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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从诞生第一天起，就摆脱不了它的特殊性，其角色最初等同于前苏联的中央电视台。成立50多年，它经历了无数的变革与沧桑。
CCTV是国人最初认识世界的一面窗，也是外面世界认识中国的一张脸。从它诞生到如今的50多年的时间里，它经历了无数的变革与沧桑，创造了无数个第一，也面临过许多压力，“文革”期间甚至一度停播。
毛泽东拍板CCTV
毛泽东生前曾用过两部电视机。其中一部“北京”牌电视机今天依然保存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这部电视机是天津无线电厂制造的，厚厚的木质外壳透露出几分历史的凝重。这是毛泽东使用最早和最久的一部电视机。毛泽东一生公务繁忙，并无多少时间像普通人_样坐在电视机前享受这一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乐趣。平时，他偶尔也打开电视机看看新闻节目。
1954年，毛主席提出，中国要办电视，1955年2月5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向国务院打报告，提出于1957年在北京设立一座中等规模的电视臺的计划。周恩来总理于2月12日批示，将此事列入文教五年计划讨论。
1958年5月1日晚19时，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开始播出。当时，各地推荐了很多播音员，经过筛选，最后留下了沈力A。在北京电视台初创的近两年时间里，只有沈力一名播音员，要播报新闻、社教、文艺、体育节目，甚至天安门节日庆祝实况、大型文艺晚会转播，样样都要千。沈力成为第一位电视播音员，被称作“中国荧屏第一人”。
当晚第一次电视播出的时间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播出了先进生产者庆祝五一座谈会，新影厂电视纪录片《到农村去》，诗朗诵《工厂里来了三个姑娘》《大跃进的号角》，舞蹈《四小天鹅舞》《牧童与村姑》和《春江花月夜》，苏联纪录片《电视》。当时北京地区仅仅只有50台电视接收机接收了这次节目。言不由衷的播报年代
文革10年，作为官方新闻机构的“北京电视台”，被“四人帮”把持，成为阶级斗争和说假话、空话的工具。
本来，播音员面对话筒，就像对着三两位朋友，一切娓娓道来，多么亲切自然。但“文革”期间，始终要求播音员以高亢的声音播音，许多主持人大喊大叫了几年，声带已经受到很大损伤。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好似擎天柱的坍塌，使全国人民感到深深地悲哀和惶恐。清明节，人潮涌动，悼念周总理的人群覆盖了整个天安门广场。中国人心中长久的压抑，犹如火山，终于借清明节对周总理的悼念，把矛头直指“四人帮”，爆发了也被叫作“四五”运动的“天安门事件”。
紧接着清明节而来的“北京电视台五一游园”转播，“热烈庆祝粉碎‘天安门事件’的伟大胜利”“向英勇的人民警察致敬”“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之类的口号充斥了全部解说稿。
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稿件内容，是一个专业播音员的职业要求，但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果个人感情和是非好恶与播音内容相去太远甚至背道而驰的话，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整个清明期间，被安排在“五一”播音的主持人吕大渝打内心里不愿意参加这次工作。每当吕大渝进到播音室去喊上一段热烈庆祝粉碎‘天安门事件’的伟大胜利…‘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的解说词时，她都会感到深深的悲哀。实际上，所谓“五一”游园实况转播中的播音部分根本不是现场直播。那时，大约防备播音员在现场直播时呼喊“反动口号”、发表“反动言论”，为了“安全播音”，所有的解说词全部录音播出。
万幸的是，清明之后不到半年，“四人帮”竟然落到了那样一个大陕人心的充满戏剧性的下场。
一身行头难倒女主播
1978年10月，邓小平出访日本，为此，中央电视台派出了一个包括吕大渝在内的10多人的小组随同邓小平访问并进行卫星传送报道。众所周知，电视播音员与电台播音员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不只被“听”，还要被“视”。为了在镜头前举手投足得体，除语言技巧和内在素养外，形体训练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文化大革命”前，沈力、吕大渝等老一辈主持人都在形体动作上有过训练，但“文化大革命”取消了电视播音员出图像的业务，招收播音员的时候，不再考虑屏幕形象，更不会对形体动作有所要求。
1978年打开了封闭的国门，这让那些未曾在镜头前有过任何专业训练的播音员一时难以适应。在“文革”中，全中国男女老少衣裳的颜色几乎是清一色的蓝、灰，外加“国防绿”，款式也几乎是“男女都一样”的两用衫和不合身的长裤，这让吕大渝犯了难。最终她决定以一袭全白的西服和皮鞋出行。
