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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讽刺是对假、丑、恶的否定，是一种特殊感情的表现形式，运用讽刺的目的在于揭露，揭露被讽刺者的矛盾所在，以及他的可笑可恶。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儒林外史》讽刺特色就是喜剧氛围下强烈的悲剧意识。
关键词：讽刺；真实；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它全面的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处于封建统治下的人们的生活及精神面貌，尤其是作者吴敬梓用犀利的笔锋对准了当时的儒林阶层，写出了种种世相，严厉地指出了他们精神空虚和道德坠落的醒目现实。虽然小说中也写了借以代表作者正面理想的人和事，但《儒林外史》的价值并不在于此，而恰恰是作者对封建社会不合理事物的批判，这种批判很大程度上是以讽刺的形式表现的，因此，虽说“讽刺小说”这个名称还不能完全包括这部作品的全部内容，但正如对丑恶事物的批判是作品的内容上的主要成就一样，杰出的讽刺艺术也正是这部小说艺术上的突出成就，整部小说作品的成功，是与这一突出成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所谓讽刺是对假、丑、恶的否定，是一种特殊感情的表现形式，运用讽刺的目的在于揭露，揭露被讽刺者的矛盾所在，以及他的可笑可恶。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中国古典小说从萌芽到发展，在向写真人生靠拢的过程中，却经历了漫长的里程。
真实，是一切文学作品的生命。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就为讽刺这一武器找到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和坚实的根基。中国古代的寓言故事、唐人传奇、元明戏曲中都有讽刺作品或带有讽刺意味的描写。但总的来看，在中国古代一脉相传的儒家“温柔敦厚”的文学思想传统里，讽刺文学的发展是很薄弱、很艰难的，即使偶然流露点讽刺的光辉，但那光辉也是比较淡薄，直到吴敬梓的出现，才以洞察社会的锐利透彻的眼光，嬉笑怒骂，酣畅淋漓的文章，向旧时代的制度、道德及各种醉心利禄、虚伪无耻的人群做了普遍的嘲弄和鞭挞，在中国文学史上初次竖起古典讽刺小说文学的丰碑。鲁迅先生盛赞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中国第一部真正足以当得起讽刺小说之名的伟大文学作品。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精辟地指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是后亦解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所谓“戚而能谐”，是指描写内容上的悲剧性，作品在内容上是描写了病态社会造就了病态人物，病态心理，这是内容上悲剧性。在表现形式上却具有喜剧性，描写深入到社会的时代原因，讽刺的矛头不是对着某一个人。所谓“婉而多讽”，是指委婉曲折的讽刺，他不直接的褒贬人物，力求隐去作者的身影，而让形象直接同读者接触，在平凡、平庸、平常生活中表现出令人惊异的讽刺力量。
英国现代文学评论家福克斯在他的论著《小说与人民》中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量生产的知识生活的大部分，都是由于各种精神堕落和道德堕落而感到痛苦的狂人们的产物”。当吴敬梓这个封建时代的“狂人”由于封建制度下“各种精神堕落和道德堕落”而感到的痛苦感慨、激忿寓于《儒林外史》中时，他首先将他犀利的笔锋伸向他认为造成一切罪恶的根源——科举制度。在全书的第一部分的楔子中，就借以王冕之口评议了八股取士制度，“这个法制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容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态度。
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科举制度已经逐渐地丧失了它存在的合理性，我国选拔人才从汉代的“贤良开科”到唐代的诗赋取士，科举制度取代推举选拔制度是一个进步，可是到后来，这种科举制度逐渐僵化。到明清考试内容以八股代替诗赋，这是科举制度的僵化、衰老的标志。科举考试逐渐成为一种形式，衡文取士，并无客观标准，完全取决于统治阶级的主观意图，贿赂舞弊公开，泄露成风。一般不学无术的官僚地主子弟可以进入统治阶层，而真正饱览群书、博学多才的青年才俊发出怀才不遇的感慨，被摒弃于仕官门之外。
