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忧”到“悲”，再到 “善”，就比“愁”与“怨”的美学更上了一个境界。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台湾诗人郑愁予20世纪50年代所写下的《错误》，多年来被人们反复吟诵，甚至被收录进了一些中学语文课本。现年83岁的他最近频繁在大陆参加诗歌活动，“马蹄声”似又响起。
郑愁予是内地读者最为熟悉的台湾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以优美、潇洒、富有抒情韵味著称。台湾诗人杨牧曾说：“郑愁予是中国的中国诗人，用良好的中国文字写作，形象准确，声籁华美，而且是绝对的现代。”
郑愁予的孩童和少年时代，由于战争而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生活，逃难中令人惊心的马蹄声成了郑愁予难以忘却的记忆。然而，郑愁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的诗里不要痛苦，它可能是“愁”，但是最重要的是它给我们生活的力量。
战马要赶快到达目的地
《瞭望东方周刊》：《错误》一诗发表距今已有62年的时间，其中，“达达的马蹄”等诗句仍广为流传。这首看似唯美的诗，背后是否有不为人所知的故事？
郑愁予：《错误》这首诗，我其实酝酿了非常久。童年，我是在南京上的鼓楼幼稚园，后来又在汉口路小学读书。那个时候，我在家里的院子里看到日本飞机从天空飞过。这时，我母亲就赶快把我拉到屋里，躲避炸弹。再后来，我们开始逃难，从南京向北走，一直到了山东。
我能记住路上的点滴。小的时候记得南京有个栖霞山，我去栖霞山看过红叶，在山东的时候我看到一棵树的叶子是红的，我就喊“枫叶枫叶”，他们说那不是枫叶，是柿子叶。我以这样的敏感，一路上记录了战争的惨况。
还有一次，铁桥被炸断了，我们经过一个小镇的时候，道路不宽，能听到“哒哒哒”的声音，后来看到几匹战马拉着炮车跑过。第一辆车经过时就把我撞到一边，所以这个声音非常强烈，直到现在留还在我的记忆里。
《瞭望东方周刊》：“达达的马蹄”，你用了“达”字，是否有特殊的含义？
郑愁予：我没有用“哒”而选择了“到达”的“达”，是因为这个声音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纯粹的声音，它还包含着一个意义——这些战马要赶快到达目的地，因为前线需要这些炮。
《瞭望东方周刊》：这首诗里描绘的意象有具体所指吗？“我打江南走过”，这个“江南”指的是南京吗？
郑愁予：为什么“打江南走过”？我是从南京出发的，逃难到北京，后来又回南京。那时，我已经16岁了，回到南京后我要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莫愁湖，因为我离开南京时也是先去了那里。
我小的时候最爱莫愁湖，因为我最喜欢采莲女，她们坐一个圆澡盆，转着转着，把莲叶、莲子统统采下去。诗的前两句就是在说，我打江南走过，又回到这个地方了，但是一片残败。
无常观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描述自己的心路历程：“在抗战中度过的幼年，我生活在孤独里，接触到的兵荒马乱，遭遇到中国巨大的破坏和灾难，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你的诗里反映出来的漂泊感是对儿时记忆的一种呈现吗？
郑愁予：确实如此。我在抗战时期还是儿童，那时，我不知道什么是战争，只知道是动乱，知道打仗了。后来，才知道是谁侵略了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会受到别的国家侵略。所以，当我写诗的时候特别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俄国也不止一次受侵略，在他们意识里也是需要自己保卫疆土，所以我受俄国特别是俄国小说的影响很深。
郑愁予是大陆读者最为熟悉的台湾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以优美、潇洒、富有抒情韵味著称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痛苦在你的诗中反而呈现出清新唯美之感。
郑愁予：这种痛苦是深藏在我童年、少年的记忆里的。当我写作的时候，思想已经成熟了，知道如何去表达诗歌美的所在。这种痛苦已经不是我要写的主题了。
到50岁的时候，我才找出这个名词叫做“无常观”。从幼年开始，我所经历的这些战争、这些痛苦已经化在我的潜意识里，成为“无常观”。在我的诗歌里，我不要痛苦。无常观表现的不是痛苦，它可能是“愁”，但是最重要的是诗歌要给我们生活的力量。
