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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和上海，有先施必有永安，有永安必有先施。一百年来，两家老牌百货的商业斗争从未停止。久而久之，两家形成一个奇怪的共识——唯有两家汇聚一处，才能共同繁荣。
大百货前的穷小子
1874年的一天，香港皇后大道上行人如织，三个乡下人打扮的华人带着三分畏惧、七分好奇打量着周围的世界。他们的目光很快被一家装修富丽的商店吸引，透过橱窗，可以望见店内景象——货柜上琳琅满目地摆放着从未见过的商品，大鼻子的洋人穿梭其间，偶然还能看到一两个穿着讲究的中国人。
这三人来自广东省香山县沙涌村，是堂兄弟关系。年龄最小的那个才14岁，名字叫马应彪，此行跟两个堂兄前往澳大利亚淘金，因错过了从澳门出发的轮船，只能辗转到香港坐船。马应彪被香港的繁华世界所吸引，懵懂无知的他还不知道刚才逗留的那家商店就是香港赫赫有名的连卡佛百货，只是觉得新鲜而神秘。
其实，何止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对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百货商店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明代以后，得益于工商业的发展，北京、广州、上海等人口密集、贸易发达的大城市相继出现了小型杂货铺。北京有一类“荷包店”，专卖荷包、针线等日用品。这类杂货店经营方式原始落后，商家占据主导地位，漫天要价、欺行霸市等现象屡见不鲜。所售商品种类有限，质量也没有保障。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洋货涌入刺激了本土零售业的发展，上海、广州等地开始涌现大批“洋广杂货店”或“华洋杂货店”，以售卖西洋货见长，如灯具、玻璃器皿等。到1870年前后，虽然商品种类日益繁盛，但在经营理念上仍然没有太大改观。
同一时期，美国出现了最早一批的百货商店，如麦西、金贝尔、乔丹·马什、瓦纳梅克等。而在1874年，连卡佛已在香港耕耘二十四年之久，在香港上流社会中名声斐然。
二十四年前的一个夏天，香港开埠不到十年，物资紧缺，两个初来乍到的苏格兰商人Thomas Ash Lane与Ninian Crawford在维多利亚港边用竹子搭建了一个简陋商店，兜售面包、糕点等西式商品。全香港只此一家，洋人争相抢购，生意火爆异常。两人很快鸟枪换炮，进驻大厦商铺，设立公司经营，各取双方姓氏命名为Lane Crawford，中文叫做“连卡佛”，即香港第一家百货商店。
当时，洋行热衷大宗贸易，看不上零售商店，香港只有一些华人开设的小商铺，洋人所需日用商品只能去印度采购，极其不便。连卡佛的出现，填补了西洋百货店在香港的空白。
凭借旺盛的消费需求、独一无二的商品供应，连卡佛发展神速，很快在皇后大道、德辅道中等黄金地段开设分店，经营品种从食品扩展至服装、布料、洋酒、古董等，并附设酒吧和西餐厅，是各国移民、上层华人、名流富贾购物休闲的不二场所，引领一时风尚。
二十五年后的1899年，马应彪在香港面对11名好友同仁慷慨陈词：“大英帝国便是以商立国，商业全系国运，美国商人在议会之中举足轻重……之所以商人在他国能有如此地位，是因为做大事业，不在乎蝇头小利，诚实不欺。中国传统商人斤斤计较，欺瞒顾客，因此为人不屑。我们要成立一家公司，不二价，而且百货齐全。从洋人手中夺回利权，商业救国。”
1900年1月8日，香港皇后大道中172号，马应彪的先施公司开业了，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百货公司。
寻找“新金山”的异乡人
1874年，马应彪搭乘利兹号轮船抵达墨尔本。在华人当中，另外一个名字或许更符合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想象——新金山。1851年，金矿的发现让这个不到3万人口的小城成为全世界最热闹的土地，华人干脆把它叫做“新金山”，区别上一轮淘金热兴起的旧金山。
马应彪到来时，淘金热虽然已经冷却多年，但由淘金带动的经济发展却创造了大量工作机会。不过马应彪并没有立刻工作，他认识到要想在澳洲取得长足发展，首先要掌握语言。为了学习英语，他跑到一家杂货店，免费做了三个多月学徒。马应彪此后尝试过多种工作，语言能力获得极大提升。
