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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公司的股东往往会通过构建复杂的股权结构关系来隐藏其对公司享有实际控制权的身份，并通过利用其他非正式的资源，如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等，尽可能地采取各种手段增加他们的隐蔽性和掠夺性。本文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将政治关联分为强、弱两个程度，将制度环境分为正式和非正式的，通过研究二者不同类型之间的匹配和互动关系，从而得出政治关联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是如何帮助实际控制人获得控制权的。经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当企业处于正式的制度环境之中时，无论政治关联的强度如何，都无法帮助实际控制人获得控制权，此时政治关联对于控制权的获得是无效的；第二，当企业处于非正式的制度环境中，而控制人所拥有的政治关联强度较强时，此时控制人所拥有的政治关联对于帮助控制人实现对公司的控制是积极、主动的，作用是明显的；第三，当企业处于非正式的制度环境中，而实际控制人所拥有的政治关联强度较弱时，实际控制人只能借助其拥有的政治关联实现对企业的控制发挥较小作用，此时政治关联只是起到辅助作用。
关键词：实际控制人；政治关联；制度环境
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了著名的委托代理理论的产生，由此Berle和Means（1932）提出了第一类公司治理问题，即委托—代理目标冲突及内部管理者的监督和激励约束问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企业对公司治理意识的不断增强，L a P。r t ， L 。p e z 一d e 一S ila n e s ， S h le ife r ，a n d v is hn y （ 19 9 8 ， 2 0 0 0 ）在其新的研究中提出了第二类公司治理问题，即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代理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期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许多公司出现了终极股东侵占并剥夺小股东利益的问题，因此公司治理的研究重心由第一类治理问题转移到终极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与剥夺的治理问题上来。虽然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不断完善，但是仍然缺乏健全的法治体系，公司没有形成较强的法律意识，再加上我国特有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制度，导致政府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企业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和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这些外在因素意味着我国的公司治理在行动上将更加复杂化，所以我们在研究我国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尤其是终极股东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时要充分考虑到对其产生影响的内外部因素。本文认为，终极股东的政治关联可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帮助实际控制人实现其对公司的控制。但是，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政治关联的作用程度也有所不同。传统股东控制权的实现是股东通过其拥有的上市公司股权，行使相应的表决权从而实现对公司的控制。这是存在于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一种显性契约关系。然而，股东往往会通过构建复杂的股权结构关系来隐藏其对公司享有实际控制权的身份，并通过利用其他非正式的资源，尽可能地采取各种手段增加他们的隐蔽性和掠夺性。
我国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除了以国有资本控股、参股建立的这种明确的政治关联外，我国企业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建立政治关联：企业家曾经或现在是各级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通过参政影响政府决策，对实现其自身利益有关的经营决策有一定影响；二是曾在政府部门任职，拥有一定的人脉和关系，使其成为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纽带，他们利用这种优势能够优先获得政策变动的信息、政府补贴、行业机会、税收优惠和政治关系保护等优势，使其实现和巩固了对公司的控制。本文根据控制人政治关联的连带关系、亲密程度、交往频率和共同的价值观情况将控制人政治关联强度分为强、弱两种。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法律体系、产权结构和社会结构构成了一套制度体系。制服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正式的制度环境通常包括健全的法治体系、完善的市场经济与市场激励等规范性的制度，正式的制度环境能够为企业的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秩序；非正式的制度环境包括人类的认知、人际关系、政府的参与和风俗习惯等，非正式的制度环境依然能够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起到一定的约束和激励的作用。
本文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将政治关联分为强、弱两个强度，将制度环境分为正式和非正式的，通过研究二者不同类型之间的匹配和互动关系，从而得出政治关联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是如何帮助实际控制人获得控制权的，其发挥的作用是否明显的结论。（1）当企业处于正式的制度环境之中时，无论政治关联的强度如何，都无法帮助实际控制人获得控制权，此时政治关联对于控制权的获得是无效的。此时内外部环境都以明确的制度为主导，凭借规范、法律、契约等对企业进行控制，而实际控制人拥有的政治关联属于一种非正式的资源无法对其控制企业发挥实际作用。（2）当企业处于非正式的制度环境中，制度环境无法通过法律规则和契约对企业实现约束和控制。但是，当控制人所拥有的政治关联强度较强时，控制人所拥有的政治关联对于帮助控制人实现对公司的控制是积极、主动的，作用是明显的。（3）当企业处于非正式的制度环境中，而实际控制人所拥有的政治关联强度较弱时，实际控制人只能借助其拥有的政治关联实现对企业的控制发挥较小作用，此时政治关联只是起到辅助作用。（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亚泰工商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高闯、郭斌：《创始股东控制权威与经理人职业操守：基于社会资本的“国美电器控制权争夺”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7期。
[2] 关鑫、高闯：《我国上市公司终极股东的剥夺机理研究：基于“股权控制链”与“社会资本控制链”的比较》，《南开管理评论》，2011年第6期。
[3] 李雪灵、张惺、刘超、陈丹：《制度环境与寻租活动：源于世界银行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2 年第11期。
[4] 彭维刚：《全球商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5] 吴先明：《制度环境与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经济管理》，2011年第4期。
[6] 徐细雄、刘星：《创始人权威， 控制权配置与家族企业治理转型——基于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的案例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2期。
[7] 赵晶、关鑫、高闯：《社会资本控制链替代了股权控制链吗？——上市公司终极股东双重隐形控制链的构建与动用》，《管理世界》，2010年第3期。
[8] 祝继高、王春飞：《大股东能有效控制管理层吗？——基于国美电器控制权争夺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12年第4期。
[9] Aghion，P. and J. Tirole，1997，“Formal and Real Au thority in Organization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pp.1～29.
