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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典籍博物馆作为国内首家典籍类专业性博物馆，为国家图书馆发挥社会教育职能开辟了新平台。开馆一年来，国家典籍博物馆通过展览、培训、讲座、典籍博物馆大课堂等活动的举办，在如何弘扬传统文化，更好发挥其社会教育职能方面积淀了一定的经验。本文即以国家典籍博物馆成功开馆一年来的举办的各项活动为基础，总结经验，鉴往知今，以探索典籍启迪人生、服务社会的最优途径。
关键词 国家典籍博物馆 典籍 展览 教育 大课堂 多媒体
分类号 G252
Ancient Book Exhibition Inspire People：Thinking o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lassic Books in the Opening Year
Zhang Lichao， Lin Shitian， Liu Zhongxuan
1 中国典籍展览历史
1.1 中国古代典籍展览雏形
中国典籍源自殷商，浩如烟海。典籍展览更是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先秦典籍《穆天子传》卷五即有“曝蠹书于羽陵”的记载。汉代以来，更有七月七日曝衣物图书的节令性习俗风气。至宋代，君臣聚集一起去馆阁观书逐渐演变为一年一度有组织的“及时冠盖满蓬莱”“坐倾人物尽仙才”的曝书会，成为具有图书展览会性质的文化年度盛会，是最早的典籍展览[1]。馆阁的曝书会，虽然初衷是为图书的维护保养而开设，但深层次而言，是为弘扬统治者提倡文治、优宠文士的治国方针，与会者在“直观统治者崇尚儒术、肇振斯文的成果”的同时，更可以观画赏帖，切磋技艺，从而感染艺术情趣，激发创作情思。可以说，这是典籍类展览教育感化、启人智慧职能的最初体现，只不过其受众多为当时的中上层士子官僚，普通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
1.2 中国国家图书馆展览历史
早在京师图书馆时期，国家图书馆为更好地宣传馆藏，揭示文献，引导读者利用馆藏，从1925年即开始举办馆藏善本展。1929年10月开始，更是每年10月定期举办图书展览，实际上这也是继承古代藏书文化的创新之举。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从实现科学发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高度，大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国国家图书馆加大了展览的力度，相继举办了“文明的守望——中华古籍特藏珍品暨保护成果展”、四届“国家珍贵古籍特展”“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展”“东方的觉醒——辛亥百年历史文献展”等十余场大型展览，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进一步拉近了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公众的距离，增进了社会公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2 国家典籍博物馆介绍
2.1 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定位
典籍博物馆是以典藏、展示、保护、研究国家重要文献为主要内容，具有传承书籍文化、开展社会教育作用的博物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于2012年7月经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成立。作为国内第一家典籍类专业博物馆，一方面依托国家图书馆宏富馆藏，是国家图书馆的一种新型阅览服务形式；另一方面，又有着博物馆的属性，与传统图书馆的服务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典籍博物馆馆长韩永进先生在对国家典籍博物馆进行定位时谈到：“国家典籍博物馆应以典籍文化为中心……围绕中国历史文化、中国典籍文化、中外文化交流，以存世典籍文献、反映典籍发展与传播的文物、技艺等为展陈对象，不断创新典籍展陈理念，形成基于‘典籍-文物-技艺’的活态化展陈平台。”[2]
2.2 国家典籍博物馆展览概况
