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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家像极了迁徙的鸟，想要回京，就需要穿越云层、迎着暴风雨，许多困难不是能够想象的。”
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一种对于回归的承诺。
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苏家三姐妹和母亲搭乘最晚一班航班从北京飞往佳木斯，她们此行的任务是要把父亲“带回”故乡北京。
从佳木斯机场到双鸭山市集贤镇的家还需要经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一路上，她们都保持沉默，或悄无声息地看着窗外，或低头看着手机。
到家后，简单打扫一下，安顿母亲先休息，三姐妹徒步向楼后的山坡走去。
爬上山坡，是一块墓碑，那里安放著父亲苏国栋的骨灰。
大姐苏鹏点燃一根烟，插在了坟上：“爸，你再好好看看这片土地，我们就要带你回北京了。”
当老苏的愿望一个接一个成为现实的时候，他却……
老三苏薇说：“我们一家像极了迁徙的鸟，想要回京，就需要穿越云层、迎着暴风雨，许多困难不是能够想象的。”
老苏的无奈
20世纪60年代末，第一次大规模人口迁徙运动席卷全国。千千万万知识青年，背起“上山下乡”的行囊，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股大潮。苏国栋就是在那一年，离开北京，来到北大荒，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员……
1977年高考恢复后，中央放宽了下乡知青由于健康原因和家庭困难返回城市的条件。其中，独生子女可以回城，多子女下乡的可以照顾一人回城，但符合条件的毕竟不多。于是，许多知青就以健康原因走病退的路。
“身边的战友为了得到一纸病退证明，不惜服用麻黄素来制造高血压，喝10%的高效麻醉药制造‘心力衰竭’——不惜一切，只为回家。爸爸也动了回京的念头。”当时苏鹏还小，并不了解父母的心思，这是苏鹏后来听母亲说起的。
苏鹏说：“当时，爸爸也想去医院开个病退证明，没想到，去市医院一检查，却检查出了心脏病。”
医院给老苏开具的病退证明上写着：心脏瓣膜损伤，建议休息。
若想回京，老苏是符合病退条件的，但是妻子和女儿怎么办？
当时的老苏已过而立之年，业已成婚，爱人廖红是小他两岁的当地人，他们的女儿苏鹏也已经6岁了。
当时，国家对人口自由流动有严格的限制，除非廖红的工作也能调到北京，否则，回京就意味着老苏要与妻儿两地分居。
为了这件事，廖红彻夜未眠。“我当时觉得，老苏这一走，恐怕我们的婚姻也就结束了。”现在的廖红，身材依然挺拔，很难相信她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
廖红做出的最大让步是，老苏可以走，但是要带上苏鹏，然后再看机会为廖红调动工作。
即便如此，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考虑。按照当时的户籍政策，孩子的户口只能随母不能随父，这意味着苏鹏无法取得北京户口，即使回京，也无法享受北京的教育。而苏鹏已进入学龄，马上就要面临上学的问题。
再三权衡之下，老苏悄悄将病退证明锁在了箱子里。
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回城市，知青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爱恨交织、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生命轨迹也从此改变。
苏鹏的放弃
老苏留了下来，不久后，苏丽和苏薇相继出生，老苏虽没有再提回京之事，但时常会给孩子们讲北京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故宫……廖红知道，那是老苏心结。
上世纪80年代初，老苏家的生活有了起色。1986年，他第一次带着妻子和3个女儿回北京探亲。
“第一次来到北京，感觉比爸爸口中描述得要好。”从那时起，苏鹏就对北京心生向往。
彼时，国家对知青子女的落户政策已有所倾斜。对于夫妻双方或其中一方是北京知青的，允许一名年满16周岁、未婚、未就业的子女回京就读入户；另外一个附加条件是，必须有知青在京的父母、兄弟姐妹做知青子女的监护人，又能自行解决住房。
不过，当时苏家三姐妹的年龄都还不满16岁，但是祖父祖母表示，愿意照顾来京的孙女。
