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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发展模式升级，依靠自主技术和本国资本提高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掌控能力
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依然是今年中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2年GDP增长7.5%，CPI涨幅将控制在4%左右。这是中国GDP预期增长目标八年来首次低于8%，表明高层有意放缓经济增长速度，继续着力推动经济转型。
经济转型到底有多难？真正难在哪里？至少从2000年开始，政府一直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为何十多年过去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依然进展缓慢，新兴产业不仅难挑大梁，而且引发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产能过剩，若不深化改革，采取有效措施，难免重蹈传统产业发展的窠臼，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建立促进新能源利用的机制，加强统筹规划、项目配套、政策引导，扩大国内需求，防止太阳能、风电设备制造能力的盲目扩张。”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工商联副主席陆群介绍，早在2008年初，光伏产业即已出现投资过热的苗头，但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相反大干快上、抢占先机的投资热浪却如火如荼。
数据显示，全国已有31个省、市、自治区把光伏产业列为优先扶持的新兴产业，全国600个城市中，有300个在发展光伏产业，100多个已经建设了光伏产业基地。全国有500多家光伏企业，直接从业人数超过30万人，有数十家光伏企业在海外上市。去年中国光伏组件产能已达到30吉瓦，而全球装机总量只有24吉瓦，即使全部使用中国产品，也严重供大于求。
2011年以来，受欧债危机和各国政府减少光伏补贴的影响，市场需求持续下降，曾经风光无限的光伏产业遭遇重创。无锡尚德、中电光伏、常州天合和苏州阿特斯等几家上市龙头企业，皆出现较大亏损。
风电产业亦是如此，预计2011年总产能达29吉瓦，远超出目前15～18吉瓦的实际需求，伴随着风机价格一路走低，整个行业也将面临“洗牌”。
对于传统产业和小微企业发展，报告指出，“扩大技改专项资金规模，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以汽车、钢铁、造船、水泥等行业为重点，控制增量，优化存量，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规模效益。落实并完善促进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激发科技型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活力。”
转型升级不仅仅针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同样需要创新升级，否则迟早要被淘汰。正如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所言，产业升级的本质意义在于产业链的升级，无论是新兴产业还是产品的升级换代，都应该走出低端制造环节。对新兴产业来说，关键是发展模式要升级，要依靠自主技术和本国资本提高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掌控能力。
创新乏力
太阳能、风电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就从全力支持转变为制止盲目扩张，“到底是谁在盲目？”全国政协委员徐晓兰表示，之所以陷入产能过剩的僵局，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核心技术，过剩产能大量集中在低端部分，与国外的产品相比根本不具竞争力。
“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的新兴产业的‘两头’都在国外。核心技术是一头，市场是另一头。”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广东省科学院院长陈勇认为，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导致国内企业一直在新兴产业链的低端进行着低水平的竞争，由此带来的结果只能是恶性竞争、产能过剩。
“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以来，科技发展进入‘快车道’，国家投入连续6年、每年都以20%的速度增长。但一些长期性的、根本性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如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还没有真正确立，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不高，技术储备明显不足，创新能力难以支撑作为经济大国的持续健康发展。”科技部部长万钢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一个产业的发展不是一两年就可以一蹴而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很多外部的环境和技术条件。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湛江洪智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亚养认为，很多资金没有出路，就希望到新兴产业领域去分一杯羹，企业盲目扩大产业规模，又缺乏核心技术，大量企业做着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工作，这有可能会重蹈当年传统产业的覆辙。“现在很多企业主心态都很浮躁，孰不知隔行如隔山，贸然进入新兴产业并不明智。”
