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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初,我接到家乡——辽宁省辽阳市政府侨务办公室的来信,邀我写一下在海外生活或见闻之类的文章。思前想后,如何写好呢?那我就把来到日本30多年走过的弯曲小道和鸡零狗碎的生活写下来,供同胞们当作茶余饭后的一点谈资吧!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在中国政府和公安部门的协助下,高见进(我的爱人)的日本亲属终于找到了他。我们一家5口1977年12月来到日本国冈山县上房郡贺阳町定居。町政府特地为我们一家买了一座房子,并准备好了所有的生活用品,在这里我开始了我的日本生活。
贺阳町地处日本的吉备高原,群山环抱,绿树成阴。冬去春来,天气变暖,爬虫类动物开始活动。爬虫类动物是我的天敌,别说亲眼见到,就是听别人讲,我都浑身发麻起鸡皮疙瘩。有一天,我在厕所里发现一条蛇,被吓得泪水盈眶,望而却步。从此以后,我每天都忧心忡忡,坐卧不安,担心蛇是否还会在室内出现,就连夏季到商店买东西我都手里拿着大竹扫帚。那时我除了有口气能吃饭以外,几乎成了废人,到了“有嘴说不出,有耳听不懂,有眼看不清,有腿不敢走”的地步。我心里非常苦闷,精神有些恍惚,就盼着快点离开这个地方。
1979年因丈夫工作调动,我们离开了贺阳町来到了罔山市海吉,搬进了会社的住宅,我当时高兴得像个孩子。没想到我是“挪出了屎窝又搬进了尿窝”,海吉这个地方从前是坟地,蜈蚣特别多,晚上睡觉时蜈蚣会从天棚上往下掉,甚至把孩子手也咬了。这还不算,我每天晚上好象都能听见有人拍打墙壁的声音。后来邻居告诉我，这屋子从前有人自杀过。县厅的生活指导员还对我说:日本的鬼很多,听了以后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我的脑海里每天就是鬼呀,蛇呀,蜈蚣呀,天天就是怕!怕!怕!这种痛苦折磨了我好几个年头。
后来我又搬了家,在此期间我与罔山县日中友好协会的女负责人有了交往,一次和她在一起走路时，有一条蛇从我们脚边擦过,她若无其事,我却逃出了很远,我问她为啥不怕,她说日本人都习惯了。我开始检查自己的弱点,客观就是那样存在,自己若不去解脱痛苦,别人是没法救助的,应该为自己开辟新天地,创造新生活。
不久,罔山生产可乐的工场要往中国派谴近30名工程技术人员和部长级的领导干部,他们急需中国语教师,经县日中友好协会介绍,我到那教了一年中国语。我发现这些学员对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风俗习惯都很感兴趣,对中国的态度也都很友好,我体会到这种工作的桥梁作用。
后来山阳新闻社邀请我到他们的文化教室担任中国语讲师,这一工作我坚持干了十几年,在这里我接触了许多关心中国的日本各界朋友,其中还有中国21世纪委员会的刘德有先生的恩师——矢木博先生夫妇。一些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人初次和我见面就给我鞠大躬赔礼道歉,说他们过去在中国干过坏事,实在对不起中国人。为解除这种尴尬局面,我立刻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们听了频频点头。
残留孤儿的妻子是日本社会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个阶层,如果日中关系不正常,像我们这些留下混血后代的遗孤妻子扮演的都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的角色。在中国时,我的同事说中国人那么多,为什么跟日本人结婚?可当时我嫁给我丈夫并不是为了出国、也不是为了金钱,我实在没法回答好心人的关心。来到日本以后,我在法务部门和一些人的眼里又成了被怀疑的对象。我的第二个孩子和第三个孩子年龄相差12岁,生活指导员和法务部门找我谈话时,认为我怀有其他目的来日本,在加入日本国籍时考查了解我将近3个年头,我左思右想总觉得这些都是两国间长期隔阂造成的不信任。为了消除这种隔阂,我全力以赴宣传日中友好。
在罔崎嘉平太先生100岁诞辰及日中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际，我写的悼念文章被刊登在罔山归国者朋友会成立15周年纪念杂志上。罔崎先生逝世10周年的时候,我又写了纪念罔崎先生的文章发表在日本最大的中文报刊《中文导报》上,不久,这篇文章又在日本邮政省举办的第32回作文比赛中获奖,我还得到了邮政省、邮务局长滨田弘二先生签署的赏状和赏品。
1999年春天,日本山阳电视台为排一部“罔山风土人物记,罔崎嘉平太”的纪录片邀请我参加演出,我愉快地接受了他们的录音采访。在这部纪录片里出演的人有先生的长子罔崎彬先生、全日空副社长井上先生、罔山县前知事长野士郎先生等人。在接受采访时,我颂扬了罔崎先生在日中友好事业上所做的贡献,也表达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先生的热爱和崇敬之情,我也为自己能够跟先生的英名在一起被载入历史史册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1999年12月8日,日本全国知事会前会长罔山县知事长野士郎先生举行叙勋受章祝贺会,来自日本各地的政界代表、众参两院国会议员、社会知名人士、社长、团体代表等挤满了大厅,我也应邀出席。这里就我一个中国人,我站在会场里沉思,我是什么代表呢?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我明白,那就是我的言行博得了他们的信任。到日本二十多年来我踏进了政界,这里有我的泪水,也有大家的帮助,我要感谢中国人,也要感谢日本人。
