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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义乌市残联育智学校一间活动室内，刘洋正两脚夹着一块木板，吃力地做着蹲起运动，口水不断从嘴角流出来。“手伸直，这个不算，脚没夹紧！”周晓丽蹲在他面前，帮他计数。
刘洋今年18岁，但身高只有一米六，样貌和神态看上去也是个小孩。由于出生时缺氧，刘洋患了脑瘫，行动不便、手脚姿势异常，智商也只相当于五六岁的儿童。
有122个和刘洋一样的孩子在这家育智学校上课，大多患有不同程度的脑瘫、智力障碍、多动症、自闭症、癫痫等疾病，最小的7岁，最大的22岁。
32岁的周晓丽是这里的创始人，在过去的10年里，她收治了900多个残障儿童，三分之一无偿，不接受任何社会捐助。
这所学校的引人注意之处，是周晓丽本是一家大型彩印厂的“接班人”，她却结束了那家有三十几台机器、年净利润200万的生意，将厂房变成一家面向残障儿童的学校，当起了近千个智障儿童的“家长”，周晓丽也因此被称为“最美富二代”。
“别把我拔得这么高，”周晓丽很反感这个称呼，“我就是个普通人，办学校也是事业，顺其自然做下来的而已。”
“这是和做生意不一样的成就感”
身材瘦小、眉清目秀的周晓丽说起话来柔声细语，是个典型的江南女子，学校里年纪大一点的孩子都比她要高出一头，丝毫看不出她曾是个做生意的企业家。
1997年夏天，当时18岁的周晓丽高考落榜，按照父亲周华龙的意愿，帮家里打理生意。周华龙是当地第一批富起来的商人，从胶带、袜子之类的小生意起家，逐渐积累起上千万的家产。周晓丽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个做生意的料，每天谈业务、记账，最擅长讨价还价，她觉得比读书容易多了。
这期间，周家添了新成员，1996年，周晓丽的弟弟周锦康降生了，但因为难产，患上了脑瘫。弟弟两岁时，周晓丽陪着妈妈，一起送弟弟到北京治疗，一呆就是4年。她每天的工作是照料弟弟的饮食起居，一遍遍给他讲故事，但除此之外，“不知道怎么帮他”。
由于对脑瘫毫不了解，治疗走了不少弯路，周家还曾花六千块钱买过偏方“灵药”，当然是一点儿用也没有。直到6岁，弟弟连站立都困难，更不要提走路。
2002年，周晓丽带着弟弟来到河北石家庄，认识了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脑瘫的大夫马飞。马飞的主要治疗方法是每天为周锦康按摩，几个月下来，弟弟居然能站，能迈开步走路，拿勺子吃饭，甚至还学会了自己上厕所。
弟弟的治疗有进展时，周晓丽和“沉稳专注”的北方小伙子马飞相爱了。
周华龙并不知情，他看中马飞的医术，想特聘他当儿子的私人医生，年薪5万元——马飞当时年薪还不足2万元。但马飞的回答是，请同意他和周晓丽订婚。
这对年轻人如愿了。
周华龙已年过半百，希望尽快把女儿女婿培养成“接班人”，于是，周晓丽每天带着马飞和别人吃饭、谈生意，可是往往一顿饭下来，马飞一句话都没有说。好几次，周晓丽让马飞去追债，但对方一哭穷，马飞就心软了，再也开不了要债的口。
马飞自己也垂头丧气，屡次跟周晓丽说，自己天生就不是做生意的料。一天晚上，他突然把手递给妻子，“你摸摸。”
“怎么了？”周晓丽问。
“它只能治脑瘫，做不了别的。”
第二天，周晓丽就跟父亲商量，把工厂腾出一层楼，成立“脑瘫儿康复中心”，让马飞专心做他喜欢做的事。周华龙觉得既然女婿不喜欢做生意，也不想强求，就爽快地答应了。
