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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白俄罗斯的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她曾是一名记者，经历过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核灾等历史事件。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发生爆炸。阿列克谢耶维奇用3年时间采访了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有第一批到达灾难现场的救援人员的妻子、有现场摄影师、有教师、有医生、有农夫……每个人不同的声音里透出来的是愤怒、恐惧、坚忍、勇气、同情和爱。本篇选摘自她的作品《切尔诺贝利的回忆》。
（核爆发生后，瓦西里是第一批到达救灾现场的6名消防员之一。他新婚的妻子柳德米拉当时已有6个月的身孕。为了进到莫斯科的特殊病房陪伴丈夫，柳德米拉用尽了各种方法。）
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每天，出现在我眼前的都是一个全新的人。之前的烧伤开始逐渐显现出来，伤口首先出现在他嘴里，接着是他的舌头、脸颊——最开始，那些伤口还十分细小，但是很快就迅速扩大、蔓延。
那是一所特殊的医院，专门收治那些受到严重辐射感染的伤者。
就在我住进医生宿舍的第一天，医生们用放射量测定器对我进行了严密的检测。我的衣服、手提包、钱包和鞋子——它们全都“烫”得厉害。他们收走了我所有的东西，除了我的钱，就连我的内衣内裤都被收走了。作为交换，他们给了我一套病人服。当我穿着这一套衣服去见瓦西里的时候，他被我吓了一跳：“亲爱的，你这是怎么了？”
因为身上穿着病人的服装，我无法去市场买菜，人们就给我带蔬菜。可是，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瓦西里已经咽不下任何东西，甚至连液体也喝不下去了，就连顺滑的生鸡蛋他都咽不下去。但是，我仍然想做一些可口的食物给他吃，就好像这样做能对他有所帮助一样。我跑到邮政局。“姑娘们，”我对她们说，“我需要马上给住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的父母打电话！我的丈夫快不行了！”她们立刻就意识到我的丈夫是什么人以及我来自哪儿，并且很快就帮我接通了电话。我的爸爸、妹妹和弟弟当天就坐飞机赶到了莫斯科。他们给我带来了一些行李，还有钱。当时已经是5月9日。瓦西里过去经常对我说：“你不知道莫斯科有多美！尤其是在胜利日，当他们燃放烟花的时候！我真希望你能亲眼看一看那美丽的景色。”
我坐在瓦西里身边，他睁开眼睛，问道：“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现在是晚上9点。”
“打开窗户！他们马上就要点燃烟花了！”
我打开窗户，他的病房在八楼。从窗户望出去，整座城市都在我们面前！灿烂的烟花腾空而起，异常绚丽。
“快看那儿！”我说。
“我告诉过你，我会带你来看莫斯科的美景。我也告诉过你，每逢节假日，我都会给你送花……”
我扭过头，看到他的枕头下放着三枝康乃馨。他给了护士一些钱，让她帮他买了这些花。
我转身跑到他的床边，亲吻着他。
“我爱你！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
他开始低声抱怨道：“你忘了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吗？不准抱我，也不准亲我！”
他们不让我抱他，可是，我……那天晚上，我一直和他在一起。
我开始感到有些眩晕，幸亏当时我正在走廊上，而不是在房间里。我死死地抓住窗沿，从而支撑住自己的身体。一名医生从我身边经过。他一把拉住我的胳膊，突然问道：“你是不是怀孕了？”
我立刻矢口否认：“不！我没有怀孕！”
“不要对我撒谎。”他叹了口气，说道。
第二天，我被叫到了负责人安吉莉娜·瓦西列芙娜·古斯科娃的办公室里。
“你为什么要对我撒谎？”她问道。
“我别无选择。如果当初我告诉你，你一定会把我送回家。这是一个神圣的谎言！”
“你在这里能做什么呢？”
“至少，我能在他身边陪着他……”
我十分感激安吉莉娜·瓦西列芙娜·古斯科娃，我这辈子都对她感激不尽！其他伤者的妻子也都赶来了，但是医院不准她们进来。
很快，医生们就剃光了伤员们的头发，而瓦西里的头发是我帮他剪的。我想亲手为他做每件事。假如不是因为身体不适，我愿意一天24小时都陪在他身边。我不想离开瓦西里，哪怕是一分钟也不愿意。我的弟弟来了，他被这里的情形吓坏了，他说：“我不能让你继续留在这里！”可是，我的父亲对他说：“你认为你能够阻止她吗？她会从窗户里跳出去！她会从消防通道里逃走！”
