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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拿来主义》最初发表于1934年6月7日的《中华日报·动向》上。在此之前，在文化界就展开了对中国文化走向的讨论，有人主张“全盘西化”，有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人固守旧的文化，反对学习世界先进文化。鲁迅《拿来主义》的内容研究和思想研究多关注“对待外国文化”和“对待古代文化遗产”，其显著的现实针对性都带有鲁迅自身不可忽视的“问题意识”，达到“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结合”。“拿来”、“送去”的施动者所传递的主体性与主动性都是自身超越的前提，“问题”的提出也是自我探索的结果。一方面，文化交往是民族国家地区发生在文化领域的交往，对此做出的交往合理化的研究，是对于实践的合理建构。另一方面，把民族或者国家文化的交流当做文化现象来认识，出于对认识的本质的探讨，这个过程也是克服与再认识的新阶段。
关键词：文化主体与客体；主体价值失衡；理解；文化交往
“拿来主义”的文化研究涉及大背景下的文化主体对于文化交流活动中的摄取和交流的不平衡问题，狭义下的“拿来”、“送去”等行为着重表现在批判送去主义，同时揭露抛来“拿来”的异质，不过从文化现象的社会性意识方面，做出文化交往和文化认识的新立场的阐释，也是新尝试。因此，可以从文化主体以及文化交往行为对“拿来主义”进行探索。首先对“拿来”、“送去”等交往的主客体包含内的行为出立体的界定，并对其交往行为的本质特征和新归途进行探讨。
一、“拿来主义”中文化认识论的范围指涉
“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终不知后事如何”，那么准备工作也必定是草草了事的，这种不断改造下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临时建构，必定是仓促与粗糙的。紧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得到国际认可的南京国民政府，接下来需稳固内部文化思想软实力，在动荡的政治与文化时局下这种任务尤为紧迫，得不到历史的检验与筛选，短时间内“一种包括文化上的民族和政治上的国家在内的双重结构”得以形成。“双重结构”的结合是脆弱的，是强行的、是不充分的，这种结合是混合着不足的、半正当性的与正当性，意识与无意识的，个人与社会结合不充分的。由于这种结合的不充分、不成熟性质，所以这种阶段化下的仓促展示就是不明朗的。在这种不充分下的展示与表现自然也是漏洞百出的，“几张古画和新画”，“除伯希和以及卢芹斋借展作品的真实性有所保证外，各收藏家提供的作品真伪难辨，徐悲鸿说其‘伪作亦’，除了作品的真伪以外，画册中对作品的描写也只得听由收藏家的叙述，因此错误颇多。”对外展示的“中国画”的概念仅仅是二元对立的下直接阐释，与西方美术观念的对照，从而形成“中国画”这一概念，它是现代语境“国粹”意识下区别西洋绘画的产物，更像是一种在政治立场上的形式逼迫下的“赶作业式”的民族自我认同。这里的“中国画”是被外力促使下被迫形成的对“西方美术”的逆反，不是成熟的表现；是尝试与融合的新产物，并不是中国传统美术的全貌呈现。这种呈现的认识不是天然的，而有着一种从不和谐与冲突向和谐整一契合的艰难转变过程。
“梅兰芳博士”的交流行为展示着东西方的密切关联，以1934年赴苏联公演影响最大，左翼戏剧家联盟在批判的看待旧剧的同时，仍然将旧剧作为阶段性代替中国的代表性表现之一。正是看到了京剧等传统戏曲作为大众艺术在民间的影响力及其艺术上的可资借鉴之处，因此这些掌握了辩证法的左翼文人，对于梅兰芳访苏事件的评论就有了两个批评向度。他们批评那些激進者忽视了旧剧的大众化特性，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保守主义者：“把旧剧訾毁得一钱不值固未可，然而，看到苏联请梅兰芳演剧，就认为中国旧剧在世界剧坛上已发扬光大亦不必。”另一个向度则展现出东方文艺的价值，在这几类交流活动中的输出是自觉地，然而输入是不自觉地。未被主体化的西方文化客体仍然在传输，然而主体暂不能领会其新属性，不能及时捕获当时现实所需的必要“养分养料”。但是当这种文化主体接受行为成为认识的自觉性活动时，这种自觉性活动的进行就代表了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在形成“‘新主人’的自觉性活动”的过程中，不充分与不和谐的体现就显得正常和可接受。“这种研究达到一定的量，当它们异化于主体时，就产生了新旧认识论的质的飞跃。”“运用脑髓、放出眼光”的认识就是以文化性为内核的文化现象，也就是在人化活动基础上以主体为载体的客观性的反映与以客体为对象的主体性的表现的有机统一”。以文化性为内核，意味着认识也是具有统一性的文化活动。
二、“拿来主义”主体价值失衡与文化阶段性发展阻碍