2014年7月，国家典籍博物馆开馆试运行，首次举办“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包括见证中华古代文明传承的重要文献——善本古籍、镌刻在石头上的二十四史——金石拓片、见证古代四大文明交流融合——敦煌遗书、见证中华民族近现代发展历程——名家手稿、古代皇家建筑典范——样式雷图档、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的图形再现——舆图、印证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见证西学东渐——西文善本、展示中国古代典籍长河——中国古代典籍简史展等9个展览，全面展示了国家图书馆馆藏古籍特藏珍品，时间跨度从3000多年前的甲骨到现当代的名家手稿，从《四库全书》、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等稀世珍本到《神策军碑》等罕见金石拓片，800余件民族文化珍宝第一次大规模、成体系走出“深闺”，与观众零距离接触，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记忆从殷墟甲骨、钟鼎铭文到汉代木简、宋元刻本的历史变迁，诠释了中华典籍的产生、传播、收藏、损毁、流散、回归，典籍制度的形成、发展、演变，中外典籍文化以及世界各大文明的交流、融合，充分展现典籍文化的伟大创造力与超强生命力。
首展之后，我们陆续举办了“大将手笔 家国情怀——赖少其书画作品及文献史料展”“我们的文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字传承展”“迎春送祝福网聚中国心——国家图书馆馆藏楹联文献展”“千年古郡九朝神韵——正定历史文化展”“三山五园文化巡展——圆明园四十景文化展”“炫彩童年——中国百年童书展”“非遗传承人人参与——2015年中国非物质文化摄影展”“册府千华——珍贵古籍雕版特展”等系列大展，社会反响热烈，参观踊跃，有些展览应观众要求一再延长展期。截止2015年6月底，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式开馆9个月，参观人数已超过37万人，赢得了社会强烈反响和业界极高评价。
3 图文并举，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国家典籍博物馆自挂牌之日起，就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身份，一方面依托国家图书馆宏富馆藏，是国家图书馆一种新型的阅览形式；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典籍类专业性博物馆，有着博物馆的属性。鉴于当今国内很多博物馆定位模糊，在实际建设与运营中重“硬件”轻“软件”，重“收藏”轻“服务”，重“数量”轻“质量”，导致“门可罗雀”，国家典籍博物馆如何融合两者各自职能，吸收各自优势，培养一种超于两者之间的公众意识和社会意识，更好地发挥其服务宗旨及对人的教育引导作用，在发挥社会教育方面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强调个性培养，避免博物馆成为一种“摆设”或“鸡肋”，是一个需要深度探索与解决的问题。基于此，国家典籍博物馆自成立之日起，就在尽可能地提供“主动式服务”等软件内容上下功夫，努力为观众提供高质量的展览内容、大众化的展陈语言、互动性强的展示手段、舒适休闲的馆舍环境。 3.1 深入浅出，挖掘典籍背后的故事
一个成功的展览应该能让观众愿意看，看得到，看得懂，我们在展览的策划与实施上注重换位思考，将自身摆在观众的位置来思考展览的策划，注重将学术化的语言以讲故事等大众化的表达方式来呈现。
鉴于每一部典籍不仅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且还蕴含着鲜为人知的故事，国家典籍博物馆在策划展览时，力争挖掘每一部典籍在编纂、抄刻、流传、收藏过程中产生的故事，揭示其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通过图文并茂的展板，构建人与典籍对话的平台，“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以敦煌遗书精品展为例，展品中《四分律初分》为国家图书馆最早的、有纪年的纸本文献，它于417年在酒泉抄写，后流传到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佛教传播的见证；武则天追悼亡母写经为武则天当上皇后之后，动用门下省、秘书省、弘文馆、左春坊等中央官署的楷书手，抄写《妙法莲华经》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各三千部，给她的母亲杨氏祈福。这批写经现存40多件，书法精严，装帧考究，是唐代写经中的上品。卷尾题记反映了唐代的宫廷写经制度：由官员主持，每卷抄写完成后由书手或僧人进行三校，最后由玄奘的高足进行三级详阅，装潢由解善集等名手完成，清晰地再现了经卷从抄写到最终完成的各个环节。敦煌遗书展还展出了一部菩提达摩《二入四行论》，这是由当时的敦煌学郎抄写的。敦煌古代寺学发达，几乎每个寺院都办学，是当地的教育中心，有的寺学长达百余年，学生面向僧俗二众，除学习经律论三藏外，还学习儒家经典、应用文章等世俗科目。从现存的材料来看，学郎除读书外，还替人抄经卷，换取一定的报酬。有意思的是，这部经卷后有学郎诗：“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敦煌学郎诗妙趣横生，对研究当时学郎的生活、学校教育情况，乃至当时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国家典籍博物馆在展出以上藏品时，综合多方资料，选取通俗易懂的表述语言，深入浅出进行展示，让观众既能轻松了解每一部典籍背后的精彩故事，也能深入了解每一部典籍的历史文化内涵。
