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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事物都有性，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性，山有山性，人有人性，兽有兽性。事物的性分天性、禀性、习性三种。天性是事物具有的共性，属全属；禀性是某一类事物具有的特性，属类属；习性是单个事物具有的个性，属个属。无论什么学校，都有学校的共性，即天性；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是不同类的学校，各类具有自己的特性，即禀性；每一所学校，又具有自己的个性，即习性。这里所说大学的禀性，是指大学这类学校的特性。
一
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曾说，当代的美国社会及教育存在着危机。物质文明带来物质主义，讲究钱、权、名，人被机器生产所役使造成了人本身的迷失和混乱。大部分高等院校无明确的教育目的，在教育上多倾向于科学教育、职业教育及专业教育。大学为了适应工业与社会的要求，目的、功能和任务日益复杂，高等教育系统、行政、课程、研究等方面呈现一片混乱现象。
1998年，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大学校长论坛”上，台湾大学校长陈维昭更是忧心仲仲地说：“过去几十年台湾的迅速工业化和商业化，已经使大学校园带有一种明显的实用主义气息……如果不尽早采取措施，我担心大学所崇尚的人文主义理想和精神会丧失殆尽，大学会降格为一所庸俗的教育场所。”
温家宝总理也曾说：“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国人也很疑惑，为什么“真维斯”得以冠名清华楼？为什么一个教授带一百多个研究生？为什么一个大学有40多个教授争聘一个处长？为什么大学里学术不端时有发生……有研究者认为，国内大学沉迷于功利化太久了，如果不消除媚俗、媚势、媚利的功利之风侵蚀，大学将渐渐失去其禀性。
笔者认为，尽管大学作为象牙塔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大学确实需要尽快挣脱功利的陷阱，宁静地执着于对真理的追求，再不能一味迎合市场、向市场献媚了。但还应该看到，“不为功利所诱惑，不受世俗所驱使”的象牙塔精神依然历久而弥新，时刻提防着大学谨防功利的魔咒，还有一批大学把探究真理当成理想，坚持坚守着大学的禀性！
事实上，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有大学的功利化问题，这些污秽浊流并非大学的禀性之所在。尽管如此，面对大学的日益功利化趋势，还是需要大学高度警觉与反思。也就是说，无论外界干扰多么强大而有威慑力、诱惑力，大学都应该始终坚守自己的禀性。
二
大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近千年来最伟大的事业，它创造了一个延续人类文明的场所，培养了大量全面了解这个社会的智者。自中世纪诞生，大学经历了千载的发展与变革，当今依然是人类社会最具生命力的组织。没有哪个组织像大学一样，受历史影响最深、最持久而能保持其禀性不变。大学能保持旺盛生命力，就是因为坚守了自己的禀性。
大学从最初偏于社会一隅的“僧侣的村庄”，到学者共同体的“知识人的城镇”，再到今天适应社会越来越多样的人才培养与知识服务需求的“巨型知识都市”，越来越融入社会并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安德森（G.L.Anderson）研究后认为，“当代大学即使其机构已经扩大并且变得更加复杂，但在结构上与中世纪大学相比没有发生变化”。
大学从纽曼的传授学问、提供博雅教育，到弗莱克斯纳的培育人才与创造知识并重，再到克拉克·克尔的多元巨型大学，服务于多种目的和多种客户的多种活动并存。尽管大学已经走出了“象牙塔”融入社会，但大学始终坚守着探索高深学问、追求真理、关怀终极价值、传承人类文明、提升人类精神、守护人类尊严的禀性。
蔡元培曾说：“吾国今日之大学，乃直取欧洲大学之制而模仿之，并不自古之太学演化而成也。”从京师大学堂算起，我国大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无论是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还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说法虽有所不同，但追求的理想却大体一致：大学应当是出人才、出思想和引领社会进步的场所。
