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七日，俗称七夕。今天我们说到七夕，最先想到的自然是牛郎织女的传说。从汉代开始，七夕成为重要的传统节日。东汉崔寔所著农书《四民月令》中，对七夕风俗有较为具体的列举：
　　七日，遂作曲。是日也，可合药丸及蜀漆丸，曝经书及衣裳；作干糗，采葸耳也。
　　晋周处《风土记》对七夕乞愿有着具体而生动的描绘：
　　七月初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河鼓、织女，言此二星辰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咸云见天汉中有奕奕白气，有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颇有受其祚者。（《太平御览》卷三十一）
　　牵牛星，荆州呼为“河鼓”结合上述两条记载，可知汉魏以来七夕的风俗，大抵为白天曝书晒衣，晚上设酒脯和时果以乞愿，合药丸及蜀漆丸以防时疫，作干糗采胡葸子等。当然，节庆的风俗是逐渐形成的，并且会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演化。汉魏时七月七日的风俗，到后世自然会有所变化，这也是风俗文化中最有意思的部分。
　　曝衣晒书
　　西汉武帝是七月七日生人。七夕曝衣的风俗，也和武帝有关。据宋卜子杨《园苑疏》：“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阁，常至七月七日，宫女出后登楼曝衣。”这应该是有关七夕曝衣的最早记载。或许因为武帝是七月七日出生，野史杂传中有许多记载都和这一天有关系。其中最著名的，是七月七日西王母降武帝宫中献蟠桃七枚的故事，这当然是不可信的。但武帝时后宫七月七日曝衣，则未必不可信。因农历七月七日在夏秋之际，暑气将退，天气晴朗干燥，正适合曝衣晒书。七夕曝衣的习俗，唐代犹存，晚唐诗人李洞《寄南岳僧》有“新秋日后晒书天”的诗句。
　　衣分四季，妃嫔又众，当时曝衣，应该也是宫中的一大盛事。初唐诗人沈佺期的《七夕曝衣诗》就是表现七月七日宫中曝衣的盛况的：
　　君不见昔日宜春太液边，
　　披香画阁与天连。
　　燈火灼烁九微映，香气氛氲百和然。
　　此夜星繁河正白，人传织女牵牛客。
　　宫中扰扰曝衣楼，天上娥娥红粉席。
　　曝衣何许曛半黄，宫中彩女提玉箱。
　　珠履奔腾上兰砌，金梯宛转出梅梁。
　　绛河里，碧烟上，
　　双花伏兔画屏风，四子盘龙擎斗帐。
　　舒罗散縠云雾开，缀玉垂珠星汉回。
　　朝霞散彩羞衣架，晚月分光劣镜台。
　　上有仙人长命绺，中看玉女迎欢绣。
　　玳瑁帘中别作春，珊瑚窗里翻成昼。
　　椒房金屋宠新流，意气骄奢不自由。
　　汉文宜惜露台费，晋武须焚前殿裘。
　　诗人的妙笔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七夕宫中曝衣图：只见太液池边，殿阁连天，九微灯燃起灼烁的光焰，百和香散发氤氲的芬芳。繁星点点，银河明亮，传说牵牛织女将于此相会。天色将暗的黄昏，曝衣楼上一片扰攘：足着珠履的宫女手提玉箱，沿着宛转的楼梯拾级而上。登上高高的曝衣楼，如置身天河之中，碧烟之上。画屏风上，盘龙帐中，处处皆点缀珠玉的华裳，轻柔如云雾舒散，璀璨似星河流动，令朝霞失色，明月无辉。玳瑁帘中，铺锦列绣，别作春天；珊瑚窗里，明艳辉煌，翻同白昼。显然，诗人所截取的，正是黄昏降临时宫女来曝衣楼将衣服收入玉箱的一个场景。
　　民间的曝衣，又是另一番景象。《晋书·阮咸传》中，就有对陈留阮氏一族七夕曝衣的生动描绘：
　　咸任达不拘，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咸与籍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服，皆锦绮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犊鼻于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大布，即粗布。犊鼻，即犊鼻褌，齐膝的短裤，以其形似牛鼻，故名。根据《史记》记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在成都买一酒舍沽酒，相如与仆役一起洗涤杯盘时，穿的就是犊鼻裈。可见是一种干活时的短打扮，为穷人的穿戴。聚族而居，人有贫富，北阮晒的是绮纨锦绣，辉煌粲目；南阮晒的则是粗布短打，相比之下不免寒酸。亦可见晒衣之俗，相沿既久，富家晒衣，对于相邻的贫家来说，则不免有变相炫富之嫌。《新唐书》就记载，晚唐有位监军朱敬玫，积累了许多不义之财。“每曝衣，纨绣不可计”，被淮南将领张瑰看见，于是派盗贼将他杀死，夺其财货为己有。
　　曝晒是为了防潮防虫。如果下雨，曝衣自然是作罢。晴天风大扬尘，衣服也容易被吹走，也不适合曝衣。故沈佺期《七夕曝衣》诗云：“月皎宜穿线，风轻得曝衣。”晴日风轻，才是曝衣的好天气。