3.2 精雕细琢，贴合主题的展陈环境
展陈环境的设计是一个展览成功的关键，优秀的形式设计可以迅速拉近观众与典籍间的距离，让观众轻松获得一种与先贤对话的穿越感。以敦煌遗书精品展形式设计为例，国家典籍博物馆在进行展览设计时，即将整个展览置于敦煌历史文化的宏观大背景下来安排展览主线、宏观结构以及设计语言。
首先，在展览主线上牢牢把握敦煌遗书不同时期的发展史和流散史，一方面以敦煌遗书的发展史为线，从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吐蕃时期、归义军时期四个时间段展示了敦煌遗书的发展脉络和特点；另一方面以敦煌遗书的流散史为线，为观众讲述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敦煌遗书跌宕起伏的命运，从而达到一种情感上的共鸣。
其次，在展厅的宏观结构上力求营造出大漠敦煌的神秘气息。展览名称使用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任继愈先生题写的“敦煌遗书”四个大字，底纹采用莫高窟全景图暗影。前言像一幅展开的敦煌经卷，搭配着柔和的灯光效果，使序厅显得典雅肃静，引领观众穿越历史时空，步入敦煌遗书的宝库。
在展厅中间的高挑空间选取了148窟的药师经变壁画作为装饰图案，中间六块独立背板也分别选取了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壁画，使观众仿佛置身于莫高窟中。
第三，在展陈设计语言上使用统一的设计语言，敦煌遗书展厅四个单元从敦煌壁画中提取颜色厚重的黄、赤、绿、青作为色彩主体，通过色彩感官体验让观众在整个过程中感受敦煌文化的兴盛与沉寂：魏晋南北朝时期采用代表着新生和奠基的大漠黄，隋唐时期采用代表着繁荣和昌盛的朱砂红，吐蕃时期采用代表着灵动和发展的石青绿，归义军时期采用代表着沉寂与永恒的烟波蓝。各个单元色彩绚丽但不失历史厚重感，每个单元的主体色调与展览内容紧密结合，更好地烘托展览的整体气氛。
敦煌遗书展厅的展陈设计体现出了敦煌历史文化的厚重与大气，达到了整体气氛浓厚，艺术气息鲜明的陈列效果。
4 多管齐下，以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充分展现典籍与文字之美
西方学者霍华德·加德纳认为人具有七种智能，即语言、数学逻辑、空间、音乐、动觉、人际交往和自省能力。他认为学校教育只注重了语言、数字逻辑和自省能力，博物馆教育不能局限于知识的传授，而应该尽可能多地增加学习媒介，增加知识点表现和传播的方式，以此激励和帮助观众达到学校难以达到的学习效果。难能可贵的是，现在大多数博物馆已经充分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展览中注重增加自助解说设备、多媒体互动展示手段、现场互动演示等内容，使得单向灌输式的展览逐渐向双向互动式的展览转变。
相较于器物类展品，典籍展品多为平面化纸质文献，展陈手段相对单一，且文字多为文言文或繁体字，观众在参观时难免觉得晦涩难懂，采用通常展陈方式解决不了典籍类展览的“展不全”“讲不透”问题。国家典籍博物馆在展览的设计中充分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为加深观众对展品及展品背后故事的了解，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真正“活”起来，首次在展览中大规模引进互动项目，如多媒体展示手段、传承人现场演示、模拟书房等，其中尤以多媒体手段和现场互动演示的应用最为突出。以多媒体手段为例，我们在古籍善本厅“保卫善本”小游戏项目中，通过建立藏书楼场景，设置知识互动环节，引导观众在触摸屏上将对古籍善本保护有危害的事项找出来，使观众可以在玩耍的过程中自觉领悟掌握古籍保护常识；“甲骨文互动临摹”以十二生肖和百家姓的甲骨文写法为基础，让观众通过临摹甲骨文来认识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文字，还可以通过打印机将写出来的甲骨文带回家；样式雷氏设计图档展厅中设置的“古建筑模型搭建”和“九州清晏”虚拟互动项目，让观众通过动手操作，学习古建筑不同于现代建筑的建造工艺，领略圆明园曾经的秀美景观，加深对雷式建筑文化的理解；简史厅以现代流行的连连看的游戏形式，将不同时期文字的载体、书写方式、书籍的装帧形式等融入游戏内容，使观众在娱乐的同时了解了不同时期的典籍特点，增加了知识储备；舆图厅设置了“舆图拼图”体感互动游戏，将馆藏著名舆图的元素加入体感互动游戏中，吸引了来馆青少年的极大兴趣；圆明园文化展中以声光电为主要展示手段，设置了海晏堂十二兽首艺术科技展演、乾隆皇帝游江南多媒体互动、火烧圆明园场景再现等项目，让参观者在震撼的视觉享受中体验圆明园昔日的盛况以及今日的凋零，带领观众穿越时空，体验清代帝王的一千零一个梦境，也让观众在参观之余加深了对于历史兴衰变化的思考。 