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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职融通指的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融合与沟通，其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理念、课程、教师、组织、资源、制度等多个方面的双向融通。普职融通旨在通过架起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桥梁，为学生提供更加多样的学习体验、更加多元的选择和更加丰富的教育机会，增进学生对职业与社会的认识，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自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以来，普职融通就成了我国国民教育体系建设、教育体制改革中的重要话题。近年来，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 （2017—2020年） 》等文件的发布，普职融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协调发展、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成长的抓手。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各地针对普职融通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然而实践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在实践中，普通教育对普职融通的热情往往远低于职业教育，普职融通也并未得到家长、学生的认可，普通教育仍旧是家长与学生的首选，职业教育依旧被认为是“无奈之选”。为何普职融通困难重重？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挑战和困难？
普职融通推行困难的原因
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不高。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无法等值，接受普通教育和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在学习成就、未来收益、社会认可、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存在差距。许多人还是把普通教育作为个体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社会地位和突破社会阶层的必然选择，而将职业教育视为“二流教育”，是成绩不好学生的最后出路。在理念没有发生根本转变，职业教育无法被客观看待的情况下，即使各地进行了推动普职融通的多种尝试和探索，结果仍是普通教育更受欢迎。
我国尚未建立实现普职融通相配套的资历框架体系。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有着不同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要想在两者之间实现顺畅沟通、转换与衔接，必须建立与之相应的、能够等值比较的桥梁。然而，目前我国普通教育采用知识型、学术性评价模式，职业教育采用技能型评价模式，两者之间的评价标准与评价方式相互独立，存在非常大的差距。这也导致无法直接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学习成果进行比较和等值，学生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转换时往往遇到困难，无法凭借已有的学习成果顺利转换和过渡到另一种教育类型中等值的相应层次。
普职融通的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尚不完善，在招生、课程、师资、实习实训场地等方面尚未形成互通共享的有效模式。我国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有着不同的培养目标和运行逻辑，在课程设置、师资队伍、设施设备等方面差距较大，如果要实现普职融通，两者各自存在先天不足，单靠一方自身的力量难以达到目标。这就需要宏观层面进行设计与统筹，降低普职融通过程中双方沟通与合作的成本，提高区域内部普职教育资源共享的效率。然而，目前我国普职融合的实践多是地方校际层面的自发探索，多以课程互选、实习实训设施场地共享、职业体验等为主。虽然这些探索充满活力，但不可忽视的是，在缺乏来自宏观层次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的情况下，这些创新实践与探索往往难以为继，无法形成稳定的合作运行模式。
实现普职融通的实践路径
推动理念革新，提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要面向公众普及职业教育的类型教育属性，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只有类型之别，并无层次之分。通过加强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与人才培养成果的宣传，加大对技能大赛冠军、大国工匠、劳动模范等职业教育培养的优秀人才的宣传，向公众展示接受职业教育学生所获得的直接性收益、资格证书、荣誉等符号性收益以及未来发展和上升空间等发展性收益，彰显“人人出彩、人人皆可成才”的教育理念，以此消除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误解，提升职业教育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使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向融通成为可能。
建立与普职融通相匹配的国家资格框架。实现普职之间的等值与比较是普职融通的前提，许多国家已经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定的经验。例如，英国通过多年努力，对国家资格框架体系进行了数度迭代，形成了将普通中等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以及高等教育资格证书均包括在内的规范资格框架（Regulated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根据学习量和难度水平来对不同的资格等级进行划分和标示，在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搭建了可等值、可对比、可沟通、可衔接的桥梁，从制度的层面确保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似的发展机会和空间。我国也可借鉴国际经验，搭建起包含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资格框架体系，形成全国统一的管理架构和标准，在不同层级、不同类别的学历与资格证书之间搭建起可比较、可沟通的通道，使不同教育类型的学习成果都能在同一个框架之中实现等值等價，为学习者依据原有学习成果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自由转换奠定基础。