在贯穿人类历史的创造与毁灭两种力量无休止的博弈中，大学始终代表着创造的力量。在人类追寻理想的过程中，大学不仅是人类进行文化创新与传承的先锋，而且是人类赖以支撑的理想和精神的守护者。忠于人类的伟大理想，担负起文化创新与传承的使命，去开拓思想和知识的疆域——这就是大学的禀性。这禀性是大学生命力之源泉，也是抵御外部干扰的力量。
三
大学作为知识圣殿和追求真理的殿堂，在科学、文化领域进行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合作，展示了世界主义精神。在民族主义狂热一再威胁人类的当代，大学的世界主义精神突破由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树起的藩篱，注目于被种种夸大了的差异所掩盖的人类共同特性，透过多样性揭示人类的统一性，通过对生态危机、人口爆炸、核威胁等全球性问题的研究来揭示人类的共同命运。
诞生之初的博洛尼亚大学，就致力于使罗马法重放光芒，这种努力为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20世纪末的900年校庆之际，她又起草和发起了签署“欧洲大学宪章”，宪章不仅重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原则，重申大学维护人类精神文化价值、创造和传播知识的使命，还高举欧洲联合的火炬，呼吁推倒精神壁垒，实现欧洲科学文化一体化，推动欧洲古老的联合梦向现实迈步。
在中世纪，剑桥大学是欧洲宗教神学和政治精英的精神堡垒。当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席卷英伦的时候，剑桥则成为英国文艺和科学复兴的重要阵地。16世纪的工业革命和18世纪的自然科学风暴又激发了她生命中最大的能量，孕育了英国乃至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剑桥大学已出了13位英国首相，9位坎特伯雷大主教，8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学者和名人更是难以计数。
1931年，梅贻琦任清华校长的就职演中说：“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该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由清华等组成的西南联大培养了众多成就杰出的人才，其中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3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6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近百位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 哈佛大学培养出众多成就杰出而举世公认的科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哲学家、诗人等。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几乎所有的革命先驱都出自于哈佛大学的门下。哈佛大学被称作美国政府的思想库，先后诞生了7位美国总统、40位诺贝尔奖得主和30位普利策奖获奖者，他们的一举一动决定着美国的政治走向与经济命脉。
四
大学的独立是思想独立、学术独立和体制独立的三位一体。体制独立就是官学分离、政教脱钩，使大学真正成为独立的办学主体。没有思想独立，大学就难以绽放灿烂的思想之花。没有学术独立，大学就很难产生真正科学的、有价值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成果。没有独立的体制，思想家和学者是无法真正而普遍地自由从事独立的思想活动和学术研究的。
历史悠久的巴黎大学是现代大学的鼻祖，它在中世纪就已经打出“师生自治联合会”的旗帜，并率先以罢课斗争确立了自治地位，争得了结社、罢课的自由特权。从此，大学作为教师和学生自治团体昂然于世，在此后若干个世纪中，巴黎大学经常地使用罢课手段来维护和扩大自治权。这种对外的斗争展示了大学的独立禀性。
20世纪初，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真正的哈佛”乃是一个“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哈佛”，这就是“自由的思想”与“思想的创造”。它以超越实用性的长远眼光致力于文理融合的“通才教育”，致力于唤起对新思想新事物的好奇心，鼓励自由探索、自由审视、自由创造，并因此而奠定了它的名望和深厚根基。