国家典籍博物馆在首展之后陆续策划了春节楹联文献展、我们的文字——非遗中的文字书写与传播等展览，社会反响强烈。春节楹联文献展览期间，策划了“名家带你写春联”活动，邀请数十位书法大家与观众在展厅内现场书写春联，展览既普及了中国传统书法知识，也与观众一起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春节的期待与祝福，古籍馆从金石拓片、敦煌遗书、善本古籍中辑出一百个福字，制作百福墙，深受观众喜爱；非遗展览中设置了互动专区，邀请了10余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现场与观众进行互动，观众观展热情空前高涨，展览闭幕时间也因观众的强烈要求一推再推；国家典籍博物馆还充分挖掘馆藏地方志、样式雷等特色文献，与国内历史文化名城等策划举办了正定历史文化展、圆明园文化展等展览，多手段、多层次向观众系统介绍了各地深厚的历史文化与地方特色，让观众在千余平米的展厅内充分领略各地独特悠久的历史风情。如正定历史文化展即结合正定的历史文物和国家图书馆馆藏，以历史发展的时间脉络为线索，通过文物、典籍、老照片、展板、模型、多媒体等多种手段的联合展示，分六个部分向观众介绍了享有“千古俊美”之名的正定古城从新石器时期到新中国建立后横跨数千年的发展与变迁。展览吸引了大批学者、宗教界人士、学生、正定在京人员、学校及社会团体的关注与参观，他们从展览中各取所需，汲取佛教文化、建筑、古城保护等知识点，有很多曾经在正定工作学习过的人参观过程中触景生情，感慨落泪，可以说，正定历史文化展唤醒了这些人的一段回忆。
以上展陈手段的应用，拉近了因时间与阅读方式的不同而造成的大众与历史典籍的距离，增加了亲切感，赋予了典籍浓郁的“人情味儿”，让大众在轻松的互动过程中学习了知识，增加了见闻。
5 依托展览，开展社会大课堂教育培训活动
博物馆举办的高质量展览是传播知识的重要手段，配合展览开展的拓展性的教育活动也越来越受到博物馆的重视。国家典籍博物馆在首展筹备时就注重展览与相关讲座、论坛等互动活动的紧密结合，加强与学校等教育机构、学术研究机构等的联系，积极开展拓展式教育。
针对不同层次观众的特点，结合展览内容，国家典籍博物馆在国家图书馆原有讲座品牌的基础上，策划了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在首展中，配合展览策划了一系列以“弘扬中华文化，关注人文情怀”为目标的讲座，密切结合展览，传播典籍文化，打造文化盛宴，多角度地解读中华文化史中留下的典籍国宝，通过讲座启人心智，能够让观众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及震撼人心的民族瑰宝有着深刻的认识，从而培养观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在“我们的文字”非遗展期间，国家典籍博物馆不仅安排了6场“我们的文字”专题讲座，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以印章中的文字美、汉字与历史文化为主题向广大读者解读文字魅力，还设置了认识古代文字乐谱的音乐会、为小朋友讲文字故事的亲子活动、古籍修复现场教学等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多种形式的教育模式不仅活跃了展览氛围，还可以使读者和观众更深刻地领略展览内涵，通过典籍课堂这一系列的青少年体验式教育课程，让中小学生走进国家典籍博物馆，近距离接触和感受中华典籍穿越历史的恒久魅力。
此外，为了建立健全国家典籍博物馆公共教育体系，推进博物馆与图书馆业务融合，扩大典籍博物馆社会影响力，国家典籍博物馆还联合各学校及相关教育研究机构策划推出了“名家带你走进样式雷”“名家还你临名碑”“名家带你写春联”等一系列“走进典籍博物馆大课堂”活动，将学校拟传授的教学点与展览进行结合，邀请名家大家、中小学生在展厅内进行现场教学互动，形成了知识点、知识传授者、受众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加深了受众对知识点的认识与理解，取得了学校教育难以复制的效果。这些活动现已逐渐形成典籍博物馆特有品牌，获得了在京各大中小学的认可。此外，为实现“将博物馆带回家”，典籍博物馆还结合国家图书馆宏富馆藏开发了一系列以典籍文化为特点的文创衍生品，力求通过将典籍元素融入现代文化创意的方式，古为今用，将中华优秀经典文化渗透到社会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参考文献：
[ 1 ] 成明明.宋代馆阁曝书活动及其文化意义[J].社会科学家，2008（5）：144-147.