几年后，马应彪在街头摆摊，贩卖果蔬，英语帮了他的大忙。马应彪注意到，由于语言障碍，华人商贩无法与顾客充分沟通。于是他灵机一动，用英文标注菜名及价格，并承诺绝不短斤少两，居然大受欢迎，生意日益兴隆。周围的华人菜贩竞争不过他，索性与其合并一处，委托马应彪代为经营，最后按比例抽成，抱团将生意做大。
1890年，马应彪与几名同乡在澳洲最大的城市悉尼创办永生公司，经营香港与澳洲之间的果蔬贸易。由于经营得法，永生公司发展迅猛，一度垄断悉尼的果蔬生意，永生旗下的6艘海船往来香港、悉尼之间，每周都有新鲜蔬菜、水果到岸，悉尼几乎所有的菜摊、果栏全靠永生公司生存。马应彪在悉尼华人中的威信与日俱增，这为其事业进一步拓展建立了基础。
1892年，马应彪在悉尼创办永泰昌金山庄，并回香港开设分号，为往来香港、澳洲的华人提供出国、入境、汇兑、代购船票等一揽子服务，从水果经销商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跨国金融家。
先施百货的经营方针
往来香港、澳洲之间，马应彪在感受香港经济发展的蓬勃活力的同时，深刻体会到香港华商巨大的观念落差。在悉尼乔治街有一家名叫Anthony Horden & Sons的商店，商品琳琅满目、摆放有序，顾客几乎能在那里购买到所有需要的物品。反观香港，连卡佛早已称霸多年，鲜有敌手，而华人仍固守着小商贩思维，不思进取，几乎和二十多年前没什么两样。
1900年，马应彪提议组建一家明码标价的百货公司，香港华商认为不合华人传统，应者寥寥，大多是马氏同乡。马应彪只得求助澳洲华侨，十余名侨商响应号召。他们凑足2.5万港币，联合创办先施百货，选中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172号的三层建筑，装修花去2万，只剩下区区5000元可用来进货。
作为发起人和大股东，马应彪担任先施第一任正司理（总经理）。马应彪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提出“不二价”制度，明码标价，以诚示人，同时谢绝讨价还价，与传统华商店铺“划江而治”。这一制度乃是先施的灵魂，“先施”二字取自《中庸》“倘未能先以诚实施诸于人，断难得人信任”，同时也是英文“sincere”的译音，寓意不言自明。 经营布局上，先施将一楼用于销售日用百货，二、三楼列为商场，销售布匹、成衣等高档商品。
但5000港币委实可怜，实在进不来多少货。马应彪别出心裁，精挑细选，一次只进少量商品，等回款后马上补货。由于迎合市场需求，货品数量少，避免压货风险，资金周转率极高。这种“少进货、广采购、多周转”的策略也成了先施的经营方针。
传统华人商铺经营方式落后，商品均无明码标价，经常有“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现象；另一方面，顾客讨价还价，颇费口舌，买卖双方互不信任，买卖两难。先施成立后，专以普通华人为目标客户，价格亲民，明确不二，免去讨价还价的繁琐低效。
马应彪的另一项创举是“凭票退货”制度。先施出售的商品不论大小，一律开具收款单据，顾客不满意即可凭单据退货。这种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让习惯一锤子买卖的香港市民大为震惊。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马应彪破天荒地聘请25名女店员，开了女性站柜台的先例。这在当时极为轰动。要知道，那时还是清朝，女性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一种禁忌，连卡佛也不敢越此雷池。为了破除禁忌，马应彪颇费了一番周折。马夫人带领两个小妹以身示范，成为先施最早的女售货员。先施最终顺利招到一批长相标致的年轻女子，身着统一服饰在开业时亮相，消息传出，香港市民蜂拥而来，将店铺围得水泄不通，还惊动当局派警员维持秩序。
由于围观者众多，一连几天先施都无法正常营业，马应彪不得已将女店员撤下。但经此一闹，脆弱的传统链条迅速破裂。不久，全香港的商店纷纷用年轻漂亮的女性代替灰衣短打的伙计，连卡佛等百货公司也开始引入女性售货员，聘用女店员成为流行，马应彪再次启用女店员。
先施声名鹊起，生意并未随之起色，一个月下来，反而小幅亏损，一些合伙人打起退堂鼓。
有股东分析认为，“不二价”制度让顾客在心理上认为赚不到便宜，跑到别家；而周日休息制度相当于每周多支付店员一天工资，增加了经营成本，应当废除。马应彪请求再宽限两个月的时间，以观后效。