从那时起，苏鹏开始盼望快快长大。
好景不长，1987年1月26日，这个家庭突然发生了变故，老苏离开人世，年仅42岁。那一年，苏鹏刚满16周岁。
“那天刮风下雨，妈妈去买菜了。爸爸一个人在家里……”预埋在老苏身体里达十年之久的那颗“炸弹”终于夺去了他的生命，当初医生曾建议他做心脏瓣膜修复手术，可他不愿意在胸前开个口子，更不愿给家庭增加任何负担。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之后，原本洋溢在这个家庭里的圆满的快乐，永远地消失了。
苏鹏一直很平静地讲述着家庭的故事，但说到这里，她有些哽咽，“我知道……爸爸的离世，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苏鹏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家里再突然发生什么事情。
老苏去世一年后，苏鹏高中毕业。老苏和廖红早就定好了计划，准备暑假一起送苏鹏去北京读书，计划虽没有改变，只是少了一个人的陪伴。
但是去北京读书的计划，在廖红回黑龙江后，被懂事的苏鹏改成了来北京工作，她希望帮助妈妈供养妹妹们。很快，凭借1.76米的身高和姣好的容貌，拿着一纸高中毕业证的苏鹏，进入一家国际酒店担任前台。
已经就业的苏鹏，不再符合知青子女进京落户条件。为了生活，本该好好读书的苏鹏，不得不肩负起供养妹妹们的重担，也因此与期盼多年的北京户口擦肩而过。
苏丽的坚持
苏鹏努力工作，除了仅留基本生活费用，几乎全部工资都寄给了远在黑龙江的母亲和妹妹们。
“在老苏离开后不久，苏鹏成了这个家的顶梁柱。她为这个家牺牲太多了。”对于苏鹏，廖红满心愧疚。 1994年，比苏鹏小两岁的苏丽，考入河北大学英语系。除了苏鹏和母亲的全力供养外，苏丽在校期间一直坚持勤工俭学，得以顺利完成学业。
去北京，当然亦是苏丽的就业选择。她和姐姐一样，内心深处，总是有作为知青后代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得以实现的途径，唯有回到北京。
当时，即使是在北京就读的京外生源，想要留京，都要从学校获取“留京指标”，而留京指标的数量仅为京外生源的10%。
对于像苏丽这样，在外地就读的京外生源毕业生，想要进京落户更是难上加难。苏丽认为，自己想要获得北京户籍的梦想，凭借个人努力已经无法实现了。
进入外企工作后的苏丽，在帮助母亲和姐姐供妹妹苏薇读书的同时，亦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铁打不动的择偶标准——北京人。
为了这个标准，苏薇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在人品不错、头脑聪明、性格合拍的框框里，还要圈定一个北京户籍的硬性条件，苏丽想要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并不是件容易事。
在苏丽挑挑拣拣的过程中，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她虽然降低了择偶的标准，但唯独不能改变的依旧是北京户籍。
就在家人都以为苏丽可能此生与婚姻无缘时，在苏丽40岁的那年，她终于选定了一个谈婚论嫁的对象，虽然很多条件都不符合苏丽的择偶标准，但他是北京人。
婚后第二年，苏丽当了妈妈，“我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北京户口，无论如何，孩子不会再像我一样。”苏丽并不认为自己的人生是成功的，但还算幸福。
苏薇是苏家最小的孩子，在苏丽参加工作后两年，苏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
用苏丽的话来说，苏家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留给苏薇，也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她的身上。
苏丽一再叮嘱苏薇，一定要考研，只有硕士毕业，才有进京落户的可能，实现苏家回京的愿望。
苏薇的奋斗
苏薇背负了太多的期望，但也很争气。她在哈工大学习国际贸易专业，本科毕业后保送就读本校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前夕，苏薇还顺利拿到了德国波恩大学的offer，她想出国深造，再读一个研究生學历。
