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终于决定把这一切记录下来。在此之前，我一直犹豫着是否将这些付诸文字。那些隐隐的痛楚一旦变成文字，便会像石子一样硌痛我，有些，还会特别尖利，将像针一样刺入，更让我疼痛和悲伤。况且，这种文字本身携带的魅影，还会像绳索一样久久地缠绕着我，使我欲罢不能。后来，我想：还是将这记录下来吧，一个人，自你来到世界的这一天，就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无数环环相扣中的一环。你的今天，就是别人的明天；而别人的今天，可能就是你的明天。很难说人生是什么样的滋味，但它起码不是你曾经理解的那样，也不是绝大数人在书中描述的那样。那是那样的五味杂陈，欲说还休。只有活过的人，才能真正地感受到；只有看到夕阳的人，才算是有真正的领悟。
　　又是月末，父母亲的保姆小坛子要回马鞍山休假了。昨天晚上，我给母亲打电话，让他们明天过来吃饭。母亲答应得很畅快，说自己正在发愁呢，就是想起来不知道吃什么。我说：“小坛子不是为你们准备好了吗？就放在你们厨房的冰箱里，有水饺、面条什么的，还有剩菜剩饭，吃的东西很多啊！”母亲慌慌张张地说：“小坛子一走就心发慌，也不知道该吃什么。”我说：“你打开冰箱看看就是。再说，她走的时间也不长，不在的这几天，你们正好注意锻炼下，也是练练手艺。”
　　周六我一早起来了，先开车到十多公里外的菜市去买菜，然后回来摘、洗、烧。十一点半后，菜陆续上桌子了：黑猪肉排骨冬笋汤、红烧肉腐竹、红烧鳜鱼、清炒莴笋。到了十二点左右，父母亲还没有到。妻子打了个电话过去没人接，我以为他们出来了，从十楼窗户往下看，仍是没有人影。我急了，让妻子带上钥匙去那边看一看。二十分钟后，门开了，妻子带着他们进来了。说他们十一点钟左右就来过，到了楼下后，突然不记得我们家房号了，也不知道怎么乘电梯，只好打道回府。妻子开门进去的时候，他们正一个人拿着一块饼子在啃，连开水也不知道倒一杯。
　　我问：“你们到家后打电话啊，我们接你们。”
　　母亲说：“我不记得号码了。”
　　我说：“那你找一下啊！”
　　母亲说：“找不到了。”
　　父亲在一旁呵呵笑着插嘴：“没事，没事，一切都很好。”
　　吃过饭之后，母亲和父亲坐在沙发上休息。父亲闭目养神，母亲则看着堂前的钟入神。她突然问：“现在是几点了？”我说：“你看钟呀！”她说：“我不会看钟了，也搞不清现在是几点几分。”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指着钟问：“你看现在是几点几分？”她很认真地看着钟，尝试着回答：“现在是二点？”我说：“哪是两点呢？才一点四十五，两点不到。”她说：“我也搞不清，不会看钟了。”我说：“看时间，得先看时针，时针指向几，就是几点；再看分……如果指向四呢？”
　　母亲有点犹豫，说：“那就是四十分钟？”
　　我的心里又紧了一下，说：“一格是五分钟，四格，就是二十分钟。这都不知道了啊！”
　　母亲摇摇头，显然，她已被这个五进位搞糊涂了。
　　妻子把床头的小闹钟拿了过来，坐在她的边上，手把手地教她看钟。她很认真地听着，可总是学不会，搞不清五进位和十进位之间的区别。母亲小时候读书曾是学校里有名的“学霸”，尤其是数学，一直是她引以为傲的。而现在，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已不认得时钟了，连简单的数字相加也不会了。
　　对于时间的陌生，好像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一个多月前，小坛子就说她整天摆弄着家里的几块钟与表，天天嚷着时间不对，还经常上楼下楼找隔壁邻居来帮看钟。每次我们过去后，她总是要求我们把家里的钟表修好。我当时也没多想，还耐心地帮她查看了那些钟表，后来还去城隍庙帮她买了一个字号比较大的表，跟她说一切以这块表为准。表买过之后，她好像安稳了一阵子，可没想，才两周工夫，现在连时间也不会看了。
　　从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母亲一直在奋力地学着看钟。我们在的时候，她就拿着个表，对着墙上的钟，不停地问我们确切的时间。我们不在的时候，她就不停地问小坛子。每次她好像都学会了，可一转身的工夫又全忘了。她好像也意识到自己的危机，越加拼命地学，这一段时间她的全部心思，就是不停地看表，也不停地看钟，然后念念有词。看得我们在一旁都起鸡皮疙瘩了。我蓦然产生一个念头，一个人对于世界的疏离，其实从对时间的迟钝开始的——人到中年之后，那种最初对于时间的敏感，已慢慢变得迟钝了。在人生未定，一切未卜之时，时间就像一把锋利的刀，稍碰上，都会见出血来。到了后来，因为人生成型，时间既不会带来新的东西，也不会改变什么，散发着寒光的刀刃失去了光泽，属于中年之后的时间就像一把钝刀一樣，割不出什么东西了，给予人的，只有危机和压力。先是迟钝，然后就是怀疑——当时间失去力量，对人们的行为和生活失去控制时，人们自然而然会对这种力量产生困惑和质疑。老年的时光就像即将停滞的流水，让人心酸和困惑。的确，时间是什么？谁能真正答得上来？
　　父亲仍在一边傻傻地看着电视——时间于他，更是属于静止了。他盯着里面幢幢的人影入神，见我们的声音高起来，他转过头来对我们说：
　　“嘘，不要吵，领导正在讲话！”
　　电视上有开会的镜头，一群人僵坐在那里，面无表情。一直顺服的父亲，虽然已经意识糊涂，不过对于主席台上的领导，还是有敬畏意识的。那是一代人的思维方式，也是一代人的生活习惯。
　　二
