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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现象与教育问题，就像一对孪生姐妹。乐施会在关注贫困、农村发展等问题的长期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扶贫先扶智，发展基础教育是扶贫的重要治本之策之一。
为此，乐施会以确保贫穷人群获得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服务为主要目标，与政府部门、合作伙伴及社会各界共同进行了多年的努力，他们密切关注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问题，因地制宜地投入资源改善西部农村边远学校和教学点的“软硬件”，在贵州、甘肃、云南、青海及北京等地实施开展学校援建、志愿者支教、教师培训、乡土课程开发、双语教学、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项目，历年来共开展基础教育项目219个、投入资金超过6400万元，有力促进了西部地区的教育均衡发展。
乐施会的基础教育项目很好地展现了乐施会一贯倡导的综合项目手法，即在基层社区开展项目的同时，进行相关调研及政策倡导，推动政策的完善，为受影响人群带来最大程度的改变。
深入调研，理性建言，坚持推行乡村教育公平
2012年9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暂停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
从朋友电话中得知这消息时，乐施会基础教育项目官员杨兰正在一座乡村小学的项目工地上，卷扬机的噪声很大，可每个字她都听得真真切切。“这标志着一刀切式的‘撤点并校’被叫停了。”杨兰仍记得，放下电话她就躲到个角落掩面而泣，她觉得为之奔走的十几年很值。
“撤点并校”摒弃了“村村办学”方式，对农村学校进行大规模撤并，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成为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之一，2001年之后又成为指导农村基础教育的国家政策。
杨兰介绍，“撤点并校”政策的本意是为整合优化农村教育资源、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可实际操作中，有的地方出于压缩教育投入、推动城镇化、攀比跟风等非教育目的，以超前布局规划、一刀切的方式，将一些该保留的农村学校也一撤了之，严重背离了农村学校撤并实际需要和初衷，引发了不少争议，也引出新的社会问题。
早年在农村进行过乡村民俗田野调查的杨兰，记忆中的中国乡村，是有炊烟的地方就有学校。可不切实际的撤点并校，在一些地方导致学校大规模进城入镇，乡村学校则日渐凋敝，农村教育呈现出“城挤、乡弱、村空”的局面。有数据表明，2000年到2010年，农村小学减少超5成、教学点减少了6成，农村初中减少超1/4。
对一个耕读文明延续千年的民族，如果琅琅书声在村庄上空突然消失了，那将会是最痛的乡愁。乐施会自2001年起开始关注西部农村教育的基础教育项目，杨兰参与的项目就主要是针对基层特别是边远贫困山区的，所以，他们对“撤点并校”的负面影响有着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
乡村学校大规模的撤并，导致一些孩子不得不靠双脚奔波在漫长艰辛的求学路上。虽然已从陕西岚皋县漳河乡中心小学毕业，求学路至今仍是李庭丽的梦魇。李庭丽的家距离学校单程有25公里，不通班车，每次回家对她来说，都是次冒险。路上遇到暴雨大雪天气、滑坡路塌的情况，她只能中途借宿，有家难回。
为何不选离家近点的学校？事实上，李庭丽没多少选择余地，撤点并校后，漳河乡方圆近三百平方公里内只剩下两所小学，她只能选各方面相对好点的。
公益之大者，莫过于倡导国家政策的调整、改善。
乐施会开始积极寻找关注这个问题的合作伙伴，先后在多省区同时开展调查研究。自2001年始，乐施会持续支持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学院、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结合撒点并校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和特点，围绕集中资源办学政策的影响与解决方案等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调查研究。调研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撤点并校”的负面影响具有普遍性。
