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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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术界开始全面学习苏联。1955年至1957年,苏联油画家马克西莫夫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马训班",建立了"苏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交恶,双方在1960年的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分歧公开化。与此同时,罗苏关系也因为历史和现实问题开始变得更加复杂。在此背景下,友好互助渐成中罗关系的主旋律。因此,1960年苏联专家全面撤华后两个月,罗马尼亚油画家博巴来到浙江美术学院,举办了为期两年的"罗训班",开辟了一种有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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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术界开始全面学习苏联。1955年至1957年,苏联油画家马克西莫夫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马训班",建立了"苏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交恶,双方在1960年的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分歧公开化。与此同时,罗苏关系也因为历史和现实问题开始变得更加复杂。在此背景下,友好互助渐成中罗关系的主旋律。因此,1960年苏联专家全面撤华后两个月,罗马尼亚油画家博巴来到浙江美术学院,举办了为期两年的"罗训班",开辟了一种有别于"苏派"的西方早期现代主义艺术风格的油画教学,这使不同的艺术选择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而教学的封闭化和毕业生返校后普遍被排挤,又显示出这一主题在当时国际和国内现实语境中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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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可见者是马里翁现象学重点关注的一种现象。马里翁以可见者的现象性(显现方式)问题为核心,既揭示了审美可见者的现象性的具体内涵,又指明了这种现象性在整个现象性系统中的地位。他指出,普通可见者显现为自我构造的对象,并以预见的方式被自我经验,它的现象性是对象性;与之不同,审美可见者则超越对象性而自身显现为充溢且新颖的现象,这种现象不能被自我预见,只能在事后被反复观看,并运作起一种无限解释学。审美可见者的现象性并不是现象性的稀有案例,而是平凡的,它能够通达现象本身的现象性。根据马里翁的讨论,平凡的自身显现的审美
高允为北魏平城时期的名臣,历事五帝,颇有政绩;在文坛亦享有盛誉,是北魏文坛的先驱人物。《隋书·经籍志》等著录的《高允集》21卷(或20卷)约在唐代中、后期前后散佚。明代起,陆续有高允文集辑佚本出现。专辑佚诗者,最早为冯惟讷《古诗纪》,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皆以《古诗纪》为基础编成。诗文兼辑者,最早为张燮《七十二家集》。张溥在其基础上,删改而成《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灏《畿辅丛书》又以张溥所辑为基础增删。吴汝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乃删选张溥之书。专辑佚文者严可均《全上
"九一八"事变后,鲁迅关于抗日问题发表过许多言论,而并非如很多传言所说从未提过抗日。鲁迅对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侵略者面前的妥协、退让,常常尖锐地嘲讽,对中国社会在国难声中表现出的种种丑恶、荒谬现象,也进行了持续的批评。在鲁迅思想中,启蒙与救亡其实并不冲突。他认为,只有中国人普遍在精神上实现现代化,国家才能最终免于受欺凌的命运。而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丑陋现象,其实是国人代代相传的国民性病症在特定时期的显现。鲁迅对此加以批判,既是为了抗日救亡,同时也是在延续"五四"时期的启蒙事业。
保罗·利科在胡塞尔"事件"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生存论维度的叙述伦理学。他认为单一的、不可重复的事件作为我们记忆的痕迹具有自发的优先性,忠实于事件成为叙述活动的基础。进而,他将叙述视为一种伦理上的必须,认为基于记忆的叙述是抵抗遗忘的凭依;从记忆走向承认,不可交流的个人经验在叙述中成为他人可理解之物。绝对"忠实"或完美的见证是不可能的,但利科坚持认为应虚心聆听他者的讲述,用"忠实"的叙述唤起记忆的能力。利科将这一切建立在叙述的伦理性之上,并彻底抛弃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但他的"忠实"是对经过文本
傅尧俞是北宋名臣,为官三十年,很有政绩。在文学上也颇有成就,与当时许多文学名士如苏轼、秦观、黄庭坚等多有交往。其所为诗,状物态、叙人情,语言质朴,风格平淡、自然。其以奏疏为主的时政文章,往往切中时弊,说理透辟,言简意明。尧俞著述有《傅尧俞集》(《傅献简集》《草堂集》)、《傅公嘉话》(《傅献简佳话》)、《傅尧俞奏议》(《傅献简奏议》)等,皆已散佚。傅氏后人、清代傅以礼辑有《傅献简公奏议》四卷,另有卷首、卷末各一卷,卷末收有《草堂集》和《嘉话》佚文。本文辑补《全宋文》漏收傅尧俞文6篇,言论28条,详考其作年、
中国文学人类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以及跨学科研究范式的代表,在发展中愈发重视结合海外汉学、考古学和思想史,致力于从甲骨文之前的早期历史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特质及其连续性和核心价值,其理论贡献体现在"神话历史",方法论贡献则是"四重证据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谭佳,河南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考古文博系副教授韩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川就"四重证据法"提出的背景和利弊、为何要关注与之相应的"神话历史"理论等问题展开对话,通过不同学科视角之间的讨论、辩难,呈
新文化运动期间,鲁迅主张以"幼者本位"改造传统的父子伦理,他从"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两方面要求父母落实这种理想。鲁迅的改革思路体现出其优生学背景。在日本与西方儿童观念的影响下,鲁迅呼吁"救救孩子",他一方面相信儿童的善良天性,另一方面积极主张教育改革。不过,优生学内在的遗传学法则给这一理想蒙上了阴影,鲁迅引用的易卜生《群鬼》即包含了对后天教育可能性的否认。鲁迅希望找到突破遗传决定论的可能,但《孤独者》中魏连殳与申飞有关儿童的讨论,显示出他不断质疑乃至绝望的心理。"幼者本位"表现出鲁迅对
鲁迅生前自编杂文集各集首末的序跋,基于文体的规定性,主要内容是杂文写作及写作者自身的言说。这使它们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考察鲁迅杂文/文学形象的生成;同时,序跋是鲁迅反思自身的重要路径,使杂文形象的生成与自我主体的确立相呼应。面对杂文在社会与个人、时代与文学之间分裂的现代性困境,鲁迅在执着于杂文的个人性的同时,探寻其社会意义,不仅将主体放置在个人与不同社会形态的张力关系中,而且冲破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固化壁垒,通过杂文写作建构了新的现代文学图景。最终,杂文作为一个在战斗中生长的文学形象,成为"鲁迅"这一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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