不料，一个月后，先施刚扭亏为盈，就被一场台风摧毁了店铺。
1900年8月，台风来袭，先施二、三楼铺面尽毁，损失惨重，被迫迁至永安街，另觅经营场所。四年后，先施在原址重新开业。先施的多灾多难，似乎佐证了香港华商界对百货公司的一贯看空，这期间香港并无一家百货商店开业。但先施重新开业后否极泰来，当年便派发一期红利，还剩9万港元盈余，此后连年有余，引发香港商界瞩目，一时间，华商纷纷效仿。
蔚为大观的百货公司创建大潮中，有一家名叫永安的后起之秀，对先施构成了不小威胁。
郭氏兄弟紧追不舍
1907年8月28日，距离先施百货几步之遥的皇后大道中167号，永安百货开张营业。
马应彪并不感到讶异。几个月前，28岁的同乡郭泉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就料到迟早有这么一天。但郭泉速度如此之快，多少令马应彪有些吃惊，他忧心的是，永安别把先施拖入恶性竞争。
马应彪很快发现自己多虑了。永安开业当天，他作为同乡与同业应邀出席。永安货架上的商品与先施有所差异，除了门口的迎宾小姐长得漂亮一些外，并没什么特别之处。
马应彪年长郭泉近二十岁，几乎相差了一代人，与他并不相熟，对其二哥郭乐还算有些了解。这了解多半来自生意，马应彪的永生公司养活大批华人摊贩，其中一个就是郭乐。
永生公司有个名叫郭标的合伙人，是郭乐堂兄，郭乐初到悉尼时，由他引荐到永生做伙计。
郭乐精明干练，富有奋斗精神，将马应彪视为榜样，有一段时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开办一家永生公司那样的果蔬批发行。1897年8月1日这天，这个梦想终于成真了。悉尼当地一家华商开办的“永安栈”果栏寻求出售，郭乐与好友梁创、马祖星、彭容坤等筹集1400英镑盘下，更名为“永安果栏”，此后郭家兄弟相继赶赴澳洲悉尼谋生，协助郭乐将永安果栏做大。
郭乐、郭泉是六兄弟中最出色的两个，他们将郭家发扬光大并非偶然，有两件事很能说明这点。
郭乐初到澳洲时投靠大哥郭炳辉，两人在墨尔本一家农场做苦力，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劳作，直至天黑。这样的日子郭炳辉过了整整七年，天天如此，他却对此感到满足，并不打算做任何改变。两年后，郭乐离开了郭炳辉，到悉尼冒险，临行前留下这样一句话：“为别人赚钱，不如为自己赚钱，若还想有大出息，就该请别人为自己赚钱。”
永安果栏在1879年开业，郭乐任司理（经理），主要经营水果批发业务，兼营百货批发和零售（主要是中国土特产）。由于经营得当，永安果栏发展十分迅速，在悉尼总共开设了四家店面，职工近百人，郭乐便把郭泉等一干兄弟召唤过来，分担一些管理工作。到1990年，在郭氏兄弟的合力经营下，永安果栏终于超越马应彪的永生公司，成为悉尼最大果蔬批发商。
1990年，郭泉向郭乐提议：“兄弟最好不要老窝在一起发财，应多辟几条财路。”
郭乐深以为然：“我正是这样想的，兄弟间，应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不管怎样，兄弟到老总是兄弟。”
于是，郭乐拿出1000英镑给郭泉做本钱。用这笔钱，郭泉在斐济重起炉灶，事业发展壮大后，郭泉又把钱还给了郭乐。创业之初，他就对郭乐说过：“这笔钱算我借的。”
香港德辅道：先施斗永安
马应彪在香港创办先施百货的消息传开后，郭氏兄弟静观了一段时间，认定这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买卖，也动了去香港开百货公司的念头。这个任务最终落到了年轻的郭泉肩上。
1907年8月28日，郭泉紧跟马应彪脚步，以16万港币创办香港永安有限公司，涉足百货零售业。相比先施，创业之初的永安颇为简陋，仅一间铺面、二十余名员工。
俗语说“同行是冤家”，先施与永安是中国最早的两家百货公司，在发轫之初，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均衡——看似和平相处，井水不犯河水，其实暗流汹涌。个中利害，几件小事便可管窥而知。 为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马应彪在1909年2月27日到香港当局立案注册，将先施从商号改组为有限公司，设立董事局，使之初具现代公司的形态。
马应彪随即展开大手笔扩张，租下德辅道相连的五个商铺，新建四层百货商场，规模上为香港当时第一大百货公司，一楼出售百货、烟酒、五金、糖果等小商品，二楼出售服装、布匹，三楼出售珠宝、钟表、乐器等贵重物品，四楼出售地毯、家具等大件商品。