过度的学校撤并导致学生上学远、上学贵、上学难。21世纪教育研究院对10省农村中小学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小学生学校离家的平均距离为10.83里，农村初中生离家的平均距离为34.93里;为适应集中办学而发展寄宿制学校，普遍缺乏食堂、洗浴、热水供应等配套生活设施，农村小学生中寄宿生的身高，在不同年龄段均比走读生低3至5厘米，寄宿还增加了学生家庭经济负担，中部省区每学期增加657元，西部省区为每学期788元。而且，撤点并校不仅事关教育，还会对农村家庭、社区及乡村文明产生影响，执行不当会加剧乡村人口结构的失衡，带来亲情的断裂和乡土认同的迷失，导致乡村文化生态的“荒漠化”。
杨兰2002年到贵州省晴隆县青龙苗寨做调查，夕阳笼罩着苗山，如泣如诉，让她心中涌动一股莫名的悲情——经济贫穷的村民全体投票表决，排第一位的期望竟是建一所学校。那时，青龙苗寨只有一所私人小学校，学费只需农户交点玉米就能冲抵，可村里适龄儿童的失学辍学率高达60%，主要原因就是撤点并校后，中心小学离青龙寨有7公里远，很多家长不敢让孩子尤其是女孩子走那么远去上学。
撤点并校对“老少边穷”山区的影响最大，可许许多多像李庭丽这样的孩子、像青龙苗寨的山村都是难以获得话语权的弱势群体，偶有发声也容易被普遍意义上的办学规模和效率所淹没，“撤点并校” 毕竟是宏观政策。
“一想到每过一个小时，中国大地上就要消失近4所农村学校，我们就心急如焚，有时恨不得连觉也不用睡了。”杨兰回顾说，强制推行撤点并校的突出问题，多次在乐施会的工作会议上讨论。面对这一影响贫困地区教育公平的最大问题，乐施会项目团队的意见出奇地一致，大家认为，不在政策层面讨论解决撤点并校在一些地区执行过程中的“发烧”“过热”现象，“输血式”的建校援助，无异于扬汤止沸。
为弱势群体争取教育公平，让全社会了解盲目撤点并校的社会危害，乐施会以支持合作伙伴拍摄纪录片、组织专题摄影展览、研讨会等方式，对西部基础教育进行客观的纪录、报道，并通过传媒渠道倡导政策改善，唤起更多公众关注参与西部乡村教育的问题。
2006年， 第14次21世纪教育沙龙在乐施会历时5年所资助的研究项目基础上展开，引发媒体广泛关注和讨论集中资源办学的现象等，乐施会合作伙伴将调研和讨论结果整理成2006年全国两会的提案素材，上达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贵州长顺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正因如此，反而格外重视教育。听取研究乐施会的呼吁建议后，县政协于2007年提交了恢复部分边远少数民族村级办学点的提案，黔南州教育主管部门作出了回应，从2010年开始分三年充实了二百余名师范生到边远校点，基本满足了边远校点教师缺乏的需求。
2009年6月，乐施会整理了对中国教育发展的观点及有关建议，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提交了建议书。建议书围绕教育资源公平分配、多元文化的素质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五项建议，其中包括保留恢复农村必要的校点、扶持边远乡村校点的复式教学等。
“当时就是想以建议书的形式，能对国家正在开展的教育改革有所推动。”杨兰表示。她没想到，这份建议书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一些教育界专家认为建议书关注到很多“被忽略的重要问题”，乐施会来自基层特别是边远贫困山区教育实践的建议，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中的相关部分起到了重要影响。
因地制宜，软硬并举，构建乡村小规模学校样板
在持续政策倡导的同时，乐施会始终没放松对边远教学点及小规模学校的援建工作。2004年至2011年，乐施会加大援建力度，与地方政府合作，努力探索解决山区学校的辐射能力受地理条件制约的办法。他们一方面将资源主要投放在不被关注的小规模学校，一方面尝试兼顾中心与边远的“一校多点”模式，既改善生源集中区的学校建设，又采取补点的方式在边远山区建立教学网点，保证边远地区的适龄儿童能分享教育资源。2004年至2005年乐施会项目资助430万元，用于支持云南昭通炎山乡小田小学、贵州贵定县破长河、谷岭、山角寨三个小学校点、甘肃定西市团结镇杜坪小学等15个小学、校点的危房改造和建设。破长河、谷岭、山角寨这几个小学校点，在2006年有近200名学生面临失学，而经重建后，2009年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100%。
助推农村基础教育，不能仅局限于“硬件”上的支持，更要注重“软件”升级上的协同。结合西部贫困地区普遍师资力量薄弱、教育培训资源有限的实际，乐施会支持伙伴开展多项教学培训的尝试，先后进行新课改、教学技能培训等诸多师资培训，把着力点放到了夯实公平教育的根基上来。