大学的自由，一般指大学进行科学研究和探索真理的自由。蔡元培认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J.S.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指出，“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先决条件，还是真理行使自由的先决条件”。“为了保证知识的准确和正确，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如教会、国家或经济利益的影响”。
大学自诞生以来，教授可以自由地提出问题，进行思想交流和学术探索，不论教授的见解是传统的、守旧的，还是新奇的、怪异的都有立脚之地。青年学生则从这里学会如何思考、如何对话和进行思想交锋，并从这里获得广阔的视野去观察世界。无论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热情，还是对内心生活的专注、思考和默想都会受到鼓励。
五
大学是从事精神生产、思想创造、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之场所，这些活动与功能无不体现出一种高层次、高境界、高品位和高素质特征。大学这种特征是一种精神高贵，如大学师生人格高贵、情操高贵、品位高贵和道德高贵。大学的这种超凡脱俗、卓尔不群的高贵，使大学富有一种排媚拒俗、求真唯美的禀性。
牛津大学享有“为学术而学术”的固执和敢对名人说“不”的勇气。1996年，沙特有一个叫赛义德的亿万富翁欲向牛津大学捐款340万美金，但要在牛津大学建立一所工商管理学院，牛津大学管理委员会最后以259票对214票否决了这个捐赠，理由是“有着古老文化的牛津大学要远离富商，不能受金钱的摆布”。
剑桥大学的生活充满着书院气息。学院的食堂和街头的小咖啡馆，为科研和教学提供了宁静致远的氛围。骑自行车的学生到处都可以找到修理车间和二手货店家，穿着道袍上课的教授悠然自得。他们已经超越柴米油盐之类的生活之外，潜心学问，向深度挺进。没有浮躁，没有急功近利，没有连篇累牍的申请和推荐书，就像剑河那样静静地流淌。
卢梭曾说：“在自然状态下的人呼吸自由和宁静的空气，只愿过闲散的生活，即使是斯多葛派的淡泊、恬静，也比不上他对身外事物的淡漠。”老子也提醒人们：“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就是说，物质享受不仅会消解、腐蚀德行、生命的意义，最后也锈蚀磨钝了人们对于生命和生活本质的领悟。
大学有“出污泥而不染”的自信自在、悠然自得、荣辱不惊的禀性……潘光旦任清华教务长时，安徽省主席刘振华有两个儿子要求来清华旁听，潘拒绝说，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就不值钱了？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时，蒋介石想到校“训话”提高声望，被刘文典拒绝。刘文典曾说，“大学不是衙门”。
六
大学在浮华尘世里，拒绝世俗与庸俗、虚荣与贪婪，面对滚滚红尘，默默地保持着清醒和理性，自觉坚持着自己的使命，脚踏实地守护着历久弥新的大学精神，激发着师生对高深学问的热情和追求……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金德尔伯格以学生为重，如果遇上与课程计划相冲突时，他会拒绝参加埠外召开的声名显赫的专业会议，或拒绝接受埠外报酬丰厚的邀约。
20世纪40年代初期，教育家陈友松任湖北省立教育学院院长一职。有一次，陈友松正在给学生上课，湖北省主席陈诚来学校，院长室秘书到教室向陈友松报告说：“陈长官来了。”说完便退在旁边。陈友松在课程告一段落时问秘书：“他来校有什么事？”秘书回答：“来校看看。”可直到下课铃响起，陈友松才离开教室去见陈长官。
梅贻琦、吴贻芳等校长都有进入政界做高官的机会，但他们都像张伯苓校长一样，以“我是干教育的，还是办教育好”、“学校为个人终身事业，绝不脱离”为由，拒绝了国民政府为官的邀请。20世纪50年代中期，吉林大学匡亚明校长在礼堂作报告，开场称谓一反俗套，不是以“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开头，而是“教授同志、讲师同志、助教同志……”
在剑桥大学，是绝对禁止一般人践踏草坪的，但人们经常看到一些低头沉思的老教授信步走过草坪。原来这是剑桥不成文的传统，只有教授可以践踏草坪。尽管说不出道理，但这个传统在剑桥数世纪以来却一直备受尊重。匡亚明任吉林大学校长时，盖了一幢“教授楼”，总务处长分到了一套。匡亚明知道后，严肃地对那位处长说，这幢楼是“教授楼”，应该分配给教授。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反复强调，大学既不是贩卖文凭的机关，也不是灌输知识的场所，而是研究学理的地方。他告诫学生，不要把升官发财视为人生的阶梯，而要把学术研究当作自己的天职。台湾大学刘崇鋐教授，拿到哈佛的研究奖金后，有人重金请他写文章，他回绝时说：“我既接受哈佛的研究奖金，所有时间都要用在这个研究，不能分心为别人写文章，千请原谅。” 七