当时香港商业中心集中在皇后大道一带，德辅道周边是新开发地区，交通不便、人流稀少。马应彪认为此地目前虽荒凉萧条，但随着城市规模扩张，日后必可成为繁华街区。
事情果如马应彪所料。一年之后，电车开通，德辅道人流如织，店铺林立，迅速热闹起来。先施占尽地利之便，再加上马应彪经营得法，推广有术，生意自然十分兴隆。
先施百货的兴盛引起了永安的注意。1909年，郭乐把澳洲生意交予几个兄弟打理，亲赴香港主持大局。1912年，永安由私人合伙制改为股份有限公司，但并未对外招股，郭乐任总监督、郭泉任司理，并提出“统办环球货品”的口号，主营洋货，只有绸缎、火腿、皮蛋三种国货。
与此同时，永安迁到德辅道，紧邻先施，租赁四间铺面，建造五层高总部大楼，装潢、设施、面积、气势均压先施一筹。先施股东看不过去，指责永安跟风，郭泉反击道：“凭什么你来得，我就来不得？”马应彪则大度地说：“店多旺市，永安不来别家也会来。”
第二年，马应彪即在德辅道中173～179号大肆购置地皮，仿照美国纽约百货大厦的样式建造六层高的总部大厦。
正当先施大楼紧张施工之际，郭泉将目光投向了仓储建设。1916年，永安公司在德辅道西修建五层钢筋混凝仓库，即香港有名的“永安货仓”。永安公司的一位主管曾夸口称：永安货仓存储的罐头，足够全香港人口数月食用。这一年，永安改组为“公共有限公司”，公开向外招股，将股本扩大到200万港元，使以上扩张成为可能。
马应彪也不落其后。1917年，先施突破重重障碍，在香港股票交易所公开上市，成为香港首家进入资本市场的百货公司，为其日后的迅猛扩张打开了资本通道。这一步，又走在了永安前面。
抢占上海南京路
先施、永安不仅在香港你追我赶，明争暗斗，还将战火引至千里之外的上海南京路。
1917年10月，先施在香港德辅道六层大楼竣工的时候，上海先施百货建成开业。郭氏兄弟也不甘寂寞，紧随其后，将永安百货开到了上海南京路，与先施咫尺之遥。这对“冤家”在十里洋场再次碰头。
上海最繁华的地段第一当属外滩，第二就是南京路。20世纪这条黄浦江畔东西向的乡间小道早已发展为车水马龙的商业街，当日的民谣“北京的篷尘伦敦的雾，南京路上红木铺马路”一语道破南京路之金贵昌盛。
1917年10月20日，先施百货大楼竣工，时称“中华百货第一楼”。1918年9月5日，永安百货一期工程竣工开业，第一天营业额便突破1万银元。
老上海有句话叫做“先施马、永安郭”，就是形容南京路上这场百货大战。先施大楼里建有东亚饭店，拥有141间客房，永安推出大东旅社，客房142间；先施在楼顶设有先施乐园，乘坐电梯直达楼顶，花2角即可尽情观赏上海风景，永安则建造永安剧场，上演粤剧，并在楼顶开辟大东茶室；先施声称“统办全球百货”，永安则直接派人到欧美各国采购，紧跟世界潮流，引得上海富人争相抢购……
香港、上海，有先施必有永安，有永安必有先施，几乎成为一种惯例，等到后来，已经分不清谁先谁后。久而久之，马、郭两家形成一个奇怪的共识——唯有两家汇聚一处，才能共同繁荣。至于生意场上的竞争，也是生存所需，虽然激烈，却不至于水火不容，虽有时下级人员擅自促销杀价，但总体而言，两家都比较规矩，适可而止，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否则两败俱伤，岂不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正是这种节制、理性的竞争关系，牵引着先施、永安渡尽劫波。
1937年8月13日，日军侵略上海，出动军舰、飞机轰炸闹市，先施大楼东南侧被炮弹击中而炸毁，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碎了对面永安大厦的玻璃，15名永安店员当场死亡。此后数月，营业额骤降一半。
上海“孤岛”时期，大量难民涌入，形成战争时期紧张的供需关系，百货零售业由此走向畸形繁荣，四大百货公司反而兴盛一时。不过，相比上海，香港无疑是一个更加安全的场所。难民纷纷涌入之时，不可数计的资金滚滚流入香港，寻找可靠的投资机会。
1938年冬，杜月笙牵头组建的中国国货百货公司大举进军香港。开业前，杜月笙大宴香港商人，积极提倡国货。事后，马家与郭家坐到一起，商量是否改卖国货？结果一致坚持洋货路线。这个决定为先施、永安招致无穷非议。
1941年，香港沦陷前夕，商界兴起迁资热潮。先施与永安都想等对方先作决定，最后马家沉不住气，派人与郭家讨论出路，两家代表将意见写于手掌，同时翻开，均写有“不走”两字。