宋亚养说，现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着“重投资、轻研发、轻市场推广”的现象，这是“偏科式”发展，一定要强调技术创新和投入，同时在下游的推广应用方面狠下工夫，才能进入迅速发展的快车道。
对于传统化工产业的“技术软肋”，政协委员们也直言不讳。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的副校长钱锋认为，目前处于产业链前端的大众化工品产量很大，而一些功能性强的经济化工产品比较缺乏，这些产品都是和新材料相关，而且附加值很高。但是现在技术还不够成熟，应该加大研发的力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基铭指出，中国石化和能源工业对装备制造业的要求不断提高，但是目前一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比如大型压缩机、聚烯烃挤压造粒机组、油煤浆进料泵、大型烟气轮机、石化特殊阀门等关键设备现都多还主要依靠进口。
此外，光伏产业虽然产能过剩，但光伏关键配套辅料碳碳复合材料、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EVA)胶、切割液等目前都没有实现国产化，全国政协委员、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汉元表示。
融资失衡
近两年货币政策的紧缩加剧了中小企业的资金压力，致使高利贷无论规模还是利率都呈现“疯狂”态势，直到这些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跑路潮”。
最近又有媒体曝光，江苏常熟“美女老板”
顾春芳欠债6亿后“跑路”，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去年以来，小微企业融资难呈现新特征，最突出的是，企业通过正常管道从银行获得信贷的真实融资成本急剧上升。”民建江苏省委在调研中注意到这一现象。为何大部分小微企业实际获得贷款的真实利率成本接近20%，有的甚至高达30%？调研发现，不少银行采取了对基准利率上浮的政策，或捆绑销售贷款，导致小微企业实际可利用的资金大幅减少。
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表示，今年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紧张问题还会凸显，加之预计存款增长情况也不乐观，各家银行都将组织存款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在这种信贷规模紧张、存款增长乏力的现实背景下，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通常考虑的是保重点，即重点企业和流动资金规模大、能带来较多存款的大型企业。而小型微型企业由于风险相对较大，且流动资金不充裕、存款派生较少，因此往往不是商业银行的重点支持对象。
“除了信贷规模问题，信贷资金来源也是当前制约银行信贷资金投向小型微型企业的重要因素。”马蔚华表示，目前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由于存款增长乏力，支持小型微型企业的资金来源不足。因此，在解决信贷规模的同时，帮助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商业银行解决信贷资金不足也十分重要。
马蔚华指出，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难题，原因在于为小微企业放贷往往信息不对称，风险比较大。小微企业不像大企业那样有抵押、有担保，所以银行不能按照对大企业的审贷办法去做。
目前，传统产业的中小企业融资难已成普遍现象，即使是政府扶持的新兴产业的中小企业，同样面临融资难题。调查显示，在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属深圳宝安区扶持产业的企业中，87.5％的企业没有抵押，75％的企业没有担保，无抵押无担保的更达到63％。在资金需求方面，68.7％的企业急需营运资金。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相比中小微企业的“饥肠辘辘”，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是“钱多粮足”，不仅融资管道多，而且很多情况下是银行追着国企贷款，即使是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行业，手头也不差钱。丰富的余粮急需寻找增值保值的出路，于是，通过委托贷款对外“放高利贷”或投资房地产来获取不菲的收益。
根据Wind信息的统计，去年上市公司通过委托贷款放贷的年利率最高能达21.6%。不仅如此，主业不佳放贷来凑，利息收入正成为一些主业低迷的上市公司的主要盈利来源。
据媒体报道，尽管作为“中央一号文件”的强农富农政策力度逐年提升，但实际中农民获取的金融支持仍然是“杯水车薪”，涉农贷款大多都投向了企业和城市近郊城镇化，以及房地产领域。
根据央行公布的2011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12月末，农村贷款余额12.15万亿元，同比增长24.7%，比上年末下降4.3个百分点；全年累计增加2.24万亿元，同比多增790亿元。
对于此，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力群认为，出现涉农贷款大幅增加而农村资金困难并存的情况，表明金融供给的总量和结构都出了问题。
人才短缺
转型升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除了需要资金，还要有人力因素。无论是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还是品牌管道都离不开高水平的人才。
目前就业市场出现矛盾状况，一方面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蓝领工人比较难招，另一方面则是大学生比较难找工作。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杨元庆指出，“中国第一波发展的是沿海区域，国内外企业都是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中心城市建立，而务工人员都来自中西部。”杨元庆表示，由于流动人员与企业很难形成很稳固的雇佣关系，因此企业也不愿意在工人身上多投入，比如提供培训、给予高福利待遇。”