　　现在想来，父亲是什么时候患上这个病的呢？医学上叫阿尔茨海默症。我查过相关资料，医学上的解释为：阿尔茨海默病（AD）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临床上以记忆障碍、失语、失用、失认、视空间技能损害、执行功能障碍以及人格和行为改变等全面性痴呆表现为特征，病因迄今未明。六十五岁以前发病者，称早老性痴呆；六十五岁以后发病者称老年性痴呆。多见于七十岁以上（男性平均七十三岁，女性为七十五岁）老人，少数病人在躯体疾病、骨折或精神受到刺激后症状迅速明朗化。女性较男性多（男女比例为1∶3）。主要表现为认知功能下降、精神症状和行为障碍、日常生活能力的逐渐下降。根据认知能力和身体机能的恶化程度分成三个时期。 　　从二〇〇一年开始，我的父亲母亲就从老家县城来到合肥，跟我们一起，挤在我老报社那边一套七十二平方米的屋子里。那时我的女儿还在上小学，隔壁合肥师范附小。在此之前，一直在家中做主的母亲就向我们表达了他们退休以后的愿望，希望晚年能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对于母亲的决定，习惯于服从的父亲总是不表态。二〇〇二年，我在银杏苑买了一套一百四十三平方米的大房子，装修完毕之后，因为女儿上学不便，就让他们去住了。他们住下来之后，周末我们带着女儿去吃饭，有时候他们也乘公交车来到我们这里，上午来，帮我们烧饭做菜，中午睡过一觉再回去。从银杏苑到报社宿舍这边，大约有七八公里吧，父亲那时候就表现出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母親经常笑话他：“这么个大人，还不会过马路。经常从后面一把死死地拽住我，就像抓小偷一样。一见到车就吓得哆哆嗦嗦，有时候放着眼前的马路不过，偏要去走一两公里外的天桥……”我现在才知道，父亲对车的恐惧，其实是对城市生活的极不适应。只不过父亲已没有理由回到那个小县城罢了——二〇〇三年我哥哥也从外地调到合肥，全家人都在这个新兴的城市里，大家彼此走动，充分享受着天伦之乐，父亲就更不可能回县城生活了。况且，他又是一个不太会做家务的人。最终的结果，就是他顺从了母亲，一直待在合肥了。
　　父亲从本质上还是喜欢县城生活，尤其喜欢找人拉呱，跟谁都有一肚子话说。在那个只有两万人左右的县城里，他曾是当地的文化名人，似乎跟谁都熟，对谁都笑容满面。父亲数十年如一日的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午睡二十分钟后，提着一个小包去邮政局拿报纸。他一路都要跟别人打招呼，亲切地寒暄。到了邮政局后，一边帮忙邮递员分报纸，一边跟一帮同好者聊得热火朝天，从国家大事一直聊到鸡毛蒜皮。等报纸与信件分发完毕后，父亲便拎着一包报纸杂志和信件赶回办公室，把最新的报刊分发给读者看。到了合肥之后，父亲仍保持着这个习惯，一般是上午在家写儿歌，中午吃过饭之后，跑邮政局寄信，翻看报刊。从二〇〇四年起，父亲好像突然找到一个事——当时有很多书商和出版社推出了很多儿童读物，选摘了许多他的儿歌，有的不打招呼，不付稿费，有的甚至把他的名字都省略了。父亲很生气，开始去邮局、报刊亭、书店收集这些儿童读物，热衷于写信跟对方交涉，交涉解决不了问题的，就去找律师维权。父亲全身心地投入到此项工作中去，他们那一代人自小养成的斗争精神，一下子得到了激发。那一段时间，父亲或义愤填膺，或满面喜色，或志得意满。在此期间，母亲倒也恬静怡然，每天的生活就是按部就班地准备着一日三餐，上午去买菜，下午带着父亲去室外走一走，再就是不停地看着各式各样的电视剧。我后来也想：是不是无数家长里短不动脑筋的垃圾电视剧击溃了他们的思维。那些电视剧大量的辐射就像病毒，慢慢地侵蚀了他们的神经，使它们变得麻木，变得迟钝，然后就是记忆力衰退，思维退化。终究在人与庸常的拥抱中丧失了自我。
　　不过那时候父亲已表现出一些症状了。当然，这是事后回想起来才意识到。有一次，父亲去了电信局，主动跟工作人员说，他的大儿子是省电信的领导，叫某某某。把业务台的人员吓了一跳。后来被我哥哥知道了，到了周末聚会，哥哥很不高兴，唬着脸把父亲说了一通，说你不能这样乱说，传出去影响不好。父亲一脸不服气，说我又不是讲假话，你当老总又不是假的。父亲可能觉得在县里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无非是陈述一个事实而已。在那个二万人不到的小县城，人人都像亲戚朋友一样相处，聊天话题也是家长里短。父亲没有想明白跟陌生人聊一些家里的事，会有什么问题。
　　还有一件事，可能说明父亲的思维那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在他们住地的楼上，曾住有几个韩国人。还有一个老太太，是温州人，跟儿子住在一起，说一口难懂的温州话。父亲和母亲经常在电梯里碰到她。父亲还是按照县城里的习惯，跟每一个邻居打招呼。这时候的父亲已分不清这个老太太是哪一户的了，以为老太太是韩国人，说的是韩国话，于是见面时，就称老太太为“阿诗玛”。老太太也有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症，见父亲称她为“阿诗玛”，就胡乱答应着。有一次周末聚会，父亲说给我们听，说他经常见到楼上的“阿诗玛”。我便问：“为什么叫她为阿诗玛呢？”父亲说：“她不是韩国人吗？志愿军当年在朝鲜，不是叫朝鲜大妈为‘阿诗玛’吗？”我笑着说：“那不是叫‘阿诗玛’，而是叫‘阿妈妮’——阿诗玛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电影《五朵金花》中的人物！”父亲这时候才恍然大悟，连声说对对对，自己搞不清了。我们都笑死了，也没往心里去，当时的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近七十岁的父亲头脑已出现问题了。到了二〇〇八年，父母亲从银杏苑搬到了报业园——他们还是希望跟我们住在一个小区，于是我们贷了一些款，在报业园买了两套房子，给了他们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小套。住进报业园后，父亲已不太写作了，也不太爱看报纸杂志了。