自2004年起，乐施会协调国内师范院校及西部农村新课改实验县市的培训资源，为贵州、甘肃、云南边远农村的教师提供相对稳定和长期的培训进修机会，2008年至2011年直接受益教师5591人次。
甘肃会宁汉岔常山教学点位于铁森山东麓海拔2000米的山梁上，在教学点干了二十多年的王建林，是学校唯一的代课教师。上课铃声响起，20名孩子们陆续走进一间教室，三排课桌代表着学前班、一年级，二年级三个年级。王老师开始上语文课了，他先教一年级学生学习课文，二年级学生只先跟着读，上完一年级的课文，再开始安排二年级的课程……
王建林的教学场景，就是典型的“多年级复式教学”。“复式教学”把两个或以上年级的学生编成一班，由一位教师以不同教材对不同年级的学生施教，这种教学方法非常适合人口稀疏地区学校内小班教学的实际。
2009年，乐施会专程听取了王建林的课堂教学，把王老师聘任为项目的本土专家，共同开发复式教学新模式。
此后，针对西部贫困地区的小学普遍采取复式教学模式的现状，乐施会在支持培训项目时，特别强化了对复式教学的培训，他们与兰州大学西部基础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合作， 在会宁、康乐、渭源、西和、礼县等县推广“同动同静”复式教学新模式，推动建立、健全了“县教育局、乡教管站、中心小学”三级教学支持系统，直接受益师生5246人，受益学校、教学点96所。
为迎接“后撤点并校时代”，乐施会依然是调研先行。2012年，他们支持知名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展示对撤点并校实施十年背景下的农村教育研究。2013年，支持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等机构针对全国各地50多个恢复和建设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案例展开研究，并在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百所村小”调查研究。2013年年底，乐施会联合国内教育机构主办了“发现‘美丽乡村教育’——探索农村教育的科学发展”高峰论坛，发布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对农村学校如何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以及城镇化背景下农村教育何去何从进行了探讨。
调研、讨论发现，当前农村小规模学校的状况仍不容乐观，一些经历过撤点并校浪潮“幸存”下来的学校，依然苦苦“挣扎”在生存线上，它们虽避免了被强制撤并，却不得不面临“被自然消亡”的命运。
面对新形势、新问题，乐施会将基础教育项目的重心转向了如何激发小规模学校自身壮大的潜能，支持其找准生存发展的定位上来，做优做强，才能解除悬在小规模学校头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倡导政府 聚合力量 开展多元文化教育
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民族成分复杂，在支持教育发展上需要多元民族文化的配合，根据这一地域特点，乐施会注重支持开发乡土文化与双语课程，协助贵州、甘肃、青海、湖南的乡村教师，开发适合本地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的乡土课程，在当地教育局和社区的协作下，开展丰富的乡土、双语教育活动，相继扶持援助了一批以打造“小而优、小而美”乡村小学为目的的小规模学校试点。
这些试点学校以学生为本、以乡土为根，凭借特色教育和优质教学水平，得到了学生家长及社会上认可。同时，乐施会及时总结试点学校的经验模式，进行推广和复制，充分发挥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
贵州长顺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县，孕育、积淀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乡土文化。但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一缺资金二缺师资三缺教材”。
2009年，乐施会与长顺政协达成共识，由乐施会提供项目资金成立课题组，开发编写反映本土民族文化的乡土教材，为40所试点学校培训乡土课程教师，组织开展村校互动的民族文化活动，筹建民族文化陈列室。
历经五个寒暑更迭，课题组编出了一套堪称示范精品的乡土教材，项目成果获黔南州基础教育科研二等奖。2016年6月，长顺乡土课程项目组在第四届全国乡土教材研讨会上分享了经验，展示了微课《芦笙舞》《多彩乡音好花红》《六百年不变的标志——屯堡服饰》等乡土教育微课程。
