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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为农民立言，体现出对民间文化的深度认同，然而由于时代与自我的拘囿，其作品中又不自觉地透露出对民间文化的疏离。向政治过多权重遮蔽了民间的真实苦痛，对典型人物的刻意强调使人物塑造走向迷失，不事渲染的叙事风格虽增加了文本阅读的流畅度，但终究令人腻味。赵树理小说创作中表现出的对民间立场的疏离损害了其作品的价值，客观上决定了其小说一旦离开特定的时代，也就逃离不了逐渐淡出人民的视野的无奈结局。
关键词：赵树理；民间立场；疏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7-0-02
一、底层苦痛的淡化
为争取更多的农民支持，新政权机械性地规定了文学作品中，农民阶层在面对特定事物时的应有表现。限于此，作家无法秉承完全的现实主义，农民的种种思想状态和行为驱使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想象”才得以完成，这势必对文学的感受力造成严重的束缚与伤害。赵树理作品中，对新政权意识形态的过多权重无可避免地使作品走向失衡：强大的意识形态将民间苦痛淡化甚至直接遮蔽，农民的斗争及痛楚被置于政治革命的陪衬地位，沦为虚架，失去了其意义。
长期以来三仙姑被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人们似乎都忘记了她其实也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那时三仙姑才十五岁，刚刚嫁给于福，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于福是个老实后生，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1]”不幸的婚姻并没有扑灭她对爱的渴望，她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自己。“衣服穿得更新鲜，头发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更明，管粉揉得更匀，不由青年们跟着她转来转去。[2]”异性的欣赏和关注填补了新媳妇内心的缺口，让她虚空的生活中获得了暂时的心理安慰，这是一个旧式妇女身处男权压抑环境下的消极反抗，其追求自我人格的权力实属正当。可是在赵树理的小说中，这一切都被强大的革命意识所遮蔽，人们看到的，只是她装神弄鬼、招蜂引蝶、妨碍女儿自由恋爱的丑恶一面。
对底层民众苦痛的遮蔽同样体现在《小二黑结婚》的创作过程上。作品由真实事件改编，在现实案件中，小二黑的原型人物岳冬至被村长活活打死。当时的解放区虽已颁布《妨害婚姻治罪法》，其中也明文规定：“如有买卖婚姻者，勒索财物损害他人婚姻者，强迫不到结婚或订婚年龄之男女结婚或订婚者，不经本人同意而强迫其结婚或订婚者，妨害成年男女自愿结婚或订婚者，凡有以上行为之一者，处以一年以下徒刑或三百元以下之罚金。”然而在现实中，普通民众根本还未树立法律意识。他们认为村长打人致死的行为虽有过激，但青年男女之间私定婚姻是不正当的，理应受到惩罚。赵树理此时一反常态，没有按照传统的民间认知来叙述事实，反而给了小二黑和小芹一个终成眷属的美好结局，这种处理方式起到了宣传新婚姻法的作用，却显然背离了农民的真实苦痛。
二、人物塑造的迷失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到：“17世纪时，扁平人物称为性格人物，而现在有时被称作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3]”赵树理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官僚地主、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百姓，都差不多是那种“可以用一个句子表达出来[4]”的漫画式的人物。二诸葛、三仙姑、“吃不饱”和“小腿疼”等，他们的出现，只是为了“表现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5]”，即凸显新政权力量的不可抗拒和绝对正确。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赵树理小说只不过是一种宣传品，他描写的农民不具有社会意义，只是对政治的转述。这类人物固然有容易被识别和记忆的好处，但过于凸显人物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征，也容易失去焦点，使人物失去内在性格的丰富性，以致人物形象符号意义大于其本身。
《孟祥英翻身》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赵树理想要塑造的孟祥英是勇敢无畏的劳动模范，为了突出和强调这一点，作者刻意淡化了对人物的“斗争”意识的描绘。但事实上，孟祥英的婚后生活可以说是非常不幸福的——在孟祥英的婆家，“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时候挨打受骂，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骂媳妇，不然的话，就不像个婆婆派头；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6]”在这种愚昧野蛮的传统思想支持之下，孟祥英遭受到婆婆百般的刁难和指责，婆婆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甚至指示儿子打自己的媳妇。遇到这样的情形，孟祥英“哭不得”也“死不了”，身心饱受折磨，理应对婆婆恨之入骨。奇怪的是，孟祥英成为妇救会主任和渡荒英雄，获得“翻身”机会后，却只是与婆婆分家，而对他们此前的恶意刁难与欺凌未予以丝毫的斥责，这本身极不符合常理。干部身份的孟祥英与村里的其他妇女们一起联合，表示“要反对婆婆打骂，反对丈夫打骂，要提倡放脚，要提倡妇女打柴、担水、上地，和男人吃一样饭干一样活，要上冬学……[7]”这说明人物对长久以来的悲苦遭遇是有着强烈的宣泄需求的，只不过作者为了突出强调人物身上的“英雄”气质，刻意忽视掉了人物的旁支，强硬地支使人物改变原有的发展的方向，这就使人物塑造走向了迷失。
三、民间趣味的偏差
“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8]”是赵树理创作的追求，为实现此目的，消解掉小说与现实间的距离，给农民带来更直观的阅读体验，赵树理最大限度地避免采用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力求以平常语调描述生活。这种不事渲染的叙述语调增强了文本阅读的流畅度，但同时也牵引出另一方面的问题：如果小说真的成为现实生活的照相式的反映，和现实生活一样平淡无味，那么小说本该具有的高于生活的艺术魅力是否也将遭遇危机？