这里的主体指涉范围已经提到，是作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以及所属的文化体系。不过作为阶段性的偏失现象，是否只是因为“地下埋着世界几百年用的煤”致使自身发展的饱和性阻碍，还是都归结于那个时代追求西方“太阳般”的价值体系下的不平衡现象？
在文化价值体系的评定过程中，“历史文化”贬值或者“文化自信”的膨胀所造成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技术与文化的入侵直接掩盖了中国的发展方向道路，就连“摩登”的音译，都代表着“现代”与“时髦”。这种“被‘送来者’”的强制性将各类“洋货”漫无目的的给予，作为“我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并且被“吓怕了”，甚至“拿来”都只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不平等的侵略性的、剥夺性的“被送来”使得交往平等基准线降到了很低，同时还带了带来的不可估量的“文化危害”，造成了那个时代文化价值的失衡。这里的“主体文化价值失衡”指的是；对自己应有的、客观的文化立场的错失以及迷失。追求“拿来”的优先性的南京国民政府欲在民国复刻当时西方社会的完全的文化价值体系，甚至站在了“非理性”对待历史文明遗产的立场上，不但不能正确的给与“穷青年”以合理的文化认识导向，甚至会把对这方面的探讨与发展引向“偏执”的地步。“偏执”所致的虽然是“暂时性”的脱离正常的成长方向，但是这种“偏失”还是存在回到正轨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已经处在压倒性位置的是“西方”的暂时阶段性胜利。 上述的分析可以归结为，“新人”主体的革命必要性与阻却性是“文艺”发展的前提，所以抛开这一前提一味地去谈论文化的扩张与传播或者一些直接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同时 ， 从上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 “清醒的青年”主体在历史中阶段性迷失是必然的，但是内化于中国民族精神的文化价值的失衡最终会回归正途，尽管会发生一系列偶然的暂时的窘境。
三、“拿来主义”交往行为的失衡与合理化追求的新归途
“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穷青年”并不是不能接受“新文艺”的砖瓦，只是犹豫而已。这种犹豫便是意识的退却。洛克认为“人作为社会动物，需要相互沟通并达成理解，否则社会便不能带给人安慰和利益。”在辨别、使用、存放、毁灭”中的各种行为，都是产生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主体的有意识的交往。黑格尔早在《精神现象学》中既已说过：“一个自我意识对一个自我意识，这样一来，它才是起初的自我意识”。从上一章对于“拿来”、“被送来”认识论中“主体与客体”的认识程式，在此尝试过渡到“主体与主体”的认识程式，即所谓主张以“主体间性”的认识。
“拿来主义”背景下要守住的千百年间积累的文明的积淀，内化为中华民族本质精神属性的一切具有无限价值的成果，就不得不“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清醒的青年们”意识到了在“拿来”的影响作用下，封建社会下的既得生产力方式以及思想意识已经不能满足“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国家社会“旧房子”的需要。下面通过对不同的交往行为的“危机”的分析，即“拿来”、“被送来”、“抛来”等行为分析，来了解一下这些文化交往失衡的的程度与损失。
文化交往以相互理解为基础，强调“理解”交往的核心内容，然而时代背景下就算有“礼尚往来”，更别说“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就算有也不过是形式上的平衡交际，远没有达到“理解”的深层次的交往。在社会规范内的框架内的行为，应是双向主体下的真诚的仪式性的规范框架下进行合理性的行为。作为交流与交往的基本行为，应在广域范围下的平均接受水平的审视下，通过中介交流进行的基本行为，建立协调的交往关系，最重要的就是“理解”的一致性的实现。这可以在国际汉学领域方面的“理解”，可以找到共识的感受。这也是国际汉学领域最为追求与想实现的目标。“汉学”与“国学”一个时期以来成为国内学术界流行色，前者指海外对于传统中国的研究，后者指国人对于传统学术的研究。研究的对象都是中国历史文化，只是主体不同而已。从外部看中国，从内部反省自己。不过建立的前提都是“理解”。
四、结语
主要对“拿来”与“理解”的认识及文化交往的浅析下，可以回到文化认识的视角对文化交往的现实困境进行反思。文化交往是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建立在认识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上。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新人”主体的认识活动本身就存在着以“穷青年”主体—“洋货”客体的方式进行的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和以“本身旧房子”主体—“新房子的砖瓦”主体进行的对他者的认识两种不同的形式，文化交往的现实复杂性便由此清晰展现出来，尤其是不同文化的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以及如何转化成一种平等的理解和有效的交往。