有一次母亲带父亲出去走路，去了三公里之外的天鹅湖。到了湖边，父亲忽然捂着肚子叫疼。母亲大惊，赶忙带他回家。到了家之后，母亲又给他拿药，又给他灌热水袋。父亲说肚子已不痛了，一切都好了，母亲这才知道他是装肚子痛。我们后来听说，也没把这当回事，只是觉得“老小老小”，老人长着长着就变成小孩了，连小孩的“把戏”也重新用上了？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其实这样的“把戏”重复，是由于生理上的变化，是因为脑部萎缩。当一个人的智力和智商水平退化到小孩水平时，便会重复当年小孩的“把戏”。现在想起来，有关人的一切，还是客观的东西多，你看得再重的精神和思想，其实也由生理和身体状况决定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物性还是要大于社会性的。
　　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事，终于证明父亲患病了——有一天，父亲接到一封信，是外省一个儿歌作者写来的。信中指责父亲抄袭了他的一首儿歌，并获得了全国大奖，要求父亲把奖金全部给他，算是私了；如果父亲不同意，将起诉法院对簿公堂。父亲那时候已基本不太会看东西，看完信也没有表示，只是把它交给母亲。母亲是胆小之人，看完后吓得要命，慌慌张张打电话给我。我经过一番问询和了解，终于将事情的前因后果搞清楚了。曾有出版社把父亲和这个作者的儿歌同编为一个集子，作者署名两个，内页中的儿歌没有单独署名了。一段时间后，父亲大约也分不清这本书中的儿歌哪些是自己写的，哪些是别人写的，正好有一个全国大奖赛征集作品，父亲就从书中摘抄了几首寄出去，把别人那一首也糊里糊涂地抄录了。结果评比下来，恰巧是这一首别人的诗获得了大奖。这样的举动，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父亲大约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温顺得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孩一言不发，乖乖地坐在角落上听我们议论，不停地叫我喝水。我在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几番来回，跟那边的人赔礼道歉，又奉还奖金，总算把这一件事摆平了。 　　这件事发生后，我们终于意识到父亲的异常。这不是一般的记忆退化，这应是一种病，是传说中的老年痴呆症。于是带着他去医院看医生，医生在简单地跟父亲聊了一会后，让他数数，从一数到一百。父亲嘴唇嗫嚅着，努力着完成医生的要求。这一个三岁孩童就能轻而易举完成的事情，在父亲这里显得如此艰难。我们坐在一旁看着，心都悬到了嗓眼里，那样的感受，就像当年去幼儿园参加女儿的运动会，看着年幼的女儿在蹒跚奔跑一样。在这样简单至极的考试面前，患病的父亲败下阵来了，他真的数不出来了，无助地看着医生，脸上现出讪笑和羞涩，就像一个肌肉无力者一样，从一到一百，只是艰难地走了几步，就无助地跌倒了。
　　这一次检查，让我们意识到，不好的事情终于来了。那是躲不过，也逃不过的。我们开始给他吃药，药选的也是进口的。我们想跟时间赛跑，在他彻底痴呆之前，带他们到台湾去一趟，算是满足他们生平心愿。父母这一代人，从小就是在宝岛台湾的含叨中长大的，总以为那里的甘蔗最甜，那里的湖水最美。二〇一〇年合肥刚刚开通台湾游，我就给父母报了名。夏天的时候，特地让妻子和女儿陪他们去了台湾。妻子女儿回来说，父母亲到了台湾之后很开心，不过父亲经常呈现出间歇性糊涂。有一次在吃团餐时不高兴，大声嚷道，赵焰呢，怎么不接我回家？我要回家。我女儿哄他说，赵焰在合肥，在上班呢，这么远，哪能赶得过来呢？我们这是在台湾，离合肥很远的。父亲根本不理睬，说，你骗我，这不是在旌德庙首吗？让他坐个车来接我！还有一次，驱车去台湾“总统府”，一下车，父亲看到门口有两个警卫全副武装地站岗，吓得赶忙拉着母亲就走。母亲在后面边挣脱边说他，他忙不迭地说，快走快走，这是国民党的地方，我们共产党到了这里，会被杀头的。母亲一下子啼笑皆非。
　　好在台湾旅行的时间前后只有一个多星期。妻子和女儿总算坚持下来了，她们说在台湾时哪敢玩啊，就怕父亲不听话，或者走丢了。不管怎么说，父母亲总算去了一趟台湾，最起码，算是圆了一个小小的梦吧。
　　三
　　从台湾回来后，父亲的病似乎发展得更快了。他慢慢失去了所有朋友的联系，有时候电话打过来，他也不接。有时候朋友硬要他接电话，他就拿着话筒发愣，不知说什么好。并且，他变得不喜欢在家待了，就喜欢母亲陪着他在外玩。有两次，母亲带着他出门，他跟在母亲后面，母亲一回头，父亲不见了。母亲真是吓死了，慌忙打电话给我。我一接到电话，背上的汗都吓出来了，赶忙出门来找。有一次是在附近的马路上将他找到了。还有一次，是在对面的小区门口将他找到，也可能是摔了一跤的缘故，衣服上满是泥泞。母亲一见到他时，便使劲地数落：“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到处乱跑，要是走丢了，看你怎么办！”父亲眼中有眼泪溢出来，很明显，他也是吓懵了。见到我们，他一个劲地拍着我的肩膀，脸上现出僵硬的笑容，身上却瑟瑟发抖。