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部的玉门市，是典型的石油资源型城市。2009年3月，玉门市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名单，中央和省级政府以财政资金和优惠政策，支持该市摆脱资源枯竭困境。
但严重的人力资源流失造成玉门经济发展动力疲软。一方面，由于油田企业部分搬迁和生活基地的搬迁，造成了大量人口迁徙。尽管有3.72万人的移民迁入补充，但是流出的主要是收入比较高、消费能力比较强的群体，而迁入的却主要是贫困群体，消费能力弱，从而导致消费大幅萎缩，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带动能力减弱。
另一方面，流出的主要是具有较高劳动力素质的产业工人和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迁入的却是较低素质的农业人口，导致专业技术人员严重不足，经济发展的科技动力和智力支撑减弱。“目前具体怎么转型，怎么发展，市领导暂时也说不清楚。”宣传部门一位负责人说。
对于社会关注的创新型人才，科技部部长万钢认为，“创新型人才培养最重要的是，在他得到一个完整系统的教育之后，让他承担重任。骏马一定是在草原上跑出来的。农业科技人员一直是科技人员中成长比较快、贡献也比较大的，就是因为他们扎根大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万钢指出，“创新型人才培养，一定要从育苗开始，让青年人才及早地承担科研任务，承担创新的任务，给他们‘压担子’。只要有了担子，他一定就有责任；有责任，他一定就会努力起来，成长起来。论资排辈是绝对再使不得了！
创新型人才还表现在人才的开放上面。我们今后引进人才，不光是引进我们留学生中的人才，很重要是引进全世界的科技人才。不同肤色、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创新的多元化和思想的碰撞，对取得突破是很有帮助的。我们要更多地推动人才的国际化。”
体制障碍
“经济转型最大问题在于体制障碍。”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201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论坛上发言。
吴敬琏表示，国家现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原因在于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他透露说，当年“十一五”规划讨论中，曾将体制障碍归结为四个方面：政府对土地等资源的占有权力、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财税体制、价格的扭曲。
“30年来，中国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这些技术创新产业化步履维艰。”吴敬琏认为，有些创新技术夭折在摇篮里，有些一直长不大成了“小老头树”，造成这样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制度障碍。要消除制度上的障碍，关键在于切实推进改革，而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关键中的关键，因为技术创新主体是企业，而制度创新的责任人是政府。
徐晓兰也认为，政府在审批、支持太阳能、风电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时，并没有做好统筹规划，也没有对产业进行预研性研究，导致了项目在审批后两三年又重新进行限制，这是值得政府部门深思的。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引发代表委员的热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金融租赁集团有限公司主席蔡国雄表示，“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拥有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和文化底蕴，而我们的文化产业为什么不如仅有236年历史的美国?!”蔡国雄进一步指出，“究其原因，这不是文化内容和表现形式的问题，而是发展机制制约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蔡国雄认为，最重要的是政府要给文化产业的机构松绑，让它们到市场中按照市场机制去发展。同时引进国外的优秀人才，并派遣国内人才到国外学习先进经验。另外要建立一整套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以方便金融资产与无形资产进行对接，从而促进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中心，其创新水平和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但长期以来较多地依靠国外先进技术和投资实现自身发展，受思维定势、路径依赖、体制机制、创新风险、创新环境不完善等方面的影响，企业的创新意识还不强，自主创新能力还比较薄弱，从而制约了上海的产业转型升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上海探索多种方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调研报告》指出。
报告认为，上海有部分制度不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在审批制度上，程序繁杂，且审批时间很长，如医药企业要同时申请生产、销售等许可证，难度很大。在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建设上，存在定位和发展模式不清晰的问题，如上海在张江设立的LED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人才利用上，外籍高端人才在国内申请国家研究课题受限。此外，宏观调控政策与创新扶持政策协调性不够也是问题之一。