1998年丈夫去世后,我又入院动了手术,我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精神极度疲劳。后来我想起一首汉诗: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听一位老先生讲,趣味是天然的“良药”。经朋友介绍,我参加了日本民族舞蹈学习班,在这里学习的人都是高龄者,先生教练时全是用英语,我真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可是大家对我都很热情,先生对我也很耐心,日本人的相互协助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有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在演出中国舞曲《听泉》和台湾舞曲《黑森林》时,先生让我跟大家一起表演,演出后,先生说:还是中国人表演中国舞曲有感情,有较强的表现力。除了跳舞以外,我还喜欢做小工艺品、写诗、写文章、与日本人交流。做为残留孤儿的妻子,处境赋予我的历史使命,应该是促进日中两国的友好,我个人的力量虽然没法左右两国政府,但是我可以尽已所能发挥一名小小的“民间”大使的作用,以沟通日中两国人民间的友谊。
我出生在抚顺市伪满时期,曾就读于抚顺市亲仁小学、辽阳县甜水峪村初级小学、灯塔铧子烟台煤矿子弟小学、辽阳市第三初级中学、辽宁省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后我在盖县万福六中和沈阳中捷友谊厂子弟学校工作了18年。说我是辽阳人亦可、沈阳人亦可!祖国到处都是我的家!
2001年3月我重返故乡,看到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家乡的巨变我高兴万分。回国的两个月间,我先后到了旅顺、大连、鞍山、沈阳、辽阳、长春等地,通讯的发达、交通的便利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归乡的最大遗憾就是家乡人都把我当成“外国人”了,我无论走在大街上、还是在商店里、或者到饭店里,所有的人都说我不是本地人,有的说我是台湾人、香港人、有的认为我是日本人或朝鲜人。问他们为什么有这种看法时,他们说我的外表、风度和当地人不一样。在灯塔市的一个广场,有人在那里说书唱戏,我在亲属的引导下也前去听戏,出乎意料的是人们都不听唱戏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这里了,当时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为了不影响别人观看,我立刻离开那热闹的地方了。
亲爱的同胞们,千万不要把我当成外国人,我身体里流着的血和你们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是龙的传人。我要自豪地说——我永远是中国人!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在中国政府和公安部门的协助下,高见进(我的爱人)的日本亲属终于找到了他。我们一家5口1977年12月来到日本国冈山县上房郡贺阳町定居。町政府特地为我们一家买了一座房子,并准备好了所有的生活用品,在这里我开始了我的日本生活。
贺阳町地处日本的吉备高原,群山环抱,绿树成阴。冬去春来,天气变暖,爬虫类动物开始活动。爬虫类动物是我的天敌,别说亲眼见到,就是听别人讲,我都浑身发麻起鸡皮疙瘩。有一天,我在厕所里发现一条蛇,被吓得泪水盈眶,望而却步。从此以后,我每天都忧心忡忡,坐卧不安,担心蛇是否还会在室内出现,就连夏季到商店买东西我都手里拿着大竹扫帚。那时我除了有口气能吃饭以外,几乎成了废人,到了“有嘴说不出,有耳听不懂,有眼看不清,有腿不敢走”的地步。我心里非常苦闷,精神有些恍惚,就盼着快点离开这个地方。
1979年因丈夫工作调动,我们离开了贺阳町来到了罔山市海吉,搬进了会社的住宅,我当时高兴得像个孩子。没想到我是“挪出了屎窝又搬进了尿窝”,海吉这个地方从前是坟地,蜈蚣特别多,晚上睡觉时蜈蚣会从天棚上往下掉,甚至把孩子手也咬了。这还不算,我每天晚上好象都能听见有人拍打墙壁的声音。后来邻居告诉我，这屋子从前有人自杀过。县厅的生活指导员还对我说:日本的鬼很多,听了以后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我的脑海里每天就是鬼呀,蛇呀,蜈蚣呀,天天就是怕!怕!怕!这种痛苦折磨了我好几个年头。
后来我又搬了家,在此期间我与罔山县日中友好协会的女负责人有了交往,一次和她在一起走路时，有一条蛇从我们脚边擦过,她若无其事,我却逃出了很远,我问她为啥不怕,她说日本人都习惯了。我开始检查自己的弱点,客观就是那样存在,自己若不去解脱痛苦,别人是没法救助的,应该为自己开辟新天地,创造新生活。
不久,罔山生产可乐的工场要往中国派谴近30名工程技术人员和部长级的领导干部,他们急需中国语教师,经县日中友好协会介绍,我到那教了一年中国语。我发现这些学员对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风俗习惯都很感兴趣,对中国的态度也都很友好,我体会到这种工作的桥梁作用。
后来山阳新闻社邀请我到他们的文化教室担任中国语讲师,这一工作我坚持干了十几年,在这里我接触了许多关心中国的日本各界朋友,其中还有中国21世纪委员会的刘德有先生的恩师——矢木博先生夫妇。一些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人初次和我见面就给我鞠大躬赔礼道歉,说他们过去在中国干过坏事,实在对不起中国人。为解除这种尴尬局面,我立刻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们听了频频点头。