　　自这两次“失联”事件后，父亲开始一步不舍地跟着我妈，那是真正的形影不离，像一个孩子依恋着母亲一样。母亲坐着，他就在旁边坐着；母亲站起来，他也会立即站起来；母亲走到哪个房间，他也会跟到哪个房间。有时候母亲开房门放垃圾，父亲会警觉地倏地一下站起来，看着她，生怕她独自出去。有一次母亲生病，我带着父母去医院。医生让母亲打点滴，母亲便让我带父亲先回家。我带着父亲回家后，让他坐在沙发上，进了厨房准备饭菜。我看见他不停地在外面晃荡，心神不宁，有时候还走近走廊边的大镜子对自己说话：“我姐姐生病了，你不知道吧？她去医院了，我等会要去看她……”我在一边瞅着他，衣领背后有一股寒气不住地向外冒。过了一会，他晃到厨房门口，要我带他去找母亲。我一边做事一边哄着他，让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在客厅只待了一分钟，便又转到厨房里问我：“她到哪去了？”我只好说：“在医院挂水呢，不能打扰，过一会就回来了。”连哄带劝带着他重回客厅看电视。我刚回到厨房，他又跟着过来了，继续重复着同样的话。我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洗洗手带他回到医院。父亲看见母亲在那打点滴，显得很激动，拉着母亲的手就要回家。母亲只好苦笑着叫医生。对于这样的父亲，她又有什么办法呢？
　　其实那时候他已经不认识母亲了，他喊她为“姐姐”，他跟别人这样介绍母亲：“这是我姐姐。”说的时候，满脸笑容，像是一本正经地开玩笑，也像是很自豪的样子。他也不认识我们了，不知道我们与他的确切关系。每次见面，母亲都要指着我问他：“他是谁？”他认真地看看我，心里估计认不得，不过还是很嘴硬地说：“他我还不知道，老革命老领导嘛！他对我们很好的，好人啊！”我琢磨父亲大约心智退化了，一直觉得自己很小，看谁都觉得比他大，都是哥哥姐姐老革命之类。不过父亲显然知道我们的善意，知道我们跟他的关系不一般。我有时候有意无意认真地观察他的眼神，蒙蒙胧胧的，难见光泽，有点倦怠的浑浊。我有时想，一个人的眼神就是思想的反射吧，如果温温吞吞没有精光的话，是因为那一个真正的“我”悄然遁去了吗？
　　父亲已彻底地成为一个“孩子”了，他原先不愿意进商场的一个人，现在变得喜欢逛超市了。每次到超市，他都兴奋得手舞足蹈，把各式各样的食品往筐里装，什么都想吃，什么都想要。他变得喜欢吃零食了，尤其喜欢吃香味重的东西，比如蛋糕什么的。我经常去市里买合肥比较有名的“詹记”蛋糕给他吃，他吃了一块又一块，吃得嘴角到处都是蛋糕屑。有一段时间我忙，没有买这牌子的蛋糕。母亲和小坛子便带他去了“合家福”超市，在那里随便买了一些蛋糕。买回家之后，父亲只吃了一口就直吐口水，说：“什么东西，这么难吃！”便不愿意再吃了。吃饭时也是这样，逢到有好吃的菜，他就显得比较开心，一边吃一边连声说好吃。逢到不好吃的，吃一口，便啐掉，有时候还骂一声：“这什么鬼菜！一点也不好吃。”连饭也不肯吃了。
　　父亲的变化让母亲想不通，有时候也让我们想不通。这一切是因为他的生活饮食习惯吗？父亲生活得一直很传统，早睡早起，晚上睡得极早，一般是九点钟就睡着了，早晨五点多钟就起来了。在饮食上，父亲基本上是素食主义者，不吃大荤，只吃点鱼、肉丝和鸡蛋，至于野味和海鲜，从来就不动筷子。父亲曾说这源于他童年时代的一次经历。有一次看杀猪，刀捅进猪的咽喉，血如泉涌，猪拼命地嘶叫，只有三四岁的父親吓坏了，从此不再吃猪肉，也不愿吃荤菜了。平时他最爱吃的就是豆腐系列：豆腐、豆腐干、千张、豆腐乳，还有黄豆、花生米之类的，还有就是类似江北“千里飘香”的臭菜。不过自从跟母亲结婚之后，吃臭菜的机会也少了，母亲不吃，也不让他吃，说闻不得那股味道。父亲的病，跟吃了过多的豆腐与素食有关吗？ 　　再者，就是写儿歌。父亲原先的写作方向是诗歌。说是诗歌，就是文字激昂的主旋律诗歌之类。父亲早年的偶像是“鼓手”田间，至于本省的偶像，是诗人严阵。父亲喜欢激情昂扬的诗歌，像战斗的号角，像胜利的鼓手。这一切，跟父亲单纯的性格有关，也与那个时代有关。那个时代长大的人，哪有什么深沉性格的人呢？整天都是想著战斗，跟天斗，跟地斗，跟人斗，一旦身边没有对手，就变得束手无策。到了四十岁以后，中国的诗歌方向趋于现代和朦胧，变得晦涩难懂，父亲在发过一段时间的牢骚之后，决意改变创作方向，开始写儿歌了。后来，又专攻低幼的童谣。父亲在儿歌创作上非常有成就，很快就成为全国著名的儿歌作者，出了三十多本儿歌集，很多儿歌被选进各式各样的儿童读本。父亲曾经常得意地给我们吟诵他的儿歌：“小白兔，上学校，走一步，摇三摇，走了学校迟到了。”“我家住在黄山下，前后左右都是画，生怕画子沾上灰，白云跑来天天擦。”这些脍炙人口朗朗上口的儿歌，给孩子们带去了很多欢乐，但问题是，天天创作这些极简单的儿歌，会不会降低一个人的心智？父亲本来就不是一个深厚的人，这种主动低矮化的思维，会不会使得一个人的智商下降，从而导致他变成老年痴呆？
　　还有，就是过多地接触“铅”。因为自小就是一个“笔杆子”，父亲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就跟油墨打交道，先是在林校与林业局编辑各种油印小报，后来又在文化馆图书馆工作几十年，同样编辑一本油印刊物。自己刻钢板，自己油印，自己装订。小刊改成铅字后，又得经常跑印刷厂，改校样。后来，又替图书馆开打字复印店，退休后自己创办了一家油印打字复印店。加上又有每天看报的习惯……过多地接触劣质印刷品，会不会使得他产生“铅中毒”。而铅中毒，也是老年痴呆的重要的原因。
　　当然，最值得深省的，就是父亲与母亲晚年的来肥。虽然到了合肥之后有了天伦之乐，不过脱离了原先熟悉的生活环境，少了很多老熟人的交流，会不会对他们的智力有影响？虽然父母亲在合肥也有不少朋友，不过因为城区太大，相约不太方便，彼此走动也少，而那种面对面无拘无束的高谈阔论，是最能激发年长者神经活动的……父母亲这一代人，都是在集体的依偎和摩擦中长大的，他们一直信奉集体主义，很难离得开人群。彼此依赖的程度，就如互相寄生一样。他们这一代人，难得有真正的独立，既缺少思想的独立，也缺乏人格的独立，很难有思想的高度和深刻，以这样的成长方式和环境，是很难独自成俑的。