我回到医院，一走进病房，我就看到瓦西里病床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橘子。那个橘子很大，皮是粉红色。瓦西里笑着对我说：“我收到了一件礼物。你把它吃了吧。”就在他和我说话的同时，站在帘子那一侧的护士也对我做了个手势，示意我不能吃。那个橘子就放在他身邊，靠得很近，事实上，那个橘子不仅不能吃，而且甚至根本就不应该去碰它。“来吧，吃了它。”他说，“你喜欢吃橘子的。”我伸出手，把橘子握在手心里。这时，他闭上眼睛，睡着了。护士一脸惊恐地望着我。而我呢？我已经做好了迎接任何可能性的准备，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不会想到死亡，不会意识到他的死亡是那么可怕，更不会认为他会令我感到害怕。有人说：“你必须明白：他已经不再是你的丈夫，也不再是一个受人关爱的人，他只是一个带有高浓度毒素的放射性物体。你不要自取灭亡，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我很喜欢一个已经近乎崩溃的女人说过的话：“可是，我爱他！我爱他！”当他睡觉时，我会轻声地对他说：“我爱你！”当我走在医院的院子里的时候，我会轻轻对自己说：“我爱你！”当我拿着他的尿盆向厕所走去的时候，我会低声说：“我爱你。”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家时的情景。他只有握着我的手才能安然入睡。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一个习惯——睡觉时握着我的手，整个晚上都不松开。所以，在医院里，每当他睡觉的时候，我也会紧紧握住他的手，不松开。 当我在病房里陪着他的时候，他们不会给他拍照，可是当我离开后，他们就会给他照相——他不穿任何衣服，赤条条地暴露在闪光灯下。他身上盖着一条很薄的小毯子。我每天都会为他更换这条毯子，到了晚上，这条毯子就会变得血迹斑斑。每当我扶他坐起来的时候，我的手上都会留下许多细小的皮肤碎片——那些都是他溃烂后的皮肤。任何一个细小的线头都会在他身上留下触目惊心的伤口。我把指甲剪得非常短，一直剪到流血为止，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在不经意间划伤他那异常脆弱的皮肤。没有护士能够接近他，所以如果她们需要什么就会叫我。
他们继续给他拍照。他们说是为了科学。我把他们都赶了出去！我冲着他们大吼大叫！甚至还打了他们！他们怎么能这样做？
当班的护士对我说：“你以为他能活着吗？他接受了1600伦琴的核辐射。400伦琴的辐射就已经足以致命。你现在就坐在一个核反应堆旁边。”他是我的……他是我的爱人。当所有人都死了以后，他们对医院局部进行了重建。他们推倒了墙壁，撬开了铺在地上的木地板。
一整晚，我都守在他床边。直到第二天早上，坦尼亚让我陪她去墓地才离开。从墓地回来后，我立刻给护士打电话询问：“他怎么样？”“他15分钟前去世了。”什么？我在那呆了整整一个晚上，只不过才离开3个小时而已！我跑到窗户边，歇斯底里地大叫道：“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整栋楼的人都能听到我的叫声，他们都不敢靠近我。渐渐地，我意识到：我一定要再见他一面！于是，我冲下楼梯。他还躺在他的那间观察病房里。
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柳西娅！柳西娅！”“她刚才出去了，马上就回来。”护士告诉他。他听后，叹了一口气，就再也没有说话。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他半步，直到他下葬。用于安葬他的并不是普通的棺材，而是一个塑料袋。直到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那个袋子。
墓地被封锁了，任何人都不得入内，除了我们。士兵们飞快地用泥土掩埋了棺材。“动作快一点！再快一点！”一名军官一直在旁边敦促干活的士兵。下葬前，他们甚至都没让我抱一抱他。随后——我们就被他们带上了汽车。整个过程都显得格外神秘。
葬礼刚刚结束，他们立刻就给我们买好了第二天的返程机票。无论走到哪儿都有一个便衣士兵緊跟着我们。他甚至不允许我们外出购买返程旅途中所需的食物。他们禁止我们与他人谈及此事——尤其是我。事实上，当时的我根本就无法谈论这一话题，我甚至连哭泣的力气都没有。当我们离开时，值班的那个女人清点了我们用过的所有毛巾和毯子，然后把它们叠起来，塞进了一个塑料袋。他们很有可能会把它们都烧掉。我们自己支付了医院宿舍的住宿费。我在那儿住了14晚。那是一所专门针对辐射中毒患者的特殊医院。14个夜晚。一个人从生到死，只需要14天的时间。