　　和曝衣相比，晒书就风雅得多了。王隐《晋书》记载曹魏末年司马懿七月七日晒书之事，则事关政治，暗藏凶险：
　　魏武辟高祖，高祖辞以风庳。时七月七日，高祖方曝书，令使窃知以告。重遣辟之，惧而应命。
　　晒书是个体力活，要把书从室内搬到室外，逐本摊开，确定纸张干透之后再一一合上，搬回室内。这无疑是藏书的一次年度检阅。爱书之人，这本翻翻，那本看看，一天的时间很快销磨。如果有二三知己小聚，边晒边聊，一定更加享受。正因如此，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也放松了警惕，才叫人窥出端倪，不得已出山，魏晋之际的历史轨迹也由此而改变。当然，晒书终归是士人的雅事。魏晋士人好彰显个性，也有不晒插架之上图书，而晒腹中万卷的。如此另类的晒书，见载于《世说新语·排调》：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
　　这样看来，就算家不藏万卷，只要能学富五车，七月七日这一天，我们都可以像郝隆一样，拥有另类“晒书”的快乐。
　　乞愿乞巧
　　乞愿可说是七夕最重要的习俗。七夕乞愿，所乞之愿因人而异，晋人周处所著《风土记》就提到“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并且补充说“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颇有受其祚者”。这是说每次只能许下一个愿望，并且不能告诉人，否则不灵验。 　　关于乞子，唐人《岁时纪事》有一条记载很有意思：
　　七夕，俗以蜡作婴儿浮水中以为戏，为妇人生子之祥，谓之化生。
　　诗中的“化生”，又名摩睺罗、磨喝乐，宋人浑称“泥孩儿”。以化生戏（摩睺罗戏）乞子，在唐代很流行，七夕、中元节都有。晚唐诗人薛能《吴姬十首》其十云：“身是三千第一名，内家丛里独分明。芙蓉殿上中元日，水拍银台弄化生。”诗中描写的，就是中元节在宫中作摩睺罗戏的情景。七夕摩睺罗戏的风俗，宋元犹存，而且风气更盛。摩睺罗为七夕必有之节物，制作也日益精致奢靡，故“南人目为‘巧儿’”（南宋罗烨《新编醉翁谈录》卷四《京城风俗记》“七月”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描写了宋代士庶追捧“磨喝乐”的盛况：
　　七月七夕，（汴梁）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一对直数千者，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又小儿须买新荷叶执之，盖效颦磨喝乐，儿童辈特地新妆，竞夸新丽。
　　七夕当日，不仅市坊有磨喝乐出售，甚至有小儿效颦磨喝乐为乐的，可见一时风气。这些磨喝乐制作精良，价昂者值数千，非平民所能消费。内廷进献给皇室的摩睺罗，“大者至高三尺，或用象牙雕镂，或用龙涎佛手香制作，悉用镂金珠翠。衣帽、金钱、钗镯、佩环、真珠、头须及手中所执戏具，皆七宝为之，各护以五色镂金纱厨”（周密《武林旧事》卷三“乞巧”），更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也因此出现了一批专精制作泥孩儿的能工巧匠。陆游就曾提到自家所藏一对，就出自以制泥孩儿名闻天下的“鄜州田氏”（《老学庵笔记》卷五）。
　　《杂异书》中有七夕乞富的故事：
　　时有女子尚幼，七夕见家人出庭望候天门开，独在室中不出，曰：“若合当见者，虽暗室中，亦应见之。”至夜深，忽见天上门开，云物赫弈，因求富。及长，嫁而富。既寡，众累钜万。有贾客货其绢百匹，去而船覆溺，资货皆没。其女子偶开后房，见绢在其中，但湿耳。后贾客归而自首。女子曰：“绢归矣。”验之而信。（《太平御览》卷三十一）
　　故事中的幼女，于七夕深夜见天门开而乞富，并得偿所愿。这一类的故事，在当时应该不少，但见于文献记载者寥寥。
　　七夕各种习俗中，乞巧是最重要的一种。从汉唐一直到明清，各地都有不同形式的七夕乞巧活动。中国古代男耕女织，女性向织女乞巧，是想要拥有和织女一样的巧手，提升织布的技艺。《西京杂记》云：“汉彩女尝以七月七日穿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上述记载如果可信，则七夕穿针之俗，起于汉代宫廷，并且逐渐流行于民间。月下穿针，高处更明，故汉武帝的开襟阁、齐武帝的层城观（见《舆地志》），都是宫女穿针的好地方。后世七夕，市坊也竞起高楼，名为乞巧楼，正是沿袭这一习俗。当然，要将柔软的彩缕穿过细细的针孔，除了心灵手巧，还需要月华明亮，并且没有风，因为“向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祖咏《七夕》）。而“针欹疑月暗，缕散恨风来”（梁简文帝《七夕穿针欹疑诗》）描绘的，就是因为不时有风来捣乱，而不能顺利穿针的小烦恼。如果上述条件都具备，那么，只要牢牢掌握“缕条紧而贯中，针鼻细而穿空”（庾信《七夕赋》）的诀窍，就能敏捷地将彩缕穿过针孔了。