[ 2 ] 韩永进.翰墨流芳：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图录[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张立朝 中国国家图书馆展览部综合协调组组长、馆员。北京，100081。
林世田 中国国家图书馆展览部主任、研究馆员。北京，100081。
刘仲瑄 中国国家图书馆助理馆员。北京，100081。
（收稿日期：2015-08-10 编校：方 玮）
关键词 国家典籍博物馆 典籍 展览 教育 大课堂 多媒体
分类号 G252
Ancient Book Exhibition Inspire People：Thinking o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lassic Books in the Opening Year
Zhang Lichao， Lin Shitian， Liu Zhongxuan
1 中国典籍展览历史
1.1 中国古代典籍展览雏形
中国典籍源自殷商，浩如烟海。典籍展览更是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先秦典籍《穆天子传》卷五即有“曝蠹书于羽陵”的记载。汉代以来，更有七月七日曝衣物图书的节令性习俗风气。至宋代，君臣聚集一起去馆阁观书逐渐演变为一年一度有组织的“及时冠盖满蓬莱”“坐倾人物尽仙才”的曝书会，成为具有图书展览会性质的文化年度盛会，是最早的典籍展览[1]。馆阁的曝书会，虽然初衷是为图书的维护保养而开设，但深层次而言，是为弘扬统治者提倡文治、优宠文士的治国方针，与会者在“直观统治者崇尚儒术、肇振斯文的成果”的同时，更可以观画赏帖，切磋技艺，从而感染艺术情趣，激发创作情思。可以说，这是典籍类展览教育感化、启人智慧职能的最初体现，只不过其受众多为当时的中上层士子官僚，普通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
1.2 中国国家图书馆展览历史
早在京师图书馆时期，国家图书馆为更好地宣传馆藏，揭示文献，引导读者利用馆藏，从1925年即开始举办馆藏善本展。1929年10月开始，更是每年10月定期举办图书展览，实际上这也是继承古代藏书文化的创新之举。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从实现科学发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高度，大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国国家图书馆加大了展览的力度，相继举办了“文明的守望——中华古籍特藏珍品暨保护成果展”、四届“国家珍贵古籍特展”“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展”“东方的觉醒——辛亥百年历史文献展”等十余场大型展览，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进一步拉近了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公众的距离，增进了社会公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2 国家典籍博物馆介绍
2.1 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定位
典籍博物馆是以典藏、展示、保护、研究国家重要文献为主要内容，具有传承书籍文化、开展社会教育作用的博物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于2012年7月经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成立。作为国内第一家典籍类专业博物馆，一方面依托国家图书馆宏富馆藏，是国家图书馆的一种新型阅览服务形式；另一方面，又有着博物馆的属性，与传统图书馆的服务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典籍博物馆馆长韩永进先生在对国家典籍博物馆进行定位时谈到：“国家典籍博物馆应以典籍文化为中心……围绕中国历史文化、中国典籍文化、中外文化交流，以存世典籍文献、反映典籍发展与传播的文物、技艺等为展陈对象，不断创新典籍展陈理念，形成基于‘典籍-文物-技艺’的活态化展陈平台。”[2]
2.2 国家典籍博物馆展览概况