西北师范大学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王鉴教授对长顺的乡土教育进行了评估：“长顺乡土课程的开发及教材的出版，使少数民族的文化进入国家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成为可能。”
最早尝试乡土教育的是冗雷小学。采访中，一个吹芦笙的孩子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的表演欲望极强，时不时找机会往摄影师的镜头前凑。校长蒋松告诉我们，这孩子叫韦凯龙，是三年级学生。小凯龙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他原来是个很孤僻自卑的孩子，在学校跟随民间艺人老师学习了布依族的芦笙和舞蹈后，原本腼腆害羞的性格，逐渐变得自信开朗起来。韦凯龙的变化，让村民觉得吹芦笙不是“无用功”，韦凯龙的父亲也重拾起芦笙，父子俩得空就在一起交流切磋。
试点学校的工作引起了长顺政府对乡土文化教育的重视，乡土课程不但被纳入了地方课程体系，还带动了上级对乡土教育的投入。省、市两级多次到项目试点学校考察，长顺县政协获得州委州政府授予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2013年冗雷小学也因乡土课程的优势被评选为全国20个优秀的“美丽乡村学校”之一，为此获得了省教育厅10万元专项资金，另一所学校摆雅小学也获得了专项资金16万，用于添置民族服饰及芦笙等乐器。
《中国周刊》记者在对冗雷小学、马路小学、摆雅小学这些小学的采访中，很能直观感受到乡土课程给小规模学校带来发展的契机。“乐施会推进乡土教育项目的目标，就是要让更多的乡村学校美丽起来，与社区的链接紧密起来，让乡愁乡情留下来。”结束采访时，主管教育项目的乐施会贵阳项目办经理赵永柱和项目官员杨兰告诉《中国周刊》，小规模学校尤其是教学点的恢复与振兴仍将任重道远。乐施会要做的努力还有很多，诸如校车的安全、寄宿制学校食品安全、师资后勤人员的配置、寄宿学生同伴关系与心理健康、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小规模学校与乡土教育、学前教育如何有效结合、教育品质、教育的多元性与农村生计的发展等等问题，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为此，乐施会以确保贫穷人群获得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服务为主要目标，与政府部门、合作伙伴及社会各界共同进行了多年的努力，他们密切关注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问题，因地制宜地投入资源改善西部农村边远学校和教学点的“软硬件”，在贵州、甘肃、云南、青海及北京等地实施开展学校援建、志愿者支教、教师培训、乡土课程开发、双语教学、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项目，历年来共开展基础教育项目219个、投入资金超过6400万元，有力促进了西部地区的教育均衡发展。
乐施会的基础教育项目很好地展现了乐施会一贯倡导的综合项目手法，即在基层社区开展项目的同时，进行相关调研及政策倡导，推动政策的完善，为受影响人群带来最大程度的改变。
深入调研，理性建言，坚持推行乡村教育公平
2012年9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暂停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
从朋友电话中得知这消息时，乐施会基础教育项目官员杨兰正在一座乡村小学的项目工地上，卷扬机的噪声很大，可每个字她都听得真真切切。“这标志着一刀切式的‘撤点并校’被叫停了。”杨兰仍记得，放下电话她就躲到个角落掩面而泣，她觉得为之奔走的十几年很值。
“撤点并校”摒弃了“村村办学”方式，对农村学校进行大规模撤并，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成为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之一，2001年之后又成为指导农村基础教育的国家政策。
杨兰介绍，“撤点并校”政策的本意是为整合优化农村教育资源、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可实际操作中，有的地方出于压缩教育投入、推动城镇化、攀比跟风等非教育目的，以超前布局规划、一刀切的方式，将一些该保留的农村学校也一撤了之，严重背离了农村学校撤并实际需要和初衷，引发了不少争议，也引出新的社会问题。
早年在农村进行过乡村民俗田野调查的杨兰，记忆中的中国乡村，是有炊烟的地方就有学校。可不切实际的撤点并校，在一些地方导致学校大规模进城入镇，乡村学校则日渐凋敝，农村教育呈现出“城挤、乡弱、村空”的局面。有数据表明，2000年到2010年，农村小学减少超5成、教学点减少了6成，农村初中减少超1/4。