在香港，先施、永安生意一度凋零，永安银行因郭家挪用资金爆出财务漏洞而被他人收购，幸而保留了百货业的根基和血脉，马家与郭家的后人享此祖荫至今。先施在香港现有四家门店、永安有五家分店，两家虽已不再屹立百货业潮头，但品牌不老，实力犹在。
大百货前的穷小子
1874年的一天，香港皇后大道上行人如织，三个乡下人打扮的华人带着三分畏惧、七分好奇打量着周围的世界。他们的目光很快被一家装修富丽的商店吸引，透过橱窗，可以望见店内景象——货柜上琳琅满目地摆放着从未见过的商品，大鼻子的洋人穿梭其间，偶然还能看到一两个穿着讲究的中国人。
这三人来自广东省香山县沙涌村，是堂兄弟关系。年龄最小的那个才14岁，名字叫马应彪，此行跟两个堂兄前往澳大利亚淘金，因错过了从澳门出发的轮船，只能辗转到香港坐船。马应彪被香港的繁华世界所吸引，懵懂无知的他还不知道刚才逗留的那家商店就是香港赫赫有名的连卡佛百货，只是觉得新鲜而神秘。
其实，何止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对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百货商店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明代以后，得益于工商业的发展，北京、广州、上海等人口密集、贸易发达的大城市相继出现了小型杂货铺。北京有一类“荷包店”，专卖荷包、针线等日用品。这类杂货店经营方式原始落后，商家占据主导地位，漫天要价、欺行霸市等现象屡见不鲜。所售商品种类有限，质量也没有保障。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洋货涌入刺激了本土零售业的发展，上海、广州等地开始涌现大批“洋广杂货店”或“华洋杂货店”，以售卖西洋货见长，如灯具、玻璃器皿等。到1870年前后，虽然商品种类日益繁盛，但在经营理念上仍然没有太大改观。
同一时期，美国出现了最早一批的百货商店，如麦西、金贝尔、乔丹·马什、瓦纳梅克等。而在1874年，连卡佛已在香港耕耘二十四年之久，在香港上流社会中名声斐然。
二十四年前的一个夏天，香港开埠不到十年，物资紧缺，两个初来乍到的苏格兰商人Thomas Ash Lane与Ninian Crawford在维多利亚港边用竹子搭建了一个简陋商店，兜售面包、糕点等西式商品。全香港只此一家，洋人争相抢购，生意火爆异常。两人很快鸟枪换炮，进驻大厦商铺，设立公司经营，各取双方姓氏命名为Lane Crawford，中文叫做“连卡佛”，即香港第一家百货商店。
当时，洋行热衷大宗贸易，看不上零售商店，香港只有一些华人开设的小商铺，洋人所需日用商品只能去印度采购，极其不便。连卡佛的出现，填补了西洋百货店在香港的空白。
凭借旺盛的消费需求、独一无二的商品供应，连卡佛发展神速，很快在皇后大道、德辅道中等黄金地段开设分店，经营品种从食品扩展至服装、布料、洋酒、古董等，并附设酒吧和西餐厅，是各国移民、上层华人、名流富贾购物休闲的不二场所，引领一时风尚。
二十五年后的1899年，马应彪在香港面对11名好友同仁慷慨陈词：“大英帝国便是以商立国，商业全系国运，美国商人在议会之中举足轻重……之所以商人在他国能有如此地位，是因为做大事业，不在乎蝇头小利，诚实不欺。中国传统商人斤斤计较，欺瞒顾客，因此为人不屑。我们要成立一家公司，不二价，而且百货齐全。从洋人手中夺回利权，商业救国。”
1900年1月8日，香港皇后大道中172号，马应彪的先施公司开业了，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百货公司。
寻找“新金山”的异乡人
1874年，马应彪搭乘利兹号轮船抵达墨尔本。在华人当中，另外一个名字或许更符合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想象——新金山。1851年，金矿的发现让这个不到3万人口的小城成为全世界最热闹的土地，华人干脆把它叫做“新金山”，区别上一轮淘金热兴起的旧金山。
马应彪到来时，淘金热虽然已经冷却多年，但由淘金带动的经济发展却创造了大量工作机会。不过马应彪并没有立刻工作，他认识到要想在澳洲取得长足发展，首先要掌握语言。为了学习英语，他跑到一家杂货店，免费做了三个多月学徒。马应彪此后尝试过多种工作，语言能力获得极大提升。
几年后，马应彪在街头摆摊，贩卖果蔬，英语帮了他的大忙。马应彪注意到，由于语言障碍，华人商贩无法与顾客充分沟通。于是他灵机一动，用英文标注菜名及价格，并承诺绝不短斤少两，居然大受欢迎，生意日益兴隆。周围的华人菜贩竞争不过他，索性与其合并一处，委托马应彪代为经营，最后按比例抽成，抱团将生意做大。