一传十，十传百，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患儿家长愿意到这儿来，觉得“他们更能理解自己的心情”，周晓丽耐心地听家长们的“牢骚”，出生的绝望，治病的艰辛，未来的担忧，所有的，她都经历过，并感同身受。
马飞忙不过来时，周晓丽也用从丈夫那里学来的知识帮忙，有几个孩子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居然能站起来了。和照顾自己弟弟不同，她依靠自己的力量，帮助了别人，进而给一个家庭带去欢乐，周晓丽感到莫大的欣慰和喜悦，尤其，这是和丈夫一起“同甘共苦”获得的成就，“是和做生意不一样的成就感”。
她萌生了专门办一所学校的想法。
但工厂是父亲用半辈子时间打下来的家业，那时，扩建的彩印厂刚进入第三个年头，刚花上百万进了新机器，客户越来越多，一切都在稳定下来，如何能开得了这个口？
一开始，周晓丽只是在爸爸心情好时半开玩笑地说，“爸你赶紧退休啦！”“家里已经很有钱了，还要不要这么赚啊，不如全身心投入做脑瘫治疗好啦”……周华龙不接茬。终于有一天，周晓丽正式跟父亲摊了牌，希望把工厂关掉，组建一所育智学校，专门收治脑瘫和智障患儿。
不出意料，周华龙坚决拒绝。有半年时间，父女关系很僵，只要一谈到停厂办校，就吵得不可开交。见说不通，周晓丽用上了最后一招，与工厂划清界限，不上班，生意也不谈，并声言，这个厂赚的钱，她一分也不要。
周华龙终于妥协了。
没人敢认真地算算损失。仅关厂前刚进的两台新机器就花了一百多万，但关厂后十几台机器的转让费，加起来才30多万。
“不能像结束印刷厂一样结束学校”
2004年，学校终于办起来了，周晓丽这才发现，办学校与办康复中心，完全不是一回事。
康复中心是孩子治疗时来，治疗完走，工作人员每天固定时间上下班，更不需要承担照顾托管的责任。但学校就不一样了，除去治疗，孩子们的吃喝拉撒睡，学校全要负责，还要尽量帮助他们学习。
仅教一年级的孩子们学会“1 1=2”这道题，周晓丽就用了整整一个学期，可是过了一个寒假，又全忘了；脑瘫患儿通常兼有智障和情绪障碍，有强烈的攻击性，有时还会自残，为了让孩子们明白“不能打别人”这个道理，周晓丽自己就不知道挨过多少次打；对于一些正常儿童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比如如何吃饭、如何上厕所，这里的孩子都要反复学习不知多少遍……
她坦言，虽然有部分收费生，但她办这所学校并不为了盈利，她追求的是在康复中心时的那种成就感，然而这种成就感在学校里却消失了。很多次，周晓丽都自我怀疑：这么小的事情我都教不会，还能把学校办好？ 2007年的一次事故，使她想把学校关掉。
那年，学校收治了一个家住浦江的八岁孩子，谁也不知道，这孩子有个惊人的本领——会开锁。
一天清晨五点，护工突然发现楼道里的门开着，赶紧清点人数，果然少了一个。周晓丽、马飞、周华龙马上兵分三路找孩子。
周晓丽负责往浦江方向找。她沿着公路，逢人便问，一直问到高速收费站，才问到有人看到个孩子往浦江方向走。如今回想起来，周晓丽还会感到害怕，她说，她把车停在路边，挨家挨户打听，看到丢弃的鞋子，路边的池塘，心都吓得砰砰跳，生怕有个意外事故在等着她。
孩子最终在当地派出所找到了。看到孩子那一瞬间，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周晓丽把身上能找到的钱，直往发现孩子的过路人手里塞。
孩子找回来了，周晓丽却觉得自己快崩溃了，她哭着对父亲说，“我不想办了，责任实在太大了，我没有能力做好它”。
当初反对她办学校的周华龙沉默了一会儿，问：“你考虑清楚了吗？不要像当时停掉印刷厂那么草率地决定。”
周晓丽被这句话触动了。也许还可以再坚持一下，她想。