“拿來主义”下的种种是不乏工具理性的产物，是“主体—客体”的思维方式凝固化的表现，在这种文化环境下文化交往应该突出的道德要求，用平等待人的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转变“主体间性”的思维方式，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自由地交往，这对于现代的阅读行为、学习行为有一定的方法论含义。
参考文献：
[1] 魯迅.且介亭杂文[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 钱理群.怎样读《拿来主义》[J].中学语文教学，2013（11）.
[3] 颜敏.“东方学”与“西方学”——读萨义德《东方学》[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04）.
[4] 赵颖.文化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研究[D].东南大学，2015.
[5] 蔡国威.1933年巴黎中国美展上的古画和徐悲鸿[J].中国美术，2018（04）.
[6] 谢清明.1935年梅兰芳访苏与中苏文化交流[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
[7] 武献民.主体是认识论发展的推动者[J].兰州大学学报，1987（04）.
[8] 吴家清.从普通认识论到文化认识论：认识论视角的新转换[J].现代哲学，1999（01）.
[9] 李洁非.1840年以来的清帝国[J].名作欣赏，2016（25）.
[10] 张敏.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合理性[ J].江西社会科学，2014（08）.
[11] 黑格尔〔德〕.精神现象学〔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杨洋，孙珠峰.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渊源、途经及评价[J].社科纵横，2017（10）.
[14] 龙麟，赵玲.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特征及其当代意义[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12）.
作者简介：王铮（1995—），男，山东济南人，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关键词：文化主体与客体；主体价值失衡；理解；文化交往
“拿来主义”的文化研究涉及大背景下的文化主体对于文化交流活动中的摄取和交流的不平衡问题，狭义下的“拿来”、“送去”等行为着重表现在批判送去主义，同时揭露抛来“拿来”的异质，不过从文化现象的社会性意识方面，做出文化交往和文化认识的新立场的阐释，也是新尝试。因此，可以从文化主体以及文化交往行为对“拿来主义”进行探索。首先对“拿来”、“送去”等交往的主客体包含内的行为出立体的界定，并对其交往行为的本质特征和新归途进行探讨。
一、“拿来主义”中文化认识论的范围指涉
“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终不知后事如何”，那么准备工作也必定是草草了事的，这种不断改造下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临时建构，必定是仓促与粗糙的。紧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得到国际认可的南京国民政府，接下来需稳固内部文化思想软实力，在动荡的政治与文化时局下这种任务尤为紧迫，得不到历史的检验与筛选，短时间内“一种包括文化上的民族和政治上的国家在内的双重结构”得以形成。“双重结构”的结合是脆弱的，是强行的、是不充分的，这种结合是混合着不足的、半正当性的与正当性，意识与无意识的，个人与社会结合不充分的。由于这种结合的不充分、不成熟性质，所以这种阶段化下的仓促展示就是不明朗的。在这种不充分下的展示与表现自然也是漏洞百出的，“几张古画和新画”，“除伯希和以及卢芹斋借展作品的真实性有所保证外，各收藏家提供的作品真伪难辨，徐悲鸿说其‘伪作亦’，除了作品的真伪以外，画册中对作品的描写也只得听由收藏家的叙述，因此错误颇多。”对外展示的“中国画”的概念仅仅是二元对立的下直接阐释，与西方美术观念的对照，从而形成“中国画”这一概念，它是现代语境“国粹”意识下区别西洋绘画的产物，更像是一种在政治立场上的形式逼迫下的“赶作业式”的民族自我认同。这里的“中国画”是被外力促使下被迫形成的对“西方美术”的逆反，不是成熟的表现；是尝试与融合的新产物，并不是中国传统美术的全貌呈现。这种呈现的认识不是天然的，而有着一种从不和谐与冲突向和谐整一契合的艰难转变过程。
