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在内需放缓、外需减弱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经济出现增速下滑。但是，蔡昉对中国经济前景依然保持信心。
　　蔡昉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同时也是“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他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独特挑战在于，仍然存在着一系列体制和机制障碍，既妨碍对生产要素供给潜力的充分挖掘和利用，也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要通过全面深化关键领域的改革，消除这些体制性的障碍。“十三五”期间，找准增长潜能，深挖改革红利，仍可保障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继续在世界领先。

改革可为GDP贡献1～2个百分点

　　中国新闻周刊：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是否要降低对“十三五”规划的经济预期？
　　蔡昉：中国经济的确有下行趋势，但这不等于说中国经济在走“下坡路”。“十三五”期间，只要找准增长潜能，深挖改革红利，仍可以保障中国经济实现在世界上领先的中高速增长。
　　中国过去经济增速两位数增长的时代已结束，但我们仍然有后发优势，因此，经济增速不会跌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上。
　　虽然劳动力供给、资本回报率、土地成本低以及人力资本及生产率的进步速度快等固有的经济潜力还在，但是，“十三五”期间，如果还是依靠原来这些生产要素和生产率的进步速度，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可能会降到6.2%。

　　不过，改革红利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据我们模拟估算，如果相应的改革都能够到位、取得最好的成果，比如说劳动力供给增加、人力资本增加、全要素生产速度加快、生育率提高，这些都可以对未来产生一个正面的增长效应。所有这些好的改革措施加在一起，给我们带来的改革红利可以为GDP增长贡献1%～2%。
　　值得指出的是，改革红利的测算是高度理论化和理想化的，只能作为一种方向性的预期来看待，而不必拘泥于具体的数字。我们改革是一步一步来的，不太可能一下子全部把改革红利都给释放出来。但是总的来说，从趋势和方向上理解改革红利，可以在经济增长减速过程中，通过释放改革红利，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在2010年基础上GDP总量翻一番，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现在，这样的增长速度能否确保实现这个目标？
　　蔡昉：当前体制因素仍在束缚生产率的提高，通过改革破除制度障碍还可以获得改革红利，保障经济增速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提高。以“十三五”时期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近中期代表，经济增长的实际表现，将由按静态方法估算的潜在增长率以及能够获得多大的改革红利决定。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超过6.2%的静态潜在增长率的经济增长速度既是可行的，也是可能达到的。
　　2010年，中国GDP总量为40.89万亿元，在2014年之前的实际增长基础上，如果2015年全年实现增长7%的预期目标，按照2010年不变价，GDP总量将达到59.68万亿元。这样，在“十三五”时期只要实现6.5%（略高于我们测算的潜在增长率），即可达到81.77万亿元，实现2020年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的目标。由于6.5%的增长速度与6.2%的静态潜在增长率仅存在微小的差距，所以，对这个翻番的任务，我们既应该具有充分的信心，也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应尽快推动国家质量立法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会出现哪些增长新动力？
　　蔡昉：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替代传统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各项社会改革的措施需要消化的时间和过程，随着改革红利的开始显现，改革亦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
　　国家统计局的核算数据可以发现，今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4%，比上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0.8个百分点。产业结构调整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生产要素和资源从生产率低的产业转移到生产率高的产业，提高生产率并促进增長。因此，产业结构调整要以生产率提高为评价标准。另一方面，中国的产业结构还应继续高度重视制造业，但不是靠数量取胜，能不能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关键在于经济增长质量。
　　同时，从消费需求看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发展，必须以创新为引领。过去的消费模式不需要创新只需要在数量上满足需求，这个阶段是以短缺或者小富的社会现状相适应的。而现在是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与这种模式相适应的必须要追求产品创新。德国当年是制造业强国，现在仍是现代意义上的高端制造强国，其关键在于产业结构一直处于创新之中，所以制造业没有消亡，也没有成为夕阳产业。
　　中国新闻周刊：在政府层面，应该如何确保经济增长的质量关？
　　蔡昉：我们应当尽快推动国家质量立法，在法律层面上，通过质量引领促进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在这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已经高度重视，比如深圳正在逐步推进经济特区质量促进条例的出台。当然，追求质量需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但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力，要不然就没有需求更高质量的动力。在这方面，政府应着眼于3个机制的建立：确保企业追求质量的激励机制;完善保障质量的监管体制;为增长质量建立微观可控机制。

各方要合理分担户籍改革的成本

　　中国新闻周刊：你强调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这项措施对释放改革红利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蔡昉：户籍制度改革是改革红利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认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会起到“一石三鸟”、立竿见影的效果。
　　首先，通过稳定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参与率，缓解劳动力短缺和成本提高的压力。因为我们的增长速度下滑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成本提高。那么，农民工是未来几乎是唯一的劳动力供给来源，稳定住了农民工，让他们在40岁以后还在城市待着，那么劳动力供给就增加了。
　　其次，促进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保持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提高速度，提高潜在增长率。
　　解除农民工社会保障不足的后顾之忧，释放这个庞大群体的内需潜力。现在，有1.7亿的进城农民工，此外，还有1亿在农村、本乡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如果在城镇化的背景下，这2.7亿人改变了他的身份和消费模式的话，变成了像城里人一样的消费，我们可以想象，内需一定会大幅度提高。
　　我们的测算表明，户籍制度的比较完整的改革能够使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显著提高，也就是说，户籍制度改革成功的标志，是提高未来的潜在增长率。这种理论的测算，必须通过推进改革才能真正变成现实。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如何确保户籍制度改革顺利推进？
　　蔡昉：户籍制度改革是应对当前中国经济挑战必须要做的事情，同时，我们还要用政治智慧推进这个改革。当然，户籍制度改革的确有成本，而且这个成本要由每一个地方政府去承担。这项改革就像其他的所有的改革事业一样，是一个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应该看到户籍改革的巨大红利，要合理地为此埋单。一句话来说，就是要让户籍制度的改革的成本能够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能够在社会、个人、企业之间合理分担。同时，使潜在的改革红利能够预先有期望值，能够在各个群体之间合理的分享。只有这样才会实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保持中国未来的高速经济增长。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户籍制度改革，还有哪些措施可以深挖改革红利？
　　蔡昉：当然，不仅仅是户籍制度改革对释放改革红利会起到作用，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改善人力资本积累及其激励机制，也可满足产业升级优化对技能和创造力的需求;深化投融资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更有效率地配置资金，可以延缓投资回报率的下降;简政放权等一系列促进发挥市场作用的改革，将创造一个能者进、庸者退的竞争环境，从而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我要强调一点，改革与增长不是此消彼长、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方面，仍然有挖掘生产要素供给等传统增长源泉的潜力，另一方面，增长动力终究要实现向创新或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转换。坚持把包容性贯穿在改革和发展中，就一定可以让中国经济奇迹不断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