但自那以后，她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每天提心吊胆，最怕的就是半夜里接到学校的电话，“如果孩子真丢了，可怎么办啊？怎么跟家长交代啊？”
和任何非营利项目一样，育智学校的另一个难题是经济问题。
建校时，因为是针对脑瘫智障患儿，周晓丽和当地残联达成协议，每名学生每学期残联发放2200元的补助，但由校方承担每年10万元的房租。随着物价大幅上涨，生均补助在2007年时涨到了4000元。
然而到了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的2009年底，办学成本也水涨船高了。房租已涨到每年35万元，最便宜的大米，100斤也要130元，鸡蛋的价格从每斤2块多涨到4块多……再加上老师和护工的工资、水电费，一年要100多万元，全校还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由于家庭困难，周晓丽给予了减免学费的待遇。
周晓丽觉得每年搭进去35万元的房租对家里的影响不大，但如果还要承担其他费用，“一两年还行，长久肯定不行”。从小到大，她第一次感受到了资金压力。
刚好，有朋友拉她入伙一个小饰品生意，周晓丽觉得不需要耗费太多精力就答应了，没想到，一年就赚了几十万。
“我随便做点生意一年就能有个几十万了，真是的！”周晓丽开始有了牢骚，她跟丈夫抱怨，“你要是能做生意，没准咱不用过这种日子呢。”又跑去跟父亲说，“实在吃不消了，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
周华龙反过来说：“做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你自己当初选择这条路时，就应该想到啊。”
她开始考虑，在最初的冲动和向往的成就感都渐渐远去后，办这个学校对于她来说意味着什么。
思考良久，她的结论是：责任。家长们把孩子送到这里，交给她的，是信任和托付；而她得到的，是付出自己的机会，是孩子给予的感情，以及全家人共同为一项目标努力的归属感。
她开始主动将很多小事放大为工作上的“成就”。比如，有的孩子刚进来时不会说话，几年后，居然学会了加减乘除，周晓丽逢人就把这件事挂在嘴边；有一个孩子，因为很擅长做手工，从学校毕业后，居然成了一家企业的正式员工，这虽是近千员学生中的唯一一个，周晓丽还是很自豪。
“我不想在那个位置，自己也没在那个高度”
周晓丽毫不遮掩，她并不像有人报道的那样，达到了那种“舍己为人”道德高度。她做这件事，最初是为了弟弟和丈夫，后来只是顺其自然，或许，多了一份坚持。
她反复解释，她对这件事也是有底线的：不能影响家里人的生活，也不会无止境地倒贴。“我没有那么高尚。我也很现实。”周晓丽多次强调，“不要把我拔到那个我上不去的高度。”
另一个她坚持的原则是，经济再困难，也不接受来自社会和企业一分钱的捐赠，“咱没精力搞监督，别到时候说不清楚。”
秦元秀，之前是彩印厂的工人，关厂办学校后，她留了下来，现在主要帮助周晓丽做学校管理方面的工作。在她眼里，做买卖时“连5毛钱的利润都会讨价还价的”的周晓丽，办学校时，“心肠软得根本不会拒绝别人”。
育智学校也不是无条件接收患儿。周晓丽定的标准是：七岁以上，不能有太强攻击性，患病程度以学校能够照顾生活起居为宜。可一旦家长又哭又求，周晓丽就无法应对。曾经有个重度智障儿，除了吃饭，连上厕所都不知道，周晓丽把这个孩子送回家长身边，家长哭着求她，她狠不下心，只好又带了回来，六年来，尽量保证孩子不离开她的视线，以免发生意外。