1955年，赵树理在《<三里湾>写作前后》的文章中直白地阐明了自己的创作态度，“在故事进展方面，直接与主题有关的应细，仅仅起补充作用的不妨粗一点；在景物和人物的描写中，除了和以上相同外，凡是直接的读者层最熟悉的可以不必细写（只要提及几点特殊的东西，读者就用他们的回忆把未写到的给补充起来了，而他们较生疏的就须多写一点）。[9]”如此明确的功利追求，如此坚定的实用目的，如此没有保留地向农民靠拢，对作家来说要求却是极高。没有足够深的功力，写出的作品或许就十分平庸。赵树理小说故事简单、平铺直叙，这种处理方式的确保证了农民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程度，但也不可避免地对小说的艺术价值造成了伤害。五十年代就有苏联作家批评俄文版的赵树理小说：“这是儿童故事嘛！”
与赵树理同时代的小说家中，大概没有一个人像他一般具有钢铁般牢固的读者意识，“处心积虑”地迁就着农村中的文盲和半文盲读者。然而，在同时代小说家中，赵树理是否是最受农民读者欢迎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就拿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来说，当时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徐光耀的《平原烈火》、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等小说，都比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拥有更多的读者。相比与赵树理为争取广大农民读者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这样的结果实在不尽如人意。赵树理的失败在于，未能充分考虑农民的阅读动机。农民们读小说，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追求刺激，通过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获得心灵慰藉和阅读快感，没有人喜欢看自己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而赵树理的小说，充斥着枯燥琐事的描写，所叙述的，都是农村中婆婆妈妈、家常便饭的事，为农民所拒绝也属情理之中。
参考文献：
[1][2]参见赵树理.小二黑结婚[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
[3][4][5]参见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59，28，28.
[6][7]参见赵树理.赵树理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56，62.
[8]参见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201，202.
[9]参见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84：34.
[10]黄修己.赵树理评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11]凌宇，龙永干.伦理——政治与解放区小说的内在结构及文化属性[J].贵州社会科学.2008（8）.
关键词：赵树理；民间立场；疏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7-0-02
一、底层苦痛的淡化
为争取更多的农民支持，新政权机械性地规定了文学作品中，农民阶层在面对特定事物时的应有表现。限于此，作家无法秉承完全的现实主义，农民的种种思想状态和行为驱使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想象”才得以完成，这势必对文学的感受力造成严重的束缚与伤害。赵树理作品中，对新政权意识形态的过多权重无可避免地使作品走向失衡：强大的意识形态将民间苦痛淡化甚至直接遮蔽，农民的斗争及痛楚被置于政治革命的陪衬地位，沦为虚架，失去了其意义。
长期以来三仙姑被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人们似乎都忘记了她其实也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那时三仙姑才十五岁，刚刚嫁给于福，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于福是个老实后生，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1]”不幸的婚姻并没有扑灭她对爱的渴望，她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自己。“衣服穿得更新鲜，头发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更明，管粉揉得更匀，不由青年们跟着她转来转去。[2]”异性的欣赏和关注填补了新媳妇内心的缺口，让她虚空的生活中获得了暂时的心理安慰，这是一个旧式妇女身处男权压抑环境下的消极反抗，其追求自我人格的权力实属正当。可是在赵树理的小说中，这一切都被强大的革命意识所遮蔽，人们看到的，只是她装神弄鬼、招蜂引蝶、妨碍女儿自由恋爱的丑恶一面。
对底层民众苦痛的遮蔽同样体现在《小二黑结婚》的创作过程上。作品由真实事件改编，在现实案件中，小二黑的原型人物岳冬至被村长活活打死。当时的解放区虽已颁布《妨害婚姻治罪法》，其中也明文规定：“如有买卖婚姻者，勒索财物损害他人婚姻者，强迫不到结婚或订婚年龄之男女结婚或订婚者，不经本人同意而强迫其结婚或订婚者，妨害成年男女自愿结婚或订婚者，凡有以上行为之一者，处以一年以下徒刑或三百元以下之罚金。”然而在现实中，普通民众根本还未树立法律意识。他们认为村长打人致死的行为虽有过激，但青年男女之间私定婚姻是不正当的，理应受到惩罚。赵树理此时一反常态，没有按照传统的民间认知来叙述事实，反而给了小二黑和小芹一个终成眷属的美好结局，这种处理方式起到了宣传新婚姻法的作用，却显然背离了农民的真实苦痛。
