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反讽，源自希腊文“eironia”，是西方文论最古老的概念之一。近世以来，经过德国浪漫主义文论的阐发、英美新批评派的升华演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再造，不断地演变发展，反讽的涵义从古典的修辞格层面演进到诗学层面，后提升至哲学层面。
反讽是一个不断拓展、衍殖的概念，反讽理论和反讽概念的发展脉络主要是修辞意识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渗透过程，反讽辞格随着修辞观的改变而变换着内涵，同时也顺应修辞学研究范围的扩容而增广适用范围：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古典修辞反讽到德国浪漫派奉为文学创作规则的浪漫反讽，发展到欧美新批评派将反讽作为诗歌创作的基础，再到以认识论为哲学基础，推崇理性的“形而上学”现代主义反讽，修辞观的演变推动了反讽的发展，从文字词句到文本指涉再发展到整个交流领域、认知领域。李建军为“反讽修辞”作了这样的定义：“它是作者由于洞察了表现对象在内容和形式、现象与本质等方面的复杂因素的悖立状态，并为了维持这些复杂的对立因素的平衡，而选择的一种暗含嘲讽、否定意味和遮蔽性质的委婉幽隐的修辞策略。它通常采取对照性的描写或叙述、戏拟，独特的结构，叙述角度的调整，过度陈述（overstatement）、克制陈述（understatement）、叙述人评价性声音的介入等具体手法。”a
无论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法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反讽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20世纪初，作为概念的反讽方才传入中国，但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早已蕴含诸多与反讽类似的文艺理论或创作手法，这为中国接受和传播“舶来品”反讽概念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诗经》“国风”中，“风”同“讽”，“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b，即用委婉的批评和曲折之语表达对国君的劝谏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孔子编写的编年体史书《春秋》，简略记载史实，言辞外意蕴无穷，此手法被后世称为“春秋笔法”或“微言大义”。司马迁著《史记》，语婉旨深，“微而显，志而晦”，言语表面不着痕迹，褒贬自在人心。及至唐代，刘知己著《史通》，将这种委婉达意的创作手法称为“曲笔”，并将这一写史手法运用到文学创作中。不论是“风”“春秋笔法”亦或“曲笔”皆为以含蓄为基调，以曲折委婉之语来达到影响、劝诫他人的目的，其表面用法与隐含意义之间形成了一定张力。明清时期，我国古代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大量运用反讽手法，言在此而意在彼，吴敬梓的讽喻小说《儒林外史》即是大量运用曲笔，幽默诙谐，不露痕迹地揭示儒林丑态。晚清时期，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有感于国外小说对政治之影响而提倡政治小说，发起“小说界革命”，推动了外国小说翻译与出版的高峰。“小说界革命”改变了中国小说创作的面貌，内容针砭时弊，直击官场，强调文学改造社会的功用与价值，宣示与古典文学“曲笔”写作的彻底决裂，涌现出直击官僚黑暗的《官场现形记》 《宦海升沉录》 《二十年目睹之现状》等被鲁迅称为“谴责小说”的作品。韩南评晚清讽刺小说，“语言太刺耳，甚至成了热骂，所以不能算数”c，言语直白，讽刺谩骂，说理与教诲色彩浓重，脱出了反讽的意义范围。
西方文学中的反讽理论与技巧在中国的真正传播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1917-1927）时期。新文化运动旨在彻底否定中国封建文学观念，创建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文学，中国知识分子热情投入编译各种外文图书，探讨、译介和传播庞杂的西方思潮，反讽理论的译介与传播就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在小说的文学批评理论中，鲁迅对反讽的研究颇有建树，留学日本期间，鲁迅研读克尔凯郭尔的反讽著作，深受苏格拉底和浪漫主义反讽的影响。鲁迅把谩骂与讽刺分得很清楚，认为“讽刺小说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去了文艺上底价值，而它的末流都没有顾到这一点，所以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d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通过描写“迫害狂”患者，揭示“吃人”社会的荒唐，《阿Q正传》中被人欺辱的阿Q总是通过“精神胜利法”使自己忘却侮辱，处处显示满足于现状的“油滑”。鲁迅在其作品中克制情感，对嘲讽者充满同情，而非咄咄逼人的“谩骂”，力图以超然的描写和客观幽默的笔调揭示社会底层人物的悲惨生活，以达到“以褒为贬”或“以贬为褒”的批判意味。
