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夏天一个偶然机会，我在西北一所高校的讲堂上聆听何微教授讲课。
　　教授一眼看上去仙风道骨、面容慈祥，两眼闪烁着睿智的目光。课后交流时发现，何教授关于新闻学研究的视角和思想，明显不同于当时国内流行的无产阶级新闻学和西方传播学体系，而是立足于三千年中华文化土壤和思想积淀，探寻现代法治国家新闻舆论的管控。运用这些方法，在中国新闻界发生着巨大变革的那个时期，很容易找到问题的根结，也更容易找到解决方案。于是，我决定报考何微教授的研究生。
　　第二年，我果真被武汉大学录取为何微教授的硕士研究生。
　　不像眼下的大学教授，一次能招收十多乃至二十个研究生。当年，何微教授门下，包括一名委托培养的师兄在内，也只招了3名研究生。我们三师兄弟研究方向各不相同。我最小，却被分配研究中国古代的新闻思想发展阶段，两名师兄则分别负责研究近代和当代部分。按照课程安排，我们除了到新闻系和其他学院上诸如外语、二外、政治等公共课和选修课外，每周只需要到教授家上课一次，汇报学习进度，探讨研究方向、补充参考文献目录、调整论文选题等等。
　　一开始，我和许多人一样，被表层概念迷惑，并不完全理解中国古代新闻思想的提法。但经过一年多深入研究，我渐渐改变了看法。导师为我们几个研究生划定的，是一个严谨学术范畴，有别于通俗语意。中国古代新闻思想，不是从狭义的现代新闻实践产生的理论，而是一个广义学术范畴，它立足于中国整个历史长河，涵盖人类所有的舆论（言论）现象，对影响到现当代的舆论传统和思想探本溯源，这样的研究方法，更能看清舆论（言论）现象和言论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发展的源流。在中国古代，舆论（言论）现象和言论制度不仅客观存在，甚至还曾一度达到高度繁荣。导师严谨的学风，不仅纠正了弟子们在学术研究上的思想方法偏差，也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弟子后来的思想方法和治学习惯。
　　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数十年人生的导师，很有涵养。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未生硬地打断过我们的发言，总是耐心听完我的研究汇报，然后，再集中分析和指点。在与课题相关的讲授和交流之后，教授常常会跳出专业话题，询问弟子们课外涉猎了的相关学科。
　　有一天，我惴惴不安地向老师汇报说，因为那些年中国体育赛事火热，我在关注中国各电视台的体育直播节目解说的时候，发现有些东西本来应属于新闻学研究范畴，可能因为属于新鲜事物暂时没有人专题研究，课余查阅资料后，我运用相关学科知识写了一篇论文，不知道是否属于不务正业。
　　老师却饶有兴趣的看了我的那些文字，竟然给予高度赞扬。老师说，我们培养人才，不仅要求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专业水平，还应该鼓励学生具有广博学识和广泛兴趣。新闻学界也应该不断扩大学术视野，从新生事物中敏锐寻找与新闻学关联的学科融合规律。在老师的鼓舞下，我将这篇跨界话题的论文《试论体育电视解说的思维组合》，分别投给《北京广播学院学报》《视听纵横》《电视研究》《广播电视研究》等4家国内学术刊物，结果一个月内，全部收到采用通知并都在1991年第1—2期刊载出来。老师还专门写信给陕西《新闻知识》杂志，推荐这篇论文，后来《新闻知识》也全文刊载了拙文。
　　在老师的鼓励下，在读三年间，我在中国古代舆论思想、采访和拒绝采访的权利、对外传播、新闻工作者的数字化生存等领域进行了专题研究，其中《试论体育电视解说的思维组合》《论中国公民拒绝采访的权利》《论新闻受众正当权益的保护》《论记者的数字化生存》《试论中国声音的世界传播》等5篇学术论，分别被当时国内知名学术期刊《新闻记者》《北京广播学院学报》《新闻知识》等采用，其中，《试论中国声音的世界传播》一文还入选1992年人民日报社组织的新闻论文评选名录，并获得主办方的奖励。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的前言部分，拟题为《从舆论学角度看中国古代谏诤现象》投稿到《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战线》等学术期刊，当即被上述刊物1991年第3期全文发表，并被中国权威的学术季刊《新华文摘 哲社版》在1991年第3期全文转载。在我看来，这是老师的学术主张和弟子配合研究的成果获得中国哲学社科学术领域一致认同的标志。追根溯源，弟子们在学术上取得进步，应该归结到师从导师获得的独到研究视角和严谨治学精神的源头。