二、人物塑造的迷失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到：“17世纪时，扁平人物称为性格人物，而现在有时被称作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3]”赵树理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官僚地主、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百姓，都差不多是那种“可以用一个句子表达出来[4]”的漫画式的人物。二诸葛、三仙姑、“吃不饱”和“小腿疼”等，他们的出现，只是为了“表现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5]”，即凸显新政权力量的不可抗拒和绝对正确。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赵树理小说只不过是一种宣传品，他描写的农民不具有社会意义，只是对政治的转述。这类人物固然有容易被识别和记忆的好处，但过于凸显人物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征，也容易失去焦点，使人物失去内在性格的丰富性，以致人物形象符号意义大于其本身。
《孟祥英翻身》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赵树理想要塑造的孟祥英是勇敢无畏的劳动模范，为了突出和强调这一点，作者刻意淡化了对人物的“斗争”意识的描绘。但事实上，孟祥英的婚后生活可以说是非常不幸福的——在孟祥英的婆家，“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时候挨打受骂，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骂媳妇，不然的话，就不像个婆婆派头；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6]”在这种愚昧野蛮的传统思想支持之下，孟祥英遭受到婆婆百般的刁难和指责，婆婆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甚至指示儿子打自己的媳妇。遇到这样的情形，孟祥英“哭不得”也“死不了”，身心饱受折磨，理应对婆婆恨之入骨。奇怪的是，孟祥英成为妇救会主任和渡荒英雄，获得“翻身”机会后，却只是与婆婆分家，而对他们此前的恶意刁难与欺凌未予以丝毫的斥责，这本身极不符合常理。干部身份的孟祥英与村里的其他妇女们一起联合，表示“要反对婆婆打骂，反对丈夫打骂，要提倡放脚，要提倡妇女打柴、担水、上地，和男人吃一样饭干一样活，要上冬学……[7]”这说明人物对长久以来的悲苦遭遇是有着强烈的宣泄需求的，只不过作者为了突出强调人物身上的“英雄”气质，刻意忽视掉了人物的旁支，强硬地支使人物改变原有的发展的方向，这就使人物塑造走向了迷失。
三、民间趣味的偏差
“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8]”是赵树理创作的追求，为实现此目的，消解掉小说与现实间的距离，给农民带来更直观的阅读体验，赵树理最大限度地避免采用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力求以平常语调描述生活。这种不事渲染的叙述语调增强了文本阅读的流畅度，但同时也牵引出另一方面的问题：如果小说真的成为现实生活的照相式的反映，和现实生活一样平淡无味，那么小说本该具有的高于生活的艺术魅力是否也将遭遇危机？
1955年，赵树理在《<三里湾>写作前后》的文章中直白地阐明了自己的创作态度，“在故事进展方面，直接与主题有关的应细，仅仅起补充作用的不妨粗一点；在景物和人物的描写中，除了和以上相同外，凡是直接的读者层最熟悉的可以不必细写（只要提及几点特殊的东西，读者就用他们的回忆把未写到的给补充起来了，而他们较生疏的就须多写一点）。[9]”如此明确的功利追求，如此坚定的实用目的，如此没有保留地向农民靠拢，对作家来说要求却是极高。没有足够深的功力，写出的作品或许就十分平庸。赵树理小说故事简单、平铺直叙，这种处理方式的确保证了农民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程度，但也不可避免地对小说的艺术价值造成了伤害。五十年代就有苏联作家批评俄文版的赵树理小说：“这是儿童故事嘛！”
与赵树理同时代的小说家中，大概没有一个人像他一般具有钢铁般牢固的读者意识，“处心积虑”地迁就着农村中的文盲和半文盲读者。然而，在同时代小说家中，赵树理是否是最受农民读者欢迎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就拿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来说，当时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徐光耀的《平原烈火》、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等小说，都比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拥有更多的读者。相比与赵树理为争取广大农民读者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这样的结果实在不尽如人意。赵树理的失败在于，未能充分考虑农民的阅读动机。农民们读小说，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追求刺激，通过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获得心灵慰藉和阅读快感，没有人喜欢看自己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而赵树理的小说，充斥着枯燥琐事的描写，所叙述的，都是农村中婆婆妈妈、家常便饭的事，为农民所拒绝也属情理之中。
参考文献：
[1][2]参见赵树理.小二黑结婚[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
[3][4][5]参见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59，28，28.
[6][7]参见赵树理.赵树理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56，62.
[8]参见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201，202.
[9]参见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84：34.
[10]黄修己.赵树理评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11]凌宇，龙永干.伦理——政治与解放区小说的内在结构及文化属性[J].贵州社会科学.2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