1890年，马应彪与几名同乡在澳洲最大的城市悉尼创办永生公司，经营香港与澳洲之间的果蔬贸易。由于经营得法，永生公司发展迅猛，一度垄断悉尼的果蔬生意，永生旗下的6艘海船往来香港、悉尼之间，每周都有新鲜蔬菜、水果到岸，悉尼几乎所有的菜摊、果栏全靠永生公司生存。马应彪在悉尼华人中的威信与日俱增，这为其事业进一步拓展建立了基础。
1892年，马应彪在悉尼创办永泰昌金山庄，并回香港开设分号，为往来香港、澳洲的华人提供出国、入境、汇兑、代购船票等一揽子服务，从水果经销商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跨国金融家。
先施百货的经营方针
往来香港、澳洲之间，马应彪在感受香港经济发展的蓬勃活力的同时，深刻体会到香港华商巨大的观念落差。在悉尼乔治街有一家名叫Anthony Horden & Sons的商店，商品琳琅满目、摆放有序，顾客几乎能在那里购买到所有需要的物品。反观香港，连卡佛早已称霸多年，鲜有敌手，而华人仍固守着小商贩思维，不思进取，几乎和二十多年前没什么两样。
1900年，马应彪提议组建一家明码标价的百货公司，香港华商认为不合华人传统，应者寥寥，大多是马氏同乡。马应彪只得求助澳洲华侨，十余名侨商响应号召。他们凑足2.5万港币，联合创办先施百货，选中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172号的三层建筑，装修花去2万，只剩下区区5000元可用来进货。
作为发起人和大股东，马应彪担任先施第一任正司理（总经理）。马应彪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提出“不二价”制度，明码标价，以诚示人，同时谢绝讨价还价，与传统华商店铺“划江而治”。这一制度乃是先施的灵魂，“先施”二字取自《中庸》“倘未能先以诚实施诸于人，断难得人信任”，同时也是英文“sincere”的译音，寓意不言自明。 经营布局上，先施将一楼用于销售日用百货，二、三楼列为商场，销售布匹、成衣等高档商品。
但5000港币委实可怜，实在进不来多少货。马应彪别出心裁，精挑细选，一次只进少量商品，等回款后马上补货。由于迎合市场需求，货品数量少，避免压货风险，资金周转率极高。这种“少进货、广采购、多周转”的策略也成了先施的经营方针。
传统华人商铺经营方式落后，商品均无明码标价，经常有“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现象；另一方面，顾客讨价还价，颇费口舌，买卖双方互不信任，买卖两难。先施成立后，专以普通华人为目标客户，价格亲民，明确不二，免去讨价还价的繁琐低效。
马应彪的另一项创举是“凭票退货”制度。先施出售的商品不论大小，一律开具收款单据，顾客不满意即可凭单据退货。这种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让习惯一锤子买卖的香港市民大为震惊。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马应彪破天荒地聘请25名女店员，开了女性站柜台的先例。这在当时极为轰动。要知道，那时还是清朝，女性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一种禁忌，连卡佛也不敢越此雷池。为了破除禁忌，马应彪颇费了一番周折。马夫人带领两个小妹以身示范，成为先施最早的女售货员。先施最终顺利招到一批长相标致的年轻女子，身着统一服饰在开业时亮相，消息传出，香港市民蜂拥而来，将店铺围得水泄不通，还惊动当局派警员维持秩序。
由于围观者众多，一连几天先施都无法正常营业，马应彪不得已将女店员撤下。但经此一闹，脆弱的传统链条迅速破裂。不久，全香港的商店纷纷用年轻漂亮的女性代替灰衣短打的伙计，连卡佛等百货公司也开始引入女性售货员，聘用女店员成为流行，马应彪再次启用女店员。
先施声名鹊起，生意并未随之起色，一个月下来，反而小幅亏损，一些合伙人打起退堂鼓。
有股东分析认为，“不二价”制度让顾客在心理上认为赚不到便宜，跑到别家；而周日休息制度相当于每周多支付店员一天工资，增加了经营成本，应当废除。马应彪请求再宽限两个月的时间，以观后效。
不料，一个月后，先施刚扭亏为盈，就被一场台风摧毁了店铺。
1900年8月，台风来袭，先施二、三楼铺面尽毁，损失惨重，被迫迁至永安街，另觅经营场所。四年后，先施在原址重新开业。先施的多灾多难，似乎佐证了香港华商界对百货公司的一贯看空，这期间香港并无一家百货商店开业。但先施重新开业后否极泰来，当年便派发一期红利，还剩9万港元盈余，此后连年有余，引发香港商界瞩目，一时间，华商纷纷效仿。
