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理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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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主要依据可以通过社会生产、社会需求与主要制约因素三个方面来分析。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及转化依据,这不是一个短期的概念,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时代特点,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有利于进一步推进中国各方面的改革发展。
  【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主要依据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一个重大政治论断,这个论断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不仅是一个重大理论成果,也是新时代中国在众多复杂矛盾相互关系的比较分析中得出的科学结论,这就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人类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在社会发展过程的矛盾系统中,各种矛盾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平衡的,存在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区别。社会主要矛盾处于支配地位,是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和集中反映,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社会非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正如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到:“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说抓得住主要矛盾,才能带动全局工作。而社会主要矛盾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外交等方面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这些历史成就也带来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也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发生了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主要依据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基于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判断,为推动党和国家发展事业提供了科学准确的认识前提。这种转化的主要依据可以从社会生产、社会需求与主要制约因素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开始稳居世界第二位。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国通过有效的防疫措施,扎实推进复工复产,从一季度的低凹,到二三季度的复苏,再到四季度的全面恢复,实现漂亮的V形反转。不仅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GDP总量也首次突破100万亿元。除此之外,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77754亿元、384255亿元、553977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7%、37.8%、54.5%。对比2019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7.1%、39.0%、53.9%,可以看出,中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经济结构日趋合理,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还有货物进出口、服务贸易总额、高铁运营总里程、高速公路总里程、港口吞吐量等都居世界前列。
  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中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大国重器相继问世。面向世界前沿科技方面,基础研究投入持续加大,实现了诸多“从0到1”的突破。“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正式开放运行,“九章”计算机助力中国首次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空中“三剑客”齐聚蓝天等。2020年7月26日,在成功实现陆上首飞和水上首飞后,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克服多种技术难题,成功实现海上首飞,迈过一个重大里程碑节点。面向经济主战场方面,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加快应用,“蓝鲸1号”钻井平台产气时长和总量创世界纪录,三代核电技术“国和一号”研发完成,等等。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嫦娥探月、天眼探空、蛟龙探海、墨子通信、暗物质探测、北斗导航全球组网、“天问一号”着陆火星、“复兴号”引领中国高铁,“奋斗者”号实现万米深潜等。在人民生命健康方面,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临床救治、疫苗研发等多个重要领域开展科研攻关,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强大科技支撑。截至9月26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22亿剂次。由此可见,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日益呈现交叉融合趋势。正如毛泽东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词里所写,“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已成为现实。这些都说明了中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再说“落后的社会生产”显然不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也不能够反映中国发展的现状。
  (二)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增长
  当今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迈上了新台阶,已经达到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385元,当时很多地方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而到了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2447元。同时,脱贫攻坚战也取得全面胜利,在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以“四大件”的变迁为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结婚时拥有“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是一件很让人羡慕的事情。改革开放后悄然更新升级为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录音机,如今更是花样翻新,已转变为汽车、空调、电脑、手机,甚至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了。从中折射出人民生活富裕,幸福指数极大提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不仅仅只关心基本生活保障和需求,而是从吃、穿、住、行、用向学、乐、康、安、美需求转变。与之共同进步的还有人民群众的教育、健康、就业、社会保障等各方面,这些都有了极大提高和发展。因此,只讲“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能真实反映人民群众转化了的需求,人民群众对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层次更高、内容范围更广,出现了阶段性的新特征。   (三)影响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一是从社会生产力来看,中国既有世界先进甚至世界领先的生产力,也有大量传统的、相对落后甚至原始的生产力。二是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好,但社会法治化水平不高,文化建设相对滞后,社会建设还有不少短板,生态文明建设问题较多。三是从城乡和区域发展来看,不同地区发展水平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525752亿元,中部地区生产总值222246亿元,西部地区生产总值213292亿元。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2.46倍。以具体省市为例,2020年位于第一梯队的广东省GDP总量为110761亿元,而位于第六梯队的西藏是1903亿元,广东省GDP是西藏GDP的58.2倍,由此可见不同地区的差距。四是从收入分配差距来看,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体现在个人、城乡、地区和行业之间。中国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了0.491的峰值,随着国家相关举措实施才逐步下降,但依旧在0.46上下浮动。这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相互掣肘,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中国发展、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根源。
  三、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变”与“不变”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从全局的高度思考,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要以社会主要矛盾为依据,着重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好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共享、保民生、兜底线、补短板、促公平都是重要解决措施。同时,也要清楚认识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有两个“不变”: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因此,要深刻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把控好发展方向,跟上时代步伐,提高创新能力,发扬斗争精神,科学谋划,努力奋斗,抓住机遇,赢得主动,于变局中开新局,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0.
  [2]習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9.
  [3]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2/t20210227_1814154.html,2021-02-28.
  [4]董玥,陈锡喜.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论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2):10-17.
  [5]李相宜,张翔.正确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21,38(02):11-16.
  [6]彭劲松,余骏洁.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和战略意义[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21(02):23-28.
  [7]张廷广.中国共产党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百年经验总结[J].甘肃社会科学,2021(03):47-53.
  [8]陈方刘,张敏燕.学习把握矛盾运动原理 正确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J].党建研究,2020(02):56-58.
  [9]王红霞.精准理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12):9-13.
  [10]谢富胜.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J].教学与研究,2018(09):5-14.
  (作者单位: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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