“梅兰芳博士”的交流行为展示着东西方的密切关联，以1934年赴苏联公演影响最大，左翼戏剧家联盟在批判的看待旧剧的同时，仍然将旧剧作为阶段性代替中国的代表性表现之一。正是看到了京剧等传统戏曲作为大众艺术在民间的影响力及其艺术上的可资借鉴之处，因此这些掌握了辩证法的左翼文人，对于梅兰芳访苏事件的评论就有了两个批评向度。他们批评那些激進者忽视了旧剧的大众化特性，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保守主义者：“把旧剧訾毁得一钱不值固未可，然而，看到苏联请梅兰芳演剧，就认为中国旧剧在世界剧坛上已发扬光大亦不必。”另一个向度则展现出东方文艺的价值，在这几类交流活动中的输出是自觉地，然而输入是不自觉地。未被主体化的西方文化客体仍然在传输，然而主体暂不能领会其新属性，不能及时捕获当时现实所需的必要“养分养料”。但是当这种文化主体接受行为成为认识的自觉性活动时，这种自觉性活动的进行就代表了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在形成“‘新主人’的自觉性活动”的过程中，不充分与不和谐的体现就显得正常和可接受。“这种研究达到一定的量，当它们异化于主体时，就产生了新旧认识论的质的飞跃。”“运用脑髓、放出眼光”的认识就是以文化性为内核的文化现象，也就是在人化活动基础上以主体为载体的客观性的反映与以客体为对象的主体性的表现的有机统一”。以文化性为内核，意味着认识也是具有统一性的文化活动。
二、“拿来主义”主体价值失衡与文化阶段性发展阻碍
这里的主体指涉范围已经提到，是作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以及所属的文化体系。不过作为阶段性的偏失现象，是否只是因为“地下埋着世界几百年用的煤”致使自身发展的饱和性阻碍，还是都归结于那个时代追求西方“太阳般”的价值体系下的不平衡现象？
在文化价值体系的评定过程中，“历史文化”贬值或者“文化自信”的膨胀所造成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技术与文化的入侵直接掩盖了中国的发展方向道路，就连“摩登”的音译，都代表着“现代”与“时髦”。这种“被‘送来者’”的强制性将各类“洋货”漫无目的的给予，作为“我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并且被“吓怕了”，甚至“拿来”都只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不平等的侵略性的、剥夺性的“被送来”使得交往平等基准线降到了很低，同时还带了带来的不可估量的“文化危害”，造成了那个时代文化价值的失衡。这里的“主体文化价值失衡”指的是；对自己应有的、客观的文化立场的错失以及迷失。追求“拿来”的优先性的南京国民政府欲在民国复刻当时西方社会的完全的文化价值体系，甚至站在了“非理性”对待历史文明遗产的立场上，不但不能正确的给与“穷青年”以合理的文化认识导向，甚至会把对这方面的探讨与发展引向“偏执”的地步。“偏执”所致的虽然是“暂时性”的脱离正常的成长方向，但是这种“偏失”还是存在回到正轨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已经处在压倒性位置的是“西方”的暂时阶段性胜利。 上述的分析可以归结为，“新人”主体的革命必要性与阻却性是“文艺”发展的前提，所以抛开这一前提一味地去谈论文化的扩张与传播或者一些直接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同时 ， 从上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 “清醒的青年”主体在历史中阶段性迷失是必然的，但是内化于中国民族精神的文化价值的失衡最终会回归正途，尽管会发生一系列偶然的暂时的窘境。
三、“拿来主义”交往行为的失衡与合理化追求的新归途
“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穷青年”并不是不能接受“新文艺”的砖瓦，只是犹豫而已。这种犹豫便是意识的退却。洛克认为“人作为社会动物，需要相互沟通并达成理解，否则社会便不能带给人安慰和利益。”在辨别、使用、存放、毁灭”中的各种行为，都是产生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主体的有意识的交往。黑格尔早在《精神现象学》中既已说过：“一个自我意识对一个自我意识，这样一来，它才是起初的自我意识”。从上一章对于“拿来”、“被送来”认识论中“主体与客体”的认识程式，在此尝试过渡到“主体与主体”的认识程式，即所谓主张以“主体间性”的认识。