　　可这些，也不能作为理由，待在老家就会很好吗？在我看来，父母的迁徙，既是投奔子女，也是对越来越陌生县城的逃离。他们曾经居住的山区小城，跟中国所有的县城一样，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推动下，乱七八糟的新房子代替了富有诗意的马头墙，一大堆粗制滥造的垃圾建筑占领了古镇，小城像一个路边店随意做成的东北乱炖，散发着一种别样的怪味，变得粗糙、脏乱、功利、世故。早些时候宁静宜居的小城，就像是时刻颠簸在推土机上似的。街上拉扯着横七竖八的广告横幅，空气中飘荡着高音喇叭播放的各种促销声，农用车、三轮车、摩托车呼啸着从身边掠过……父亲就曾写过一篇《走路》的文章，大加感慨县城的无路可走：汽车霸占三轮车道，三轮车霸占摩托车道，摩托车霸占自行车道，自行车霸占人行道；人走在县城，像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很多人都在怀念县城的美好，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当下的县城。当下的县城就是个“四不像”：既没有城市的秩序和方便，也没有乡村的安详和宁静；它就像个粗糙的城市雏形，也像是一个临时搭建的集市。如果一个小县城失去了原有的舒心和宁静，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
　　母亲总是纠结于父亲的病因，说她总是想不通这一切，我总是劝慰她，有些事情是想不通的，是没有答案的，你不要想，只管去做就是。可我自己也免不了痴痴作想，我也没法做到不想，我只是强迫自己，不要想得太多罢了。
　　四
　　父亲已有很长时间不看我写的东西了。不仅是得了病之后不看，生病前的很长时间也不太看，虽然他曾经那么积极鼓励我写东西。考大学时，他对我的要求就是念中文系，工作后坚持业余创作。父亲的想法一直很单纯也很坚定，他似乎早就认定写作是家族的事业，应该前仆后继地传承下去。我当时对中文系兴趣不大，想上法律和外贸，这样可以避免出来当老师，我对枯燥干巴的学校生活一直不感冒。一切都是阴差阳错，当安师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送达之后，我简直沮丧极了。去安师大报到之后，因为知道我情绪不好，父亲几乎是一天给我写一封信，鼓励我树立正确人生观，还有，就是鼓励我创作。父亲怕我没有耐心写小说写散文什么的，就鼓励我先写点诗。我拗不过他的好意，有时候写个横八行竖八行的夹在信中寄过去。他每次都很认真地帮我修改，然后跟我交流一番。我大学时发表在《飞天》《安徽青年报》《安徽文学》的组诗，都是父亲大人为了鼓励我，帮我修改誉抄后寄出的。有时候，他还会给编辑老师写一封热情洋溢令人感动的信。这一切都纯粹是为了拽着我，把我领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大学毕业之后，按照哪来哪去的原则，我又回到了我生长的县城，进了党校当了一名教员。本来我还是想考研究生的，可父亲仍竭力鼓励我写作。记得我刚刚工作的那一周，他就带我去采访一个全国优秀法官。我实在拗不过他，就写了一篇五千字左右的报告文学。他看后激动地说好，又帮我加工润色一番后，刊登在本县和地区的报刊上。这一篇东西发表后，还真在当地机关中引起了轰动，人们没有想到一个刚分配的大学生会有如此才华。很快，县委办公室和组织部也开始找我写材料，让我经常采访一些优秀共产党员。我对这些腻歪极了，不过为了让父亲高兴，只得强打精神努力完成。父亲也格外得意，逢人便跟人谈起我写东西的话题。在这个状况下，我就是不想走，也被推着走了。
　　那时候的写作都是手写，一般是先打草稿，改过之后再用稿纸誉抄，然后再买邮票寄出。可以说，写作是一件极其费气力和时间的事。年轻的时候，哪里能吃得苦静下心做这个呢？父亲每每看我懈怠，便鼓励我说：“你只管写和改，至于誉抄，我来帮你找人抄写；或者找人帮你打字。投稿的邮费也不用你出，我来帮你寄。”就这样，我被他连哄带骗上了路。现在想来，写作这一条路唯一的好处，就是让我沉静了下来，学会思考和想象，并且找到一条溯源而上的内部道路，一直通向自己的内心，在与世界的彼此观照下，明白了很多幽微之处，也冶炼了自己的心智和精神。这是我衷心感谢写作，也衷心感谢父亲的地方。从那之后，父亲果然兑现了他的诺言，我的稿件，都是写好改好后交给他，他帮我请人誉抄，或者找人打字，油印几份，再帮我寄走。正是由于如此便利的条件，使得我最初的创作少了很多困难和枯燥，也使得我与写作正式结缘。 　　后来的情况一直如此，一直到了一九九七年之后，我开始电脑写作。而这个时候，父亲由于跟我写作的题材与风格相差太大，我们已彼此不太看对方的作品了。父亲嫌我的作品太深沉，读起来费力，他喜欢的是带有生活原汁原味的东西；而我，一直以为他的作品是“小儿科”，不太喜欢跟生活一模一样的东西。一九九七年我曾写过一篇《我与父亲的分歧》的文章，自以为是地对我跟他的分歧进行了解读，继而延伸到不同时代的分歧。现在想来，其实写作都是个人的道路，没有必要强求一致。父亲为什么会如此积极地鼓励我写作呢？最大的可能希望我站在他的肩膀上，以完成血液里的夙愿。以他对于写作的理解，以及身处的环境，肯定是没有太多奢望的，他的奢望，至多是在一个地区，或者一群人当中产生影响力，并借此影响力赢得尊重。当然，就个人而言，首要的是骨子里能享受写作带来的愉快和自由，以供自己的亲人分享。当然，这样的愉快和自由，绝不是他们这一辈子写作人所能充分感知的。
　　自二〇〇六年以后，我陆续出了二十多本书，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样的成果，也算是完成了父亲的夙愿吧？有时候暗自得意之余，也不免为自己沮丧，因为父亲，这个我写作的“始作俑者”，却全然不了解我的写作情况了。至于母亲，在陷入父亲制造的“困苦”之后，也没有心情去理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感觉自己的“无人喝彩”，就像一个孤独的歌手，只是在静夜中一个人且行且唱。实际上我最希望得到的，就是父亲的赞许！这种潜在的急切愿望，来自牙牙学语时需要肯定的笑脸，也来自蹒跚学步时希望得到的鼓励。这才是最纯粹最本能的初心！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的寫作失去了连接的意义，它完全是可有可无的，就像一个跑步的人，在失去了向导和跑道之后，只能胡乱跑一气。当年，我是为了博取父亲的高兴开始写作的，而现在，我的写作全然成为一种“惯性”，成了我人生的一种习惯，成为我快乐的隐痛，成为我骨头里潜伏的刺。当然，我还是固执地认为写作是冥冥中的对话，是一种信息的传递，它有可能以极为隐晦的方式，超越时空传递情感——既然能量一定守恒，那么，我传递的信息，就一定能游离于三维空间里，让应该懂得的人最终懂得。