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苏薇并没有吃过苦，但这个惊喜还是让她犹豫了许久才决定告诉母亲和姐姐们。毕竟供她读书这么多年，太不容易。
姐姐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好，苏家决定全力支持，供苏薇出国留学一年。
在母亲和姐姐们的资助下，苏薇赴德国求学，一路过关斩将，成为了“双料”硕士，苏薇无疑成为苏家的骄傲。
2009年回国后，北京一家德资企业向苏薇伸出了橄榄枝，能够解决北京户口，是这份工作对她最大的吸引力。
然而，一个硬指标将她拦在门外——必须要在国外呆满360天，苏薇少呆了1个月。“这个规定是2009年才出来的，而且出得很低调，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很多同学也都不知道。”苏薇一脸无辜。
苏薇之所以拿到文凭后提早回国，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母亲和姐姐们太辛苦了，我不希望多花一分钱。”苏薇在课时结束后就回国了，连毕业论文都是在国内完成提交的。没想到，这一省，苏家回归的愿望再次落空。
2010年，苏薇与在微软工作的男友登记结婚，她不愿像姐姐们那样，就为了一张户籍，非得选个北京人。现在，苏薇的孩子已经三岁，没有北京户口。
孩子的户口，同样只能落回老家，过不了几年，苏薇就要面临将来孩子就读和异地高考的问题。
读了这么多名校，从中国读到欧洲，“不甘心”是苏薇此刻的心情。
也因此，苏薇开始计划读博。博士毕业后，可以凭借应届毕业生的资质，有再次获得北京户口的机会。
不过，2013年北京市政府颁布的一个被网友戏称为“年龄控”的政策，再次让苏薇的计划成为泡影。该项政策规定：应届毕业生本科生不超过24岁、硕士生不超过27岁、博士生不超过35岁，超过这个年龄限制的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将不能留京。
苏薇的年龄已经超过了35岁，这意味着，苏家再一次与北京户口擦肩而过。
现在，苏家三姐妹在北京生活安定、富足。虽然没能实现苏家落户北京的愿望，但是，也算是实现了老苏当年回归北京的初衷。而且，苏鹏结婚后，就已将母亲接来北京一起生活。
前些日子，苏家三姐妹为父亲选好了一块京郊的墓地，此次带母亲一起回黑龙江，除了回去看看那片生养她们的黑土地，主要目的还是要将父亲“接回”回北京，“毕竟这里才是他的家”。
（本文受访者为化名）
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一种对于回归的承诺。
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苏家三姐妹和母亲搭乘最晚一班航班从北京飞往佳木斯，她们此行的任务是要把父亲“带回”故乡北京。
从佳木斯机场到双鸭山市集贤镇的家还需要经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一路上，她们都保持沉默，或悄无声息地看着窗外，或低头看着手机。
到家后，简单打扫一下，安顿母亲先休息，三姐妹徒步向楼后的山坡走去。
爬上山坡，是一块墓碑，那里安放著父亲苏国栋的骨灰。
大姐苏鹏点燃一根烟，插在了坟上：“爸，你再好好看看这片土地，我们就要带你回北京了。”
当老苏的愿望一个接一个成为现实的时候，他却……
老三苏薇说：“我们一家像极了迁徙的鸟，想要回京，就需要穿越云层、迎着暴风雨，许多困难不是能够想象的。”
老苏的无奈
20世纪60年代末，第一次大规模人口迁徙运动席卷全国。千千万万知识青年，背起“上山下乡”的行囊，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股大潮。苏国栋就是在那一年，离开北京，来到北大荒，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员……
1977年高考恢复后，中央放宽了下乡知青由于健康原因和家庭困难返回城市的条件。其中，独生子女可以回城，多子女下乡的可以照顾一人回城，但符合条件的毕竟不多。于是，许多知青就以健康原因走病退的路。
“身边的战友为了得到一纸病退证明，不惜服用麻黄素来制造高血压，喝10%的高效麻醉药制造‘心力衰竭’——不惜一切，只为回家。爸爸也动了回京的念头。”当时苏鹏还小，并不了解父母的心思，这是苏鹏后来听母亲说起的。
苏鹏说：“当时，爸爸也想去医院开个病退证明，没想到，去市医院一检查，却检查出了心脏病。”
医院给老苏开具的病退证明上写着：心脏瓣膜损伤，建议休息。
若想回京，老苏是符合病退条件的，但是妻子和女儿怎么办？