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依然是今年中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2年GDP增长7.5%，CPI涨幅将控制在4%左右。这是中国GDP预期增长目标八年来首次低于8%，表明高层有意放缓经济增长速度，继续着力推动经济转型。
经济转型到底有多难？真正难在哪里？至少从2000年开始，政府一直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为何十多年过去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依然进展缓慢，新兴产业不仅难挑大梁，而且引发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产能过剩，若不深化改革，采取有效措施，难免重蹈传统产业发展的窠臼，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建立促进新能源利用的机制，加强统筹规划、项目配套、政策引导，扩大国内需求，防止太阳能、风电设备制造能力的盲目扩张。”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工商联副主席陆群介绍，早在2008年初，光伏产业即已出现投资过热的苗头，但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相反大干快上、抢占先机的投资热浪却如火如荼。
数据显示，全国已有31个省、市、自治区把光伏产业列为优先扶持的新兴产业，全国600个城市中，有300个在发展光伏产业，100多个已经建设了光伏产业基地。全国有500多家光伏企业，直接从业人数超过30万人，有数十家光伏企业在海外上市。去年中国光伏组件产能已达到30吉瓦，而全球装机总量只有24吉瓦，即使全部使用中国产品，也严重供大于求。
2011年以来，受欧债危机和各国政府减少光伏补贴的影响，市场需求持续下降，曾经风光无限的光伏产业遭遇重创。无锡尚德、中电光伏、常州天合和苏州阿特斯等几家上市龙头企业，皆出现较大亏损。
风电产业亦是如此，预计2011年总产能达29吉瓦，远超出目前15～18吉瓦的实际需求，伴随着风机价格一路走低，整个行业也将面临“洗牌”。
对于传统产业和小微企业发展，报告指出，“扩大技改专项资金规模，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以汽车、钢铁、造船、水泥等行业为重点，控制增量，优化存量，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规模效益。落实并完善促进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激发科技型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活力。”
转型升级不仅仅针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同样需要创新升级，否则迟早要被淘汰。正如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所言，产业升级的本质意义在于产业链的升级，无论是新兴产业还是产品的升级换代，都应该走出低端制造环节。对新兴产业来说，关键是发展模式要升级，要依靠自主技术和本国资本提高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掌控能力。
创新乏力
太阳能、风电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就从全力支持转变为制止盲目扩张，“到底是谁在盲目？”全国政协委员徐晓兰表示，之所以陷入产能过剩的僵局，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核心技术，过剩产能大量集中在低端部分，与国外的产品相比根本不具竞争力。
“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的新兴产业的‘两头’都在国外。核心技术是一头，市场是另一头。”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广东省科学院院长陈勇认为，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导致国内企业一直在新兴产业链的低端进行着低水平的竞争，由此带来的结果只能是恶性竞争、产能过剩。
“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以来，科技发展进入‘快车道’，国家投入连续6年、每年都以20%的速度增长。但一些长期性的、根本性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如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还没有真正确立，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不高，技术储备明显不足，创新能力难以支撑作为经济大国的持续健康发展。”科技部部长万钢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一个产业的发展不是一两年就可以一蹴而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很多外部的环境和技术条件。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湛江洪智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亚养认为，很多资金没有出路，就希望到新兴产业领域去分一杯羹，企业盲目扩大产业规模，又缺乏核心技术，大量企业做着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工作，这有可能会重蹈当年传统产业的覆辙。“现在很多企业主心态都很浮躁，孰不知隔行如隔山，贸然进入新兴产业并不明智。”
宋亚养说，现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着“重投资、轻研发、轻市场推广”的现象，这是“偏科式”发展，一定要强调技术创新和投入，同时在下游的推广应用方面狠下工夫，才能进入迅速发展的快车道。