　　五
　　母亲也慢慢变成了一颗“玻璃心”了。这样的变化，是从二〇一四年开始的，开年刚过，母亲越来越呈现出的变化，就是她变得忧郁了，变得娇气，也开始示弱了。在此之前，当第一个保姆赌气告辞之后，母亲表现出很坚定的态度：“要她干什么呢？什么都干不了，我又不是不能做！你们不要管我，我能行的。”在此之后的半个月里，她表现出很能干的样子：买菜、烧菜、散步、服侍父亲，性格也变得乐观起来。我和哥哥都不放心，觉得还是应该为他们请一个保姆。春节过后小坛子来到，母亲出人意料地表现出了对小坛子的巨大依赖，一个月之后，突然变得什么也不会做了，而且学会了不停地抱怨：“我都被你爸搞死了，他又不听话……”然后就是数落。也无大事，无非就是父亲不愿意洗澡之类，冲着他瞪眼睛发火之类。这时候小坛子会对我们说：“没事的，没事的，叔叔还好，基本上挺听话的。”至于父亲，每当母亲向我们尽情数落他时，他在边上总是一脸茫然，不知该如何表明态度才好。
　　母亲在二〇一四年抱怨最多的，是说她从小娇生惯养，从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她说她一点也出不去，老头子天天跟着她，什么事都要她搞，觉得真受不了，想一赌气回歙县老家去。我们开玩笑说：“你回歙县去也没有人要啊，你的弟弟都七十多岁了，生病的生病，退休的退休，一个个都自顾不暇，哪有时间照顾你这个老太婆呢？”她不听我们说，喋喋不休地沉浸于回忆，说小时候奶奶一直很疼她的，奶奶是大户人家，在屯溪开了旅馆和木材公司，很有钱的，什么好吃的都给她吃，从不打她骂她——哪想到自己现在这样受苦呢？我们便安慰她，其实也还好啦，父亲只是糊里糊涂罢了，又不打人骂人，情绪也基本平稳，只是有时候发点脾气，还算是听话的。
　　实际上他们这一代人，哪里谈得上娇生惯养呢？即使是再富庶的家庭，解放后也得推倒重来。母亲也是这样。母亲出生在浙江金华，那时候外公下新安做生意，在金华帮人打工，持有一些小股份。母亲出生不久，日本鬼子进军金华，飞机向金华城区掷炸弹，外婆和母亲差点被炸死，于是一家老小赶忙逃回徽州，再也没有机会出去创业了。母亲在家里是老大，回到歙县之后，外婆又相继生了七个孩子。如此人口众多，又何谈好日子呢？母亲小时候学习成绩非常好，可因为家穷，不能进高中继而上大学，只好去了徽州师范，十八岁不到，就出来工作了。填毕业志愿时，母亲填了离歙县最远的旌德县，不为其他，只因为旌德产大米，能吃饱肚子。母亲最初的工作地点是旌德县白地乡中心小学，一个离县城四十公里的地方。可以想象，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在陌生的乡下工作，要忍受多少寂寞和艰辛啊！几年后，母亲被选拔到县广播站当上了一名播音员。然后，又跟父亲认识并结婚。关于他们认识的经过，我曾经偷看过母亲的日记：那一次大约是父亲从芜湖地区林业局来旌德县报到，到了县委门口，正好碰到母亲一帮人，于是上前问路，彼此印象都不错，之后便搭讪写信什么的。从父亲和母亲认识的过程，感觉他们还真算是有缘分——父亲本来在芜湖地区林业局工作，突然莫名地就要求调到旌德县来。从芜湖市到旌德县工作，一般人都不愿做这样的选择。父亲后来说，他之所以来县里，还是为了写作，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投身火热的生活；而母亲这时候正好从白地公社小学调到县城。于是两个年轻人就像两颗星辰一样迎面撞击上了。母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县广播站的女主播，地位相当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县电视台的主播，想必追求她的人也不少。不过以母亲的书生气息，她肯定是不喜欢工农干部，选择相貌英俊气质儒雅的父亲，应是情理当中。
　　跟父亲结婚之后，随着我哥的出生，母亲突然厌倦了播音员的工作，打报告要求回到教师队伍。她后来说那是因为她特别留恋教师的一年双假。可能是相关人员对她的这种坚决怀有某种芥蒂，母亲被分配到离县城有三公里的新桥小学教书。重回到艰苦的农村小学，母亲竟然一点也不觉得失落。可以想象的是，乡村里的生活又会好到哪去呢？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我们家吃的最多的，就是山芋稀饭了。每年秋天，小学的几个老师，都要去别人收过山芋的地里再去刨一番，也能收获过数十斤乃至上百斤的山芋。父母亲会想方设法把这上百斤的山芋给消灭掉，这就害苦了我们了：经常是早晨煮山芋，晚上山芋汤，间或还要吃些山芋干。大约是小时候吃得太多了，自独立生活以后，我就再也不碰那玩意。 　　母亲最遭罪的那一段时间，应该是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期间。那是“文革”中期，有一次县直机关学习，父亲读报纸，在读某篇社论时，读错了一句话。昏昏欲睡的人群中有几个人本能地警觉起来，他们狐疑地睁大眼睛看着父亲，不敢确定父亲是否犯了重大错误。父亲还是太书生气了，也没有表演才能，他要是装着若无其事，这事也就过去了，毕竟这只是一闪而过的事情，没有人认真听，也没有录音设备。问题是父亲在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时，一下子慌了神，吓得赶紧做检讨。