加强普职融合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充分发挥政策引领作用，明确普职融通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优化国民教育体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学生全面有个性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政府主导之下，确定普职融合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与行动计划。近期以区域范围内课程、师资、场地、设施等资源的融通为目标，政府统筹协调区域内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沟通合作与资源共享，实现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资源融通的制度化，使学生能根据自己的需求，享受到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优质师资、课程、设施设备、实训场地等资源。中期以创新招生和学籍制度为基础，打破当前普职之间壁垒森严的体制障碍，在中等教育阶段搭建普职统一招生平台，实现招生环节中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学生的学籍互认;在培养环节，通过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共同开发课程、设置标准，实现基于普职课程互选的学分互认机制，使学生的学习成果能够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均能得到认可，为学生提供多次分流和选择的机会，为学生在两种教育间的自发选择、自由流动和自主发展奠定基础。长期目标是要形成以义务教育为基础、中等教育为重点、高等教育为延伸的全方位普职融合体系，打造具备复合能力、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培养模式。义务教育阶段面向学生开展职业启蒙和劳动教育，除了职业体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以外，在传授学科知识的同时也可进行职业渗透，让学生对劳动、职业和工作世界有初步的了解和认知，同时发挥生涯指导的作用，让学生发掘自身的职业兴趣，以及与自身特点和能力特长相匹配的可能职业。中等教育阶段是普职融通的重点阶段，除了通过资源互通、课程渗透与互选、师资互用、学分互认、学籍互转构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合作机制，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之外，还可以通过生涯指导加强学生的生涯探索，为学生提供亲身体验职业内容、职业岗位、职业环境的机会，让学生加深对职业世界的了解，为未来的专业选择乃至职业选择奠定基础。普职融通更应当上延至高等教育阶段，依托框架体系实现普职之间的等值转换是高等教育阶段普职融通的核心与关键。在高职院校、应用型本科院校中，除了加强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还需加强对学生问题解决、团队合作、创新思维等通用能力与核心素养的培养，在普通高等教育中除了通过实习环节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还需通过生涯指导提升学生的生涯适应力以及生涯管理能力，让学生为未来复杂、多变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培养满足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所需的创新性、复合型人才。
自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以来，普职融通就成了我国国民教育体系建设、教育体制改革中的重要话题。近年来，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 （2017—2020年） 》等文件的发布，普职融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协调发展、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成长的抓手。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各地针对普职融通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然而实践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在实践中，普通教育对普职融通的热情往往远低于职业教育，普职融通也并未得到家长、学生的认可，普通教育仍旧是家长与学生的首选，职业教育依旧被认为是“无奈之选”。为何普职融通困难重重？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挑战和困难？
普职融通推行困难的原因
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不高。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无法等值，接受普通教育和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在学习成就、未来收益、社会认可、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存在差距。许多人还是把普通教育作为个体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社会地位和突破社会阶层的必然选择，而将职业教育视为“二流教育”，是成绩不好学生的最后出路。在理念没有发生根本转变，职业教育无法被客观看待的情况下，即使各地进行了推动普职融通的多种尝试和探索，结果仍是普通教育更受欢迎。
我国尚未建立实现普职融通相配套的资历框架体系。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有着不同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要想在两者之间实现顺畅沟通、转换与衔接，必须建立与之相应的、能够等值比较的桥梁。然而，目前我国普通教育采用知识型、学术性评价模式，职业教育采用技能型评价模式，两者之间的评价标准与评价方式相互独立，存在非常大的差距。这也导致无法直接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学习成果进行比较和等值，学生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转换时往往遇到困难，无法凭借已有的学习成果顺利转换和过渡到另一种教育类型中等值的相应层次。