回到家，我睡了整整3天。家人们叫来了救护车。“没关系，”医生说，“她会醒的。她只是睡着了而已。”
我当时才23岁。
两个月后，我又去了一趟莫斯科。从火车站出来后，我直奔墓地。我要去看他！就在那个墓地里，我出现了分娩的征兆。我生下了一个女孩。“娜塔申卡，”我轻声说道，“你爸爸给你起名叫娜塔申卡。”她看起来十分健康，四肢健全。但是，医生告诉我，她一出生就被查出有肝硬化，而且肝脏内含有高达28伦琴的放射性物质，此外，她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4个小时后，他们告诉我她死了。随后，他们又对我说了相同的话：我们不会把她的遗体还给你。你们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不把她给我？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我不会把她给你们！你们想用她来做科学研究。我讨厌你们的科学！我讨厌它！
最后，他们给我带来了一个小木盒。“请把她埋在他的脚边。”我提出了唯一的要求。
后来，我再婚了。我把一切都告诉了现在的丈夫——所有的事情。我们在一起了，但是我从没邀请他去过我家，那是瓦西里的家。
这里住着很多和我们一样的人。整条街都是。人们把这个地方叫做切尔诺贝利斯卡亚，或者说切尔诺贝利区。这里的人在核电站工作了一辈子。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会回到那儿做一些临时工，这就是他们现在的工作状态。不过，那里已经再也没有人居住。这里的人都患有很严重的疾病，有的甚至已经残疾，但是他们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他们只要一想到反应堆会被关闭就会心生恐惧。除了核电站，还有谁会需要像他们这样的人呢？死亡常常会降临在这些人身上。他们就那么倒下了——有的人刚刚还在走路，转眼间就倒下了。有的人带着花去探望自己的护士，在路上，他的心脏就突然停止了跳动。没有人问我们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也没有人问我们看到了什么。没有人愿意倾听死亡，倾听那些令他们感到心惊胆战的事情。
但是，我要和你谈一谈爱，谈一谈我的爱人……
柳德米拉·伊格纳坚科
罹难的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的妻子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发生爆炸。阿列克谢耶维奇用3年时间采访了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有第一批到达灾难现场的救援人员的妻子、有现场摄影师、有教师、有医生、有农夫……每个人不同的声音里透出来的是愤怒、恐惧、坚忍、勇气、同情和爱。本篇选摘自她的作品《切尔诺贝利的回忆》。
（核爆发生后，瓦西里是第一批到达救灾现场的6名消防员之一。他新婚的妻子柳德米拉当时已有6个月的身孕。为了进到莫斯科的特殊病房陪伴丈夫，柳德米拉用尽了各种方法。）
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每天，出现在我眼前的都是一个全新的人。之前的烧伤开始逐渐显现出来，伤口首先出现在他嘴里，接着是他的舌头、脸颊——最开始，那些伤口还十分细小，但是很快就迅速扩大、蔓延。
那是一所特殊的医院，专门收治那些受到严重辐射感染的伤者。
就在我住进医生宿舍的第一天，医生们用放射量测定器对我进行了严密的检测。我的衣服、手提包、钱包和鞋子——它们全都“烫”得厉害。他们收走了我所有的东西，除了我的钱，就连我的内衣内裤都被收走了。作为交换，他们给了我一套病人服。当我穿着这一套衣服去见瓦西里的时候，他被我吓了一跳：“亲爱的，你这是怎么了？”
因为身上穿着病人的服装，我无法去市场买菜，人们就给我带蔬菜。可是，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瓦西里已经咽不下任何东西，甚至连液体也喝不下去了，就连顺滑的生鸡蛋他都咽不下去。但是，我仍然想做一些可口的食物给他吃，就好像这样做能对他有所帮助一样。我跑到邮政局。“姑娘们，”我对她们说，“我需要马上给住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的父母打电话！我的丈夫快不行了！”她们立刻就意识到我的丈夫是什么人以及我来自哪儿，并且很快就帮我接通了电话。我的爸爸、妹妹和弟弟当天就坐飞机赶到了莫斯科。他们给我带来了一些行李，还有钱。当时已经是5月9日。瓦西里过去经常对我说：“你不知道莫斯科有多美！尤其是在胜利日，当他们燃放烟花的时候！我真希望你能亲眼看一看那美丽的景色。”