　　古代妇女大心灵手巧，普通的缝衣针穿起来过于容易，不便与人争胜。为了斗巧，至迟在梁代，已出现七夕专用的七孔针。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云：
　　七夕妇人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得。
　　七孔针是为七夕特制的，并不用于日常缝制衣物。用五彩丝线先后穿过七孔，难度更大，而且“七孔”对应“七夕”，也体现一个“巧”字。还有妇女别出心裁，在七夕时“故穿双眼针，特缝合欢扇”（刘孝威《七夕穿针诗》），借此寄托早结良缘、双宿双飞的期盼。到了元代，还出现了更复杂的九尾针（陶宗仪《元氏掖庭记》）。从普通的单孔针发展到七孔针、九尾针，都体现出一个“斗”字，让我们想到一群人月下穿针斗巧的热闹场面。穿针用的“彩缕”，即“五色缕”。据《西京杂记》，深受刘邦宠爱的戚夫人“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连爱”。缕者，丝也，谐音“思”，又连而不断，故可以用来表达恩爱不绝、长相厮守之意。
　　七夕乞巧，蜘蛛也扮演了必不可少的角色。宗懔《荆楚岁时记》说：“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得（巧）。”长脚蜘蛛别名“喜子”，结网而居。古人认为看见此物，预示有亲客至，故名。此俗唐代犹存，杜甫《牵牛织女》就有“蛛丝小人态，曲缀瓜果中”的描写。《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蛛丝乞巧”条记载了杨贵妃和唐明皇在七夕乞愿的场景：
　　帝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至晓开，视珠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
　　这里有关蜘蛛的描写，与《荆楚岁时记》微有不同。梁代七夕，只要瓜上结网，即“以为得（巧）”；唐代七夕，蜘蛛是宫女各自特意捉来放在盒子中的，天亮时才打开看，以网密者为巧多，网疏者为巧少，体现的仍是一个“斗”字。
　　其实，无论乞富、乞子、乞巧，还是乞求“合欢”“连爱”“比翼”“连理”，都寄托着对美好爱情和婚姻的憧憬，包含了古代女性对世俗幸福生活的热望与期待。
　　蠲疾防疫
　　中国古代的节日，大多有祈福除邪、蠲疾防疫的内容，例如正月初一贴桃符、放烟火，端午節家家插艾、饮雄黄酒，重阳节佩茱萸、饮菊花酒等。七夕当然也不例外，如汉朝时在七月七日“合药丸及蜀漆丸”，就是为了预防时疫的。不过这方面的习俗，今人保存较少，所以不太为人所知。这里也做一点简单的介绍。
　　崔寔《四民月令》中所说的“蜀漆丸”，是一种治疗热疾的中药蜜丸。根据北宋时官修《太平圣惠方》卷五十二记载，“蜀漆丸”的成分为蜀漆、乌梅肉、石膏、鳖甲、衡山、香豉、甘草、知母、麝香、桃仁等，分量各若干，合而研磨成末，炼成蜜丸，如梧桐子大。主治肝热为疟，积年不愈。药丸不详所指，当与蜀漆丸一样，都具有祛除疾病的功效。入秋暑气渐消，服之易见效用。
　　汉代七夕与蠲疾有关的习俗，除了合蜀漆丸，还有吞赤小豆、食糜等。前者见于唐人《韦氏月录》所引汉代佚书《龙鱼河图》，谓“七月七日，取赤小豆，男吞一七，女吞二七，令人毕岁无病。”后者见于晋周处《风土记》：
　　魏时人或问董勋云：“七月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于古，何也？”勋云：“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故以糜为珍。今此日唯设汤饼，无复有糜矣。”
　　可见汉人七月七日例食糜。曹魏时此俗已不存，就只设汤饼（面条），不再设糜。董勋是魏晋时人，著有《问礼俗》十卷，他的说法应该是可靠的。
　　另外还有与美白养生有关的记载。如《太平御览》引《淮南子》：“七月七日午时，取生瓜叶七枚，直入北堂中向南立以拭面，靥即当灭矣。”《诗·豳风·七月》云：“七月食瓜。”古人饮食，讲究节候，黍熟则食糜，瓜熟则食瓜。认为七夕以生瓜叶拭面有奇效，应该也是出于这种观念。又《韦氏月录》载：“合乌鸡药。是七月七日取乌鸡血，和三月三日桃花末，涂面及遍身，三二日肌白如玉。此是太平公主法，曾试有效。”这一则所谓宫廷秘方，就更加离奇了。但也都反映了当时七夕特有的风俗。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和牛女一期一会相关的爱情话题，才是七夕民俗中最富于魅力的部分。汉唐以来有关七夕的诗词成百上千，其中最传诵的，也仍是像“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秦观《鹊桥仙》）这样的句子。近些年来，七夕在各种宣传中甚至被称作“中国情人节”，或许也与此有一定的关联。
　　（作者系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