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同志的《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写成，上起原始时代，下迄1800年。此书研究中西文化关系，这个“西”是广义的西，就是中国以外的异域，包括古代的西域、印度、阿拉伯，直到近代的西方（欧美）；所论文化内容十分广阔，经济、政治、军事、农业、工业、商业、贸易、科技、绘画、雕刻、音乐、舞蹈，兼容并包，无所不有；而“关系”论的主要是交流，即双向的交流，既有中国文化的输出，也有异域文化的输入，一出一入之间，形成了复杂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提高了世界文化的水平，有益于世界文化、文明的发展。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作者将其放在具体的世界政治、军事环境中叙述，指出交流虽然是人民之间早已存在的涓涓细流，但政治、军事的变化是这些交流加速或迟滞的导因。例如，张骞凿空，他本人和副使等到达中亚、西亚、南亚各地，广加联络，西汉政府和西域各国的友好往来迅速发展，西来使者相望于途。自西汉西行的使团据说一年之中多则十几个，少则五六个，使团规模大则数百人，小则百余人。出访一次所需时间从数年到八九年。与使臣访问同时，一群群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中西之间的陆路交通向西延伸一直到奄蔡（咸海与里海之间）和条支（今伊拉克一带）。后来汉武帝击匈奴，伐大宛，建立西域都护府，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
　　唐代国力强盛，灭西突厥后，在中亚河中地区相继设立大宛都督府、康居都督府等羁縻州府，后更于于阗以西至波斯以东，分别设置都督府、州、县等，所涉地区包括今中亚、以及西亚和南亚的个别地区。虽然这些设置都属于羁縻州府性质，但保证了上述地区和唐王朝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也保障了中西陆路交通的安全畅通。有唐一代乃泱泱大国，各种物品，如丝绸、铁器、日用品、技术、文化，不断向西方传播，而西方文化，也通过官私贸易，不断传来，长安成为国际大都会，国际文化交流场所。
　　宋代重文轻武，军力衰落，少数民族政权往往阻碍商路交通，如西夏横亘于今宁夏地区，时常抢劫商旅，导致丝绸之路贸易下降。这时虽然有大批僧人西行求法，规模空前，但再也没有法显、玄奘那样的作用了，所以历史上的记载也十分稀少。蒙元时期，建立了横跨亚、欧、非三州的大帝国，以大都（今北京）为首都，东西交通有国家修建的驿道相连，十分便利于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但宋元之际，海上交通日渐发达，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而陆上贸易因中亚地区不断战乱而衰落。
　　明清时，西欧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不断向中国请求进行贸易，叩关抢劫，占領土地。但我们依然是老大帝国，执行了错误的闭关锁国政策。明代朱元璋固步自封，一贯不关注域外事务。自郑和下西洋后，明朝就严申海禁，导致沿海民生凋敝，海盗猖獗。不得已隆庆元年（1567）重开海禁，到晚明又复禁止。清朝继续海禁政策，而且康熙时实行残酷的迁海，强迫大批沿海居民内迁，结果沿海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经济倒退，造成很大损失。西欧在连续试探后，得知大清帝国军力衰败，终于下了进行武装侵略的结论，这就是“落后就要挨打”的铁律。
　　该书另一个特点是具有扎实的史料基础，旁征博引，反复申说，在一些章、节还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对有争议的问题给出自己的见解。如对中国航海使用的罗盘，根据历史资料详细说明，研究了它如何传入阿拉伯。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使用的是和中国类似的水浮针和木刻指南鱼，后来欧洲人应用了万向支架，使罗盘可以永远保持水平状态。中国虽然有万向支架的知识，但没有用在罗盘上。直到18世纪，由于近代轮船剧烈震动和磁场干扰，欧洲人才把中国的水浮针和万向支架结合起来，造成了液体磁罗盘，这说明中西文化交流的巨大作用。
