国民党总理孙中山。1932年吴铁城任上海市长时，奎松亦曾访问上海，成为吴氏之贵宾，双方建立友好的关系。
吴铁城此次访问马尼拉，奎松派出总统座车供其使用，应邀住宿马拉干邬宫招待所，盛筵款待。吴铁城以双方友谊深厚之故，与奎松总统多次深谈，尤其是关于当时严重影响中国华侨生计的“菲化法案”移民额及华侨地位问题。在吴铁城的交涉和努力下，奎松在担任菲国总统期间，始终未签署任何排斥华侨之菲化令。
1946年7月，菲律宾举行独立大 典，吴铁城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理事长身份致辞贺，称“中菲两国在此次世界大战中均曾以最大的坚忍力与强劲之意志，抵抗侵略者，而与同盟国家并肩作战，卒底于成，吾人深望吾人之友好关系，从此益见增强，彼此间之合作弥为密切”等。
支持“自由泰运动”
战时的中泰关系具有特殊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泰国在日本压迫下，与日本签署同盟条约，并向英美宣战，中泰关系由此而恶化。此时。泰国举国上下掀起了抗日救亡的“自由泰运动”，并积极寻求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积极支持“自由泰运动”，主持其事的正是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
1943年9月，在中国国民党驻泰党务特派员邢森洲陪同下，泰国国会议员、泰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泰国国营烟草公司总经理圣挽吐拉勒一行访问重庆，希望拜会蒋介石主席，请求中国政府的协助与支持。吴铁城负责接待并安排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当时，泰国虽与日本结盟，但中国国民政府仍“对泰国所处之地位予以深切之同情”，“认泰国为日人军阀之占领区而非中国之敌对体”，“号召泰国军民一面应该以积极的行动反抗日本军队。一面与我中国切实联系，并肩作战，驱逐我们共同敌人于中泰两国国境之外。”美国随即表示了类似的立场，并建议中、美、英在泰国境外建立一个自由泰解放委员会。吴铁城积极参与相关的外交活动，他在致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的信中说：“蒋委员长曾对赫尔利将军表示，愿对自由泰解放委员会加以援助。并以华盛顿为集会地点”等。正是在中美的努力下，泰国最终没有被当成敌国对待，这对于战后中泰友好关系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推动对于泰国的进一步了解，吴铁城还参与了推动建立中泰文化协会的努力。吴铁城考虑当时重庆没有泰国人，便指示旅泰华人梁寄凡“将在印度的泰国人一并联络考虑”，并派出赴印度工作小组，筹组“中泰文化交流协会”，工作小组在印度加尔各答、新德里、孟买三地开展活动等。
战时，中国与美国都把泰国视为应从敌人手中解放的国家，承认“泰国将作为一个自由的、主权的、独立的国家重新在国际大家庭中占据自己以前的位置”，使泰国避免了划为战败国的结局，也奠定了战后中泰建交并发展友好关系的基础。
1953年，吴铁城病逝台湾。他的任职领域遍及军、政、党、民各界，他虽非职业外交官，但在中国外交方面的业绩，亦是一生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