我坐在瓦西里身边，他睁开眼睛，问道：“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现在是晚上9点。”
“打开窗户！他们马上就要点燃烟花了！”
我打开窗户，他的病房在八楼。从窗户望出去，整座城市都在我们面前！灿烂的烟花腾空而起，异常绚丽。
“快看那儿！”我说。
“我告诉过你，我会带你来看莫斯科的美景。我也告诉过你，每逢节假日，我都会给你送花……”
我扭过头，看到他的枕头下放着三枝康乃馨。他给了护士一些钱，让她帮他买了这些花。
我转身跑到他的床边，亲吻着他。
“我爱你！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
他开始低声抱怨道：“你忘了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吗？不准抱我，也不准亲我！”
他们不让我抱他，可是，我……那天晚上，我一直和他在一起。
我开始感到有些眩晕，幸亏当时我正在走廊上，而不是在房间里。我死死地抓住窗沿，从而支撑住自己的身体。一名医生从我身边经过。他一把拉住我的胳膊，突然问道：“你是不是怀孕了？”
我立刻矢口否认：“不！我没有怀孕！”
“不要对我撒谎。”他叹了口气，说道。
第二天，我被叫到了负责人安吉莉娜·瓦西列芙娜·古斯科娃的办公室里。
“你为什么要对我撒谎？”她问道。
“我别无选择。如果当初我告诉你，你一定会把我送回家。这是一个神圣的谎言！”
“你在这里能做什么呢？”
“至少，我能在他身边陪着他……”
我十分感激安吉莉娜·瓦西列芙娜·古斯科娃，我这辈子都对她感激不尽！其他伤者的妻子也都赶来了，但是医院不准她们进来。
很快，医生们就剃光了伤员们的头发，而瓦西里的头发是我帮他剪的。我想亲手为他做每件事。假如不是因为身体不适，我愿意一天24小时都陪在他身边。我不想离开瓦西里，哪怕是一分钟也不愿意。我的弟弟来了，他被这里的情形吓坏了，他说：“我不能让你继续留在这里！”可是，我的父亲对他说：“你认为你能够阻止她吗？她会从窗户里跳出去！她会从消防通道里逃走！”
我回到医院，一走进病房，我就看到瓦西里病床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橘子。那个橘子很大，皮是粉红色。瓦西里笑着对我说：“我收到了一件礼物。你把它吃了吧。”就在他和我说话的同时，站在帘子那一侧的护士也对我做了个手势，示意我不能吃。那个橘子就放在他身邊，靠得很近，事实上，那个橘子不仅不能吃，而且甚至根本就不应该去碰它。“来吧，吃了它。”他说，“你喜欢吃橘子的。”我伸出手，把橘子握在手心里。这时，他闭上眼睛，睡着了。护士一脸惊恐地望着我。而我呢？我已经做好了迎接任何可能性的准备，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不会想到死亡，不会意识到他的死亡是那么可怕，更不会认为他会令我感到害怕。有人说：“你必须明白：他已经不再是你的丈夫，也不再是一个受人关爱的人，他只是一个带有高浓度毒素的放射性物体。你不要自取灭亡，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我很喜欢一个已经近乎崩溃的女人说过的话：“可是，我爱他！我爱他！”当他睡觉时，我会轻声地对他说：“我爱你！”当我走在医院的院子里的时候，我会轻轻对自己说：“我爱你！”当我拿着他的尿盆向厕所走去的时候，我会低声说：“我爱你。”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家时的情景。他只有握着我的手才能安然入睡。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一个习惯——睡觉时握着我的手，整个晚上都不松开。所以，在医院里，每当他睡觉的时候，我也会紧紧握住他的手，不松开。 当我在病房里陪着他的时候，他们不会给他拍照，可是当我离开后，他们就会给他照相——他不穿任何衣服，赤条条地暴露在闪光灯下。他身上盖着一条很薄的小毯子。我每天都会为他更换这条毯子，到了晚上，这条毯子就会变得血迹斑斑。每当我扶他坐起来的时候，我的手上都会留下许多细小的皮肤碎片——那些都是他溃烂后的皮肤。任何一个细小的线头都会在他身上留下触目惊心的伤口。我把指甲剪得非常短，一直剪到流血为止，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在不经意间划伤他那异常脆弱的皮肤。没有护士能够接近他，所以如果她们需要什么就会叫我。
他们继续给他拍照。他们说是为了科学。我把他们都赶了出去！我冲着他们大吼大叫！甚至还打了他们！他们怎么能这样做？
