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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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当代文学的“寻根热”,大概已经度过了它的最兴旺时期,开始慢慢冷却下来了。然而,当一种新的思潮在经历了一个过程、暂时告一个段落的时候,往往也是最能冷静地而又不失热情地审视它、评价它的时候。不管这个思潮盛衰如何,如果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寻觅的话,都可以找到一些富有启发、值得深思的东西。其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少数民族文化大受青睐,常常被置于争论的中心位置。最先提出“寻根”说的达斡尔族作家李陀谈到,正是植根于鄂温克文化
其他文献
【正】 《格斯尔汗传》是蒙古族著名的英雄史诗。有些学者曾经把《格斯尔汗传》与《蒙古秘史》、《江格尔传》誉为蒙古族古典文学的“三大高峰”。然而,鉴于《格斯尔》的渊源
【正】 九世纪至十三世纪,在中亚各民族,尤其在维吾尔族的生活中,是一个文化学术极为辉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维吾尔人民为全世界养育了象伟大的哲学家玉素甫&#183;哈斯&#183
<正> 回族青年作家张承志是新时期文学新军中一位赫然崛起的新秀。他一九四八年秋生于北京,原籍山东济南。一九六七年张承志毕业于清华附中。在那动乱的年代,他与千千万万个同龄人一道上山下乡,到内蒙古大草原的纵深处——东乌珠穆沁旗道特诺尔公社当了四年牧羊人。一九七二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功读考古专业(现考古学系),一九七五年毕业
<正> 凌渡,这位在祖国“拨乱反正”时期才从事创作的壮族中年作家,近十年里,写下了六十多篇散文作品。这本名为《故乡的坡歌》的散文集,是他这时期的主要代表作。在壮语方言里,坡歌称“窝泼”,即三五成群的青年男女在绿荫遮盖的山坡上对歌之意。凌渡用“坡歌”为题,则表明了他的散文与壮族文化传统有内在的连通关系。这样,凌渡使他的创作成为民族文化实体之一部分的努力,构成了《故乡的坡歌》的突出特点。
<正> 英雄史诗《格萨尔》塑造了成百上千个性格各异的人物,其中以众英雄和勇士们为主体。这些英雄和勇士们又以各自不同的出身、经历及性格,形成不同层次的群体。以辛巴梅乳泽、玉拉托琚、秦恩等为首的,是一组被格萨尔收服的降将。史诗对这组人物的塑造,既不同于对岭地众英雄的无限赞美,也不同于对众魔王魔臣的无比憎恶。这组人物,是有缺陷的好人,是带有魔味的英雄,是一组具有多侧面、富有立体感的人物。其中,以辛巴梅乳泽最为突出。
<正> 1982年我曾在《民族文学》第10期发表《阿肯和对唱》一文,着重介绍了哈萨克阿肯的艺术活动和对唱的过程。但没有详述阿肯在哈萨克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阿肯与群众的联系。特别是由于篇幅所限,没有阐明对唱的性质和发展趋势,这里再就上述问题谈几点意见。
<正> 我喜欢蔡测海的小说,这是因为我在湘西一带生活了八年。为了使湘西这块土地永远是我的,当我看到他的新作《蛇麻》时,(载《钟山》八七年第一期)那些熟悉的地名跳入眼帘,吸引我把这篇小说看了一遍,又一遍,直至小说中的荒野抹上了我心中的色彩。很难用传统的方式来准确地解释这篇小说的主题、人物、情节,它们都被淡化了,看上去随意写来的字字句句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作者的思维显然是立体的、放射的,有很强的意念性,因此,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篇光彩各异的《蛇麻》。小说叙述了“一个万古千秋的故事”。有两个男人和一
<正> 在蒙古族人民口头或书面流传下来的《格斯尔可汗传》中,影响最大的是清康熙丙申(公元1716年)木刻版本《十方之主格斯尔可汗传》。由于它在北京出版,又被人们称为北京版《格斯尔可汗传》。北京版《格斯尔可汗传》还被译成英、法、印度等多种文字,流传于国外。它不仅是蒙古族古典文学中的一颗灿烂明珠,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宝库里的珍品。北京版《格斯尔可汗传》不仅在蒙文《格斯尔可汗传》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整个“格斯尔学”研究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因此,我们认真研究探讨北京版《格斯尔可汗传》是很有必要的
<正> 产生于回历462年(公元1069—1070年)的长篇诗著《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全诗长达一万三千余行,气势恢宏,博大精深。“它虽成书很早,但是直到近代亚洲的考古学说和语言学兴起以后,它的手抄本才陆续发现,引起了世界学者的注视。”近几年,我国学者在不断挖掘和整理的基础上,潜心钻研,对作品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本文将有关的情况作一介绍。
<正> 创作的道路是艰辛和坎坷的,一切文学样式的创作都是如此。在比较鲜为人知的偏僻山地,他正用血、用泪,用一腔燃烧的深情,来铺就一条自己的诗歌之路,这就是一直活跃在燕赵大地上的朝鲜族青年诗人白德成。他曾用并且还在用爱铸就的犁铧,在诗歌这片诱惑人的旷野里,不倦地耕耘着,采撷着,那样专注和执着。他的组诗新作《蛮荒的土地》,(刊于《诗神》双月刊1986年第5期)为我们打开了了解偏僻山区隐秘而真实的面貌的窗棂。读过白德成以往的不少诗作,我仍然为他奉献给读者的这组新作而惊叹不已。这次呈现于他笔下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