在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销声匿迹和断裂之后，新时期作家们开始冷静思考历史、文化和现实的各种问题，反讽逐步崛起于新时期文学的舞台。许多作家将反讽作为反思的批判利器，以机械、呆板的反讽性语言揭露历史的荒唐与悖谬，实现文学叙事形态多元化的局面;或以反讽的情景和人物荒诞命运揭示历史、现实、人性的荒谬，深层展示重压下人们精神的摧残和心灵的畸变。这一时期王蒙的《活动变人形》 《布礼》 《名医梁有志传奇》、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陈村的《一天》、谌容的《人到中年》等小说都用反讽性语言和冷静疏淡的姿态对荒诞世界的人性进行深入剖析和哲理性辨析。“寻根文学”的兴起将对历史的批判推进到文化层面，反讽的视点从话语、时代和现实穿透至传统文化层面，意在探究社会悲剧的历史成因。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 《小鲍庄》、阿城的《棋王》、冯骥才的《三寸金莲》、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对历史痼疾和文化沉疴的揭露與反讽，拓展了反思和批判的重要叙事向度。随后出现了以刘索拉、残雪、徐星为代表的“现代派”，这些青年作家纷纷选择反讽的话语叙事，强调个人存在的虚无感和人生意义的荒诞性，反讽所揭示的荒谬性不仅是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的无意义，更是深入到哲学意义和存在意义的荒谬性。
伴随西方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理论在中国的迅猛传播，20世纪80年代以马原、格非、余华、洪峰、叶兆言、北村、孙甘露等为代表的热衷于叙事形式实验的先锋小说家，开始脱离“五四”以来文学传统，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精神创伤的叙事方式，摧毁了中国文学自古以来的“文以载道”的传统和文学承担意识形态职责的思想使命，以艺术形式为本体，通过对叙事形式的探索来反叛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1980年代中期“新写实小说”以反讽的手法讽喻现实社会的虚伪倾轧，知识分子的猥琐犬儒以及普通民众生活的琐碎杂乱，或是对自我无情的戏谑嘲弄，深层刻画小人物“类喜剧”式的生存悲哀。而将新写实手法深入历史领域的“新历史小说”，是当代反讽解构最着重用力的叙事类型：挑战经典现实主义文学中神圣威严的历史，有意识地躲避主流对历史的解读，带着“反讽”的姿态修正既往历史的宏大叙事。 二
先锋作家大都受到欧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家如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人的影响，表现手法呈现出强烈的后现代特征。先锋小说将反讽的思想追求转化为“如何反讽”的叙述体现，拆解现代主义叙事的深度模式，扰乱传统小说的原有秩序，以游戏戏谑、松弛拼贴、玩世不恭的语调消解小说的真实性特征。反讽叙述在先锋小说中的文本形态主要表现在修辞学、美学和哲学三个层面，相对应的表现形式分别为：言语反讽，通过戏谑性的话语使语言的表象语码与语言的真实意图形成悖立，扭曲话语的语用规则而生成反讽的效果;情境反讽，又称喜剧反讽，使文本整体结构的立意、情节以及叙事结构等表层意义与深层内旨形成内在张力，追求整体化的反讽效果;总体反讽，是对情境反讽的推进与升华，超出了浅层的个别语句和符号表意，深入到以整部作品、文化、社会、历史为文本对象的反讽。
1.修辞学意义：言语反讽
反讽叙述传统修辞学意义上的指认是言语反讽，基本涵义是叙述者采用戏谑性的话语形式表达语言外壳与真实意指相左的意思，挑战现有的话语定势，有意使语义、文体、情感色彩等因素相互钳制形成强烈的反讽效果。美国新批评家布鲁斯认为，“语言反讽是语境对一个陈述句的明显的歪曲”e。言语反讽摒弃一本正经的严肃性说教，施讽者往往采取正话反说、庄词谐用、亦庄亦谐的方式并置悖逆语义，引诱读者识破言外之意，不断质疑与否定常规符号语言与思维定势，实现文本意义的拓殖。先锋作家旗帜鲜明地挑战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将语言作为反映“客观真实”的可靠工具，热衷于语言形式的革新，文本真实只是语言符号系统内部排列组合的狂欢，语言的意义不再取决于现实世界，而是作者对于语言的变形、陌生化处理与感受力的综合把握。践行言语反讽的先锋作家很多，王朔、莫言、余华、格非、洪峰等作家都发掘了言语反讽的多重可能。
其一，庄谐反用。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指出“反语”是“语意相反，而且含有嘲弄讥讽等意思”，f反语是故意表达与本意相左的意思，正反颠倒从而达到讽刺的目的。余华小说中的“反语”成为无意识的代言，唤起叙事的非理性以及指向话语内部形成的扭曲荒谬的现实。余华认为“只有语言冲破常规的限制，呈现多种可能，并在并置、错位、颠倒的组合上重构表达方式，才能表达真实”。g余华在小说中经常置换描述正统的庄语和轻松谐谑的谐语的语用环境，以正经严肃的话语叙述荒唐、粗鄙下流之事，或以调侃谐谑的口吻讲述伤感的故事。《难逃劫数》中描绘东山脸上的笑容是“烂掉的苹果”，因为新娘露珠接受了父亲准备的“嫁妆”，将一小瓶硫酸泼在东山脸上，以防止东山将来抛弃她;广佛对尾随的男孩又踢又踹直至对方咽气，面带笑容欣赏正在死去的男孩嘴边“欢畅奔涌”的鲜血。余华看似漫不经心或戏谑的抒情语调，造成了主流话语阐释历史暴力的理性秩序的混乱，暗示了主流话语的合法性和严肃性与畸形的叙事与血腥的现实发生冲突，呈现出不可言说的话语禁忌。
其二，语境误置，戏谑调侃。先锋小说中语境误置主要表现为叙事话语的内部倾向与荒诞性感知的双向行进，故意在粗鄙世俗的生活语境中，杂糅进庄重严肃的特定场合专用的话语，使话语与其原意产生无法弥合的悖离。王朔擅长将六七十年代典型的教条式话语剪切到新时期语境中，以话语的暴力攻击将崩溃的生活体验强加给心理现实，以获得语言的快感，拆解一切教条式话语的价值合法性与规范性。王朔醉心于语言的变幻，把词、句打散、杂糅，重新组合，笔下的人物毫无顾忌地将教条话语与经典格言戏谑成插科打诨、指桑骂槐、打情骂俏的语言，形成正话反说、亦庄亦谐、真假难定、互相干扰的异质语境。王朔对语言的变形就是对特殊时期压抑的语言性毁形，从而瓦解与颠覆过去的语言秩序，迫近精神创伤的心理状态。将教条式话语置放于被戏谑、被把玩的刑台上，使神圣话语陷入“回忆过去”与“肢解现在”的双重痛苦中，反讽成为王朔对于一切具有中心意识的语态当头棒喝的手段，随意嫁接的“胡说八道”的语言逻辑刺破了所有美好的幻梦。