剑桥大学非常珍惜和恪守中世纪的传统，在正式典礼中都强调仪式感。每学期两次的正式晚餐上，大家穿着学院的黑色袍服，院长用拉丁文带领学生吟诵《圣经》。每年6月的学位颁发仪式上，毕业生要依次走到校长面前，双膝跪在很高的软垫上双手合十。校长念道：“凭借我被授予的权利，我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授予你此学位。”然后，学生起身向校长鞠躬领取学位证书。
1952年，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伊始，他参加了学校教授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他在会上说，有机会见到在场全体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感到万分荣幸。这时，德高望重的物理学教授拉比站了起来对他说：“先生，教授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教授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是有传统的，没有教授就没有大学。
从前，在苏格兰北部一个教育不发达的边区，百年来才有一位女学生的成绩达到申请牛津大学的标准，当地政府十分重视。可令人遗憾的是牛津的教授面试后说，该生不具备牛津要求的创造潜质，不要。于是，当地政府找教育大臣出面说情，没管用。教育大臣又找副首相去沟通，结果还是没戏，副首相请布莱尔首相出面，依然没成。理由是：任何人无权更改教授的面试结论。
在哈佛大学建校350周年庆典的时候，校长博克先生邀请里根总统参加庆典，里根欣然接受了邀请，但是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在这个盛典上请哈佛大学授予他一个荣誉博士学位。博克当即予以否决，他说：“我可以请总统来参加盛典、发表演讲，但是博士学位是一个学术头衔，你是不配的。”于是里根就没有来，建校350周年庆典照样举办。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提出自己想获得母校的“荣誉学位”时，牛津大学却干干脆脆地拒绝了她，拒绝她的理由也很明确：学校认为政治和学术是互不搭界的两个领域，对于荣誉学位授予什么人有一套牛津大学自己的标准。而且，牛津大学从来没有向政界要人颁发过荣誉学位。就这么着，这个炙手可热的铁娘子“仕而优则学”的意图，就在“老牛筋”这里搁浅了。
八
费孝通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真正的大学，如蔡元培所说，“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学是不同思想流派的交汇之所，各种意识形态的角力之地。正是它们的共处与兼容，维护着现代社会的思想自由；它们之间的碰撞与交流，推动着人类思想的不断创新。没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学就没有生机和活力，思想创新和学术发展就失去了基础。
诗人马修·阿诺尔德对牛津大学作了最浪漫但也最恰当的描述：“牛津以她不可名状的神韵，在不断召唤我们走近我们大学的目标，最完善的理想……”大学用一个博大的胸怀来宽容、来理解、来容纳尘世的爱恨情仇与恩怨得失，展现出海纳百川、海阔天高的胸襟和风范。正是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维持着社会的思想碰撞与交流，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自由创新。
朱自清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对学生热情鼓励，但并不轻易称许，往往为一个问题会与学生争得不可开交。他曾风趣地对学生说：“你们不易说服我，我也不易说服你们，虽然民主的精神在于说服。”梅贻琦对学生说：“由于各人的机遇、环境和人生观不同，看起来好像成就差别很大，其实向远一点看，并没有什么差别。赤子之心必须保留，凡是能做的和应当做的，好好去做就行了！”
元培到北大上任后不久，就聘任与自己个性完全不同的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蔡元培看中陈独秀的新锐和毅力。后来，陈独秀又引进了连学位都没拿到的毛头小伙胡适到北大。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北大吸引了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纳什在麻省理工学院患精神病30余年，普林斯顿大学把他请去并且给他非常好的环境，30年后约翰·纳什的精神病好了，研究出一个数学模型叫做纳什均衡（博弈论）并获得了诺贝尔奖。正是因为有普林斯顿的包容，才使约翰·纳什从精神病这样一种状态下又恢复了学术创新的智慧。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一