我们读诗常常读到“愁”字，这个“愁”字和痛苦、悲愤等情绪是不一样的。“愁”是诗人对于时光迅速消逝的一种敏感。
排斥抒情，提倡知性
《瞭望东方周刊》：因为《错误》，你被当作浪漫主义的抒情诗人。但你并不认为如此？
郑愁予：我其实是属于现代主义的，现代诗派的一项主张，正是反浪漫主义。
我排斥抒情，提倡知性。“抒情”两个字使用起来很危险，你怎么抒情？有人喜欢用“今生”“来世”“无怨无悔”这些没有感情的文字套语，这样的抒情首先要叫他们停止。真正的抒情要有意境。
中国古诗里最宝贵的是知性。你看杜甫的诗就可以知道，他的诗是有主旨的，而不是空洞的，泛情的。
我诗歌的底色是人道主义，如西方人所说，诗表现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human condition——人类的精神，人类的生活状况。我开始学写诗的时候正值日本侵华，是我们民族遇到大灾难的时刻，那时写的多是关系民族命运的作品。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传统诗歌对你的影响大吗？
郑愁予：在逃难逃到济南的时候，母亲教给我一首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我很快就记住了，没事的时候我就想这个意思，慢慢就知道我父亲那个时候离开我们已经两三个月了，没有一点音信。
我从小就喜欢中国诗词。很多人把《错误》这首诗当作情诗理解，其实是闺怨诗。闺怨诗是中国传统诗歌的题材，像李白的“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甚至《诗经》里都有等候丈夫和儿子归来的妇人，那些诗深深地打动了我。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这些都是当时影响我的诗，至今都难以忘怀。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怎样的诗歌才可以传世？
郑愁予：传世的诗作甚少是书斋型的，因为诗是用活泼语言和普世艺术观表达人类的“美”和“善”。美是艺术的手段，善是艺术的目的。
少年时，善写风花雪月来慨叹时间之流逝，这是“愁”;随着岁月渐长，关心的问题从个人到民族到人类，从“忧”到“悲”，再到 “善”，就比“愁”与“怨”的美学更上了一个境界。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台湾诗人郑愁予20世纪50年代所写下的《错误》，多年来被人们反复吟诵，甚至被收录进了一些中学语文课本。现年83岁的他最近频繁在大陆参加诗歌活动，“马蹄声”似又响起。
郑愁予是内地读者最为熟悉的台湾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以优美、潇洒、富有抒情韵味著称。台湾诗人杨牧曾说：“郑愁予是中国的中国诗人，用良好的中国文字写作，形象准确，声籁华美，而且是绝对的现代。”
郑愁予的孩童和少年时代，由于战争而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生活，逃难中令人惊心的马蹄声成了郑愁予难以忘却的记忆。然而，郑愁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的诗里不要痛苦，它可能是“愁”，但是最重要的是它给我们生活的力量。
战马要赶快到达目的地
《瞭望东方周刊》：《错误》一诗发表距今已有62年的时间，其中，“达达的马蹄”等诗句仍广为流传。这首看似唯美的诗，背后是否有不为人所知的故事？
郑愁予：《错误》这首诗，我其实酝酿了非常久。童年，我是在南京上的鼓楼幼稚园，后来又在汉口路小学读书。那个时候，我在家里的院子里看到日本飞机从天空飞过。这时，我母亲就赶快把我拉到屋里，躲避炸弹。再后来，我们开始逃难，从南京向北走，一直到了山东。
我能记住路上的点滴。小的时候记得南京有个栖霞山，我去栖霞山看过红叶，在山东的时候我看到一棵树的叶子是红的，我就喊“枫叶枫叶”，他们说那不是枫叶，是柿子叶。我以这样的敏感，一路上记录了战争的惨况。
还有一次，铁桥被炸断了，我们经过一个小镇的时候，道路不宽，能听到“哒哒哒”的声音，后来看到几匹战马拉着炮车跑过。第一辆车经过时就把我撞到一边，所以这个声音非常强烈，直到现在留还在我的记忆里。
《瞭望东方周刊》：“达达的马蹄”，你用了“达”字，是否有特殊的含义？
郑愁予：我没有用“哒”而选择了“到达”的“达”，是因为这个声音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纯粹的声音，它还包含着一个意义——这些战马要赶快到达目的地，因为前线需要这些炮。