其三，悖逆语义并置。将语义相悖的词语并置在一起，通过典型性正反对照的词汇的强制组合形成富有张力的反讽，词语间彼此冲突、排斥、干扰、抵牾，在酣畅淋漓的叙述中获得语言的快感与想象空间。莫言在小说中经常将文明话语与粗鄙乡俗土语糅合打碎，通过改变词语的语体色彩来颠覆作品的表层意义与深层内涵。崇高与鄙俗、俊美与丑陋扭曲地结合在一起，莫言用悖逆语义制造了高密东北乡极具生命张力的高粱地，以“我爷爷”“我奶奶”展开汪洋恣肆、荒诞空灵的想象，试图以标准化的文明话语传递既无系统完整语言又细碎断裂的直感的民间经验。《红高粱家族》中原始的生命冲动以粗鄙的方式与野蛮豪爽的激情纠缠在一起，既是英雄又是王八蛋的历史主体余占鳌，土匪般喝酒吃肉、坐地为王，又统帅民众反抗日本侵略者，把多种可能性并置在一个历史主体中，统一的形象与声音逐渐退场，悖逆语义的文学语言成为承载丰富的文学审美形态、叙述样式和社会意识的语码符号。莫言恣意地将某种不纯的物质注入英雄人物中，把将历史推向了“最英雄好汉也最王八蛋”的混沌境地。
2.美学意义：情境反讽
米克认为，言语反讽使人站到反讽者的立场上，而情境反讽则让人们成为反讽的观察者。存在于小说中的情节或事件本身摩擦呈现出的反讽性是情境反讽的主要特征。情境反讽虽然可以使人們看到理性表象上的悖论，但其真实意图却被隐藏了。因此，观察者需要有成熟的理性意识和文化哲学底蕴，用自己的反讽理念去探索存在于社会、世界、生活和现实中的悖论和荒诞处境。
反讽叙述者往往将眼光与笔触延伸到历史的纵深处，触摸民族历史文化的脉络。他们以穿透现实平庸生活场景的遒劲笔力，洞悉历史存在真相的深邃眼光，审视镌刻在民族历史文化深层肌理中的暗色痼疾。新时期文学中的历史或新历史小说如《故乡天下黄花》 《灵旗》 《大年》 《青黄》 《小鲍庄》 《爸爸爸》 《古船》 《白鹿原》 《我的帝王生涯》 《米》等作品，通过创建历史的反讽情境来挖掘历史文化中的深层痼疾以及潜伏于民族文化心理中的集体无意识与潜意识。苏童在《米》中以“米”作为物质性的象征，主人公五龙在物质与欲望交织的复杂社会历史场景中痛苦挣扎又绝望沉沦，作者营造的历史反讽情境，用欲望本质消解了历史理性逻辑;格非的《青黄》对“青黄”这一命题的意义不懈追索，最终以历史起源性的“空缺”情境凸出历史“在场”的本源性匮乏，进而构成对探求历史真相的反讽。一般来说，历史情境的反讽叙事总是将光明、乐观、崇高、庄严的历史情境从颓废、荒凉甚至庸俗的历史情境中逆转，形成主题意义上的反讽和存在意义上的反讽。 3.哲学意义：总体反讽
情境反讽的进一步发展即为总体反讽，是反讽对整体世界存在的观照和审视。总体反讽又称为“哲理反讽”“世界反讽”或“宇宙反讽”，是反讽的一种“形而上”性质的反映。它使人们在直面世界的荒诞以及自身的生存困境时，产生一种质疑、无奈、悲观的人生态度和对现实的哲学思考。“从语言反讽到情境反讽，作家的修辞策略延伸为一种情境的基本判断。加入适应于这种基本判断的情境继续扩大，直至动摇维系日常现实的价值体系，那么，总体反讽就将出现。”h总体反讽是对情境反讽的演进与深化，整个人类以及生存空间都是人类存在状况的嘲弄者。既然反讽是指作为整体的人的存在和终极命题，那么单纯从文本上下语境的扭曲或抵牾就不能有效解决反讽问题。在阐释整体反讽的意义时，必须要有大语境的理念与格局，对照时代的情感状态、精神结构和前人的思想遗产来诠释反讽的主题，因为“总体反讽的基础是那些明显不能解决的根本性矛盾，当人们思考诸如宇宙的起源和意向，死亡的必然性，所有生命最终归于消亡，未來的不可探知性以及理性、情感与本能、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客观与主观、社会与个人、绝对与相对、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冲突等问题时，就会遇到那些矛盾”。i
余华小说中的反讽本质上是一种颠覆日常经验与俗理常识的文化挑战，以个人感知的精神真实替换现实世界的客观真实，通过不断推导颠扑不破的公理、概念和信仰来证明现实世界的虚伪和肤浅，从而揭示不可爱甚至残酷狰狞的客观真实。余华对常理的颠覆一如既往：《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帮助他人本应得到回报，但是却遭到恶报;《死亡叙述》中罪犯逃脱本应得到处罚，主动承担无心之过应该得到宽大处理，可事实恰恰相反;《许三观卖血记》中血是生命的象征，然而卖血却是为了生存，维持生命。整个世界在余华笔下都成为反讽的对象，即指向了总体反讽，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反讽“在其明显的意义上不是针对这一个或那一个个别的存在，而是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情势下的整个特定的现实……它不是这一种或那一种现象，而是它视之为反讽外观之下的整个存在”。j格非在《欲望的旗帜》中展示了形而上学的精神世界与欲望渊薮的生存世界的格斗场景，无意义、无价值、无轴心的生存世界的精神图景在文本中一点点崩塌与溃败。哲学教授贾兰坡在全国学术会议开始时猝死，宋子衿博士的精神疾病和老秦的阴谋都预示着哲学在欲望时代的终结和死亡。随着中心价值的瓦解，生存世界只剩下支离破碎，充满悖论、荒谬和讽刺的虚妄之城。
反讽的文体特征主要集中在语言、结构、情景等方面的建构与确认中，其主题意图鲜明或隐晦地指向了破碎不堪的历史，指向了人类的宿命和现实历史处境。可以说，反讽承载着作者文本整体结构框架、主体情感渲染和基本运作方式的重要职能。莫言的《丰乳肥臀》即是从近世历史情境中的虚构入手，对原有的官史文本和主流历史观念进行颠覆，文本内部呈现杂语共生的语言爆炸式的狂欢场景，以魔幻情境的情节构成和整体反史诗的结构策略揭示主流历史背后民族苦难的历史。与“红高粱家族”系列一样，文本中的人物命运、现实处境和历史结局都以历史和人类的复调轮回展开叙述，故事里每一个感性而鲜活的生命都无法走出宿命的困局，都无法逃脱造化的愚弄。上官鲁氏一家所在的多重线索打破了单线历史性叙事，生动地展现了历史烟云动荡、沧桑变化的世事人间，人物自身以及所处的生活世界都是荒诞、肮脏、混乱组成的五彩斑斓的隐喻反讽的世界。先锋小说中家族溃败的叙事俯拾即是，其最终指向都是暗示家园的丧失则意味着历史根基的溃败。先锋小说家在解构历史时经常采用的即是总体反讽的叙事模式，着力于将叙述的内容、情境、人物和审美立场民间化、民俗化，且置于文学叙事的大语境中甚至是时代变迁的解构语境之中，以此来深刻运用和阐释文本总体反讽的主旨与思想维度。