多年来，周晓丽和马飞很默契地分好工，按照性格特点，女主外，男主内。
每天早上七点多，马飞就到了康复中心帮患儿按摩，这样一直站着忙到下午，除了哄哭闹的孩子，很少说话；而周晓丽负责跟每个家长沟通孩子的病情，和孩子们聊天，照顾他们生活……患儿家属都觉得这两口子特别实在，不说废话，看出来是一门心思想把孩子治好。有时候他们还强调，“我们没有那么神”，周晓丽说，“我们也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如果没有效果，不想浪费人家的希望。”
这些孩子的未来，是最困扰周晓丽的事。几年前的暑假，学校里有几个十几岁的女孩回家受到了性侵犯，但她们连这是侵犯都不知道；多数孩子成年后不再在学校，只能回家。
周晓丽曾尝试帮助孩子们学会一门能自食其力的手艺。三年前，她托朋友找到了附近做假花的工厂，让年纪大的孩子在学校里帮忙做假花。坚持了半年，工厂就拒绝续约了。因为这些孩子最长只能坚持半小时的工作时间，无法按期交货，遇上急活，更没办法。
周晓丽也能理解。“以前我也是做生意的嘛，不能拿自己的产品开玩笑”。她最新的打算是，要在今年下半年到北京专门学习公益组织如何组建工疗站。
周晓丽最害怕媒体，一是反感“富二代”的标签，二是她一直过着简简单单的生活，不喜欢被关注和打扰。
但她又不知该如何拒绝，有段时间她把手机放在秦元秀身上，自己躲出去。但有的记者一直在学校等她，她知道后，心里又感到愧疚。她还想到一个对策，告诉来访者，“我可能马上就不干了，随时会结束学校”。她希望这样一来别人就丧失对她的兴趣。
大多数时候，她觉得自己比其他人快乐，“我周围做生意的朋友，看到的都是社会阴暗面，愤世嫉俗的，生意谈不下来，单子被抢走，焦虑得很”。
偶而，她也会抱怨工作很辛苦，但她在内心深处，还是保持了最初选择这条道路时的单纯和质朴，她很自豪自己排遣不愉快的方式别人都没法实现，那就是穿一身漂亮衣服，然后去学校，等着每个见到她的孩子对她大喊：“周老师——你好漂亮啊！”
“就这样，所有不愉快都不见了。”
刘洋今年18岁，但身高只有一米六，样貌和神态看上去也是个小孩。由于出生时缺氧，刘洋患了脑瘫，行动不便、手脚姿势异常，智商也只相当于五六岁的儿童。
有122个和刘洋一样的孩子在这家育智学校上课，大多患有不同程度的脑瘫、智力障碍、多动症、自闭症、癫痫等疾病，最小的7岁，最大的22岁。
32岁的周晓丽是这里的创始人，在过去的10年里，她收治了900多个残障儿童，三分之一无偿，不接受任何社会捐助。
这所学校的引人注意之处，是周晓丽本是一家大型彩印厂的“接班人”，她却结束了那家有三十几台机器、年净利润200万的生意，将厂房变成一家面向残障儿童的学校，当起了近千个智障儿童的“家长”，周晓丽也因此被称为“最美富二代”。
“别把我拔得这么高，”周晓丽很反感这个称呼，“我就是个普通人，办学校也是事业，顺其自然做下来的而已。”
“这是和做生意不一样的成就感”
身材瘦小、眉清目秀的周晓丽说起话来柔声细语，是个典型的江南女子，学校里年纪大一点的孩子都比她要高出一头，丝毫看不出她曾是个做生意的企业家。
1997年夏天，当时18岁的周晓丽高考落榜，按照父亲周华龙的意愿，帮家里打理生意。周华龙是当地第一批富起来的商人，从胶带、袜子之类的小生意起家，逐渐积累起上千万的家产。周晓丽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个做生意的料，每天谈业务、记账，最擅长讨价还价，她觉得比读书容易多了。
这期间，周家添了新成员，1996年，周晓丽的弟弟周锦康降生了，但因为难产，患上了脑瘫。弟弟两岁时，周晓丽陪着妈妈，一起送弟弟到北京治疗，一呆就是4年。她每天的工作是照料弟弟的饮食起居，一遍遍给他讲故事，但除此之外，“不知道怎么帮他”。