　　马可·波罗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标志性人物，但学术界对他是否到过中国，一直存在争论。因为《马可·波罗游记》有不少可疑之处，所以有人认为他只是根据别人的记述汇集成书，他本人没有来过中国，而是逗留在波斯等地。该书肯定马氏到过中国的认识，并且还提出一条辅证，即中世纪晚期游历西亚和中亚的几个欧洲人都提到一则中国格言，大意是说中国人有两只眼，法兰克人有一只眼，而其他人则是盲目。这则格言和中国毫无关系，大约于九世纪形成于波斯地区，后来在中亚和西亚广泛流传，而马可·波罗没有提到它，证明马可·波罗对格言出处的波斯并不熟悉，他没有游历该地。
　　关于中国养蚕技术如何传入西方，作者也驳斥了于阗公主偷蚕种的说法，认为是通过东罗马、波斯传入的。中国本来就没有什么将养蚕技术保密的规定，蚕种西传不受这种人为的阻碍。
　　一些章节的分析提高到理论高度，是该书一大特点。如中国历史上的儒、佛、道之争，一向是思想史上的大问题。作者详细介绍了佛教传入中国的情况，指出由于它是一种异域文化，和中国传统儒家学说产生了激烈碰撞，在南北朝时期集中爆发，发生了形神之辩，夷夏之争，沙门是否拜敬王者，神灭与神不灭之争，有无因果报应之争和是否孝亲等争论。在争论中，佛教尽量迎合儒家传统，调整自己的教义，删改不适合的佛教经典，以求符合儒家伦理，特别是花了很大力气，说明孝也是佛教的主张，所谓“戒虽万行，以孝为宗”。将《盂兰盆经》作为佛教的孝经，逐渐在和儒家的争论中取得理解。佛教和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也进行了争论，由于道教教义本来薄弱，所以争论中发生了道教借取佛教教义，改善自己理论的现象。
　　文化交流、碰撞的结果是佛教的中国化和三教合流。北魏时设立僧官制度，于僧徒内设立不同层次的僧官，使之等级化，这就是本来主张“众生平等”的佛教也追随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而官僚化。隋唐时三教合流趋势明显，统治阶级也说“三教虽异，善归一揆”。这时形成的佛教各宗派都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派别，和印度佛教有很大不同，特别是禅宗是中国化佛教的典型代表，主张顿悟成佛，淡化了出世与入世的界限。到了宋代，理学体系形成，意味着熔儒、佛、道于一炉，佛教的中国化彻底完成。
　　关于近代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从礼仪之争开始，对明清之际中国对西方的认识和近代欧洲对中国的认识进行了深入探讨。根据18世纪中国政治制度和西欧政治的状况，说明当时欧洲的一些思想家，包括启蒙思想家，都是从欧洲自己的政治制度需要出发来论证中国的。他们钦佩中国政治与道德的一体性，认为中国的温和的专制主义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所以引起了一股中国热，后来这种理论上的中国热又进入实践领域，法国的重农学派中有人想学习中国也实行重农政策，结果归于失败。18世纪的欧洲已经向着近代化的方向不可逆转地发展，日益表现为自信与优越感，中国的古老就被归入“落后”这一范畴，与他们的进步相对照。
　　截止到18世纪，欧洲仍深受圣经神学观念制约，极力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寻找相似性，以将中国的宗教纳入基督教范畴，也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纳入圣经教义内。随着教会权威的衰落，在中国和欧洲寻找相似性的动机逐渐失效，于是欧洲对他们自己所塑造的中国形象重新评估。而中西文化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差异性，18世纪时两者的发展道路又截然不同，这样就建立起中国是欧洲对立面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成为以后欧洲人认识中国的起点。而启蒙时代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
　　该书体大思精，资料丰富，条分缕析，论证细密，实为不可多得之佳作，相信它的出版，定将有益于我国文化交流史之推进。
　　（作者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历史系主任等职，现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中国中世纪研究会名誉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