米克认为，中心价值体系的崩塌，促使生存与死亡、理性与本能、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之间的对立难以化解调和，这也是总体反讽难以解决的根本矛盾。总体反讽往往因为反讽视角的转换而身份颠倒，它标举对“存在”这一哲学问题的深层叩问与探索，破除形而上学传统的“现象”与“本我”之分，去蔽返真，在语言选择、结构安排、形象塑造中形成超越性和中心地位。所以说，总体反讽是对正义、道德、哲学、科学等诸多重要范畴的重新阐释，是对现实存在的精神观照，力图在精神追问的道路上与世界达成诗意的和解。
三
先锋小说中不乏对文本的极端挑战，了却了终极信仰、心灵慰藉、存在关怀、理性思维和普世价值后，赤裸裸的欲望成为唯一真实存在的价值尺度。孙甘露的每一次先锋写作都是“反小说”的语言智力游戏，频频拆除叙事和话语制作的界限，把小说的叙事功能变为自由舒展的修辞风格。先锋小说的反讽叙事面对升腾的欲望时，不仅仅在于攫取奇异的主题或题材，置放世俗的道德视角，也不只是以简单的肯定、贬损裁决，而是以独特的语言叙述方式接近物象，以反讽的视角冷静穿越和剖析各种堆叠的欲望。无疑，反讽者平心静气地接受了“不完整”的现实存在，以怀疑“自我”的方式，消解“自我”。格非从《褐色鸟群》对“自我”的怀疑，发展到《敌人》中对“自我”的恐惧，从而指向“自我”即内在敌人的极端命题。不仅表达了反讽语言修辞的意义，也表达了反讽者异常清醒的思维状态。
中国文学经历新时代的文学转型，在历史错位、社会演进和西方文学思潮冲击的多重熔炼下，思想文化处于相互交融、相互碰撞的激荡状态。反讽叙事正是在这种思想能量和颠覆性激情的撕裂中破土而出，穿过虚构与想象甚至是梦幻才能追求的真实，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挑战现实。先锋小说的反讽叙事由于深刻揭示了存在的主题与精神的悖论，在杂语共生的文化语境中不失为解读中国生活和大众心理的一个角度。
从解放思想，消除思想余悸，到工业化浪潮下消费主义的兴起，新时期的社会领域变革掀起的也是思想激荡的狂风暴雨，从“伤痕”“反思”的历史指责与忏悔到欲望时代的叙事喧嚣，从1980年代的人性论到1990年代主体性的颓丧与消亡，叙事反讽始终参与和引领这一时期的叙事的历史转型趋势，牵动启蒙文学穿过存在主义文学走向解构文学。先锋文学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思想定位和价值目标，积极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形成互动对话。然而，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中心价值体系已经分崩离析，新的信仰体系和价值维度尚未明晰，反讽叙事只能依赖形式主义实验，落入“众神狂欢”的反讽时代。 20世纪90年代，先锋小说家在爱与恨的模糊中摈弃了价值判断的束缚，不加选择地滥用反讽从而转化为“泛反讽”。这在布斯看来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使他能够描写人而不必使自己直接对人表态。……作者是在用反讽保护自己，而不是在揭示主题”。k反讽本意是在虚伪表面的掩饰下形成温和的批评和反抗，从而使得前后矛盾的对比尖锐而有力。而作者滥用反讽，强调人物虚伪、骄傲、盲从、固执的特征则逾越了反讽讽喻功能的界限，抹杀反讽功能的鲜活特征，缺乏理性的精神支持，成為模棱两可的反应，导致接受主体无法在内心深处激发一种与言语、情境相悖的判断与之抗衡。作家如果沉溺于反讽游戏的泥潭，而不采取潜在的守护来保持与表层语义消解的张力，必然会遭受反讽这把双刃剑的损伤：“反讽可以毫不动情地拉开距离，保持一种奥林匹斯神祇式的平静，注视着也许还是同情着人类的弱点;它也可能是凶残的、毁灭性的，甚至将反讽作者也一并淹没在它的余波之中。”l
反讽是时代催生和选择的叙事方式，说到底是要达到一种美学认识的综合高度。反讽不仅是先锋小说在审美层面上的叙事体验，更是对历史、现在和现代文学现状的回顾与理解。反讽叙事艺术把握现在和感知未来，将永远作为一种叙事修辞与文学共存。反讽叙事在耗尽了批判与颠覆的激情履行了思想使命之后，在思潮的推动与冲击下进一步泛化，反讽批判精神也涣散零落，沦为欲望时代的叙事表征，陷入美学难题和思想困境。然而反讽叙事无疑强调了先锋小说的一种美学向度，彰显了艺术表达的先锋性姿态，反讽叙事唯一的出路即是在文学时间的基础上不断超越“存在”的精神层面，不断勘探“存在”的深度、困境、悖论与虚无的内核，从而在这个时代重新指认自己的位置。
【注释】
a李建军：《论小说中的反讽修辞》，《小说评论》2001年第4期。
b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3页。
c[美]韩南：《鲁迅小说的技巧》，《韩南中国小说论集》，王秋桂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4页。
d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5页。
e[美]柯林斯·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袁可嘉译，赵毅衡编选：《“新批评” 文集》，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页。
f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
g余华：《虚伪的作品》，洪治纲编：《余华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h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0页。
i[英]D.C.米克：《论反讽》，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
j[丹]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汤晨溪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页。
k[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
l[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