对于传统化工产业的“技术软肋”，政协委员们也直言不讳。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的副校长钱锋认为，目前处于产业链前端的大众化工品产量很大，而一些功能性强的经济化工产品比较缺乏，这些产品都是和新材料相关，而且附加值很高。但是现在技术还不够成熟，应该加大研发的力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基铭指出，中国石化和能源工业对装备制造业的要求不断提高，但是目前一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比如大型压缩机、聚烯烃挤压造粒机组、油煤浆进料泵、大型烟气轮机、石化特殊阀门等关键设备现都多还主要依靠进口。
此外，光伏产业虽然产能过剩，但光伏关键配套辅料碳碳复合材料、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EVA)胶、切割液等目前都没有实现国产化，全国政协委员、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汉元表示。
融资失衡
近两年货币政策的紧缩加剧了中小企业的资金压力，致使高利贷无论规模还是利率都呈现“疯狂”态势，直到这些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跑路潮”。
最近又有媒体曝光，江苏常熟“美女老板”
顾春芳欠债6亿后“跑路”，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去年以来，小微企业融资难呈现新特征，最突出的是，企业通过正常管道从银行获得信贷的真实融资成本急剧上升。”民建江苏省委在调研中注意到这一现象。为何大部分小微企业实际获得贷款的真实利率成本接近20%，有的甚至高达30%？调研发现，不少银行采取了对基准利率上浮的政策，或捆绑销售贷款，导致小微企业实际可利用的资金大幅减少。
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表示，今年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紧张问题还会凸显，加之预计存款增长情况也不乐观，各家银行都将组织存款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在这种信贷规模紧张、存款增长乏力的现实背景下，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通常考虑的是保重点，即重点企业和流动资金规模大、能带来较多存款的大型企业。而小型微型企业由于风险相对较大，且流动资金不充裕、存款派生较少，因此往往不是商业银行的重点支持对象。
“除了信贷规模问题，信贷资金来源也是当前制约银行信贷资金投向小型微型企业的重要因素。”马蔚华表示，目前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由于存款增长乏力，支持小型微型企业的资金来源不足。因此，在解决信贷规模的同时，帮助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商业银行解决信贷资金不足也十分重要。
马蔚华指出，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难题，原因在于为小微企业放贷往往信息不对称，风险比较大。小微企业不像大企业那样有抵押、有担保，所以银行不能按照对大企业的审贷办法去做。
目前，传统产业的中小企业融资难已成普遍现象，即使是政府扶持的新兴产业的中小企业，同样面临融资难题。调查显示，在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属深圳宝安区扶持产业的企业中，87.5％的企业没有抵押，75％的企业没有担保，无抵押无担保的更达到63％。在资金需求方面，68.7％的企业急需营运资金。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相比中小微企业的“饥肠辘辘”，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是“钱多粮足”，不仅融资管道多，而且很多情况下是银行追着国企贷款，即使是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行业，手头也不差钱。丰富的余粮急需寻找增值保值的出路，于是，通过委托贷款对外“放高利贷”或投资房地产来获取不菲的收益。
根据Wind信息的统计，去年上市公司通过委托贷款放贷的年利率最高能达21.6%。不仅如此，主业不佳放贷来凑，利息收入正成为一些主业低迷的上市公司的主要盈利来源。
据媒体报道，尽管作为“中央一号文件”的强农富农政策力度逐年提升，但实际中农民获取的金融支持仍然是“杯水车薪”，涉农贷款大多都投向了企业和城市近郊城镇化，以及房地产领域。
根据央行公布的2011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12月末，农村贷款余额12.15万亿元，同比增长24.7%，比上年末下降4.3个百分点；全年累计增加2.24万亿元，同比多增790亿元。
对于此，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力群认为，出现涉农贷款大幅增加而农村资金困难并存的情况，表明金融供给的总量和结构都出了问题。
人才短缺
转型升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除了需要资金，还要有人力因素。无论是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还是品牌管道都离不开高水平的人才。
目前就业市场出现矛盾状况，一方面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蓝领工人比较难招，另一方面则是大学生比较难找工作。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杨元庆指出，“中国第一波发展的是沿海区域，国内外企业都是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中心城市建立，而务工人员都来自中西部。”杨元庆表示，由于流动人员与企业很难形成很稳固的雇佣关系，因此企业也不愿意在工人身上多投入，比如提供培训、给予高福利待遇。”