残留孤儿的妻子是日本社会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个阶层,如果日中关系不正常,像我们这些留下混血后代的遗孤妻子扮演的都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的角色。在中国时,我的同事说中国人那么多,为什么跟日本人结婚?可当时我嫁给我丈夫并不是为了出国、也不是为了金钱,我实在没法回答好心人的关心。来到日本以后,我在法务部门和一些人的眼里又成了被怀疑的对象。我的第二个孩子和第三个孩子年龄相差12岁,生活指导员和法务部门找我谈话时,认为我怀有其他目的来日本,在加入日本国籍时考查了解我将近3个年头,我左思右想总觉得这些都是两国间长期隔阂造成的不信任。为了消除这种隔阂,我全力以赴宣传日中友好。
在罔崎嘉平太先生100岁诞辰及日中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际，我写的悼念文章被刊登在罔山归国者朋友会成立15周年纪念杂志上。罔崎先生逝世10周年的时候,我又写了纪念罔崎先生的文章发表在日本最大的中文报刊《中文导报》上,不久,这篇文章又在日本邮政省举办的第32回作文比赛中获奖,我还得到了邮政省、邮务局长滨田弘二先生签署的赏状和赏品。
1999年春天,日本山阳电视台为排一部“罔山风土人物记,罔崎嘉平太”的纪录片邀请我参加演出,我愉快地接受了他们的录音采访。在这部纪录片里出演的人有先生的长子罔崎彬先生、全日空副社长井上先生、罔山县前知事长野士郎先生等人。在接受采访时,我颂扬了罔崎先生在日中友好事业上所做的贡献,也表达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先生的热爱和崇敬之情,我也为自己能够跟先生的英名在一起被载入历史史册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1999年12月8日,日本全国知事会前会长罔山县知事长野士郎先生举行叙勋受章祝贺会,来自日本各地的政界代表、众参两院国会议员、社会知名人士、社长、团体代表等挤满了大厅,我也应邀出席。这里就我一个中国人,我站在会场里沉思,我是什么代表呢?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我明白,那就是我的言行博得了他们的信任。到日本二十多年来我踏进了政界,这里有我的泪水,也有大家的帮助,我要感谢中国人,也要感谢日本人。
1998年丈夫去世后,我又入院动了手术,我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精神极度疲劳。后来我想起一首汉诗: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听一位老先生讲,趣味是天然的“良药”。经朋友介绍,我参加了日本民族舞蹈学习班,在这里学习的人都是高龄者,先生教练时全是用英语,我真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可是大家对我都很热情,先生对我也很耐心,日本人的相互协助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有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在演出中国舞曲《听泉》和台湾舞曲《黑森林》时,先生让我跟大家一起表演,演出后,先生说:还是中国人表演中国舞曲有感情,有较强的表现力。除了跳舞以外,我还喜欢做小工艺品、写诗、写文章、与日本人交流。做为残留孤儿的妻子,处境赋予我的历史使命,应该是促进日中两国的友好,我个人的力量虽然没法左右两国政府,但是我可以尽已所能发挥一名小小的“民间”大使的作用,以沟通日中两国人民间的友谊。
我出生在抚顺市伪满时期,曾就读于抚顺市亲仁小学、辽阳县甜水峪村初级小学、灯塔铧子烟台煤矿子弟小学、辽阳市第三初级中学、辽宁省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后我在盖县万福六中和沈阳中捷友谊厂子弟学校工作了18年。说我是辽阳人亦可、沈阳人亦可!祖国到处都是我的家!
2001年3月我重返故乡,看到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家乡的巨变我高兴万分。回国的两个月间,我先后到了旅顺、大连、鞍山、沈阳、辽阳、长春等地,通讯的发达、交通的便利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归乡的最大遗憾就是家乡人都把我当成“外国人”了,我无论走在大街上、还是在商店里、或者到饭店里,所有的人都说我不是本地人,有的说我是台湾人、香港人、有的认为我是日本人或朝鲜人。问他们为什么有这种看法时,他们说我的外表、风度和当地人不一样。在灯塔市的一个广场,有人在那里说书唱戏,我在亲属的引导下也前去听戏,出乎意料的是人们都不听唱戏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这里了,当时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为了不影响别人观看,我立刻离开那热闹的地方了。
亲爱的同胞们,千万不要把我当成外国人,我身体里流着的血和你们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是龙的传人。我要自豪地说——我永远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