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曾说，当代的美国社会及教育存在着危机。物质文明带来物质主义，讲究钱、权、名，人被机器生产所役使造成了人本身的迷失和混乱。大部分高等院校无明确的教育目的，在教育上多倾向于科学教育、职业教育及专业教育。大学为了适应工业与社会的要求，目的、功能和任务日益复杂，高等教育系统、行政、课程、研究等方面呈现一片混乱现象。
1998年，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大学校长论坛”上，台湾大学校长陈维昭更是忧心仲仲地说：“过去几十年台湾的迅速工业化和商业化，已经使大学校园带有一种明显的实用主义气息……如果不尽早采取措施，我担心大学所崇尚的人文主义理想和精神会丧失殆尽，大学会降格为一所庸俗的教育场所。”
温家宝总理也曾说：“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国人也很疑惑，为什么“真维斯”得以冠名清华楼？为什么一个教授带一百多个研究生？为什么一个大学有40多个教授争聘一个处长？为什么大学里学术不端时有发生……有研究者认为，国内大学沉迷于功利化太久了，如果不消除媚俗、媚势、媚利的功利之风侵蚀，大学将渐渐失去其禀性。
笔者认为，尽管大学作为象牙塔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大学确实需要尽快挣脱功利的陷阱，宁静地执着于对真理的追求，再不能一味迎合市场、向市场献媚了。但还应该看到，“不为功利所诱惑，不受世俗所驱使”的象牙塔精神依然历久而弥新，时刻提防着大学谨防功利的魔咒，还有一批大学把探究真理当成理想，坚持坚守着大学的禀性！
事实上，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有大学的功利化问题，这些污秽浊流并非大学的禀性之所在。尽管如此，面对大学的日益功利化趋势，还是需要大学高度警觉与反思。也就是说，无论外界干扰多么强大而有威慑力、诱惑力，大学都应该始终坚守自己的禀性。
二
大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近千年来最伟大的事业，它创造了一个延续人类文明的场所，培养了大量全面了解这个社会的智者。自中世纪诞生，大学经历了千载的发展与变革，当今依然是人类社会最具生命力的组织。没有哪个组织像大学一样，受历史影响最深、最持久而能保持其禀性不变。大学能保持旺盛生命力，就是因为坚守了自己的禀性。
大学从最初偏于社会一隅的“僧侣的村庄”，到学者共同体的“知识人的城镇”，再到今天适应社会越来越多样的人才培养与知识服务需求的“巨型知识都市”，越来越融入社会并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安德森（G.L.Anderson）研究后认为，“当代大学即使其机构已经扩大并且变得更加复杂，但在结构上与中世纪大学相比没有发生变化”。
大学从纽曼的传授学问、提供博雅教育，到弗莱克斯纳的培育人才与创造知识并重，再到克拉克·克尔的多元巨型大学，服务于多种目的和多种客户的多种活动并存。尽管大学已经走出了“象牙塔”融入社会，但大学始终坚守着探索高深学问、追求真理、关怀终极价值、传承人类文明、提升人类精神、守护人类尊严的禀性。
蔡元培曾说：“吾国今日之大学，乃直取欧洲大学之制而模仿之，并不自古之太学演化而成也。”从京师大学堂算起，我国大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无论是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还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说法虽有所不同，但追求的理想却大体一致：大学应当是出人才、出思想和引领社会进步的场所。
在贯穿人类历史的创造与毁灭两种力量无休止的博弈中，大学始终代表着创造的力量。在人类追寻理想的过程中，大学不仅是人类进行文化创新与传承的先锋，而且是人类赖以支撑的理想和精神的守护者。忠于人类的伟大理想，担负起文化创新与传承的使命，去开拓思想和知识的疆域——这就是大学的禀性。这禀性是大学生命力之源泉，也是抵御外部干扰的力量。
三