对一个耕读文明延续千年的民族，如果琅琅书声在村庄上空突然消失了，那将会是最痛的乡愁。乐施会自2001年起开始关注西部农村教育的基础教育项目，杨兰参与的项目就主要是针对基层特别是边远贫困山区的，所以，他们对“撤点并校”的负面影响有着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
乡村学校大规模的撤并，导致一些孩子不得不靠双脚奔波在漫长艰辛的求学路上。虽然已从陕西岚皋县漳河乡中心小学毕业，求学路至今仍是李庭丽的梦魇。李庭丽的家距离学校单程有25公里，不通班车，每次回家对她来说，都是次冒险。路上遇到暴雨大雪天气、滑坡路塌的情况，她只能中途借宿，有家难回。
为何不选离家近点的学校？事实上，李庭丽没多少选择余地，撤点并校后，漳河乡方圆近三百平方公里内只剩下两所小学，她只能选各方面相对好点的。
公益之大者，莫过于倡导国家政策的调整、改善。
乐施会开始积极寻找关注这个问题的合作伙伴，先后在多省区同时开展调查研究。自2001年始，乐施会持续支持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学院、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结合撒点并校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和特点，围绕集中资源办学政策的影响与解决方案等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调查研究。调研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撤点并校”的负面影响具有普遍性。
过度的学校撤并导致学生上学远、上学贵、上学难。21世纪教育研究院对10省农村中小学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小学生学校离家的平均距离为10.83里，农村初中生离家的平均距离为34.93里;为适应集中办学而发展寄宿制学校，普遍缺乏食堂、洗浴、热水供应等配套生活设施，农村小学生中寄宿生的身高，在不同年龄段均比走读生低3至5厘米，寄宿还增加了学生家庭经济负担，中部省区每学期增加657元，西部省区为每学期788元。而且，撤点并校不仅事关教育，还会对农村家庭、社区及乡村文明产生影响，执行不当会加剧乡村人口结构的失衡，带来亲情的断裂和乡土认同的迷失，导致乡村文化生态的“荒漠化”。
杨兰2002年到贵州省晴隆县青龙苗寨做调查，夕阳笼罩着苗山，如泣如诉，让她心中涌动一股莫名的悲情——经济贫穷的村民全体投票表决，排第一位的期望竟是建一所学校。那时，青龙苗寨只有一所私人小学校，学费只需农户交点玉米就能冲抵，可村里适龄儿童的失学辍学率高达60%，主要原因就是撤点并校后，中心小学离青龙寨有7公里远，很多家长不敢让孩子尤其是女孩子走那么远去上学。
撤点并校对“老少边穷”山区的影响最大，可许许多多像李庭丽这样的孩子、像青龙苗寨的山村都是难以获得话语权的弱势群体，偶有发声也容易被普遍意义上的办学规模和效率所淹没，“撤点并校” 毕竟是宏观政策。
“一想到每过一个小时，中国大地上就要消失近4所农村学校，我们就心急如焚，有时恨不得连觉也不用睡了。”杨兰回顾说，强制推行撤点并校的突出问题，多次在乐施会的工作会议上讨论。面对这一影响贫困地区教育公平的最大问题，乐施会项目团队的意见出奇地一致，大家认为，不在政策层面讨论解决撤点并校在一些地区执行过程中的“发烧”“过热”现象，“输血式”的建校援助，无异于扬汤止沸。
为弱势群体争取教育公平，让全社会了解盲目撤点并校的社会危害，乐施会以支持合作伙伴拍摄纪录片、组织专题摄影展览、研讨会等方式，对西部基础教育进行客观的纪录、报道，并通过传媒渠道倡导政策改善，唤起更多公众关注参与西部乡村教育的问题。
2006年， 第14次21世纪教育沙龙在乐施会历时5年所资助的研究项目基础上展开，引发媒体广泛关注和讨论集中资源办学的现象等，乐施会合作伙伴将调研和讨论结果整理成2006年全国两会的提案素材，上达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贵州长顺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正因如此，反而格外重视教育。听取研究乐施会的呼吁建议后，县政协于2007年提交了恢复部分边远少数民族村级办学点的提案，黔南州教育主管部门作出了回应，从2010年开始分三年充实了二百余名师范生到边远校点，基本满足了边远校点教师缺乏的需求。
2009年6月，乐施会整理了对中国教育发展的观点及有关建议，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提交了建议书。建议书围绕教育资源公平分配、多元文化的素质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五项建议，其中包括保留恢复农村必要的校点、扶持边远乡村校点的复式教学等。