　　老师貌似松散的授课安排，摒弃了传统课堂教学的严肃程式，给予了师生之间最大限度的精神交流和感情交流空间。在枯燥的学习岁月，我们把和老师的倾心交流当成人生的一种享受。此外，老师家还有另一个让我们向往的缘由——每周，我们都会趁到老师家上课的机会，蹭上一顿美餐。老师的厨艺水平本来就很高，每次弟子们来听课，他还特意让师母一起精心准备几个可口的菜，改善改善学生们的伙食。因为老师知道，在三千人用餐的学校大食堂，几乎所有菜都是用两米口径的大锅煮出来的，一点油腥味都没有。在学校食堂很单调的当年，老师和师母亲手准备的小炒，成为师兄弟们每周饱享口福的期待。
　　作为与甘惜分教授、王中教授齐名的中国新闻学界泰斗，老师那些年常常应邀在全国各地讲学、学术交流、评审论文，日程非常紧张，但他总是尽量保证每周给弟子安排上课的固定时间，并抽出时间和弟子轻松聊天、散步。
　　珞珈山的樱花时节，美丽的武大校园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境，老师放下手中的书，邀约弟子们到武大著名的樱园，沿着那条著名的樱花大道漫步。记得那年春寒料峭，在纷飞的花瓣中，不时飘落小雨，老师上身穿着灰色中山装，手里拿着一把黑色的长把雨伞，伫立在盛开的樱花树下，慈祥地招呼每一个弟子合影留念。
　　从武大新闻系所在的逸夫楼向东，经过一座半山小宅，就是登上珞珈山主峰的小路。每到秋天，珞珈山两旁草木金黄，枫叶飘飘。习惯穿平底布鞋的老师，一时兴起，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走回在山岗另一侧的宿舍。导师毕竟耄耋之年，行至狭窄处，弟子怕老师脚下不稳，想上前搀扶一把，可是导师从来都不给机会。他身材瘦削，步履轻盈，一如六十年前在太行山枪林弹雨中穿行。
　　在晴朗的日子，老师和师母还曾约上弟子家人，来到东湖湖心长堤和湖心岛野炊。那种温馨时光，在我的记忆中，还有很多很多……
　　有一天，老师在例行的每周课程后叫住我，诚恳地委托我一项任务，说如果我方便，他盼望我每周抽两个晚自习时间，让他讲述并由我记录和整理他的人生回忆。我很荣幸因此获得了深入了解导师的机会。这次机会，让我对导师，从一个学生眼中的研究生导师，一下子升华到一个后辈人眼中的革命前辈，从尊重一下子升华到敬仰。
　　此后的一个月，在那间朴素的书房，教授点上一支烟，慢慢讲述他亲身经历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一拉开话匣子，立即把我带入60多年前的烽火岁月……通过记录和整理导师的回忆，我印象中的何微教授，已不再仅仅是一名大学教授，那是一个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呼喊着冲出来的战斗英雄，是一个受尽政治运动折磨，但依然秉持共产党人信念，不放弃人生准则，为党鞠躬尽瘁的伟大革命家。
　　那时电脑还没有兴起，老师的讲述我得用方格稿纸一遍又一遍抄写好。两个多月后，当我初步整理出老师亲自口述的回忆录的时候，老师已经回到西安。于是，我用挂号信将厚厚的一本记载导师光辉岁月的稿纸寄给老师，期待老师那些不平凡的人生故事早日付梓。遗憾的是，直到我们毕业各奔东西，导师再也没提起过这本传记。
　　多年以后的2016年春，在导师百岁诞辰前夕，我收到师母从西安寄来的手稿。展开稿纸，发现24年前导师工整地用毛笔写给我的一封信，除了老师的亲笔信，还有这份传记手稿和稿纸中老师的修改标注。翻开第一页，老师和我们相处的温馨时光立即浮现眼前，泪水竟止不住，一个劲流淌下来……
　　1916年7月23日，中国山西祁县一个中医家庭，诞生了一个平凡的生命；随后的岁月中，这个生命在烈火与重重挫折中百炼成钢，为新中国、为党、为人民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在一个平静的日子，这个生命化作一缕轻烟，告别了他深爱的人们……在它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前夕，因这个生命的缘分凝聚起来的一群人聚集一堂，将他播撒在每个人心中的点点滴滴，重新串起闪闪发光记忆珍珠。原来，即便没有刻意收集，与我们曾经相伴重要旅程的那些光阴点滴，一直不曾从我们心中消失……
　　（作者系中新社山东分社社长。本文写于2016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