由于对脑瘫毫不了解，治疗走了不少弯路，周家还曾花六千块钱买过偏方“灵药”，当然是一点儿用也没有。直到6岁，弟弟连站立都困难，更不要提走路。
2002年，周晓丽带着弟弟来到河北石家庄，认识了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脑瘫的大夫马飞。马飞的主要治疗方法是每天为周锦康按摩，几个月下来，弟弟居然能站，能迈开步走路，拿勺子吃饭，甚至还学会了自己上厕所。
弟弟的治疗有进展时，周晓丽和“沉稳专注”的北方小伙子马飞相爱了。
周华龙并不知情，他看中马飞的医术，想特聘他当儿子的私人医生，年薪5万元——马飞当时年薪还不足2万元。但马飞的回答是，请同意他和周晓丽订婚。
这对年轻人如愿了。
周华龙已年过半百，希望尽快把女儿女婿培养成“接班人”，于是，周晓丽每天带着马飞和别人吃饭、谈生意，可是往往一顿饭下来，马飞一句话都没有说。好几次，周晓丽让马飞去追债，但对方一哭穷，马飞就心软了，再也开不了要债的口。
马飞自己也垂头丧气，屡次跟周晓丽说，自己天生就不是做生意的料。一天晚上，他突然把手递给妻子，“你摸摸。”
“怎么了？”周晓丽问。
“它只能治脑瘫，做不了别的。”
第二天，周晓丽就跟父亲商量，把工厂腾出一层楼，成立“脑瘫儿康复中心”，让马飞专心做他喜欢做的事。周华龙觉得既然女婿不喜欢做生意，也不想强求，就爽快地答应了。
一传十，十传百，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患儿家长愿意到这儿来，觉得“他们更能理解自己的心情”，周晓丽耐心地听家长们的“牢骚”，出生的绝望，治病的艰辛，未来的担忧，所有的，她都经历过，并感同身受。
马飞忙不过来时，周晓丽也用从丈夫那里学来的知识帮忙，有几个孩子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居然能站起来了。和照顾自己弟弟不同，她依靠自己的力量，帮助了别人，进而给一个家庭带去欢乐，周晓丽感到莫大的欣慰和喜悦，尤其，这是和丈夫一起“同甘共苦”获得的成就，“是和做生意不一样的成就感”。
她萌生了专门办一所学校的想法。
但工厂是父亲用半辈子时间打下来的家业，那时，扩建的彩印厂刚进入第三个年头，刚花上百万进了新机器，客户越来越多，一切都在稳定下来，如何能开得了这个口？
一开始，周晓丽只是在爸爸心情好时半开玩笑地说，“爸你赶紧退休啦！”“家里已经很有钱了，还要不要这么赚啊，不如全身心投入做脑瘫治疗好啦”……周华龙不接茬。终于有一天，周晓丽正式跟父亲摊了牌，希望把工厂关掉，组建一所育智学校，专门收治脑瘫和智障患儿。
不出意料，周华龙坚决拒绝。有半年时间，父女关系很僵，只要一谈到停厂办校，就吵得不可开交。见说不通，周晓丽用上了最后一招，与工厂划清界限，不上班，生意也不谈，并声言，这个厂赚的钱，她一分也不要。
周华龙终于妥协了。
没人敢认真地算算损失。仅关厂前刚进的两台新机器就花了一百多万，但关厂后十几台机器的转让费，加起来才30多万。
“不能像结束印刷厂一样结束学校”
2004年，学校终于办起来了，周晓丽这才发现，办学校与办康复中心，完全不是一回事。
康复中心是孩子治疗时来，治疗完走，工作人员每天固定时间上下班，更不需要承担照顾托管的责任。但学校就不一样了，除去治疗，孩子们的吃喝拉撒睡，学校全要负责，还要尽量帮助他们学习。