2014年7月，国家典籍博物馆开馆试运行，首次举办“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包括见证中华古代文明传承的重要文献——善本古籍、镌刻在石头上的二十四史——金石拓片、见证古代四大文明交流融合——敦煌遗书、见证中华民族近现代发展历程——名家手稿、古代皇家建筑典范——样式雷图档、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的图形再现——舆图、印证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见证西学东渐——西文善本、展示中国古代典籍长河——中国古代典籍简史展等9个展览，全面展示了国家图书馆馆藏古籍特藏珍品，时间跨度从3000多年前的甲骨到现当代的名家手稿，从《四库全书》、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等稀世珍本到《神策军碑》等罕见金石拓片，800余件民族文化珍宝第一次大规模、成体系走出“深闺”，与观众零距离接触，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记忆从殷墟甲骨、钟鼎铭文到汉代木简、宋元刻本的历史变迁，诠释了中华典籍的产生、传播、收藏、损毁、流散、回归，典籍制度的形成、发展、演变，中外典籍文化以及世界各大文明的交流、融合，充分展现典籍文化的伟大创造力与超强生命力。
首展之后，我们陆续举办了“大将手笔 家国情怀——赖少其书画作品及文献史料展”“我们的文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字传承展”“迎春送祝福网聚中国心——国家图书馆馆藏楹联文献展”“千年古郡九朝神韵——正定历史文化展”“三山五园文化巡展——圆明园四十景文化展”“炫彩童年——中国百年童书展”“非遗传承人人参与——2015年中国非物质文化摄影展”“册府千华——珍贵古籍雕版特展”等系列大展，社会反响热烈，参观踊跃，有些展览应观众要求一再延长展期。截止2015年6月底，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式开馆9个月，参观人数已超过37万人，赢得了社会强烈反响和业界极高评价。
3 图文并举，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国家典籍博物馆自挂牌之日起，就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身份，一方面依托国家图书馆宏富馆藏，是国家图书馆一种新型的阅览形式；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典籍类专业性博物馆，有着博物馆的属性。鉴于当今国内很多博物馆定位模糊，在实际建设与运营中重“硬件”轻“软件”，重“收藏”轻“服务”，重“数量”轻“质量”，导致“门可罗雀”，国家典籍博物馆如何融合两者各自职能，吸收各自优势，培养一种超于两者之间的公众意识和社会意识，更好地发挥其服务宗旨及对人的教育引导作用，在发挥社会教育方面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强调个性培养，避免博物馆成为一种“摆设”或“鸡肋”，是一个需要深度探索与解决的问题。基于此，国家典籍博物馆自成立之日起，就在尽可能地提供“主动式服务”等软件内容上下功夫，努力为观众提供高质量的展览内容、大众化的展陈语言、互动性强的展示手段、舒适休闲的馆舍环境。 3.1 深入浅出，挖掘典籍背后的故事
一个成功的展览应该能让观众愿意看，看得到，看得懂，我们在展览的策划与实施上注重换位思考，将自身摆在观众的位置来思考展览的策划，注重将学术化的语言以讲故事等大众化的表达方式来呈现。
鉴于每一部典籍不仅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且还蕴含着鲜为人知的故事，国家典籍博物馆在策划展览时，力争挖掘每一部典籍在编纂、抄刻、流传、收藏过程中产生的故事，揭示其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通过图文并茂的展板，构建人与典籍对话的平台，“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以敦煌遗书精品展为例，展品中《四分律初分》为国家图书馆最早的、有纪年的纸本文献，它于417年在酒泉抄写，后流传到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佛教传播的见证；武则天追悼亡母写经为武则天当上皇后之后，动用门下省、秘书省、弘文馆、左春坊等中央官署的楷书手，抄写《妙法莲华经》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各三千部，给她的母亲杨氏祈福。这批写经现存40多件，书法精严，装帧考究，是唐代写经中的上品。卷尾题记反映了唐代的宫廷写经制度：由官员主持，每卷抄写完成后由书手或僧人进行三校，最后由玄奘的高足进行三级详阅，装潢由解善集等名手完成，清晰地再现了经卷从抄写到最终完成的各个环节。敦煌遗书展还展出了一部菩提达摩《二入四行论》，这是由当时的敦煌学郎抄写的。敦煌古代寺学发达，几乎每个寺院都办学，是当地的教育中心，有的寺学长达百余年，学生面向僧俗二众，除学习经律论三藏外，还学习儒家经典、应用文章等世俗科目。从现存的材料来看，学郎除读书外，还替人抄经卷，换取一定的报酬。有意思的是，这部经卷后有学郎诗：“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敦煌学郎诗妙趣横生，对研究当时学郎的生活、学校教育情况，乃至当时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国家典籍博物馆在展出以上藏品时，综合多方资料，选取通俗易懂的表述语言，深入浅出进行展示，让观众既能轻松了解每一部典籍背后的精彩故事，也能深入了解每一部典籍的历史文化内涵。
