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日本奥运圣火传递到了日本第二人口大市横滨。暌违一年的东京奥运会，也将在其后不久正式拉开大幕。
　　熙熙攘攘的中华街、式样繁复的西洋建筑、由明治时代税关仓库改建的红砖仓库，共同构成了外界对横滨的城市印象。在江户时代，横滨不过是一个人口不仅百户的无名渔村。但自1854年日美签订《美日亲善条约》、日方开放对外通商后，作为首个开放港口的横滨开始飞速发展。
　　当年的横滨是日本对外开放的一个缩影。而如今，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同样宣示着日本对外开放的态度。受疫情影响，东京奥运会每场观众人数将不超1万，东京奥运会将面临百亿日元级的门票损失。即便如此，日本依然坚持举办奥运，菅义伟政府的开放姿态可见一斑。
　　在历史上，积极的对外交流和开放曾让日本受益匪浅。但在1854年开放横滨以前，日本却闭关锁国长达200多年，导致彻底落后于世界的潮流。
　　15-17世纪是地理大发现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血腥手段完成了原始积累，从而推动了技术和制度的进步。日本人则为这段风起云涌的时期，取了一个颇具诗意的名字—“大航海时代”。
　　单从时间上来说，1633年开始锁国的日本，似乎错过的仅仅是大航海时代的最后60年。但就实际结果而言，日本始终未在大航海时代扮演重要角色。这让人不禁想问，作为中日朝三国中最积极对外开放的国家，日本是怎样一步步与大航海时代失之交臂的？

火绳枪与火炮

　　日本与大航海时代的联系，可以从16世纪40年代来到日本的葡萄牙人说起。
　　1544年的一天，日本九州丰后国大名大友义鉴在等待着神秘来客。早些时候，他的下属禀告称，一名男子请求觐见。该男子称，自己来自世界彼端一个名为葡萄牙的国家，漂洋过海，历尽艰辛，才来到日本。
　　不久后，一位鼻梁高挺、蓄着大胡子且衣着考究的男子出现在义鉴眼前。这个葡萄牙人名叫费尔南德斯·门德斯·平托。贵族出身的平托，热衷于探索未知的世界，他在自传体游记作品《远游记》中，自称是“第一个达到日本的欧洲人”。
　　然而，自我感觉良好的平托并没能给日本人留下好的印象。粗鲁无礼，不刮胡子，乃至浓重的体味，让平托饱受诟病。但义鉴却力排众议，将平托奉为上宾，只因平托带来的一种武器—火绳枪。

　　日本史料《铁炮记》记载，早在平托等人来到日本一年前的1543年，两名葡萄牙人随着中国的商船，抵达日本南方岛屿种子岛。该地领主时尧，从葡萄牙人手中购得了“如掣电之光、如惊雷之轰”的火绳枪，并尝试仿制。次年，也就是平托抵达九州丰后的1544年，时尧从再次来到日本的葡萄牙人处，学会了制作火绳枪的技法，并成功仿制。
　　平托传来的火绳枪，也在这段时间里被大友家仿制成功。这一在日本人眼中“银山可摧，铁壁可穿”的战争利器，最终在日本流传开来。
　　日本九州大学东亚海域史研究专家中岛乐章认为，15-16世紀，火器因明朝的南征北战，在东北亚和东南亚诸国间广泛传布，无论是北方的朝鲜，还是南方安南（今越南）及中南半岛上的一些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从战争或者贸易中学会了火器技术，“唯有日本被隔绝于东亚‘火器时代’之外”。
　　这种情况直到平托等人的到来，才得以改变。彼时的日本，正处在各地大名混战的战国时期，火器的传入无疑加速了日本统一战争的进程，更快终结了乱世。
　　1549年，就在葡萄牙人引进火器的6年后，被誉为日本战国三英杰之一的织田信长，就斥重金买了500支火绳枪。此后，火绳枪也逐渐成为织田家崛起之路上的重要助力。

　　火器因明朝的南征北战，在东北亚和东南亚诸国间广泛传布

　　在1575年的长筱合战中，面对关东大名武田家独步日本的骑兵，织田信长祭出了火枪攻势。正如黑泽明在电影《影子武士》中展现的那样，武田的骑兵在火枪的射击下被彻底击溃。这场战役也被视为日本史上火枪步兵首次对阵骑兵的战役。

　　此后，火器频繁出现在日本战争中。在决定日本命运的关原合战及大阪之役中，交战双方都曾使用火枪或火炮—一份来自西班牙的报告甚至留下了德川家康利用扣押葡萄牙商船上的火炮轰击敌军的记载。 　　除了加快日本国内战争的节奏外，火器的传入也点燃了日本对外侵略的欲望，实际上给予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武力。与不愿轻启边衅的中国不同，地处东亚边缘的日本国土狭窄，资源不算丰富，这让日本统治者常常将近邻视为掠占的目标。传说日本的初代天皇就有“八纮一宇”的思想，即征服八方世界，置于日本之下。

　　德川家康亲眼见证了航海贸易为日本带来的利益，他本人也十分喜爱西洋的人和事物。

　　历史上，日本即曾多次渡海进攻朝鲜半岛。1591年，日本实际控制者丰臣秀吉举兵侵朝。得益于强大的军事实力，日军一路势如破竹，汉城、开京、平壤等地，很快被日军攻陷。如果不是明朝军队的及时介入，朝鲜恐将彻底沦为日本领地。