反讽，源自希腊文“eironia”，是西方文论最古老的概念之一。近世以来，经过德国浪漫主义文论的阐发、英美新批评派的升华演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再造，不断地演变发展，反讽的涵义从古典的修辞格层面演进到诗学层面，后提升至哲学层面。
反讽是一个不断拓展、衍殖的概念，反讽理论和反讽概念的发展脉络主要是修辞意识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渗透过程，反讽辞格随着修辞观的改变而变换着内涵，同时也顺应修辞学研究范围的扩容而增广适用范围：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古典修辞反讽到德国浪漫派奉为文学创作规则的浪漫反讽，发展到欧美新批评派将反讽作为诗歌创作的基础，再到以认识论为哲学基础，推崇理性的“形而上学”现代主义反讽，修辞观的演变推动了反讽的发展，从文字词句到文本指涉再发展到整个交流领域、认知领域。李建军为“反讽修辞”作了这样的定义：“它是作者由于洞察了表现对象在内容和形式、现象与本质等方面的复杂因素的悖立状态，并为了维持这些复杂的对立因素的平衡，而选择的一种暗含嘲讽、否定意味和遮蔽性质的委婉幽隐的修辞策略。它通常采取对照性的描写或叙述、戏拟，独特的结构，叙述角度的调整，过度陈述（overstatement）、克制陈述（understatement）、叙述人评价性声音的介入等具体手法。”a
无论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法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反讽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20世纪初，作为概念的反讽方才传入中国，但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早已蕴含诸多与反讽类似的文艺理论或创作手法，这为中国接受和传播“舶来品”反讽概念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诗经》“国风”中，“风”同“讽”，“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b，即用委婉的批评和曲折之语表达对国君的劝谏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孔子编写的编年体史书《春秋》，简略记载史实，言辞外意蕴无穷，此手法被后世称为“春秋笔法”或“微言大义”。司马迁著《史记》，语婉旨深，“微而显，志而晦”，言语表面不着痕迹，褒贬自在人心。及至唐代，刘知己著《史通》，将这种委婉达意的创作手法称为“曲笔”，并将这一写史手法运用到文学创作中。不论是“风”“春秋笔法”亦或“曲笔”皆为以含蓄为基调，以曲折委婉之语来达到影响、劝诫他人的目的，其表面用法与隐含意义之间形成了一定张力。明清时期，我国古代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大量运用反讽手法，言在此而意在彼，吴敬梓的讽喻小说《儒林外史》即是大量运用曲笔，幽默诙谐，不露痕迹地揭示儒林丑态。晚清时期，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有感于国外小说对政治之影响而提倡政治小说，发起“小说界革命”，推动了外国小说翻译与出版的高峰。“小说界革命”改变了中国小说创作的面貌，内容针砭时弊，直击官场，强调文学改造社会的功用与价值，宣示与古典文学“曲笔”写作的彻底决裂，涌现出直击官僚黑暗的《官场现形记》 《宦海升沉录》 《二十年目睹之现状》等被鲁迅称为“谴责小说”的作品。韩南评晚清讽刺小说，“语言太刺耳，甚至成了热骂，所以不能算数”c，言语直白，讽刺谩骂，说理与教诲色彩浓重，脱出了反讽的意义范围。
西方文学中的反讽理论与技巧在中国的真正传播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1917-1927）时期。新文化运动旨在彻底否定中国封建文学观念，创建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文学，中国知识分子热情投入编译各种外文图书，探讨、译介和传播庞杂的西方思潮，反讽理论的译介与传播就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在小说的文学批评理论中，鲁迅对反讽的研究颇有建树，留学日本期间，鲁迅研读克尔凯郭尔的反讽著作，深受苏格拉底和浪漫主义反讽的影响。鲁迅把谩骂与讽刺分得很清楚，认为“讽刺小说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去了文艺上底价值，而它的末流都没有顾到这一点，所以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d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通过描写“迫害狂”患者，揭示“吃人”社会的荒唐，《阿Q正传》中被人欺辱的阿Q总是通过“精神胜利法”使自己忘却侮辱，处处显示满足于现状的“油滑”。鲁迅在其作品中克制情感，对嘲讽者充满同情，而非咄咄逼人的“谩骂”，力图以超然的描写和客观幽默的笔调揭示社会底层人物的悲惨生活，以达到“以褒为贬”或“以贬为褒”的批判意味。