普职融通的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尚不完善，在招生、课程、师资、实习实训场地等方面尚未形成互通共享的有效模式。我国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有着不同的培养目标和运行逻辑，在课程设置、师资队伍、设施设备等方面差距较大，如果要实现普职融通，两者各自存在先天不足，单靠一方自身的力量难以达到目标。这就需要宏观层面进行设计与统筹，降低普职融通过程中双方沟通与合作的成本，提高区域内部普职教育资源共享的效率。然而，目前我国普职融合的实践多是地方校际层面的自发探索，多以课程互选、实习实训设施场地共享、职业体验等为主。虽然这些探索充满活力，但不可忽视的是，在缺乏来自宏观层次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的情况下，这些创新实践与探索往往难以为继，无法形成稳定的合作运行模式。
实现普职融通的实践路径
推动理念革新，提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要面向公众普及职业教育的类型教育属性，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只有类型之别，并无层次之分。通过加强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与人才培养成果的宣传，加大对技能大赛冠军、大国工匠、劳动模范等职业教育培养的优秀人才的宣传，向公众展示接受职业教育学生所获得的直接性收益、资格证书、荣誉等符号性收益以及未来发展和上升空间等发展性收益，彰显“人人出彩、人人皆可成才”的教育理念，以此消除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误解，提升职业教育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使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向融通成为可能。
建立与普职融通相匹配的国家资格框架。实现普职之间的等值与比较是普职融通的前提，许多国家已经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定的经验。例如，英国通过多年努力，对国家资格框架体系进行了数度迭代，形成了将普通中等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以及高等教育资格证书均包括在内的规范资格框架（Regulated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根据学习量和难度水平来对不同的资格等级进行划分和标示，在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搭建了可等值、可对比、可沟通、可衔接的桥梁，从制度的层面确保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似的发展机会和空间。我国也可借鉴国际经验，搭建起包含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资格框架体系，形成全国统一的管理架构和标准，在不同层级、不同类别的学历与资格证书之间搭建起可比较、可沟通的通道，使不同教育类型的学习成果都能在同一个框架之中实现等值等價，为学习者依据原有学习成果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自由转换奠定基础。
加强普职融合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充分发挥政策引领作用，明确普职融通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优化国民教育体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学生全面有个性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政府主导之下，确定普职融合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与行动计划。近期以区域范围内课程、师资、场地、设施等资源的融通为目标，政府统筹协调区域内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沟通合作与资源共享，实现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资源融通的制度化，使学生能根据自己的需求，享受到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优质师资、课程、设施设备、实训场地等资源。中期以创新招生和学籍制度为基础，打破当前普职之间壁垒森严的体制障碍，在中等教育阶段搭建普职统一招生平台，实现招生环节中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学生的学籍互认;在培养环节，通过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共同开发课程、设置标准，实现基于普职课程互选的学分互认机制，使学生的学习成果能够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均能得到认可，为学生提供多次分流和选择的机会，为学生在两种教育间的自发选择、自由流动和自主发展奠定基础。长期目标是要形成以义务教育为基础、中等教育为重点、高等教育为延伸的全方位普职融合体系，打造具备复合能力、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培养模式。义务教育阶段面向学生开展职业启蒙和劳动教育，除了职业体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以外，在传授学科知识的同时也可进行职业渗透，让学生对劳动、职业和工作世界有初步的了解和认知，同时发挥生涯指导的作用，让学生发掘自身的职业兴趣，以及与自身特点和能力特长相匹配的可能职业。中等教育阶段是普职融通的重点阶段，除了通过资源互通、课程渗透与互选、师资互用、学分互认、学籍互转构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合作机制，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之外，还可以通过生涯指导加强学生的生涯探索，为学生提供亲身体验职业内容、职业岗位、职业环境的机会，让学生加深对职业世界的了解，为未来的专业选择乃至职业选择奠定基础。普职融通更应当上延至高等教育阶段，依托框架体系实现普职之间的等值转换是高等教育阶段普职融通的核心与关键。在高职院校、应用型本科院校中，除了加强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还需加强对学生问题解决、团队合作、创新思维等通用能力与核心素养的培养，在普通高等教育中除了通过实习环节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还需通过生涯指导提升学生的生涯适应力以及生涯管理能力，让学生为未来复杂、多变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培养满足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所需的创新性、复合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