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2013 年春季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出重要批示的三年来，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均就“智库建设”陆续提出落实要求，各部委、省市自治区也出台了不少推进智库建设的建议和改革方案，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及各大教育机构、研究部门在原有基础上整合或新创建的智库数以百计，一些民间组织和社会企业也参与到智库建设的大潮中。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这些年中国智库的增量已超过英、法、德三国的智库总量。从“量”上看，的确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也已被公认“逐渐进入了春天”。原本属于“高大上”的智库业变得门槛过低。
　　越来越多“非主流”“非传统”研究人员的加入本应对原有智库界产生有益的补充，并加快传统智库机制的改革。然而，“新智库人”水平的参差不齐，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传统智库的改革保守化。无论是官方智库的改革，还是高校智库的整合，都没有呈现开放式、包容式的改革成效，既没有大范围吸纳社会上的真正“高人”，也未能出现在财务、人事、行政、国际交流上的实质性制度变革。尤其是财务管理制度上的不足更是令人诟病。财政拔款多是重“库”而不重“智”，对器材购买、办公装修、图书资料的投入往往高于对人员工资、工作绩效、智力激励的投入。相比科技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致力于重大社会政策、改革方案构思的智库初倡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一位高层官员曾同情地说：“中国知识分子真的很不容易，建议被采纳，不奢求什么经费奖励，仅仅只是为了求一个批示证明，而要看一眼批示却都很难做到。”许多智库研究报告除了部分讴歌赞美文体外，还出现了“新八股化”内参。看似洋洋洒洒、针砭实弊，实则假大虚空、操作性差。
　　现在智库行业很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现代中国市场经济的早期，国企效率不高、加速整合，私企跃跃欲试、良莠不齐。各种乱象层出不穷，当属一般性的事物发展规律。诚如那句老话，发展出现的问题，只能靠发展来解决。客观地讲，各部委、各省地市响应中央号召，加强智库建设，反映了中国社会各个团体、群体致力于咨政启民的强大意愿。但关键在于，如何将全社会响应中央重视新型智库建设的热情转化成推动国家建设、社会进步的有效动能，而不是某种程度的产业大跃进，进而演化成产业过剩，更不应是对中央资源分配的新一轮瓜分。企业家捐资智库建设的意愿与行动应当得到鼓励。在欧美国家，一流智库的绝大多数资金均来源于企业。中外历史已表明，国家强大的必要条件，除了要有伟大的政治家之外，就是需要有一大批爱国企业家。真正捐资智库的企业家，应当如同捐资公益的企业家一样，受到社会舆论的赞许和肯定，应通过《慈善法》的修订予以合法保护。当然，对于那些沽名钓誉、图谋不轨者，舆论也应给予批判和抵制。尤其需要加以防范的是，要警惕某些智库成为利益集团和相关产业的代言工具。
　　真正的智库应当是国家与社会的公器。但不得不承认，即使在智库产业最发达的美国，优秀的智库仍然只是少数，大量不同层次的智库仍良莠不齐。上世纪下半叶，美国智库业也经历了漫长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对于中国智库建设而言，要学习美国智库重质量、爱国等品质，也要防范美国智库游说化的不良趋势。对于智库管理者而言，智库的生命力与核心任务关键在于正向的影响力。而影响力的重要标准，就在于是否能够生产出有质量的、有思想力的研究产品。回归研究而不是其他浮华的事物，应当是智库管理的根本。这就要求智库管理者尽可能地制定工作制度，突破一些条条框框，把工作锁定在研究上，开展有实质性、针对性的调研，更多地培养有学术潜力的研究者，撰写有思想质量的研究报告，影响更多有改革意志的人群。具体的智库管理者是改变当下智库“鱼龙混杂期”的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