《瞭望东方周刊》：这首诗里描绘的意象有具体所指吗？“我打江南走过”，这个“江南”指的是南京吗？
郑愁予：为什么“打江南走过”？我是从南京出发的，逃难到北京，后来又回南京。那时，我已经16岁了，回到南京后我要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莫愁湖，因为我离开南京时也是先去了那里。
我小的时候最爱莫愁湖，因为我最喜欢采莲女，她们坐一个圆澡盆，转着转着，把莲叶、莲子统统采下去。诗的前两句就是在说，我打江南走过，又回到这个地方了，但是一片残败。
无常观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描述自己的心路历程：“在抗战中度过的幼年，我生活在孤独里，接触到的兵荒马乱，遭遇到中国巨大的破坏和灾难，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你的诗里反映出来的漂泊感是对儿时记忆的一种呈现吗？
郑愁予：确实如此。我在抗战时期还是儿童，那时，我不知道什么是战争，只知道是动乱，知道打仗了。后来，才知道是谁侵略了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会受到别的国家侵略。所以，当我写诗的时候特别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俄国也不止一次受侵略，在他们意识里也是需要自己保卫疆土，所以我受俄国特别是俄国小说的影响很深。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痛苦在你的诗中反而呈现出清新唯美之感。
郑愁予：这种痛苦是深藏在我童年、少年的记忆里的。当我写作的时候，思想已经成熟了，知道如何去表达诗歌美的所在。这种痛苦已经不是我要写的主题了。
到50岁的时候，我才找出这个名词叫做“无常观”。从幼年开始，我所经历的这些战争、这些痛苦已经化在我的潜意识里，成为“无常观”。在我的诗歌里，我不要痛苦。无常观表现的不是痛苦，它可能是“愁”，但是最重要的是诗歌要给我们生活的力量。
我们读诗常常读到“愁”字，这个“愁”字和痛苦、悲愤等情绪是不一样的。“愁”是诗人对于时光迅速消逝的一种敏感。
排斥抒情，提倡知性
《瞭望东方周刊》：因为《错误》，你被当作浪漫主义的抒情诗人。但你并不认为如此？
郑愁予：我其实是属于现代主义的，现代诗派的一项主张，正是反浪漫主义。
我排斥抒情，提倡知性。“抒情”两个字使用起来很危险，你怎么抒情？有人喜欢用“今生”“来世”“无怨无悔”这些没有感情的文字套语，这样的抒情首先要叫他们停止。真正的抒情要有意境。
中国古诗里最宝贵的是知性。你看杜甫的诗就可以知道，他的诗是有主旨的，而不是空洞的，泛情的。
我诗歌的底色是人道主义，如西方人所说，诗表现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human condition——人类的精神，人类的生活状况。我开始学写诗的时候正值日本侵华，是我们民族遇到大灾难的时刻，那时写的多是关系民族命运的作品。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传统诗歌对你的影响大吗？
郑愁予：在逃难逃到济南的时候，母亲教给我一首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我很快就记住了，没事的时候我就想这个意思，慢慢就知道我父亲那个时候离开我们已经两三个月了，没有一点音信。
我从小就喜欢中国诗词。很多人把《错误》这首诗当作情诗理解，其实是闺怨诗。闺怨诗是中国传统诗歌的题材，像李白的“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甚至《诗经》里都有等候丈夫和儿子归来的妇人，那些诗深深地打动了我。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这些都是当时影响我的诗，至今都难以忘怀。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怎样的诗歌才可以传世？
郑愁予：传世的诗作甚少是书斋型的，因为诗是用活泼语言和普世艺术观表达人类的“美”和“善”。美是艺术的手段，善是艺术的目的。
少年时，善写风花雪月来慨叹时间之流逝，这是“愁”;随着岁月渐长，关心的问题从个人到民族到人类，从“忧”到“悲”，再到 “善”，就比“愁”与“怨”的美学更上了一个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