不过为时已晚，昏睡的人群像吃了兴奋剂一样群情激奋起来，为成功地捕获一个潜伏在自己身边的“阶级敌人”而兴高采烈。父亲立即被扭送到公安局，关进了看守所。乡下的母亲接到了消息后，吓得面无人色。在此之后的三个月中，母亲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吃了很多苦，也受了很多委屈。身为“反革命”家属，母亲遭受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组织曾很多次找她谈话，让她揭发父亲的其他反革命言行，要求她与父亲划清界限。瘦弱的母亲一直表现得很坚定，不相信自己丈夫会成为“反革命”，坚决不做检举揭发父亲的事，也没有跟父亲离婚。三个月后父亲放出来了，对于母亲的行为感激涕零，他说母亲如果那个时候与他划清界线的话，他肯定活不下去。他说那时候自己脖子上已套上绳索站在板凳上，如果亲人弃自己而去，就等于撤走足下的凳子，那还怎么活啊！
　　也可能就是从那时候起，母亲变得能干起来，她再也不依赖我奶奶，坚持自己带孩子，学会省吃俭用，也学会用心烧菜烧饭，到了后来，她已能烧一手很好的徽菜了。母亲还学会了自己缝制衣服，买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对着先剪贴的纸样，在买回的布料上裁剪，然后上机，先是学做短裤、书包之类，然后学会做中山装、青年装、学生装；学会打毛线，会打平针上针下针元宝针阿尔巴尼亚针，还会打柳叶花条纹花；学会“秋收冬藏”——秋天腌火腿，灌香肠，腌香菜、萝卜干之类，夏天做豆腐乳、咸鸭蛋等。母亲甚至还学会了做面点，除了会做徽饼之类，还学会发酵面做包子大馍，以及煮红豆洗豆沙之类。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学会在有限的收入中，让日子过得更好。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在我眼中，母亲已变得非常能干，她总是让我们穿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至于吃的方面，除了我感觉到稍素欠荤之外，其他的就已经很好了。
　　一个当初那么能干的人，又那么理智坚韧的人，怎么会变成如此怯懦而胆小呢？他们仿佛一个个已离开自己似的，成为两个不相干的人。那个曾经聪明、坚定、理性、能干的母亲去了哪儿呢？同样，那个曾经善良、勤劳、乐观、诚恳的父亲去了哪儿呢？难道人的胆量和勇气，也是随着智商的退化而下降的？这样的心理学问题，慢慢地都成为我思考的事情了。我最近看到一则消息，说是国外有一种新的研究结果，证明“阿尔茨海默症”主要原因是一种传播病菌，这种病菌可以互相传染。我不知道这种“最新研究结果”的确切消息，不过当我看到这一则新闻时，我的心中咯噔了一下。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母亲，我想到我母亲现在的情况，她的快速衰老是因为传染吗？如果真是可以传染，那么，我身上是不是也会有很大的几率？如果真是这样，从现在起，我得吸取他们身上的教训，选择跟他们不同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思维习惯……以一种更科学的方式，来对抗这种病菌的蔓延。虽然每个人都是殊途同归，不过我想尽量选择与父母不一样的方式。在我看来，虽然阿尔茨海默症能减轻生命个体的感知痛苦，不过它仍是最不好的一种方式，因为它伤及了人的根本。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没有了思想的人，是最尴尬而忧伤的存在。
　　二〇一四年底的时候，母亲已记不得我的电话了。有一天，她打电话给钟点工小张，让我们过去一趟。我赶了过去，敲开门。父亲看我来了，一脸纯朴的笑容，说：“没事没事，我们好得很。”母亲则一脸委屈，哽咽着说：“刚才大哭了一场，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这样哭。”我问：“干吗？”她说父亲刚才在厨房的角落里小便，她发现了，责怪他。父亲有些恼羞成怒，冲着她发火。母亲感到委屈极了，说他“眼睛都是红的，像要打人”。她吓死了，想想也觉得委屈，说自己这一辈子哪吃过这样的苦，真想从楼上跳下去。
　　我只得苦笑，对于這一类事，我已处变不惊了。我对母亲说：“你也不要责怪他，他哪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呢，他是一个病人。你要这样看，你哄着他就是，跟他说应在抽水马桶上小便，不应在厨房里。你责怪他，他恼羞成怒，反应当然会激烈。”父亲在一旁笑着说：“对，对，他说的对，你责怪我也没用，我也不知道。”
　　我只好平静地规劝母亲：“跟一个老年痴呆病人，你较什么真呢？”母亲说：“我怎么也不认为他是一个病人。”母亲一直转不过这个弯来，她说她一直想不清楚这是为什么。她说，为什么一个好好的人，会变成老年痴呆症呢？为什么这个病会落在他身上呢？母亲一直没有接受这个现实，总是不会把他当作病人，总是喜欢跟他讲道理。其实他现在，哪有什么道理可讲的呢？我说你把他当作病人就行，就像先天的小儿麻痹症患者，走不了，你不要要求他会走路，不要问为什么，他就是走不了。
　　然后，我告辞了。她有些慌乱，好像不舍得我离开。我关上门，她又把门拉开，诚惶诚恐地对我说：“我真活不下去了！”
　　一股热血冲上来，我的嗓门也高了起来：“你怎么活不下去了呢？他不还好吗？再说，还有小坛子一天到晚跟着你们。我跟哥哥也经常来。你怎么能说这话呢？”
　　她一直执着于父亲的病因，把自己身上的绳索越勒越紧不堪重负。这是全部的问题所在。