大学作为知识圣殿和追求真理的殿堂，在科学、文化领域进行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合作，展示了世界主义精神。在民族主义狂热一再威胁人类的当代，大学的世界主义精神突破由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树起的藩篱，注目于被种种夸大了的差异所掩盖的人类共同特性，透过多样性揭示人类的统一性，通过对生态危机、人口爆炸、核威胁等全球性问题的研究来揭示人类的共同命运。
诞生之初的博洛尼亚大学，就致力于使罗马法重放光芒，这种努力为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20世纪末的900年校庆之际，她又起草和发起了签署“欧洲大学宪章”，宪章不仅重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原则，重申大学维护人类精神文化价值、创造和传播知识的使命，还高举欧洲联合的火炬，呼吁推倒精神壁垒，实现欧洲科学文化一体化，推动欧洲古老的联合梦向现实迈步。
在中世纪，剑桥大学是欧洲宗教神学和政治精英的精神堡垒。当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席卷英伦的时候，剑桥则成为英国文艺和科学复兴的重要阵地。16世纪的工业革命和18世纪的自然科学风暴又激发了她生命中最大的能量，孕育了英国乃至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剑桥大学已出了13位英国首相，9位坎特伯雷大主教，8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学者和名人更是难以计数。
1931年，梅贻琦任清华校长的就职演中说：“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该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由清华等组成的西南联大培养了众多成就杰出的人才，其中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3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6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近百位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 哈佛大学培养出众多成就杰出而举世公认的科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哲学家、诗人等。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几乎所有的革命先驱都出自于哈佛大学的门下。哈佛大学被称作美国政府的思想库，先后诞生了7位美国总统、40位诺贝尔奖得主和30位普利策奖获奖者，他们的一举一动决定着美国的政治走向与经济命脉。
四
大学的独立是思想独立、学术独立和体制独立的三位一体。体制独立就是官学分离、政教脱钩，使大学真正成为独立的办学主体。没有思想独立，大学就难以绽放灿烂的思想之花。没有学术独立，大学就很难产生真正科学的、有价值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成果。没有独立的体制，思想家和学者是无法真正而普遍地自由从事独立的思想活动和学术研究的。
历史悠久的巴黎大学是现代大学的鼻祖，它在中世纪就已经打出“师生自治联合会”的旗帜，并率先以罢课斗争确立了自治地位，争得了结社、罢课的自由特权。从此，大学作为教师和学生自治团体昂然于世，在此后若干个世纪中，巴黎大学经常地使用罢课手段来维护和扩大自治权。这种对外的斗争展示了大学的独立禀性。
20世纪初，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真正的哈佛”乃是一个“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哈佛”，这就是“自由的思想”与“思想的创造”。它以超越实用性的长远眼光致力于文理融合的“通才教育”，致力于唤起对新思想新事物的好奇心，鼓励自由探索、自由审视、自由创造，并因此而奠定了它的名望和深厚根基。
大学的自由，一般指大学进行科学研究和探索真理的自由。蔡元培认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J.S.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指出，“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先决条件，还是真理行使自由的先决条件”。“为了保证知识的准确和正确，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如教会、国家或经济利益的影响”。