在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销声匿迹和断裂之后，新时期作家们开始冷静思考历史、文化和现实的各种问题，反讽逐步崛起于新时期文学的舞台。许多作家将反讽作为反思的批判利器，以机械、呆板的反讽性语言揭露历史的荒唐与悖谬，实现文学叙事形态多元化的局面;或以反讽的情景和人物荒诞命运揭示历史、现实、人性的荒谬，深层展示重压下人们精神的摧残和心灵的畸变。这一时期王蒙的《活动变人形》 《布礼》 《名医梁有志传奇》、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陈村的《一天》、谌容的《人到中年》等小说都用反讽性语言和冷静疏淡的姿态对荒诞世界的人性进行深入剖析和哲理性辨析。“寻根文学”的兴起将对历史的批判推进到文化层面，反讽的视点从话语、时代和现实穿透至传统文化层面，意在探究社会悲剧的历史成因。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 《小鲍庄》、阿城的《棋王》、冯骥才的《三寸金莲》、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对历史痼疾和文化沉疴的揭露與反讽，拓展了反思和批判的重要叙事向度。随后出现了以刘索拉、残雪、徐星为代表的“现代派”，这些青年作家纷纷选择反讽的话语叙事，强调个人存在的虚无感和人生意义的荒诞性，反讽所揭示的荒谬性不仅是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的无意义，更是深入到哲学意义和存在意义的荒谬性。
伴随西方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理论在中国的迅猛传播，20世纪80年代以马原、格非、余华、洪峰、叶兆言、北村、孙甘露等为代表的热衷于叙事形式实验的先锋小说家，开始脱离“五四”以来文学传统，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精神创伤的叙事方式，摧毁了中国文学自古以来的“文以载道”的传统和文学承担意识形态职责的思想使命，以艺术形式为本体，通过对叙事形式的探索来反叛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1980年代中期“新写实小说”以反讽的手法讽喻现实社会的虚伪倾轧，知识分子的猥琐犬儒以及普通民众生活的琐碎杂乱，或是对自我无情的戏谑嘲弄，深层刻画小人物“类喜剧”式的生存悲哀。而将新写实手法深入历史领域的“新历史小说”，是当代反讽解构最着重用力的叙事类型：挑战经典现实主义文学中神圣威严的历史，有意识地躲避主流对历史的解读，带着“反讽”的姿态修正既往历史的宏大叙事。 二
先锋作家大都受到欧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家如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人的影响，表现手法呈现出强烈的后现代特征。先锋小说将反讽的思想追求转化为“如何反讽”的叙述体现，拆解现代主义叙事的深度模式，扰乱传统小说的原有秩序，以游戏戏谑、松弛拼贴、玩世不恭的语调消解小说的真实性特征。反讽叙述在先锋小说中的文本形态主要表现在修辞学、美学和哲学三个层面，相对应的表现形式分别为：言语反讽，通过戏谑性的话语使语言的表象语码与语言的真实意图形成悖立，扭曲话语的语用规则而生成反讽的效果;情境反讽，又称喜剧反讽，使文本整体结构的立意、情节以及叙事结构等表层意义与深层内旨形成内在张力，追求整体化的反讽效果;总体反讽，是对情境反讽的推进与升华，超出了浅层的个别语句和符号表意，深入到以整部作品、文化、社会、历史为文本对象的反讽。
1.修辞学意义：言语反讽
反讽叙述传统修辞学意义上的指认是言语反讽，基本涵义是叙述者采用戏谑性的话语形式表达语言外壳与真实意指相左的意思，挑战现有的话语定势，有意使语义、文体、情感色彩等因素相互钳制形成强烈的反讽效果。美国新批评家布鲁斯认为，“语言反讽是语境对一个陈述句的明显的歪曲”e。言语反讽摒弃一本正经的严肃性说教，施讽者往往采取正话反说、庄词谐用、亦庄亦谐的方式并置悖逆语义，引诱读者识破言外之意，不断质疑与否定常规符号语言与思维定势，实现文本意义的拓殖。先锋作家旗帜鲜明地挑战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将语言作为反映“客观真实”的可靠工具，热衷于语言形式的革新，文本真实只是语言符号系统内部排列组合的狂欢，语言的意义不再取决于现实世界，而是作者对于语言的变形、陌生化处理与感受力的综合把握。践行言语反讽的先锋作家很多，王朔、莫言、余华、格非、洪峰等作家都发掘了言语反讽的多重可能。
其一，庄谐反用。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指出“反语”是“语意相反，而且含有嘲弄讥讽等意思”，f反语是故意表达与本意相左的意思，正反颠倒从而达到讽刺的目的。余华小说中的“反语”成为无意识的代言，唤起叙事的非理性以及指向话语内部形成的扭曲荒谬的现实。余华认为“只有语言冲破常规的限制，呈现多种可能，并在并置、错位、颠倒的组合上重构表达方式，才能表达真实”。g余华在小说中经常置换描述正统的庄语和轻松谐谑的谐语的语用环境，以正经严肃的话语叙述荒唐、粗鄙下流之事，或以调侃谐谑的口吻讲述伤感的故事。《难逃劫数》中描绘东山脸上的笑容是“烂掉的苹果”，因为新娘露珠接受了父亲准备的“嫁妆”，将一小瓶硫酸泼在东山脸上，以防止东山将来抛弃她;广佛对尾随的男孩又踢又踹直至对方咽气，面带笑容欣赏正在死去的男孩嘴边“欢畅奔涌”的鲜血。余华看似漫不经心或戏谑的抒情语调，造成了主流话语阐释历史暴力的理性秩序的混乱，暗示了主流话语的合法性和严肃性与畸形的叙事与血腥的现实发生冲突，呈现出不可言说的话语禁忌。
其二，语境误置，戏谑调侃。先锋小说中语境误置主要表现为叙事话语的内部倾向与荒诞性感知的双向行进，故意在粗鄙世俗的生活语境中，杂糅进庄重严肃的特定场合专用的话语，使话语与其原意产生无法弥合的悖离。王朔擅长将六七十年代典型的教条式话语剪切到新时期语境中，以话语的暴力攻击将崩溃的生活体验强加给心理现实，以获得语言的快感，拆解一切教条式话语的价值合法性与规范性。王朔醉心于语言的变幻，把词、句打散、杂糅，重新组合，笔下的人物毫无顾忌地将教条话语与经典格言戏谑成插科打诨、指桑骂槐、打情骂俏的语言，形成正话反说、亦庄亦谐、真假难定、互相干扰的异质语境。王朔对语言的变形就是对特殊时期压抑的语言性毁形，从而瓦解与颠覆过去的语言秩序，迫近精神创伤的心理状态。将教条式话语置放于被戏谑、被把玩的刑台上，使神圣话语陷入“回忆过去”与“肢解现在”的双重痛苦中，反讽成为王朔对于一切具有中心意识的语态当头棒喝的手段，随意嫁接的“胡说八道”的语言逻辑刺破了所有美好的幻梦。