《儒林外史》是小说艺术发展中以塑造人物形象、描写人物性格为主的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包括有许多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与之相应充蕴全书的讽刺意味也是主要以人物的言行对照，选择心理性行为、细节描写等手法来实现的。如作者对杜慎卿假清高的言行对照的描写和对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后壮胆打了他的嘴巴后感到手隐隐作痛的这一心理性细节的描写。福楼拜曾说：“在作品中，作家要象宇宙中的上帝一样，到处有他，却没有一个地方看得到他。艺术是第二自然，这个自然的创造者要用同样的方法，在每个原子中，在每个方面都必须别感觉到一种隐蔽而且无限的冷静。”吴敬梓在作品中表现的深谙此理。他置身于所写的人情物事之外，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并选定一个最容易看和描写事物的角度，然后就以犀利的目光和剔微不隐的笔触，看着和记录他的人物的活动。冷静地描写、含蓄地讽刺，这是鲁迅先生总结的“婉而多讽”的手法，也正是《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主要精神。
英国文艺评论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把整个小说中基本上无大变化，可一言以蔽之的人物称作“扁的人物”；把在整个小说中关系复杂的、随情节而发展的人物称作“圆的人物”。用“婉而多讽”的手法塑造的大多是“圆的人物”，用“直而多讽”的手法塑造的就多是“扁的人物”。“扁的人物”的审美价值并不一定在“圆的人物”审美价值之下。福斯特在论述狄更斯小说的人物时说：“狄更斯的人物几乎全是扁”。
《儒林外史》讽刺特色就是喜剧氛围下强烈的悲剧意识。这也是鲁迅先生精确名之的“戚而能谐”。我国古代剧论中就有“于歌笑中见哭泣”，寓哭于笑中。吴敬梓是笑的大师，他的喜剧激发着各种各样的笑，有嘲讽的、戏谑的、幽默的、欢乐的，同时也有爱的、恨的笑。但作为笑的基调，则是浸透着泪水的。“含泪的笑”是发人深省的笑，令人难以忘怀的笑。正是在这悲喜溶合中，包含着作者深邃的批判力。这“含泪的笑”或“含笑的泪”，是对生活的深刻揭示，也是对人物心灵的深入开掘，所以才产生了美学效果。悲与喜的相反相成和彼此渗透，能激发出比单纯的悲、单纯的喜，更为丰富、更为深刻的审美感情。
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果戈理成功的运用这种手法，创造出了“含笑的泪”的独特的讽刺喜剧风格。别林斯基这样评论道：“把果戈理君的几乎全部的中篇小说拿来看，他们的显著特点是什么？差不多每一篇都是些什么东西，都是以愚蠢开始，接着是愚蠢，最后以眼泪收场，可以称之为生活的可笑的喜剧，后来悲伤，这里有着多少诗、多少哲学、多少真实。”早于果戈理一世纪的吴敬梓，在他的嬉笑怒骂背后，潜藏着多少人生忧患！
参考文献：
[1]《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版.
关键词：讽刺；真实；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它全面的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处于封建统治下的人们的生活及精神面貌，尤其是作者吴敬梓用犀利的笔锋对准了当时的儒林阶层，写出了种种世相，严厉地指出了他们精神空虚和道德坠落的醒目现实。虽然小说中也写了借以代表作者正面理想的人和事，但《儒林外史》的价值并不在于此，而恰恰是作者对封建社会不合理事物的批判，这种批判很大程度上是以讽刺的形式表现的，因此，虽说“讽刺小说”这个名称还不能完全包括这部作品的全部内容，但正如对丑恶事物的批判是作品的内容上的主要成就一样，杰出的讽刺艺术也正是这部小说艺术上的突出成就，整部小说作品的成功，是与这一突出成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所谓讽刺是对假、丑、恶的否定，是一种特殊感情的表现形式，运用讽刺的目的在于揭露，揭露被讽刺者的矛盾所在，以及他的可笑可恶。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中国古典小说从萌芽到发展，在向写真人生靠拢的过程中，却经历了漫长的里程。
真实，是一切文学作品的生命。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就为讽刺这一武器找到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和坚实的根基。中国古代的寓言故事、唐人传奇、元明戏曲中都有讽刺作品或带有讽刺意味的描写。但总的来看，在中国古代一脉相传的儒家“温柔敦厚”的文学思想传统里，讽刺文学的发展是很薄弱、很艰难的，即使偶然流露点讽刺的光辉，但那光辉也是比较淡薄，直到吴敬梓的出现，才以洞察社会的锐利透彻的眼光，嬉笑怒骂，酣畅淋漓的文章，向旧时代的制度、道德及各种醉心利禄、虚伪无耻的人群做了普遍的嘲弄和鞭挞，在中国文学史上初次竖起古典讽刺小说文学的丰碑。鲁迅先生盛赞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中国第一部真正足以当得起讽刺小说之名的伟大文学作品。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精辟地指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是后亦解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所谓“戚而能谐”，是指描写内容上的悲剧性，作品在内容上是描写了病态社会造就了病态人物，病态心理，这是内容上悲剧性。在表现形式上却具有喜剧性，描写深入到社会的时代原因，讽刺的矛头不是对着某一个人。所谓“婉而多讽”，是指委婉曲折的讽刺，他不直接的褒贬人物，力求隐去作者的身影，而让形象直接同读者接触，在平凡、平庸、平常生活中表现出令人惊异的讽刺力量。