蔚为大观的百货公司创建大潮中，有一家名叫永安的后起之秀，对先施构成了不小威胁。
郭氏兄弟紧追不舍
1907年8月28日，距离先施百货几步之遥的皇后大道中167号，永安百货开张营业。
马应彪并不感到讶异。几个月前，28岁的同乡郭泉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就料到迟早有这么一天。但郭泉速度如此之快，多少令马应彪有些吃惊，他忧心的是，永安别把先施拖入恶性竞争。
马应彪很快发现自己多虑了。永安开业当天，他作为同乡与同业应邀出席。永安货架上的商品与先施有所差异，除了门口的迎宾小姐长得漂亮一些外，并没什么特别之处。
马应彪年长郭泉近二十岁，几乎相差了一代人，与他并不相熟，对其二哥郭乐还算有些了解。这了解多半来自生意，马应彪的永生公司养活大批华人摊贩，其中一个就是郭乐。
永生公司有个名叫郭标的合伙人，是郭乐堂兄，郭乐初到悉尼时，由他引荐到永生做伙计。
郭乐精明干练，富有奋斗精神，将马应彪视为榜样，有一段时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开办一家永生公司那样的果蔬批发行。1897年8月1日这天，这个梦想终于成真了。悉尼当地一家华商开办的“永安栈”果栏寻求出售，郭乐与好友梁创、马祖星、彭容坤等筹集1400英镑盘下，更名为“永安果栏”，此后郭家兄弟相继赶赴澳洲悉尼谋生，协助郭乐将永安果栏做大。
郭乐、郭泉是六兄弟中最出色的两个，他们将郭家发扬光大并非偶然，有两件事很能说明这点。
郭乐初到澳洲时投靠大哥郭炳辉，两人在墨尔本一家农场做苦力，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劳作，直至天黑。这样的日子郭炳辉过了整整七年，天天如此，他却对此感到满足，并不打算做任何改变。两年后，郭乐离开了郭炳辉，到悉尼冒险，临行前留下这样一句话：“为别人赚钱，不如为自己赚钱，若还想有大出息，就该请别人为自己赚钱。”
永安果栏在1879年开业，郭乐任司理（经理），主要经营水果批发业务，兼营百货批发和零售（主要是中国土特产）。由于经营得当，永安果栏发展十分迅速，在悉尼总共开设了四家店面，职工近百人，郭乐便把郭泉等一干兄弟召唤过来，分担一些管理工作。到1990年，在郭氏兄弟的合力经营下，永安果栏终于超越马应彪的永生公司，成为悉尼最大果蔬批发商。
1990年，郭泉向郭乐提议：“兄弟最好不要老窝在一起发财，应多辟几条财路。”
郭乐深以为然：“我正是这样想的，兄弟间，应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不管怎样，兄弟到老总是兄弟。”
于是，郭乐拿出1000英镑给郭泉做本钱。用这笔钱，郭泉在斐济重起炉灶，事业发展壮大后，郭泉又把钱还给了郭乐。创业之初，他就对郭乐说过：“这笔钱算我借的。”
香港德辅道：先施斗永安
马应彪在香港创办先施百货的消息传开后，郭氏兄弟静观了一段时间，认定这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买卖，也动了去香港开百货公司的念头。这个任务最终落到了年轻的郭泉肩上。
1907年8月28日，郭泉紧跟马应彪脚步，以16万港币创办香港永安有限公司，涉足百货零售业。相比先施，创业之初的永安颇为简陋，仅一间铺面、二十余名员工。
俗语说“同行是冤家”，先施与永安是中国最早的两家百货公司，在发轫之初，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均衡——看似和平相处，井水不犯河水，其实暗流汹涌。个中利害，几件小事便可管窥而知。 为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马应彪在1909年2月27日到香港当局立案注册，将先施从商号改组为有限公司，设立董事局，使之初具现代公司的形态。
马应彪随即展开大手笔扩张，租下德辅道相连的五个商铺，新建四层百货商场，规模上为香港当时第一大百货公司，一楼出售百货、烟酒、五金、糖果等小商品，二楼出售服装、布匹，三楼出售珠宝、钟表、乐器等贵重物品，四楼出售地毯、家具等大件商品。
当时香港商业中心集中在皇后大道一带，德辅道周边是新开发地区，交通不便、人流稀少。马应彪认为此地目前虽荒凉萧条，但随着城市规模扩张，日后必可成为繁华街区。