3.2 精雕细琢，贴合主题的展陈环境
展陈环境的设计是一个展览成功的关键，优秀的形式设计可以迅速拉近观众与典籍间的距离，让观众轻松获得一种与先贤对话的穿越感。以敦煌遗书精品展形式设计为例，国家典籍博物馆在进行展览设计时，即将整个展览置于敦煌历史文化的宏观大背景下来安排展览主线、宏观结构以及设计语言。
首先，在展览主线上牢牢把握敦煌遗书不同时期的发展史和流散史，一方面以敦煌遗书的发展史为线，从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吐蕃时期、归义军时期四个时间段展示了敦煌遗书的发展脉络和特点；另一方面以敦煌遗书的流散史为线，为观众讲述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敦煌遗书跌宕起伏的命运，从而达到一种情感上的共鸣。
其次，在展厅的宏观结构上力求营造出大漠敦煌的神秘气息。展览名称使用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任继愈先生题写的“敦煌遗书”四个大字，底纹采用莫高窟全景图暗影。前言像一幅展开的敦煌经卷，搭配着柔和的灯光效果，使序厅显得典雅肃静，引领观众穿越历史时空，步入敦煌遗书的宝库。
在展厅中间的高挑空间选取了148窟的药师经变壁画作为装饰图案，中间六块独立背板也分别选取了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壁画，使观众仿佛置身于莫高窟中。
第三，在展陈设计语言上使用统一的设计语言，敦煌遗书展厅四个单元从敦煌壁画中提取颜色厚重的黄、赤、绿、青作为色彩主体，通过色彩感官体验让观众在整个过程中感受敦煌文化的兴盛与沉寂：魏晋南北朝时期采用代表着新生和奠基的大漠黄，隋唐时期采用代表着繁荣和昌盛的朱砂红，吐蕃时期采用代表着灵动和发展的石青绿，归义军时期采用代表着沉寂与永恒的烟波蓝。各个单元色彩绚丽但不失历史厚重感，每个单元的主体色调与展览内容紧密结合，更好地烘托展览的整体气氛。
敦煌遗书展厅的展陈设计体现出了敦煌历史文化的厚重与大气，达到了整体气氛浓厚，艺术气息鲜明的陈列效果。
4 多管齐下，以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充分展现典籍与文字之美
西方学者霍华德·加德纳认为人具有七种智能，即语言、数学逻辑、空间、音乐、动觉、人际交往和自省能力。他认为学校教育只注重了语言、数字逻辑和自省能力，博物馆教育不能局限于知识的传授，而应该尽可能多地增加学习媒介，增加知识点表现和传播的方式，以此激励和帮助观众达到学校难以达到的学习效果。难能可贵的是，现在大多数博物馆已经充分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展览中注重增加自助解说设备、多媒体互动展示手段、现场互动演示等内容，使得单向灌输式的展览逐渐向双向互动式的展览转变。
相较于器物类展品，典籍展品多为平面化纸质文献，展陈手段相对单一，且文字多为文言文或繁体字，观众在参观时难免觉得晦涩难懂，采用通常展陈方式解决不了典籍类展览的“展不全”“讲不透”问题。国家典籍博物馆在展览的设计中充分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为加深观众对展品及展品背后故事的了解，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真正“活”起来，首次在展览中大规模引进互动项目，如多媒体展示手段、传承人现场演示、模拟书房等，其中尤以多媒体手段和现场互动演示的应用最为突出。以多媒体手段为例，我们在古籍善本厅“保卫善本”小游戏项目中，通过建立藏书楼场景，设置知识互动环节，引导观众在触摸屏上将对古籍善本保护有危害的事项找出来，使观众可以在玩耍的过程中自觉领悟掌握古籍保护常识；“甲骨文互动临摹”以十二生肖和百家姓的甲骨文写法为基础，让观众通过临摹甲骨文来认识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文字，还可以通过打印机将写出来的甲骨文带回家；样式雷氏设计图档展厅中设置的“古建筑模型搭建”和“九州清晏”虚拟互动项目，让观众通过动手操作，学习古建筑不同于现代建筑的建造工艺，领略圆明园曾经的秀美景观，加深对雷式建筑文化的理解；简史厅以现代流行的连连看的游戏形式，将不同时期文字的载体、书写方式、书籍的装帧形式等融入游戏内容，使观众在娱乐的同时了解了不同时期的典籍特点，增加了知识储备；舆图厅设置了“舆图拼图”体感互动游戏，将馆藏著名舆图的元素加入体感互动游戏中，吸引了来馆青少年的极大兴趣；圆明园文化展中以声光电为主要展示手段，设置了海晏堂十二兽首艺术科技展演、乾隆皇帝游江南多媒体互动、火烧圆明园场景再现等项目，让参观者在震撼的视觉享受中体验圆明园昔日的盛况以及今日的凋零，带领观众穿越时空，体验清代帝王的一千零一个梦境，也让观众在参观之余加深了对于历史兴衰变化的思考。 国家典籍博物馆在首展之后陆续策划了春节楹联文献展、我们的文字——非遗中的文字书写与传播等展览，社会反响强烈。