英国现代文学评论家福克斯在他的论著《小说与人民》中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量生产的知识生活的大部分，都是由于各种精神堕落和道德堕落而感到痛苦的狂人们的产物”。当吴敬梓这个封建时代的“狂人”由于封建制度下“各种精神堕落和道德堕落”而感到的痛苦感慨、激忿寓于《儒林外史》中时，他首先将他犀利的笔锋伸向他认为造成一切罪恶的根源——科举制度。在全书的第一部分的楔子中，就借以王冕之口评议了八股取士制度，“这个法制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容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态度。
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科举制度已经逐渐地丧失了它存在的合理性，我国选拔人才从汉代的“贤良开科”到唐代的诗赋取士，科举制度取代推举选拔制度是一个进步，可是到后来，这种科举制度逐渐僵化。到明清考试内容以八股代替诗赋，这是科举制度的僵化、衰老的标志。科举考试逐渐成为一种形式，衡文取士，并无客观标准，完全取决于统治阶级的主观意图，贿赂舞弊公开，泄露成风。一般不学无术的官僚地主子弟可以进入统治阶层，而真正饱览群书、博学多才的青年才俊发出怀才不遇的感慨，被摒弃于仕官门之外。
《儒林外史》是小说艺术发展中以塑造人物形象、描写人物性格为主的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包括有许多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与之相应充蕴全书的讽刺意味也是主要以人物的言行对照，选择心理性行为、细节描写等手法来实现的。如作者对杜慎卿假清高的言行对照的描写和对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后壮胆打了他的嘴巴后感到手隐隐作痛的这一心理性细节的描写。福楼拜曾说：“在作品中，作家要象宇宙中的上帝一样，到处有他，却没有一个地方看得到他。艺术是第二自然，这个自然的创造者要用同样的方法，在每个原子中，在每个方面都必须别感觉到一种隐蔽而且无限的冷静。”吴敬梓在作品中表现的深谙此理。他置身于所写的人情物事之外，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并选定一个最容易看和描写事物的角度，然后就以犀利的目光和剔微不隐的笔触，看着和记录他的人物的活动。冷静地描写、含蓄地讽刺，这是鲁迅先生总结的“婉而多讽”的手法，也正是《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主要精神。
英国文艺评论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把整个小说中基本上无大变化，可一言以蔽之的人物称作“扁的人物”；把在整个小说中关系复杂的、随情节而发展的人物称作“圆的人物”。用“婉而多讽”的手法塑造的大多是“圆的人物”，用“直而多讽”的手法塑造的就多是“扁的人物”。“扁的人物”的审美价值并不一定在“圆的人物”审美价值之下。福斯特在论述狄更斯小说的人物时说：“狄更斯的人物几乎全是扁”。
《儒林外史》讽刺特色就是喜剧氛围下强烈的悲剧意识。这也是鲁迅先生精确名之的“戚而能谐”。我国古代剧论中就有“于歌笑中见哭泣”，寓哭于笑中。吴敬梓是笑的大师，他的喜剧激发着各种各样的笑，有嘲讽的、戏谑的、幽默的、欢乐的，同时也有爱的、恨的笑。但作为笑的基调，则是浸透着泪水的。“含泪的笑”是发人深省的笑，令人难以忘怀的笑。正是在这悲喜溶合中，包含着作者深邃的批判力。这“含泪的笑”或“含笑的泪”，是对生活的深刻揭示，也是对人物心灵的深入开掘，所以才产生了美学效果。悲与喜的相反相成和彼此渗透，能激发出比单纯的悲、单纯的喜，更为丰富、更为深刻的审美感情。
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果戈理成功的运用这种手法，创造出了“含笑的泪”的独特的讽刺喜剧风格。别林斯基这样评论道：“把果戈理君的几乎全部的中篇小说拿来看，他们的显著特点是什么？差不多每一篇都是些什么东西，都是以愚蠢开始，接着是愚蠢，最后以眼泪收场，可以称之为生活的可笑的喜剧，后来悲伤，这里有着多少诗、多少哲学、多少真实。”早于果戈理一世纪的吴敬梓，在他的嬉笑怒骂背后，潜藏着多少人生忧患！
参考文献：
[1]《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