事情果如马应彪所料。一年之后，电车开通，德辅道人流如织，店铺林立，迅速热闹起来。先施占尽地利之便，再加上马应彪经营得法，推广有术，生意自然十分兴隆。
先施百货的兴盛引起了永安的注意。1909年，郭乐把澳洲生意交予几个兄弟打理，亲赴香港主持大局。1912年，永安由私人合伙制改为股份有限公司，但并未对外招股，郭乐任总监督、郭泉任司理，并提出“统办环球货品”的口号，主营洋货，只有绸缎、火腿、皮蛋三种国货。
与此同时，永安迁到德辅道，紧邻先施，租赁四间铺面，建造五层高总部大楼，装潢、设施、面积、气势均压先施一筹。先施股东看不过去，指责永安跟风，郭泉反击道：“凭什么你来得，我就来不得？”马应彪则大度地说：“店多旺市，永安不来别家也会来。”
第二年，马应彪即在德辅道中173～179号大肆购置地皮，仿照美国纽约百货大厦的样式建造六层高的总部大厦。
正当先施大楼紧张施工之际，郭泉将目光投向了仓储建设。1916年，永安公司在德辅道西修建五层钢筋混凝仓库，即香港有名的“永安货仓”。永安公司的一位主管曾夸口称：永安货仓存储的罐头，足够全香港人口数月食用。这一年，永安改组为“公共有限公司”，公开向外招股，将股本扩大到200万港元，使以上扩张成为可能。
马应彪也不落其后。1917年，先施突破重重障碍，在香港股票交易所公开上市，成为香港首家进入资本市场的百货公司，为其日后的迅猛扩张打开了资本通道。这一步，又走在了永安前面。
抢占上海南京路
先施、永安不仅在香港你追我赶，明争暗斗，还将战火引至千里之外的上海南京路。
1917年10月，先施在香港德辅道六层大楼竣工的时候，上海先施百货建成开业。郭氏兄弟也不甘寂寞，紧随其后，将永安百货开到了上海南京路，与先施咫尺之遥。这对“冤家”在十里洋场再次碰头。
上海最繁华的地段第一当属外滩，第二就是南京路。20世纪这条黄浦江畔东西向的乡间小道早已发展为车水马龙的商业街，当日的民谣“北京的篷尘伦敦的雾，南京路上红木铺马路”一语道破南京路之金贵昌盛。
1917年10月20日，先施百货大楼竣工，时称“中华百货第一楼”。1918年9月5日，永安百货一期工程竣工开业，第一天营业额便突破1万银元。
老上海有句话叫做“先施马、永安郭”，就是形容南京路上这场百货大战。先施大楼里建有东亚饭店，拥有141间客房，永安推出大东旅社，客房142间；先施在楼顶设有先施乐园，乘坐电梯直达楼顶，花2角即可尽情观赏上海风景，永安则建造永安剧场，上演粤剧，并在楼顶开辟大东茶室；先施声称“统办全球百货”，永安则直接派人到欧美各国采购，紧跟世界潮流，引得上海富人争相抢购……
香港、上海，有先施必有永安，有永安必有先施，几乎成为一种惯例，等到后来，已经分不清谁先谁后。久而久之，马、郭两家形成一个奇怪的共识——唯有两家汇聚一处，才能共同繁荣。至于生意场上的竞争，也是生存所需，虽然激烈，却不至于水火不容，虽有时下级人员擅自促销杀价，但总体而言，两家都比较规矩，适可而止，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否则两败俱伤，岂不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正是这种节制、理性的竞争关系，牵引着先施、永安渡尽劫波。
1937年8月13日，日军侵略上海，出动军舰、飞机轰炸闹市，先施大楼东南侧被炮弹击中而炸毁，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碎了对面永安大厦的玻璃，15名永安店员当场死亡。此后数月，营业额骤降一半。
上海“孤岛”时期，大量难民涌入，形成战争时期紧张的供需关系，百货零售业由此走向畸形繁荣，四大百货公司反而兴盛一时。不过，相比上海，香港无疑是一个更加安全的场所。难民纷纷涌入之时，不可数计的资金滚滚流入香港，寻找可靠的投资机会。
1938年冬，杜月笙牵头组建的中国国货百货公司大举进军香港。开业前，杜月笙大宴香港商人，积极提倡国货。事后，马家与郭家坐到一起，商量是否改卖国货？结果一致坚持洋货路线。这个决定为先施、永安招致无穷非议。
1941年，香港沦陷前夕，商界兴起迁资热潮。先施与永安都想等对方先作决定，最后马家沉不住气，派人与郭家讨论出路，两家代表将意见写于手掌，同时翻开，均写有“不走”两字。
在香港，先施、永安生意一度凋零，永安银行因郭家挪用资金爆出财务漏洞而被他人收购，幸而保留了百货业的根基和血脉，马家与郭家的后人享此祖荫至今。先施在香港现有四家门店、永安有五家分店，两家虽已不再屹立百货业潮头，但品牌不老，实力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