但在1978年，能买双半高跟的黑皮鞋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一双白皮鞋岂不成为奢望?直到上飞机的前一天，吕大渝才通过一位朋友的“后门”，买到了一双国家体委派遣体育代表团出访时，在运动会开幕式上运动员入场时穿用的方口横带白皮鞋。吕大渝的这身着装通过NHK的电视屏幕和报刊杂志，风靡了日本。NHK跟拍了采访小组的活动，在电视中播放。报刊杂志也把吕大--渝称为“白衣天使”“北京恋人”和“邓小平一行中的第二人物”。
冒险解禁“靡靡之音”
1978年2月6日除夕夜，复播不久的中央电视台恢复播出“迎新春文艺晚会”，内容包括歌舞表演、相声评书、京剧等节目，还有游戏环节。现在已经很难有人能完整地回忆起那台晚会，因为当时全国电视机拥有量才100多万台，且绝大部分是黑白电视机，人们只有在机关单位或者少数干部家庭才能集体观看。
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的口号在各行各业得到了积极响应，憋屈了十几年的文艺界开始有了一丝松动，但在宣传领域仍然到处是禁区。因此，1978年之后连续几届迎春晚会都没有摆脱政治说教为主的特色，大部分表演内容陈旧，没有吸引力，观众普遍反映缺乏气氛，效果不佳。
1982年11月，央视领导决定打破现有之规，办一场全新的“春晚”。时任央视文艺部歌舞组导演的黄一鹤临危受命。为了能够吸引观众，黄一鹤采用了电话点播的方式。晚会第一个节目就是李谷一的独唱《拜年歌》。整场晚会中，李谷一一共演唱了10首歌曲，这个纪录直到今夭仍没有被打破，以后也更无法打破。就在李谷—演唱完第8首歌曲后，大量的观众点播她的《乡恋》。此前，《乡恋》曾被批评为“抒发的不是健康的热爱祖国山河的怀恋之情，而是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NSJ：黄一鹤措手不及。他知道，如果《乡恋》在电视节目特别是在“春晚”上播出，那就是意味着开禁。这可不是件小事!
怎么办?黄一鹤看到了坐在观众席旁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这个决定只能让领导斟酌了。黄一鹤朝小女孩使了个眼色，意思是“找那老头去”。第一次，吴冷西看了之后马上摇了摇头，将盘子放到了面前的桌上。可没过多久，小女孩又端来一满盘子，黄一鹤一看，还是点《乡恋》的。黄一鹤又指了指，小姑娘再次把盘子送到了吴冷西桌上。吴冷西看了看，稍稍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摇摇头。就这样，一连递了四五盘后，黄一鹤看到，吴冷西有点坐不住了，在过道里来回踱步，还掏出手帕擦了擦汛
终于，他走进导演间，沉默良久，猛地一跺脚，操着南方口音对黄一鹤说：“黄一鹤，播!”
《乡恋》给了所有人一个惊喜，这个惊喜也把晚会推向了高潮，也解禁了一个时代。
CCTV是国人最初认识世界的一面窗，也是外面世界认识中国的一张脸。从它诞生到如今的50多年的时间里，它经历了无数的变革与沧桑，创造了无数个第一，也面临过许多压力，“文革”期间甚至一度停播。
毛泽东拍板CCTV
毛泽东生前曾用过两部电视机。其中一部“北京”牌电视机今天依然保存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这部电视机是天津无线电厂制造的，厚厚的木质外壳透露出几分历史的凝重。这是毛泽东使用最早和最久的一部电视机。毛泽东一生公务繁忙，并无多少时间像普通人_样坐在电视机前享受这一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乐趣。平时，他偶尔也打开电视机看看新闻节目。
1954年，毛主席提出，中国要办电视，1955年2月5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向国务院打报告，提出于1957年在北京设立一座中等规模的电视臺的计划。周恩来总理于2月12日批示，将此事列入文教五年计划讨论。
1958年5月1日晚19时，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开始播出。当时，各地推荐了很多播音员，经过筛选，最后留下了沈力A。在北京电视台初创的近两年时间里，只有沈力一名播音员，要播报新闻、社教、文艺、体育节目，甚至天安门节日庆祝实况、大型文艺晚会转播，样样都要千。沈力成为第一位电视播音员，被称作“中国荧屏第一人”。
当晚第一次电视播出的时间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播出了先进生产者庆祝五一座谈会，新影厂电视纪录片《到农村去》，诗朗诵《工厂里来了三个姑娘》《大跃进的号角》，舞蹈《四小天鹅舞》《牧童与村姑》和《春江花月夜》，苏联纪录片《电视》。当时北京地区仅仅只有50台电视接收机接收了这次节目。言不由衷的播报年代
文革10年，作为官方新闻机构的“北京电视台”，被“四人帮”把持，成为阶级斗争和说假话、空话的工具。
本来，播音员面对话筒，就像对着三两位朋友，一切娓娓道来，多么亲切自然。但“文革”期间，始终要求播音员以高亢的声音播音，许多主持人大喊大叫了几年，声带已经受到很大损伤。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好似擎天柱的坍塌，使全国人民感到深深地悲哀和惶恐。清明节，人潮涌动，悼念周总理的人群覆盖了整个天安门广场。中国人心中长久的压抑，犹如火山，终于借清明节对周总理的悼念，把矛头直指“四人帮”，爆发了也被叫作“四五”运动的“天安门事件”。