春节楹联文献展览期间，策划了“名家带你写春联”活动，邀请数十位书法大家与观众在展厅内现场书写春联，展览既普及了中国传统书法知识，也与观众一起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春节的期待与祝福，古籍馆从金石拓片、敦煌遗书、善本古籍中辑出一百个福字，制作百福墙，深受观众喜爱；非遗展览中设置了互动专区，邀请了10余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现场与观众进行互动，观众观展热情空前高涨，展览闭幕时间也因观众的强烈要求一推再推；国家典籍博物馆还充分挖掘馆藏地方志、样式雷等特色文献，与国内历史文化名城等策划举办了正定历史文化展、圆明园文化展等展览，多手段、多层次向观众系统介绍了各地深厚的历史文化与地方特色，让观众在千余平米的展厅内充分领略各地独特悠久的历史风情。如正定历史文化展即结合正定的历史文物和国家图书馆馆藏，以历史发展的时间脉络为线索，通过文物、典籍、老照片、展板、模型、多媒体等多种手段的联合展示，分六个部分向观众介绍了享有“千古俊美”之名的正定古城从新石器时期到新中国建立后横跨数千年的发展与变迁。展览吸引了大批学者、宗教界人士、学生、正定在京人员、学校及社会团体的关注与参观，他们从展览中各取所需，汲取佛教文化、建筑、古城保护等知识点，有很多曾经在正定工作学习过的人参观过程中触景生情，感慨落泪，可以说，正定历史文化展唤醒了这些人的一段回忆。
以上展陈手段的应用，拉近了因时间与阅读方式的不同而造成的大众与历史典籍的距离，增加了亲切感，赋予了典籍浓郁的“人情味儿”，让大众在轻松的互动过程中学习了知识，增加了见闻。
5 依托展览，开展社会大课堂教育培训活动
博物馆举办的高质量展览是传播知识的重要手段，配合展览开展的拓展性的教育活动也越来越受到博物馆的重视。国家典籍博物馆在首展筹备时就注重展览与相关讲座、论坛等互动活动的紧密结合，加强与学校等教育机构、学术研究机构等的联系，积极开展拓展式教育。
针对不同层次观众的特点，结合展览内容，国家典籍博物馆在国家图书馆原有讲座品牌的基础上，策划了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在首展中，配合展览策划了一系列以“弘扬中华文化，关注人文情怀”为目标的讲座，密切结合展览，传播典籍文化，打造文化盛宴，多角度地解读中华文化史中留下的典籍国宝，通过讲座启人心智，能够让观众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及震撼人心的民族瑰宝有着深刻的认识，从而培养观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在“我们的文字”非遗展期间，国家典籍博物馆不仅安排了6场“我们的文字”专题讲座，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以印章中的文字美、汉字与历史文化为主题向广大读者解读文字魅力，还设置了认识古代文字乐谱的音乐会、为小朋友讲文字故事的亲子活动、古籍修复现场教学等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多种形式的教育模式不仅活跃了展览氛围，还可以使读者和观众更深刻地领略展览内涵，通过典籍课堂这一系列的青少年体验式教育课程，让中小学生走进国家典籍博物馆，近距离接触和感受中华典籍穿越历史的恒久魅力。
此外，为了建立健全国家典籍博物馆公共教育体系，推进博物馆与图书馆业务融合，扩大典籍博物馆社会影响力，国家典籍博物馆还联合各学校及相关教育研究机构策划推出了“名家带你走进样式雷”“名家还你临名碑”“名家带你写春联”等一系列“走进典籍博物馆大课堂”活动，将学校拟传授的教学点与展览进行结合，邀请名家大家、中小学生在展厅内进行现场教学互动，形成了知识点、知识传授者、受众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加深了受众对知识点的认识与理解，取得了学校教育难以复制的效果。这些活动现已逐渐形成典籍博物馆特有品牌，获得了在京各大中小学的认可。此外，为实现“将博物馆带回家”，典籍博物馆还结合国家图书馆宏富馆藏开发了一系列以典籍文化为特点的文创衍生品，力求通过将典籍元素融入现代文化创意的方式，古为今用，将中华优秀经典文化渗透到社会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参考文献：
[ 1 ] 成明明.宋代馆阁曝书活动及其文化意义[J].社会科学家，2008（5）：144-147.
[ 2 ] 韩永进.翰墨流芳：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图录[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张立朝 中国国家图书馆展览部综合协调组组长、馆员。北京，100081。
林世田 中国国家图书馆展览部主任、研究馆员。北京，100081。
刘仲瑄 中国国家图书馆助理馆员。北京，100081。
（收稿日期：2015-08-10 编校：方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