仅教一年级的孩子们学会“1 1=2”这道题，周晓丽就用了整整一个学期，可是过了一个寒假，又全忘了；脑瘫患儿通常兼有智障和情绪障碍，有强烈的攻击性，有时还会自残，为了让孩子们明白“不能打别人”这个道理，周晓丽自己就不知道挨过多少次打；对于一些正常儿童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比如如何吃饭、如何上厕所，这里的孩子都要反复学习不知多少遍……
她坦言，虽然有部分收费生，但她办这所学校并不为了盈利，她追求的是在康复中心时的那种成就感，然而这种成就感在学校里却消失了。很多次，周晓丽都自我怀疑：这么小的事情我都教不会，还能把学校办好？ 2007年的一次事故，使她想把学校关掉。
那年，学校收治了一个家住浦江的八岁孩子，谁也不知道，这孩子有个惊人的本领——会开锁。
一天清晨五点，护工突然发现楼道里的门开着，赶紧清点人数，果然少了一个。周晓丽、马飞、周华龙马上兵分三路找孩子。
周晓丽负责往浦江方向找。她沿着公路，逢人便问，一直问到高速收费站，才问到有人看到个孩子往浦江方向走。如今回想起来，周晓丽还会感到害怕，她说，她把车停在路边，挨家挨户打听，看到丢弃的鞋子，路边的池塘，心都吓得砰砰跳，生怕有个意外事故在等着她。
孩子最终在当地派出所找到了。看到孩子那一瞬间，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周晓丽把身上能找到的钱，直往发现孩子的过路人手里塞。
孩子找回来了，周晓丽却觉得自己快崩溃了，她哭着对父亲说，“我不想办了，责任实在太大了，我没有能力做好它”。
当初反对她办学校的周华龙沉默了一会儿，问：“你考虑清楚了吗？不要像当时停掉印刷厂那么草率地决定。”
周晓丽被这句话触动了。也许还可以再坚持一下，她想。
但自那以后，她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每天提心吊胆，最怕的就是半夜里接到学校的电话，“如果孩子真丢了，可怎么办啊？怎么跟家长交代啊？”
和任何非营利项目一样，育智学校的另一个难题是经济问题。
建校时，因为是针对脑瘫智障患儿，周晓丽和当地残联达成协议，每名学生每学期残联发放2200元的补助，但由校方承担每年10万元的房租。随着物价大幅上涨，生均补助在2007年时涨到了4000元。
然而到了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的2009年底，办学成本也水涨船高了。房租已涨到每年35万元，最便宜的大米，100斤也要130元，鸡蛋的价格从每斤2块多涨到4块多……再加上老师和护工的工资、水电费，一年要100多万元，全校还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由于家庭困难，周晓丽给予了减免学费的待遇。
周晓丽觉得每年搭进去35万元的房租对家里的影响不大，但如果还要承担其他费用，“一两年还行，长久肯定不行”。从小到大，她第一次感受到了资金压力。
刚好，有朋友拉她入伙一个小饰品生意，周晓丽觉得不需要耗费太多精力就答应了，没想到，一年就赚了几十万。
“我随便做点生意一年就能有个几十万了，真是的！”周晓丽开始有了牢骚，她跟丈夫抱怨，“你要是能做生意，没准咱不用过这种日子呢。”又跑去跟父亲说，“实在吃不消了，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
周华龙反过来说：“做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你自己当初选择这条路时，就应该想到啊。”
她开始考虑，在最初的冲动和向往的成就感都渐渐远去后，办这个学校对于她来说意味着什么。
思考良久，她的结论是：责任。家长们把孩子送到这里，交给她的，是信任和托付；而她得到的，是付出自己的机会，是孩子给予的感情，以及全家人共同为一项目标努力的归属感。