“拿来主义”背景下要守住的千百年间积累的文明的积淀，内化为中华民族本质精神属性的一切具有无限价值的成果，就不得不“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清醒的青年们”意识到了在“拿来”的影响作用下，封建社会下的既得生产力方式以及思想意识已经不能满足“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国家社会“旧房子”的需要。下面通过对不同的交往行为的“危机”的分析，即“拿来”、“被送来”、“抛来”等行为分析，来了解一下这些文化交往失衡的的程度与损失。
文化交往以相互理解为基础，强调“理解”交往的核心内容，然而时代背景下就算有“礼尚往来”，更别说“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就算有也不过是形式上的平衡交际，远没有达到“理解”的深层次的交往。在社会规范内的框架内的行为，应是双向主体下的真诚的仪式性的规范框架下进行合理性的行为。作为交流与交往的基本行为，应在广域范围下的平均接受水平的审视下，通过中介交流进行的基本行为，建立协调的交往关系，最重要的就是“理解”的一致性的实现。这可以在国际汉学领域方面的“理解”，可以找到共识的感受。这也是国际汉学领域最为追求与想实现的目标。“汉学”与“国学”一个时期以来成为国内学术界流行色，前者指海外对于传统中国的研究，后者指国人对于传统学术的研究。研究的对象都是中国历史文化，只是主体不同而已。从外部看中国，从内部反省自己。不过建立的前提都是“理解”。
四、结语
主要对“拿来”与“理解”的认识及文化交往的浅析下，可以回到文化认识的视角对文化交往的现实困境进行反思。文化交往是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建立在认识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上。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新人”主体的认识活动本身就存在着以“穷青年”主体—“洋货”客体的方式进行的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和以“本身旧房子”主体—“新房子的砖瓦”主体进行的对他者的认识两种不同的形式，文化交往的现实复杂性便由此清晰展现出来，尤其是不同文化的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以及如何转化成一种平等的理解和有效的交往。
“拿來主义”下的种种是不乏工具理性的产物，是“主体—客体”的思维方式凝固化的表现，在这种文化环境下文化交往应该突出的道德要求，用平等待人的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转变“主体间性”的思维方式，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自由地交往，这对于现代的阅读行为、学习行为有一定的方法论含义。
参考文献：
[1] 魯迅.且介亭杂文[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 钱理群.怎样读《拿来主义》[J].中学语文教学，2013（11）.
[3] 颜敏.“东方学”与“西方学”——读萨义德《东方学》[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04）.
[4] 赵颖.文化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研究[D].东南大学，2015.
[5] 蔡国威.1933年巴黎中国美展上的古画和徐悲鸿[J].中国美术，2018（04）.
[6] 谢清明.1935年梅兰芳访苏与中苏文化交流[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
[7] 武献民.主体是认识论发展的推动者[J].兰州大学学报，1987（04）.
[8] 吴家清.从普通认识论到文化认识论：认识论视角的新转换[J].现代哲学，1999（01）.
[9] 李洁非.1840年以来的清帝国[J].名作欣赏，2016（25）.
[10] 张敏.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合理性[ J].江西社会科学，2014（08）.
[11] 黑格尔〔德〕.精神现象学〔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杨洋，孙珠峰.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渊源、途经及评价[J].社科纵横，2017（10）.
[14] 龙麟，赵玲.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特征及其当代意义[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12）.
作者简介：王铮（1995—），男，山东济南人，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