其三，悖逆语义并置。将语义相悖的词语并置在一起，通过典型性正反对照的词汇的强制组合形成富有张力的反讽，词语间彼此冲突、排斥、干扰、抵牾，在酣畅淋漓的叙述中获得语言的快感与想象空间。莫言在小说中经常将文明话语与粗鄙乡俗土语糅合打碎，通过改变词语的语体色彩来颠覆作品的表层意义与深层内涵。崇高与鄙俗、俊美与丑陋扭曲地结合在一起，莫言用悖逆语义制造了高密东北乡极具生命张力的高粱地，以“我爷爷”“我奶奶”展开汪洋恣肆、荒诞空灵的想象，试图以标准化的文明话语传递既无系统完整语言又细碎断裂的直感的民间经验。《红高粱家族》中原始的生命冲动以粗鄙的方式与野蛮豪爽的激情纠缠在一起，既是英雄又是王八蛋的历史主体余占鳌，土匪般喝酒吃肉、坐地为王，又统帅民众反抗日本侵略者，把多种可能性并置在一个历史主体中，统一的形象与声音逐渐退场，悖逆语义的文学语言成为承载丰富的文学审美形态、叙述样式和社会意识的语码符号。莫言恣意地将某种不纯的物质注入英雄人物中，把将历史推向了“最英雄好汉也最王八蛋”的混沌境地。
2.美学意义：情境反讽
米克认为，言语反讽使人站到反讽者的立场上，而情境反讽则让人们成为反讽的观察者。存在于小说中的情节或事件本身摩擦呈现出的反讽性是情境反讽的主要特征。情境反讽虽然可以使人們看到理性表象上的悖论，但其真实意图却被隐藏了。因此，观察者需要有成熟的理性意识和文化哲学底蕴，用自己的反讽理念去探索存在于社会、世界、生活和现实中的悖论和荒诞处境。
反讽叙述者往往将眼光与笔触延伸到历史的纵深处，触摸民族历史文化的脉络。他们以穿透现实平庸生活场景的遒劲笔力，洞悉历史存在真相的深邃眼光，审视镌刻在民族历史文化深层肌理中的暗色痼疾。新时期文学中的历史或新历史小说如《故乡天下黄花》 《灵旗》 《大年》 《青黄》 《小鲍庄》 《爸爸爸》 《古船》 《白鹿原》 《我的帝王生涯》 《米》等作品，通过创建历史的反讽情境来挖掘历史文化中的深层痼疾以及潜伏于民族文化心理中的集体无意识与潜意识。苏童在《米》中以“米”作为物质性的象征，主人公五龙在物质与欲望交织的复杂社会历史场景中痛苦挣扎又绝望沉沦，作者营造的历史反讽情境，用欲望本质消解了历史理性逻辑;格非的《青黄》对“青黄”这一命题的意义不懈追索，最终以历史起源性的“空缺”情境凸出历史“在场”的本源性匮乏，进而构成对探求历史真相的反讽。一般来说，历史情境的反讽叙事总是将光明、乐观、崇高、庄严的历史情境从颓废、荒凉甚至庸俗的历史情境中逆转，形成主题意义上的反讽和存在意义上的反讽。 3.哲学意义：总体反讽
情境反讽的进一步发展即为总体反讽，是反讽对整体世界存在的观照和审视。总体反讽又称为“哲理反讽”“世界反讽”或“宇宙反讽”，是反讽的一种“形而上”性质的反映。它使人们在直面世界的荒诞以及自身的生存困境时，产生一种质疑、无奈、悲观的人生态度和对现实的哲学思考。“从语言反讽到情境反讽，作家的修辞策略延伸为一种情境的基本判断。加入适应于这种基本判断的情境继续扩大，直至动摇维系日常现实的价值体系，那么，总体反讽就将出现。”h总体反讽是对情境反讽的演进与深化，整个人类以及生存空间都是人类存在状况的嘲弄者。既然反讽是指作为整体的人的存在和终极命题，那么单纯从文本上下语境的扭曲或抵牾就不能有效解决反讽问题。在阐释整体反讽的意义时，必须要有大语境的理念与格局，对照时代的情感状态、精神结构和前人的思想遗产来诠释反讽的主题，因为“总体反讽的基础是那些明显不能解决的根本性矛盾，当人们思考诸如宇宙的起源和意向，死亡的必然性，所有生命最终归于消亡，未來的不可探知性以及理性、情感与本能、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客观与主观、社会与个人、绝对与相对、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冲突等问题时，就会遇到那些矛盾”。i
余华小说中的反讽本质上是一种颠覆日常经验与俗理常识的文化挑战，以个人感知的精神真实替换现实世界的客观真实，通过不断推导颠扑不破的公理、概念和信仰来证明现实世界的虚伪和肤浅，从而揭示不可爱甚至残酷狰狞的客观真实。余华对常理的颠覆一如既往：《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帮助他人本应得到回报，但是却遭到恶报;《死亡叙述》中罪犯逃脱本应得到处罚，主动承担无心之过应该得到宽大处理，可事实恰恰相反;《许三观卖血记》中血是生命的象征，然而卖血却是为了生存，维持生命。整个世界在余华笔下都成为反讽的对象，即指向了总体反讽，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反讽“在其明显的意义上不是针对这一个或那一个个别的存在，而是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情势下的整个特定的现实……它不是这一种或那一种现象，而是它视之为反讽外观之下的整个存在”。j格非在《欲望的旗帜》中展示了形而上学的精神世界与欲望渊薮的生存世界的格斗场景，无意义、无价值、无轴心的生存世界的精神图景在文本中一点点崩塌与溃败。哲学教授贾兰坡在全国学术会议开始时猝死，宋子衿博士的精神疾病和老秦的阴谋都预示着哲学在欲望时代的终结和死亡。随着中心价值的瓦解，生存世界只剩下支离破碎，充满悖论、荒谬和讽刺的虚妄之城。
反讽的文体特征主要集中在语言、结构、情景等方面的建构与确认中，其主题意图鲜明或隐晦地指向了破碎不堪的历史，指向了人类的宿命和现实历史处境。可以说，反讽承载着作者文本整体结构框架、主体情感渲染和基本运作方式的重要职能。莫言的《丰乳肥臀》即是从近世历史情境中的虚构入手，对原有的官史文本和主流历史观念进行颠覆，文本内部呈现杂语共生的语言爆炸式的狂欢场景，以魔幻情境的情节构成和整体反史诗的结构策略揭示主流历史背后民族苦难的历史。与“红高粱家族”系列一样，文本中的人物命运、现实处境和历史结局都以历史和人类的复调轮回展开叙述，故事里每一个感性而鲜活的生命都无法走出宿命的困局，都无法逃脱造化的愚弄。上官鲁氏一家所在的多重线索打破了单线历史性叙事，生动地展现了历史烟云动荡、沧桑变化的世事人间，人物自身以及所处的生活世界都是荒诞、肮脏、混乱组成的五彩斑斓的隐喻反讽的世界。先锋小说中家族溃败的叙事俯拾即是，其最终指向都是暗示家园的丧失则意味着历史根基的溃败。先锋小说家在解构历史时经常采用的即是总体反讽的叙事模式，着力于将叙述的内容、情境、人物和审美立场民间化、民俗化，且置于文学叙事的大语境中甚至是时代变迁的解构语境之中，以此来深刻运用和阐释文本总体反讽的主旨与思想维度。