　　自那次事件之后，我在考虑的一件事是：也许母亲真的是不堪重负了，她想的是舍弃父亲，不让父亲拖累她晚年的时光。很难说夫妻之间就是照顾和关爱，也应有厌烦和嫌弃吧？那么长时间在一起，彼此之间，都有潜在的厌倦吧，更何况是一个不明事理的病人。世界上，哪有那么单调简单的情感呢？既然那样，就随她的愿吧——是不是把父亲或者父亲母亲一起送到老年公寓里去，在那里，毕竟有医生护士，也有一些老伙伴们，可以在一起聊一聊，能去掉点寂寞，也能化解一点悲伤。我陆续考察了很多老年公寓，考察那里的住宿和饮食，可一直难找到满意的。有人给我推荐了市医院西区办的一个老年公寓，我看了一番后，觉得还可以，回来讲给母亲听，母亲很兴奋，要自己亲自去看看。周末的时候，哥哥带着父母去了，回来后，母亲还是觉得不满意，说里面老人的状况都比他们状况差好多，几乎都是不能自理的，估计很难交流，看得心情也不好；至于伙食，也比家里差很多。母亲明显不太想去了，我们试探着说：“要不送父亲过去，你留在家里？还是小坛子照顾。这样你可以减轻点负担。”母亲说：“你爸爸那么离不开我，哪能在那里待下来呢？即使住下来，不也被护工们欺负死了，不去不去……”舅舅也从歙县打来电话，无论如何不同意送父母去疗养院，说我们家没有那个规矩。这事，只好变得不了了之了。 　　有一次我在静夜中看那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爱》，看那个老教授一直悄无声息地照顾着他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妻子。他们就那样一直静默无声，什么话也没有，两人的相处就像是长长的仪式。我在想，那样的静穆，与我父母亲之间的疏离与紧密，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婚姻就是一次捆绑，将两人的时光捆绑在一起，它可以叫作缘分，也可以叫作难弃，总之，它们只能是在一起，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在电影的最后，当那个老教授在万般无奈之下，将枕头捂住了妻子的呼吸之时，我几乎潸然泪下。对于即将走到世界尽头的老人们，他们什么样的举动我都能理解——因为他们不是走到世界的尽头，他们就是世界的尽头。
　　六
　　在我们小区的北门，有一条相对幽静的小路，小路的边上，是一片小水塘，水塘的对面，是一片种着柳树的斜坡，再过去，就是高速公路了。在这条路的两边，种植了好几排杨树，春天到了的时候，它们会吐出鸟喙般大小的绿尖，接着，开始开放，直到初夏时的叶子长得乌绿茂盛，然后就是秋天的金黄。植物还是有生命力的，在四季，呈现出不同的花色。而人在这方面，显然要迟钝得多了。我每天上下班开车从这里经过，经常看到父母在不远处散步走路。他们一年四季的变化，就是他们的衣服的薄厚，或者，他们变化着他们走路的方式和半径。原先，他们还可以走到高速公路对面的匡河路上，甚至可以一直走到天鹅湖附近。不过这几年，他们的活动半径越来越小，已仅仅局限于这一条河边小路，以及小区附近的地方了。走路的方式也有了变化，起先，是父亲和母亲并排着走，有时候还互相挽着胳膊，一直有话。后来，父亲有病之后，母亲在前面领路，父亲乖乖地跟在后面，保持着五六米的距离。现在，母亲总是走在前面，父亲蹒跚着走在后面，再后面，则是小坛子——我们给他们请的二十四小时的保姆。每当看到这样的场景，我总觉得他们身边的杨树，远处的景致，以及脚下的野草荒藤都显得坦荡凄清。在他们的身边弥漫着一股沉静和悲壮的气息。这样的气息，从我四十五岁之后，发现几乎每一对老人身边都有弥漫。这是真实的气息，还是我的臆度和感觉？他们就这样三人行，走路、吃饭、睡觉、看电视、抱怨，这就是他们全面的生活了。
　　父亲一九三七年生，母亲一九三九年生，已过了“古来稀”。而我，也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了。从某种程度上，我们总是把父亲看作我们的源头。我们从哪里來，是从父亲母亲那里来，再往下溯，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再往上溯，那只是一种概念了，我曾在徽州的祠堂里看到过无数列祖列宗的灵牌。但在我看来，那只不过是一个个灵牌而已，已很难跟现实中的人联系起来。往往是，当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从我们面前消失的时候，我还感受不到骨子里的忧伤，因为父母还在，好像那一根无形的脉络还在，你身边的气息还是温暖的。只有当父亲母亲逝去之后，我们才会感到空空荡荡，就像面前的山峦已彻底坍塌，面前一马平川，已没东西替你遮风挡雨。还有，就是生命的航船已然靠岸，能看到不远处的海岸线——在你的身后，生命的渡船即将弃你而去，将你丢弃于一片无人的荒原。
　　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那条小路上走着。我看着头顶上的杨树叶，也看着头顶上高悬的布满阴翳的夜空。我在想，我们最终将弃这个世界而去，就像最终将弃自己的身躯而去。我们的身躯和这个世界，存在紧密的关联，而我们的灵魂呢？与世界的未知呢？是不是同样也存有某种关联……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一片叶子，至于那些所谓的伟人，至多是杨树上蠕动的毛毛虫而已。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感受春夏秋冬。至于结局，无非是变成无所不在的风……这样想着，夜风拂来，杨树飒飒，头顶上的树叶徐徐飘下。我的头脑里突然跳出一首诗：无边落木萧萧下。这句诗好啊！它所写的，不只是秋天的树木，而且是生命的本质，也是人生必须明白的一种状态。
　　我算是终于明白了。
　　责任编辑 赵宏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