当班的护士对我说：“你以为他能活着吗？他接受了1600伦琴的核辐射。400伦琴的辐射就已经足以致命。你现在就坐在一个核反应堆旁边。”他是我的……他是我的爱人。当所有人都死了以后，他们对医院局部进行了重建。他们推倒了墙壁，撬开了铺在地上的木地板。
一整晚，我都守在他床边。直到第二天早上，坦尼亚让我陪她去墓地才离开。从墓地回来后，我立刻给护士打电话询问：“他怎么样？”“他15分钟前去世了。”什么？我在那呆了整整一个晚上，只不过才离开3个小时而已！我跑到窗户边，歇斯底里地大叫道：“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整栋楼的人都能听到我的叫声，他们都不敢靠近我。渐渐地，我意识到：我一定要再见他一面！于是，我冲下楼梯。他还躺在他的那间观察病房里。
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柳西娅！柳西娅！”“她刚才出去了，马上就回来。”护士告诉他。他听后，叹了一口气，就再也没有说话。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他半步，直到他下葬。用于安葬他的并不是普通的棺材，而是一个塑料袋。直到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那个袋子。
墓地被封锁了，任何人都不得入内，除了我们。士兵们飞快地用泥土掩埋了棺材。“动作快一点！再快一点！”一名军官一直在旁边敦促干活的士兵。下葬前，他们甚至都没让我抱一抱他。随后——我们就被他们带上了汽车。整个过程都显得格外神秘。
葬礼刚刚结束，他们立刻就给我们买好了第二天的返程机票。无论走到哪儿都有一个便衣士兵緊跟着我们。他甚至不允许我们外出购买返程旅途中所需的食物。他们禁止我们与他人谈及此事——尤其是我。事实上，当时的我根本就无法谈论这一话题，我甚至连哭泣的力气都没有。当我们离开时，值班的那个女人清点了我们用过的所有毛巾和毯子，然后把它们叠起来，塞进了一个塑料袋。他们很有可能会把它们都烧掉。我们自己支付了医院宿舍的住宿费。我在那儿住了14晚。那是一所专门针对辐射中毒患者的特殊医院。14个夜晚。一个人从生到死，只需要14天的时间。
回到家，我睡了整整3天。家人们叫来了救护车。“没关系，”医生说，“她会醒的。她只是睡着了而已。”
我当时才23岁。
两个月后，我又去了一趟莫斯科。从火车站出来后，我直奔墓地。我要去看他！就在那个墓地里，我出现了分娩的征兆。我生下了一个女孩。“娜塔申卡，”我轻声说道，“你爸爸给你起名叫娜塔申卡。”她看起来十分健康，四肢健全。但是，医生告诉我，她一出生就被查出有肝硬化，而且肝脏内含有高达28伦琴的放射性物质，此外，她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4个小时后，他们告诉我她死了。随后，他们又对我说了相同的话：我们不会把她的遗体还给你。你们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不把她给我？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我不会把她给你们！你们想用她来做科学研究。我讨厌你们的科学！我讨厌它！
最后，他们给我带来了一个小木盒。“请把她埋在他的脚边。”我提出了唯一的要求。
后来，我再婚了。我把一切都告诉了现在的丈夫——所有的事情。我们在一起了，但是我从没邀请他去过我家，那是瓦西里的家。
这里住着很多和我们一样的人。整条街都是。人们把这个地方叫做切尔诺贝利斯卡亚，或者说切尔诺贝利区。这里的人在核电站工作了一辈子。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会回到那儿做一些临时工，这就是他们现在的工作状态。不过，那里已经再也没有人居住。这里的人都患有很严重的疾病，有的甚至已经残疾，但是他们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他们只要一想到反应堆会被关闭就会心生恐惧。除了核电站，还有谁会需要像他们这样的人呢？死亡常常会降临在这些人身上。他们就那么倒下了——有的人刚刚还在走路，转眼间就倒下了。有的人带着花去探望自己的护士，在路上，他的心脏就突然停止了跳动。没有人问我们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也没有人问我们看到了什么。没有人愿意倾听死亡，倾听那些令他们感到心惊胆战的事情。
但是，我要和你谈一谈爱，谈一谈我的爱人……
柳德米拉·伊格纳坚科
罹难的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