长崎一梦六十年

　　日本在与西方的贸易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武力，日本与西洋各国商人间的关系也进入了短暂的蜜月期。
　　1603年，德川家康被天皇加封“征夷大将军”头衔，成为了日本的实际控制者，日本历史正式进入德川幕府时代。作为日本最后一个武家封建时代的开创者，德川家康亲眼见证了航海贸易为日本带来的利益，他本人也十分喜爱西洋的人和事物。
　　成为日本掌舵者后，家康渴望世界各国的人才为他效力，于是频频召见各国的传教士，向西方世界传递日本友善且愿意通商的信号。
　　繁荣的贸易也催生了城市的发展，长崎又为其中翘楚。长崎港建设于1571年，当地大名招揽葡萄牙人来此贸易，此后几乎每年，都有满载生丝绸缎的葡萄牙和中国商船，从澳门驶向长崎，并带回日本出产的白银。17世纪初，荷兰人也加入对日贸易行列，并在长崎附近的平户设立商馆。

　　短短几十年时间，长崎便一跃成为日本的标志性城市，并成为日本海贸之梦的开端之地。可惜的是，从开港到锁国，日本的海贸之梦仅仅持续了62年。在这短短的62年里，长崎见证了日本幕府与洋人交恶的全过程。
　　1609年，葡萄牙的澳门总督佩索阿驾驶的商船“圣母”号抵达长崎港，船上满载200吨丝绸和大量金银。巨额的财富引人垂涎，长崎当地官员以上船搜查为名索贿，旋遭拒绝。
　　佩索阿之举彻底惹怒了日方。就在前一年，他杀死了一些在澳门闹事的日本水手，并将一部分日本人赶回了国。双方的积怨，让刚完成统一大业的家康倍感羞辱，勒令肥前国大名击杀佩索阿。
　　尽管在人数和地利上均占尽优势，但日本人却对这样一艘大船毫无办法。在付出了惨痛代价后，他们才侥幸将大船击沉。
　　彼时之蜜糖，此刻之砒霜。佩索阿事件让家康逐渐意识到，与外国贸易往来产生的不利超过了收益：对外贸易不仅让幕府处于应激状态，还让部分大名得以积累巨额财富，为幕府的稳定统治埋下隐患。
　　英国学者肯尼斯·韩歇尔认为，在家康看来，“稳定与正统对于维持控制至关重要。变革不合需要，因为它难以预测。流动性是一种威胁，人民愈是按照规定的方式行事，他们愈不会构成威胁”，而西洋人带来的商业与传教，恰恰与流动和变革相伴相生。

锁国或为保平安？

　　作为一代战略家，德川家康并非没有起过与诸国在海上争雄的念头。但日本糟糕的造船技术，最终迫使他放弃了这一想法。
　　当时日本造船技术水平之低，在东亚人尽皆知。在1591年入侵朝鲜的战争中，日军船弱的缺点更是暴露无遗：其陆军在明军介入前所向披靡，而水师却在海上屡屡遭到朝鲜人的阻击。

　　造船技术的落后，让幕府时期的日本失去了竞逐海洋霸主的能力。

　　为此，家康在执政之初，曾希望传教士能号召更多驻扎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前往日本，从而招募更多技艺精湛的西班牙船工来建造船只。
　　在遭到拒绝后，家康转而求助于渡海而来的英国人威廉·亚当斯。并未系统学过造船技术的英国人，最终还是先后造出了两艘让家康满意的船只。亚当斯也因此获得了武士头衔，成为日本历史上首位外国武士。
　　然而，这两艘船的排水量分别只有80和120吨，远低于同时期欧洲远洋帆船500吨左右排水量的标准。造船技术的落后，让幕府时期的日本失去了竞逐海洋霸主的能力。而西洋人的传教，彻底让幕府将军们自愿锁国。
　　一方面，西洋人對上帝的尊崇挑战了将军的无上权威，另一方面，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幕府已得知，天主教国家正积极建立殖民帝国。面对这样一个可怕的对手，日本并没有足够的手段可以应付，锁国或许是稳固统治的最有效选择。
　　1615年，德川家康颁布了约束大名权力的《武家诸法度》，“限制”也成为了德川幕府执政的核心关键词。同样的限制也加诸西洋人：1614年，西洋传教士被驱逐出境;1616年，除中国以外的别国商船来航，被限定于长崎和平户;1624年，德川家二代家主与西班牙断交。
　　1632年，幕府将军的权柄交到了德川家第三代家主德川家光手中。出生于1604年的他，并未经历日本与西洋贸易的短暂辉煌时期，对西洋的好感是德川三代家主中最少的。1633年，家光禁止除特许贸易的“奉书船”外的一切船只出海，并禁止在外5年以上的日本人归国，违者将被处死。这也是德川幕府发出的第一道锁国令。
　　此后的数年时间里，家光又接连颁布了4道锁国令：禁止所有在外日本人回国;放逐葡萄牙人;禁止葡萄牙商船入港;禁止建造远洋航行的大型船只……1641年，随着荷兰商馆被强制迁移至长崎附近的出岛，幕府完成了锁国。幕府统治者终于可以不被西洋人滋扰，而得一夕安寝了。
　　直到1853年，幕府这场200多年的锁国之梦，终被炮声惊醒。那一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江户湾的浦贺，要求德川幕府放开海禁，史称“黑船来航”。
　　没投身大航海时代完成殖民梦想的日本人，最终在新时代来临时举起了杀戮的屠刀。在此后的百余年间，日本人用战争，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制造了一出出比大航海时代血腥百倍的杀戮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