大学自诞生以来，教授可以自由地提出问题，进行思想交流和学术探索，不论教授的见解是传统的、守旧的，还是新奇的、怪异的都有立脚之地。青年学生则从这里学会如何思考、如何对话和进行思想交锋，并从这里获得广阔的视野去观察世界。无论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热情，还是对内心生活的专注、思考和默想都会受到鼓励。
五
大学是从事精神生产、思想创造、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之场所，这些活动与功能无不体现出一种高层次、高境界、高品位和高素质特征。大学这种特征是一种精神高贵，如大学师生人格高贵、情操高贵、品位高贵和道德高贵。大学的这种超凡脱俗、卓尔不群的高贵，使大学富有一种排媚拒俗、求真唯美的禀性。
牛津大学享有“为学术而学术”的固执和敢对名人说“不”的勇气。1996年，沙特有一个叫赛义德的亿万富翁欲向牛津大学捐款340万美金，但要在牛津大学建立一所工商管理学院，牛津大学管理委员会最后以259票对214票否决了这个捐赠，理由是“有着古老文化的牛津大学要远离富商，不能受金钱的摆布”。
剑桥大学的生活充满着书院气息。学院的食堂和街头的小咖啡馆，为科研和教学提供了宁静致远的氛围。骑自行车的学生到处都可以找到修理车间和二手货店家，穿着道袍上课的教授悠然自得。他们已经超越柴米油盐之类的生活之外，潜心学问，向深度挺进。没有浮躁，没有急功近利，没有连篇累牍的申请和推荐书，就像剑河那样静静地流淌。
卢梭曾说：“在自然状态下的人呼吸自由和宁静的空气，只愿过闲散的生活，即使是斯多葛派的淡泊、恬静，也比不上他对身外事物的淡漠。”老子也提醒人们：“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就是说，物质享受不仅会消解、腐蚀德行、生命的意义，最后也锈蚀磨钝了人们对于生命和生活本质的领悟。
大学有“出污泥而不染”的自信自在、悠然自得、荣辱不惊的禀性……潘光旦任清华教务长时，安徽省主席刘振华有两个儿子要求来清华旁听，潘拒绝说，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就不值钱了？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时，蒋介石想到校“训话”提高声望，被刘文典拒绝。刘文典曾说，“大学不是衙门”。
六
大学在浮华尘世里，拒绝世俗与庸俗、虚荣与贪婪，面对滚滚红尘，默默地保持着清醒和理性，自觉坚持着自己的使命，脚踏实地守护着历久弥新的大学精神，激发着师生对高深学问的热情和追求……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金德尔伯格以学生为重，如果遇上与课程计划相冲突时，他会拒绝参加埠外召开的声名显赫的专业会议，或拒绝接受埠外报酬丰厚的邀约。
20世纪40年代初期，教育家陈友松任湖北省立教育学院院长一职。有一次，陈友松正在给学生上课，湖北省主席陈诚来学校，院长室秘书到教室向陈友松报告说：“陈长官来了。”说完便退在旁边。陈友松在课程告一段落时问秘书：“他来校有什么事？”秘书回答：“来校看看。”可直到下课铃响起，陈友松才离开教室去见陈长官。
梅贻琦、吴贻芳等校长都有进入政界做高官的机会，但他们都像张伯苓校长一样，以“我是干教育的，还是办教育好”、“学校为个人终身事业，绝不脱离”为由，拒绝了国民政府为官的邀请。20世纪50年代中期，吉林大学匡亚明校长在礼堂作报告，开场称谓一反俗套，不是以“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开头，而是“教授同志、讲师同志、助教同志……”
在剑桥大学，是绝对禁止一般人践踏草坪的，但人们经常看到一些低头沉思的老教授信步走过草坪。原来这是剑桥不成文的传统，只有教授可以践踏草坪。尽管说不出道理，但这个传统在剑桥数世纪以来却一直备受尊重。匡亚明任吉林大学校长时，盖了一幢“教授楼”，总务处长分到了一套。匡亚明知道后，严肃地对那位处长说，这幢楼是“教授楼”，应该分配给教授。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反复强调，大学既不是贩卖文凭的机关，也不是灌输知识的场所，而是研究学理的地方。他告诫学生，不要把升官发财视为人生的阶梯，而要把学术研究当作自己的天职。台湾大学刘崇鋐教授，拿到哈佛的研究奖金后，有人重金请他写文章，他回绝时说：“我既接受哈佛的研究奖金，所有时间都要用在这个研究，不能分心为别人写文章，千请原谅。” 七
剑桥大学非常珍惜和恪守中世纪的传统，在正式典礼中都强调仪式感。每学期两次的正式晚餐上，大家穿着学院的黑色袍服，院长用拉丁文带领学生吟诵《圣经》。每年6月的学位颁发仪式上，毕业生要依次走到校长面前，双膝跪在很高的软垫上双手合十。校长念道：“凭借我被授予的权利，我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授予你此学位。”然后，学生起身向校长鞠躬领取学位证书。