当时的老苏已过而立之年，业已成婚，爱人廖红是小他两岁的当地人，他们的女儿苏鹏也已经6岁了。
当时，国家对人口自由流动有严格的限制，除非廖红的工作也能调到北京，否则，回京就意味着老苏要与妻儿两地分居。
为了这件事，廖红彻夜未眠。“我当时觉得，老苏这一走，恐怕我们的婚姻也就结束了。”现在的廖红，身材依然挺拔，很难相信她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
廖红做出的最大让步是，老苏可以走，但是要带上苏鹏，然后再看机会为廖红调动工作。
即便如此，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考虑。按照当时的户籍政策，孩子的户口只能随母不能随父，这意味着苏鹏无法取得北京户口，即使回京，也无法享受北京的教育。而苏鹏已进入学龄，马上就要面临上学的问题。
再三权衡之下，老苏悄悄将病退证明锁在了箱子里。
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回城市，知青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爱恨交织、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生命轨迹也从此改变。
苏鹏的放弃
老苏留了下来，不久后，苏丽和苏薇相继出生，老苏虽没有再提回京之事，但时常会给孩子们讲北京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故宫……廖红知道，那是老苏心结。
上世纪80年代初，老苏家的生活有了起色。1986年，他第一次带着妻子和3个女儿回北京探亲。
“第一次来到北京，感觉比爸爸口中描述得要好。”从那时起，苏鹏就对北京心生向往。
彼时，国家对知青子女的落户政策已有所倾斜。对于夫妻双方或其中一方是北京知青的，允许一名年满16周岁、未婚、未就业的子女回京就读入户；另外一个附加条件是，必须有知青在京的父母、兄弟姐妹做知青子女的监护人，又能自行解决住房。
不过，当时苏家三姐妹的年龄都还不满16岁，但是祖父祖母表示，愿意照顾来京的孙女。
从那时起，苏鹏开始盼望快快长大。
好景不长，1987年1月26日，这个家庭突然发生了变故，老苏离开人世，年仅42岁。那一年，苏鹏刚满16周岁。
“那天刮风下雨，妈妈去买菜了。爸爸一个人在家里……”预埋在老苏身体里达十年之久的那颗“炸弹”终于夺去了他的生命，当初医生曾建议他做心脏瓣膜修复手术，可他不愿意在胸前开个口子，更不愿给家庭增加任何负担。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之后，原本洋溢在这个家庭里的圆满的快乐，永远地消失了。
苏鹏一直很平静地讲述着家庭的故事，但说到这里，她有些哽咽，“我知道……爸爸的离世，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苏鹏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家里再突然发生什么事情。
老苏去世一年后，苏鹏高中毕业。老苏和廖红早就定好了计划，准备暑假一起送苏鹏去北京读书，计划虽没有改变，只是少了一个人的陪伴。
但是去北京读书的计划，在廖红回黑龙江后，被懂事的苏鹏改成了来北京工作，她希望帮助妈妈供养妹妹们。很快，凭借1.76米的身高和姣好的容貌，拿着一纸高中毕业证的苏鹏，进入一家国际酒店担任前台。
已经就业的苏鹏，不再符合知青子女进京落户条件。为了生活，本该好好读书的苏鹏，不得不肩负起供养妹妹们的重担，也因此与期盼多年的北京户口擦肩而过。
苏丽的坚持
苏鹏努力工作，除了仅留基本生活费用，几乎全部工资都寄给了远在黑龙江的母亲和妹妹们。
“在老苏离开后不久，苏鹏成了这个家的顶梁柱。她为这个家牺牲太多了。”对于苏鹏，廖红满心愧疚。 1994年，比苏鹏小两岁的苏丽，考入河北大学英语系。除了苏鹏和母亲的全力供养外，苏丽在校期间一直坚持勤工俭学，得以顺利完成学业。
去北京，当然亦是苏丽的就业选择。她和姐姐一样，内心深处，总是有作为知青后代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得以实现的途径，唯有回到北京。
当时，即使是在北京就读的京外生源，想要留京，都要从学校获取“留京指标”，而留京指标的数量仅为京外生源的10%。
对于像苏丽这样，在外地就读的京外生源毕业生，想要进京落户更是难上加难。苏丽认为，自己想要获得北京户籍的梦想，凭借个人努力已经无法实现了。
进入外企工作后的苏丽，在帮助母亲和姐姐供妹妹苏薇读书的同时，亦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铁打不动的择偶标准——北京人。