紧接着清明节而来的“北京电视台五一游园”转播，“热烈庆祝粉碎‘天安门事件’的伟大胜利”“向英勇的人民警察致敬”“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之类的口号充斥了全部解说稿。
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稿件内容，是一个专业播音员的职业要求，但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果个人感情和是非好恶与播音内容相去太远甚至背道而驰的话，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整个清明期间，被安排在“五一”播音的主持人吕大渝打内心里不愿意参加这次工作。每当吕大渝进到播音室去喊上一段热烈庆祝粉碎‘天安门事件’的伟大胜利…‘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的解说词时，她都会感到深深的悲哀。实际上，所谓“五一”游园实况转播中的播音部分根本不是现场直播。那时，大约防备播音员在现场直播时呼喊“反动口号”、发表“反动言论”，为了“安全播音”，所有的解说词全部录音播出。
万幸的是，清明之后不到半年，“四人帮”竟然落到了那样一个大陕人心的充满戏剧性的下场。
一身行头难倒女主播
1978年10月，邓小平出访日本，为此，中央电视台派出了一个包括吕大渝在内的10多人的小组随同邓小平访问并进行卫星传送报道。众所周知，电视播音员与电台播音员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不只被“听”，还要被“视”。为了在镜头前举手投足得体，除语言技巧和内在素养外，形体训练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文化大革命”前，沈力、吕大渝等老一辈主持人都在形体动作上有过训练，但“文化大革命”取消了电视播音员出图像的业务，招收播音员的时候，不再考虑屏幕形象，更不会对形体动作有所要求。
1978年打开了封闭的国门，这让那些未曾在镜头前有过任何专业训练的播音员一时难以适应。在“文革”中，全中国男女老少衣裳的颜色几乎是清一色的蓝、灰，外加“国防绿”，款式也几乎是“男女都一样”的两用衫和不合身的长裤，这让吕大渝犯了难。最终她决定以一袭全白的西服和皮鞋出行。
但在1978年，能买双半高跟的黑皮鞋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一双白皮鞋岂不成为奢望?直到上飞机的前一天，吕大渝才通过一位朋友的“后门”，买到了一双国家体委派遣体育代表团出访时，在运动会开幕式上运动员入场时穿用的方口横带白皮鞋。吕大渝的这身着装通过NHK的电视屏幕和报刊杂志，风靡了日本。NHK跟拍了采访小组的活动，在电视中播放。报刊杂志也把吕大--渝称为“白衣天使”“北京恋人”和“邓小平一行中的第二人物”。
冒险解禁“靡靡之音”
1978年2月6日除夕夜，复播不久的中央电视台恢复播出“迎新春文艺晚会”，内容包括歌舞表演、相声评书、京剧等节目，还有游戏环节。现在已经很难有人能完整地回忆起那台晚会，因为当时全国电视机拥有量才100多万台，且绝大部分是黑白电视机，人们只有在机关单位或者少数干部家庭才能集体观看。
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的口号在各行各业得到了积极响应，憋屈了十几年的文艺界开始有了一丝松动，但在宣传领域仍然到处是禁区。因此，1978年之后连续几届迎春晚会都没有摆脱政治说教为主的特色，大部分表演内容陈旧，没有吸引力，观众普遍反映缺乏气氛，效果不佳。
1982年11月，央视领导决定打破现有之规，办一场全新的“春晚”。时任央视文艺部歌舞组导演的黄一鹤临危受命。为了能够吸引观众，黄一鹤采用了电话点播的方式。晚会第一个节目就是李谷一的独唱《拜年歌》。整场晚会中，李谷一一共演唱了10首歌曲，这个纪录直到今夭仍没有被打破，以后也更无法打破。就在李谷—演唱完第8首歌曲后，大量的观众点播她的《乡恋》。此前，《乡恋》曾被批评为“抒发的不是健康的热爱祖国山河的怀恋之情，而是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NSJ：黄一鹤措手不及。他知道，如果《乡恋》在电视节目特别是在“春晚”上播出，那就是意味着开禁。这可不是件小事!
怎么办?黄一鹤看到了坐在观众席旁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这个决定只能让领导斟酌了。黄一鹤朝小女孩使了个眼色，意思是“找那老头去”。第一次，吴冷西看了之后马上摇了摇头，将盘子放到了面前的桌上。可没过多久，小女孩又端来一满盘子，黄一鹤一看，还是点《乡恋》的。黄一鹤又指了指，小姑娘再次把盘子送到了吴冷西桌上。吴冷西看了看，稍稍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摇摇头。就这样，一连递了四五盘后，黄一鹤看到，吴冷西有点坐不住了，在过道里来回踱步，还掏出手帕擦了擦汛
终于，他走进导演间，沉默良久，猛地一跺脚，操着南方口音对黄一鹤说：“黄一鹤，播!”
《乡恋》给了所有人一个惊喜，这个惊喜也把晚会推向了高潮，也解禁了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