1952年，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伊始，他参加了学校教授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他在会上说，有机会见到在场全体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感到万分荣幸。这时，德高望重的物理学教授拉比站了起来对他说：“先生，教授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教授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是有传统的，没有教授就没有大学。
从前，在苏格兰北部一个教育不发达的边区，百年来才有一位女学生的成绩达到申请牛津大学的标准，当地政府十分重视。可令人遗憾的是牛津的教授面试后说，该生不具备牛津要求的创造潜质，不要。于是，当地政府找教育大臣出面说情，没管用。教育大臣又找副首相去沟通，结果还是没戏，副首相请布莱尔首相出面，依然没成。理由是：任何人无权更改教授的面试结论。
在哈佛大学建校350周年庆典的时候，校长博克先生邀请里根总统参加庆典，里根欣然接受了邀请，但是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在这个盛典上请哈佛大学授予他一个荣誉博士学位。博克当即予以否决，他说：“我可以请总统来参加盛典、发表演讲，但是博士学位是一个学术头衔，你是不配的。”于是里根就没有来，建校350周年庆典照样举办。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提出自己想获得母校的“荣誉学位”时，牛津大学却干干脆脆地拒绝了她，拒绝她的理由也很明确：学校认为政治和学术是互不搭界的两个领域，对于荣誉学位授予什么人有一套牛津大学自己的标准。而且，牛津大学从来没有向政界要人颁发过荣誉学位。就这么着，这个炙手可热的铁娘子“仕而优则学”的意图，就在“老牛筋”这里搁浅了。
八
费孝通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真正的大学，如蔡元培所说，“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学是不同思想流派的交汇之所，各种意识形态的角力之地。正是它们的共处与兼容，维护着现代社会的思想自由；它们之间的碰撞与交流，推动着人类思想的不断创新。没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学就没有生机和活力，思想创新和学术发展就失去了基础。
诗人马修·阿诺尔德对牛津大学作了最浪漫但也最恰当的描述：“牛津以她不可名状的神韵，在不断召唤我们走近我们大学的目标，最完善的理想……”大学用一个博大的胸怀来宽容、来理解、来容纳尘世的爱恨情仇与恩怨得失，展现出海纳百川、海阔天高的胸襟和风范。正是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维持着社会的思想碰撞与交流，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自由创新。
朱自清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对学生热情鼓励，但并不轻易称许，往往为一个问题会与学生争得不可开交。他曾风趣地对学生说：“你们不易说服我，我也不易说服你们，虽然民主的精神在于说服。”梅贻琦对学生说：“由于各人的机遇、环境和人生观不同，看起来好像成就差别很大，其实向远一点看，并没有什么差别。赤子之心必须保留，凡是能做的和应当做的，好好去做就行了！”
元培到北大上任后不久，就聘任与自己个性完全不同的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蔡元培看中陈独秀的新锐和毅力。后来，陈独秀又引进了连学位都没拿到的毛头小伙胡适到北大。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北大吸引了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纳什在麻省理工学院患精神病30余年，普林斯顿大学把他请去并且给他非常好的环境，30年后约翰·纳什的精神病好了，研究出一个数学模型叫做纳什均衡（博弈论）并获得了诺贝尔奖。正是因为有普林斯顿的包容，才使约翰·纳什从精神病这样一种状态下又恢复了学术创新的智慧。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