为了这个标准，苏薇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在人品不错、头脑聪明、性格合拍的框框里，还要圈定一个北京户籍的硬性条件，苏丽想要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并不是件容易事。
在苏丽挑挑拣拣的过程中，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她虽然降低了择偶的标准，但唯独不能改变的依旧是北京户籍。
就在家人都以为苏丽可能此生与婚姻无缘时，在苏丽40岁的那年，她终于选定了一个谈婚论嫁的对象，虽然很多条件都不符合苏丽的择偶标准，但他是北京人。
婚后第二年，苏丽当了妈妈，“我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北京户口，无论如何，孩子不会再像我一样。”苏丽并不认为自己的人生是成功的，但还算幸福。
苏薇是苏家最小的孩子，在苏丽参加工作后两年，苏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
用苏丽的话来说，苏家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留给苏薇，也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她的身上。
苏丽一再叮嘱苏薇，一定要考研，只有硕士毕业，才有进京落户的可能，实现苏家回京的愿望。
苏薇的奋斗
苏薇背负了太多的期望，但也很争气。她在哈工大学习国际贸易专业，本科毕业后保送就读本校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前夕，苏薇还顺利拿到了德国波恩大学的offer，她想出国深造，再读一个研究生學历。
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苏薇并没有吃过苦，但这个惊喜还是让她犹豫了许久才决定告诉母亲和姐姐们。毕竟供她读书这么多年，太不容易。
姐姐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好，苏家决定全力支持，供苏薇出国留学一年。
在母亲和姐姐们的资助下，苏薇赴德国求学，一路过关斩将，成为了“双料”硕士，苏薇无疑成为苏家的骄傲。
2009年回国后，北京一家德资企业向苏薇伸出了橄榄枝，能够解决北京户口，是这份工作对她最大的吸引力。
然而，一个硬指标将她拦在门外——必须要在国外呆满360天，苏薇少呆了1个月。“这个规定是2009年才出来的，而且出得很低调，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很多同学也都不知道。”苏薇一脸无辜。
苏薇之所以拿到文凭后提早回国，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母亲和姐姐们太辛苦了，我不希望多花一分钱。”苏薇在课时结束后就回国了，连毕业论文都是在国内完成提交的。没想到，这一省，苏家回归的愿望再次落空。
2010年，苏薇与在微软工作的男友登记结婚，她不愿像姐姐们那样，就为了一张户籍，非得选个北京人。现在，苏薇的孩子已经三岁，没有北京户口。
孩子的户口，同样只能落回老家，过不了几年，苏薇就要面临将来孩子就读和异地高考的问题。
读了这么多名校，从中国读到欧洲，“不甘心”是苏薇此刻的心情。
也因此，苏薇开始计划读博。博士毕业后，可以凭借应届毕业生的资质，有再次获得北京户口的机会。
不过，2013年北京市政府颁布的一个被网友戏称为“年龄控”的政策，再次让苏薇的计划成为泡影。该项政策规定：应届毕业生本科生不超过24岁、硕士生不超过27岁、博士生不超过35岁，超过这个年龄限制的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将不能留京。
苏薇的年龄已经超过了35岁，这意味着，苏家再一次与北京户口擦肩而过。
现在，苏家三姐妹在北京生活安定、富足。虽然没能实现苏家落户北京的愿望，但是，也算是实现了老苏当年回归北京的初衷。而且，苏鹏结婚后，就已将母亲接来北京一起生活。
前些日子，苏家三姐妹为父亲选好了一块京郊的墓地，此次带母亲一起回黑龙江，除了回去看看那片生养她们的黑土地，主要目的还是要将父亲“接回”回北京，“毕竟这里才是他的家”。
（本文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