她开始主动将很多小事放大为工作上的“成就”。比如，有的孩子刚进来时不会说话，几年后，居然学会了加减乘除，周晓丽逢人就把这件事挂在嘴边；有一个孩子，因为很擅长做手工，从学校毕业后，居然成了一家企业的正式员工，这虽是近千员学生中的唯一一个，周晓丽还是很自豪。
“我不想在那个位置，自己也没在那个高度”
周晓丽毫不遮掩，她并不像有人报道的那样，达到了那种“舍己为人”道德高度。她做这件事，最初是为了弟弟和丈夫，后来只是顺其自然，或许，多了一份坚持。
她反复解释，她对这件事也是有底线的：不能影响家里人的生活，也不会无止境地倒贴。“我没有那么高尚。我也很现实。”周晓丽多次强调，“不要把我拔到那个我上不去的高度。”
另一个她坚持的原则是，经济再困难，也不接受来自社会和企业一分钱的捐赠，“咱没精力搞监督，别到时候说不清楚。”
秦元秀，之前是彩印厂的工人，关厂办学校后，她留了下来，现在主要帮助周晓丽做学校管理方面的工作。在她眼里，做买卖时“连5毛钱的利润都会讨价还价的”的周晓丽，办学校时，“心肠软得根本不会拒绝别人”。
育智学校也不是无条件接收患儿。周晓丽定的标准是：七岁以上，不能有太强攻击性，患病程度以学校能够照顾生活起居为宜。可一旦家长又哭又求，周晓丽就无法应对。曾经有个重度智障儿，除了吃饭，连上厕所都不知道，周晓丽把这个孩子送回家长身边，家长哭着求她，她狠不下心，只好又带了回来，六年来，尽量保证孩子不离开她的视线，以免发生意外。
多年来，周晓丽和马飞很默契地分好工，按照性格特点，女主外，男主内。
每天早上七点多，马飞就到了康复中心帮患儿按摩，这样一直站着忙到下午，除了哄哭闹的孩子，很少说话；而周晓丽负责跟每个家长沟通孩子的病情，和孩子们聊天，照顾他们生活……患儿家属都觉得这两口子特别实在，不说废话，看出来是一门心思想把孩子治好。有时候他们还强调，“我们没有那么神”，周晓丽说，“我们也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如果没有效果，不想浪费人家的希望。”
这些孩子的未来，是最困扰周晓丽的事。几年前的暑假，学校里有几个十几岁的女孩回家受到了性侵犯，但她们连这是侵犯都不知道；多数孩子成年后不再在学校，只能回家。
周晓丽曾尝试帮助孩子们学会一门能自食其力的手艺。三年前，她托朋友找到了附近做假花的工厂，让年纪大的孩子在学校里帮忙做假花。坚持了半年，工厂就拒绝续约了。因为这些孩子最长只能坚持半小时的工作时间，无法按期交货，遇上急活，更没办法。
周晓丽也能理解。“以前我也是做生意的嘛，不能拿自己的产品开玩笑”。她最新的打算是，要在今年下半年到北京专门学习公益组织如何组建工疗站。
周晓丽最害怕媒体，一是反感“富二代”的标签，二是她一直过着简简单单的生活，不喜欢被关注和打扰。
但她又不知该如何拒绝，有段时间她把手机放在秦元秀身上，自己躲出去。但有的记者一直在学校等她，她知道后，心里又感到愧疚。她还想到一个对策，告诉来访者，“我可能马上就不干了，随时会结束学校”。她希望这样一来别人就丧失对她的兴趣。
大多数时候，她觉得自己比其他人快乐，“我周围做生意的朋友，看到的都是社会阴暗面，愤世嫉俗的，生意谈不下来，单子被抢走，焦虑得很”。
偶而，她也会抱怨工作很辛苦，但她在内心深处，还是保持了最初选择这条道路时的单纯和质朴，她很自豪自己排遣不愉快的方式别人都没法实现，那就是穿一身漂亮衣服，然后去学校，等着每个见到她的孩子对她大喊：“周老师——你好漂亮啊！”
“就这样，所有不愉快都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