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部的玉门市，是典型的石油资源型城市。2009年3月，玉门市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名单，中央和省级政府以财政资金和优惠政策，支持该市摆脱资源枯竭困境。
但严重的人力资源流失造成玉门经济发展动力疲软。一方面，由于油田企业部分搬迁和生活基地的搬迁，造成了大量人口迁徙。尽管有3.72万人的移民迁入补充，但是流出的主要是收入比较高、消费能力比较强的群体，而迁入的却主要是贫困群体，消费能力弱，从而导致消费大幅萎缩，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带动能力减弱。
另一方面，流出的主要是具有较高劳动力素质的产业工人和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迁入的却是较低素质的农业人口，导致专业技术人员严重不足，经济发展的科技动力和智力支撑减弱。“目前具体怎么转型，怎么发展，市领导暂时也说不清楚。”宣传部门一位负责人说。
对于社会关注的创新型人才，科技部部长万钢认为，“创新型人才培养最重要的是，在他得到一个完整系统的教育之后，让他承担重任。骏马一定是在草原上跑出来的。农业科技人员一直是科技人员中成长比较快、贡献也比较大的，就是因为他们扎根大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万钢指出，“创新型人才培养，一定要从育苗开始，让青年人才及早地承担科研任务，承担创新的任务，给他们‘压担子’。只要有了担子，他一定就有责任；有责任，他一定就会努力起来，成长起来。论资排辈是绝对再使不得了！
创新型人才还表现在人才的开放上面。我们今后引进人才，不光是引进我们留学生中的人才，很重要是引进全世界的科技人才。不同肤色、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创新的多元化和思想的碰撞，对取得突破是很有帮助的。我们要更多地推动人才的国际化。”
体制障碍
“经济转型最大问题在于体制障碍。”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201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论坛上发言。
吴敬琏表示，国家现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原因在于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他透露说，当年“十一五”规划讨论中，曾将体制障碍归结为四个方面：政府对土地等资源的占有权力、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财税体制、价格的扭曲。
“30年来，中国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这些技术创新产业化步履维艰。”吴敬琏认为，有些创新技术夭折在摇篮里，有些一直长不大成了“小老头树”，造成这样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制度障碍。要消除制度上的障碍，关键在于切实推进改革，而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关键中的关键，因为技术创新主体是企业，而制度创新的责任人是政府。
徐晓兰也认为，政府在审批、支持太阳能、风电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时，并没有做好统筹规划，也没有对产业进行预研性研究，导致了项目在审批后两三年又重新进行限制，这是值得政府部门深思的。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引发代表委员的热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金融租赁集团有限公司主席蔡国雄表示，“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拥有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和文化底蕴，而我们的文化产业为什么不如仅有236年历史的美国?!”蔡国雄进一步指出，“究其原因，这不是文化内容和表现形式的问题，而是发展机制制约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蔡国雄认为，最重要的是政府要给文化产业的机构松绑，让它们到市场中按照市场机制去发展。同时引进国外的优秀人才，并派遣国内人才到国外学习先进经验。另外要建立一整套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以方便金融资产与无形资产进行对接，从而促进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中心，其创新水平和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但长期以来较多地依靠国外先进技术和投资实现自身发展，受思维定势、路径依赖、体制机制、创新风险、创新环境不完善等方面的影响，企业的创新意识还不强，自主创新能力还比较薄弱，从而制约了上海的产业转型升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上海探索多种方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调研报告》指出。
报告认为，上海有部分制度不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在审批制度上，程序繁杂，且审批时间很长，如医药企业要同时申请生产、销售等许可证，难度很大。在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建设上，存在定位和发展模式不清晰的问题，如上海在张江设立的LED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人才利用上，外籍高端人才在国内申请国家研究课题受限。此外，宏观调控政策与创新扶持政策协调性不够也是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