米克认为，中心价值体系的崩塌，促使生存与死亡、理性与本能、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之间的对立难以化解调和，这也是总体反讽难以解决的根本矛盾。总体反讽往往因为反讽视角的转换而身份颠倒，它标举对“存在”这一哲学问题的深层叩问与探索，破除形而上学传统的“现象”与“本我”之分，去蔽返真，在语言选择、结构安排、形象塑造中形成超越性和中心地位。所以说，总体反讽是对正义、道德、哲学、科学等诸多重要范畴的重新阐释，是对现实存在的精神观照，力图在精神追问的道路上与世界达成诗意的和解。
三
先锋小说中不乏对文本的极端挑战，了却了终极信仰、心灵慰藉、存在关怀、理性思维和普世价值后，赤裸裸的欲望成为唯一真实存在的价值尺度。孙甘露的每一次先锋写作都是“反小说”的语言智力游戏，频频拆除叙事和话语制作的界限，把小说的叙事功能变为自由舒展的修辞风格。先锋小说的反讽叙事面对升腾的欲望时，不仅仅在于攫取奇异的主题或题材，置放世俗的道德视角，也不只是以简单的肯定、贬损裁决，而是以独特的语言叙述方式接近物象，以反讽的视角冷静穿越和剖析各种堆叠的欲望。无疑，反讽者平心静气地接受了“不完整”的现实存在，以怀疑“自我”的方式，消解“自我”。格非从《褐色鸟群》对“自我”的怀疑，发展到《敌人》中对“自我”的恐惧，从而指向“自我”即内在敌人的极端命题。不仅表达了反讽语言修辞的意义，也表达了反讽者异常清醒的思维状态。
中国文学经历新时代的文学转型，在历史错位、社会演进和西方文学思潮冲击的多重熔炼下，思想文化处于相互交融、相互碰撞的激荡状态。反讽叙事正是在这种思想能量和颠覆性激情的撕裂中破土而出，穿过虚构与想象甚至是梦幻才能追求的真实，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挑战现实。先锋小说的反讽叙事由于深刻揭示了存在的主题与精神的悖论，在杂语共生的文化语境中不失为解读中国生活和大众心理的一个角度。
从解放思想，消除思想余悸，到工业化浪潮下消费主义的兴起，新时期的社会领域变革掀起的也是思想激荡的狂风暴雨，从“伤痕”“反思”的历史指责与忏悔到欲望时代的叙事喧嚣，从1980年代的人性论到1990年代主体性的颓丧与消亡，叙事反讽始终参与和引领这一时期的叙事的历史转型趋势，牵动启蒙文学穿过存在主义文学走向解构文学。先锋文学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思想定位和价值目标，积极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形成互动对话。然而，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中心价值体系已经分崩离析，新的信仰体系和价值维度尚未明晰，反讽叙事只能依赖形式主义实验，落入“众神狂欢”的反讽时代。 20世纪90年代，先锋小说家在爱与恨的模糊中摈弃了价值判断的束缚，不加选择地滥用反讽从而转化为“泛反讽”。这在布斯看来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使他能够描写人而不必使自己直接对人表态。……作者是在用反讽保护自己，而不是在揭示主题”。k反讽本意是在虚伪表面的掩饰下形成温和的批评和反抗，从而使得前后矛盾的对比尖锐而有力。而作者滥用反讽，强调人物虚伪、骄傲、盲从、固执的特征则逾越了反讽讽喻功能的界限，抹杀反讽功能的鲜活特征，缺乏理性的精神支持，成為模棱两可的反应，导致接受主体无法在内心深处激发一种与言语、情境相悖的判断与之抗衡。作家如果沉溺于反讽游戏的泥潭，而不采取潜在的守护来保持与表层语义消解的张力，必然会遭受反讽这把双刃剑的损伤：“反讽可以毫不动情地拉开距离，保持一种奥林匹斯神祇式的平静，注视着也许还是同情着人类的弱点;它也可能是凶残的、毁灭性的，甚至将反讽作者也一并淹没在它的余波之中。”l
反讽是时代催生和选择的叙事方式，说到底是要达到一种美学认识的综合高度。反讽不仅是先锋小说在审美层面上的叙事体验，更是对历史、现在和现代文学现状的回顾与理解。反讽叙事艺术把握现在和感知未来，将永远作为一种叙事修辞与文学共存。反讽叙事在耗尽了批判与颠覆的激情履行了思想使命之后，在思潮的推动与冲击下进一步泛化，反讽批判精神也涣散零落，沦为欲望时代的叙事表征，陷入美学难题和思想困境。然而反讽叙事无疑强调了先锋小说的一种美学向度，彰显了艺术表达的先锋性姿态，反讽叙事唯一的出路即是在文学时间的基础上不断超越“存在”的精神层面，不断勘探“存在”的深度、困境、悖论与虚无的内核，从而在这个时代重新指认自己的位置。
【注释】
a李建军：《论小说中的反讽修辞》，《小说评论》2001年第4期。
b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3页。
c[美]韩南：《鲁迅小说的技巧》，《韩南中国小说论集》，王秋桂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4页。
d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5页。
e[美]柯林斯·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袁可嘉译，赵毅衡编选：《“新批评” 文集》，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页。
f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
g余华：《虚伪的作品》，洪治纲编：《余华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h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0页。
i[英]D.C.米克：《论反讽》，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
j[丹]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汤晨溪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页。
k[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
l[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