[10] Aidis R.，Estrin S. and T. Mickiewicz，2008，“Institu tive Perspective”，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Vol. 23（6），pp.656～672.
[11] Aldrich H. E. and C. M. Fiol，1994，“Fools Rush in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Industry Creation”，Academy of Man agement Review，Vol.19（4），pp. 645～670.
关键词：实际控制人；政治关联；制度环境
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了著名的委托代理理论的产生，由此Berle和Means（1932）提出了第一类公司治理问题，即委托—代理目标冲突及内部管理者的监督和激励约束问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企业对公司治理意识的不断增强，L a P。r t ， L 。p e z 一d e 一S ila n e s ， S h le ife r ，a n d v is hn y （ 19 9 8 ， 2 0 0 0 ）在其新的研究中提出了第二类公司治理问题，即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代理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期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许多公司出现了终极股东侵占并剥夺小股东利益的问题，因此公司治理的研究重心由第一类治理问题转移到终极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与剥夺的治理问题上来。虽然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不断完善，但是仍然缺乏健全的法治体系，公司没有形成较强的法律意识，再加上我国特有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制度，导致政府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企业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和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这些外在因素意味着我国的公司治理在行动上将更加复杂化，所以我们在研究我国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尤其是终极股东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时要充分考虑到对其产生影响的内外部因素。本文认为，终极股东的政治关联可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帮助实际控制人实现其对公司的控制。但是，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政治关联的作用程度也有所不同。传统股东控制权的实现是股东通过其拥有的上市公司股权，行使相应的表决权从而实现对公司的控制。这是存在于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一种显性契约关系。然而，股东往往会通过构建复杂的股权结构关系来隐藏其对公司享有实际控制权的身份，并通过利用其他非正式的资源，尽可能地采取各种手段增加他们的隐蔽性和掠夺性。
我国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除了以国有资本控股、参股建立的这种明确的政治关联外，我国企业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建立政治关联：企业家曾经或现在是各级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通过参政影响政府决策，对实现其自身利益有关的经营决策有一定影响；二是曾在政府部门任职，拥有一定的人脉和关系，使其成为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纽带，他们利用这种优势能够优先获得政策变动的信息、政府补贴、行业机会、税收优惠和政治关系保护等优势，使其实现和巩固了对公司的控制。本文根据控制人政治关联的连带关系、亲密程度、交往频率和共同的价值观情况将控制人政治关联强度分为强、弱两种。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法律体系、产权结构和社会结构构成了一套制度体系。制服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正式的制度环境通常包括健全的法治体系、完善的市场经济与市场激励等规范性的制度，正式的制度环境能够为企业的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秩序；非正式的制度环境包括人类的认知、人际关系、政府的参与和风俗习惯等，非正式的制度环境依然能够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起到一定的约束和激励的作用。
本文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将政治关联分为强、弱两个强度，将制度环境分为正式和非正式的，通过研究二者不同类型之间的匹配和互动关系，从而得出政治关联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是如何帮助实际控制人获得控制权的，其发挥的作用是否明显的结论。（1）当企业处于正式的制度环境之中时，无论政治关联的强度如何，都无法帮助实际控制人获得控制权，此时政治关联对于控制权的获得是无效的。此时内外部环境都以明确的制度为主导，凭借规范、法律、契约等对企业进行控制，而实际控制人拥有的政治关联属于一种非正式的资源无法对其控制企业发挥实际作用。（2）当企业处于非正式的制度环境中，制度环境无法通过法律规则和契约对企业实现约束和控制。但是，当控制人所拥有的政治关联强度较强时，控制人所拥有的政治关联对于帮助控制人实现对公司的控制是积极、主动的，作用是明显的。（3）当企业处于非正式的制度环境中，而实际控制人所拥有的政治关联强度较弱时，实际控制人只能借助其拥有的政治关联实现对企业的控制发挥较小作用，此时政治关联只是起到辅助作用。（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亚泰工商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高闯、郭斌：《创始股东控制权威与经理人职业操守：基于社会资本的“国美电器控制权争夺”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7期。
[2] 关鑫、高闯：《我国上市公司终极股东的剥夺机理研究：基于“股权控制链”与“社会资本控制链”的比较》，《南开管理评论》，2011年第6期。
[3] 李雪灵、张惺、刘超、陈丹：《制度环境与寻租活动：源于世界银行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2 年第11期。
[4] 彭维刚：《全球商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5] 吴先明：《制度环境与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经济管理》，2011年第4期。
[6] 徐细雄、刘星：《创始人权威， 控制权配置与家族企业治理转型——基于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的案例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2期。
[7] 赵晶、关鑫、高闯：《社会资本控制链替代了股权控制链吗？——上市公司终极股东双重隐形控制链的构建与动用》，《管理世界》，2010年第3期。
[8] 祝继高、王春飞：《大股东能有效控制管理层吗？——基于国美电器控制权争夺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12年第4期。
[9] Aghion，P. and J. Tirole，1997，“Formal and Real Au thority in Organization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pp.1～29.
[10] Aidis R.，Estrin S. and T. Mickiewicz，2008，“Institu tive Perspective”，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Vol. 23（6），pp.656～672.
[11] Aldrich H. E. and C. M. Fiol，1994，“Fools Rush in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Industry Creation”，Academy of Man agement Review，Vol.19（4），pp. 645～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