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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英国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出版了一本预测未来的作品《未来互联网纾》 (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在这本书中,他讲了一个设想中将在7年后发生的故事:1940年1月,在波兰滨海省的省会城市但泽,一名波兰犹太商人在中央车站被一名年轻的纳粹党人枪杀,原因是,这个波兰犹太人调整自己佩戴的坏假牙的奇特动作,像极了是在嘲弄第三帝国的一位代表。
小说家讲故事,“醉翁之意不在酒”。通过这个虚构的故事,威尔斯认为,任何微不足道的冲突,都将是一枚小小的星星之火,引燃战争的火药桶,让战火在“合适”的土壤中迅疾燎原—此时的欧洲大陆就是这剑拔弩张的土壤。最后,威尔斯判断:“紧张局势已经上升到了这样一种地步,灾难在此时似乎成了一种宽慰,欧洲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将自己撕扯得粉身碎骨。”
草蛇灰线
1939年秋天,威尔斯在小说中的预测成真了。
现实中,庞大战争的起因当然不会是因为谁调整他的坏假牙,但似乎也不是什么大范围的冲突;而地点,则和小说中的惊人相似—在德国占领但泽的三天内,欧洲战争爆发,这一切只比威尔斯的预测提前了4个月。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由此演变为世界大战。
一个小说家的虚构作品都可以精准预测的那种未来,或许是真的“深入人心”、不会令人惊讶的未来,是積怨已深的矛盾。
这场仿佛“命中注定”的冲突,掀开了欧洲大陆残破的遮羞布:一战末建立的国际体系地基已经崩溃,摇摇欲坠的欧洲秩序已在1939年到了塌陷的临界点。
事情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糟的?
有一种说法是,事情从一开始就没有变好过。二战爆发的种子,远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时,便已经生根发芽了。甚至,在一些具有前瞻性眼光的人看来,那根本不是落幕—1919年6月28日,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凡尔赛和约》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签约。当时,身为联军总司令的法国元帅福煦在看到这份和约后,即刻断言:“这不是和平,这只是20年的休战。”
无论从哪项规定来看,《凡尔赛和约》都可能算是既恶劣又愚蠢的一项“战利品”。
首先,在领土割让方面,按照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民族自决”观念制定的和约,让德国损失了7.3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与700万日耳曼人口—这个数字对庞大的德国来说,相当于九牛一毛,德国依然是整个欧洲大陆最为完整的整体。
然而,“割让”的刀子切下去,没能真的做到分散、削减德国的实力,反而因此制造了诸多少数民族问题,激起了德国希求收复失地、夺回民族尊严的斗志。在20年之后的1939年,这些激愤的人们被纳粹分子的煽动演讲深深吸引,成了投身二战、化身恶魔最铿锵有力的理由。
低迷的经济状况席卷全球,对尚在一战废墟与《凡尔赛和约》束缚中的德国影响最深。
更荒唐的是经济条约。战胜国方面的口号是:“挖空德国人的腰包,直到这些小个子吱吱叫为止。”1921年,战胜国在伦敦定下了德国赔款的最终数额约为330亿美元。这个天文数字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列宁将此形容为“对德国敲骨吸髓的盘剥”,将整个国家与人民卷入了赔偿的漩涡。吊诡的是,因为过于高昂的赔款让德国不堪重负几近破产,战胜国为了帮助其维持运行,反而要不断对其提供贷款、扶持经济,无形中助其工业增长,使其实力渐丰。
本意削弱德国实力、制止德国东山再起、维护欧洲权力平衡的《凡尔赛和约》,在各怀鬼胎的战胜国互相拉扯之下,造成了最糟糕的后果:没能限制住德国的实力,反而留下许多缝隙;没能安抚德国民众放弃战争安心生活,反而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浪潮。
战争何时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经济危机
不管怎样,1929年之前,一切看起来还是风平浪静。
虽然《凡尔赛和约》有着诸般荒诞,但刚刚被解除武装的德国纵有激愤,也无力复仇;经过大战,英法的海陆空三军尚有战斗力,能够震慑和维持欧洲的和平。
但1929年,美国证券交易所发生了一场暴跌,旋即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低迷的经济状况席卷全球,对尚在一战废墟与《凡尔赛和约》束缚中的德国影响最深。到了1930年,仅仅是登记在册的失业人数便超过600万,1750万人只能靠政府的救济勉强维持生活;而1931年,约有1500万德国人,已经处在连肚子都填不饱的饥饿边缘。
经济危机带来的恐慌,饥饿带来的威胁,促使人们渴求一位能让他们摆脱泥沼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无论他是否看起来太过狂热或充满危险。
于是,1932年7月,在改选中,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正式成为德国第一大党。“谁选择了希特勒,谁就选择了战争”一类的分析式评论被抛在脑后,而希特勒也确实如他在大选前承诺的那样,以极强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手腕,在短时间内让大量德国人摆脱失业与饥饿。
希特勒先是通过政府的举债,兴建诸如高速公路网一类的公共设施,目的是方便日后更好地移动军队,进行战争。因所需要的劳动力门槛低且数量可观,公共工程短时间内便安置了大量失业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