“当时就是想以建议书的形式，能对国家正在开展的教育改革有所推动。”杨兰表示。她没想到，这份建议书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一些教育界专家认为建议书关注到很多“被忽略的重要问题”，乐施会来自基层特别是边远贫困山区教育实践的建议，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中的相关部分起到了重要影响。
因地制宜，软硬并举，构建乡村小规模学校样板
在持续政策倡导的同时，乐施会始终没放松对边远教学点及小规模学校的援建工作。2004年至2011年，乐施会加大援建力度，与地方政府合作，努力探索解决山区学校的辐射能力受地理条件制约的办法。他们一方面将资源主要投放在不被关注的小规模学校，一方面尝试兼顾中心与边远的“一校多点”模式，既改善生源集中区的学校建设，又采取补点的方式在边远山区建立教学网点，保证边远地区的适龄儿童能分享教育资源。2004年至2005年乐施会项目资助430万元，用于支持云南昭通炎山乡小田小学、贵州贵定县破长河、谷岭、山角寨三个小学校点、甘肃定西市团结镇杜坪小学等15个小学、校点的危房改造和建设。破长河、谷岭、山角寨这几个小学校点，在2006年有近200名学生面临失学，而经重建后，2009年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100%。
助推农村基础教育，不能仅局限于“硬件”上的支持，更要注重“软件”升级上的协同。结合西部贫困地区普遍师资力量薄弱、教育培训资源有限的实际，乐施会支持伙伴开展多项教学培训的尝试，先后进行新课改、教学技能培训等诸多师资培训，把着力点放到了夯实公平教育的根基上来。
自2004年起，乐施会协调国内师范院校及西部农村新课改实验县市的培训资源，为贵州、甘肃、云南边远农村的教师提供相对稳定和长期的培训进修机会，2008年至2011年直接受益教师5591人次。
甘肃会宁汉岔常山教学点位于铁森山东麓海拔2000米的山梁上，在教学点干了二十多年的王建林，是学校唯一的代课教师。上课铃声响起，20名孩子们陆续走进一间教室，三排课桌代表着学前班、一年级，二年级三个年级。王老师开始上语文课了，他先教一年级学生学习课文，二年级学生只先跟着读，上完一年级的课文，再开始安排二年级的课程……
王建林的教学场景，就是典型的“多年级复式教学”。“复式教学”把两个或以上年级的学生编成一班，由一位教师以不同教材对不同年级的学生施教，这种教学方法非常适合人口稀疏地区学校内小班教学的实际。
2009年，乐施会专程听取了王建林的课堂教学，把王老师聘任为项目的本土专家，共同开发复式教学新模式。
此后，针对西部贫困地区的小学普遍采取复式教学模式的现状，乐施会在支持培训项目时，特别强化了对复式教学的培训，他们与兰州大学西部基础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合作， 在会宁、康乐、渭源、西和、礼县等县推广“同动同静”复式教学新模式，推动建立、健全了“县教育局、乡教管站、中心小学”三级教学支持系统，直接受益师生5246人，受益学校、教学点96所。
为迎接“后撤点并校时代”，乐施会依然是调研先行。2012年，他们支持知名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展示对撤点并校实施十年背景下的农村教育研究。2013年，支持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等机构针对全国各地50多个恢复和建设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案例展开研究，并在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百所村小”调查研究。2013年年底，乐施会联合国内教育机构主办了“发现‘美丽乡村教育’——探索农村教育的科学发展”高峰论坛，发布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对农村学校如何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以及城镇化背景下农村教育何去何从进行了探讨。
调研、讨论发现，当前农村小规模学校的状况仍不容乐观，一些经历过撤点并校浪潮“幸存”下来的学校，依然苦苦“挣扎”在生存线上，它们虽避免了被强制撤并，却不得不面临“被自然消亡”的命运。
面对新形势、新问题，乐施会将基础教育项目的重心转向了如何激发小规模学校自身壮大的潜能，支持其找准生存发展的定位上来，做优做强，才能解除悬在小规模学校头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倡导政府 聚合力量 开展多元文化教育
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民族成分复杂，在支持教育发展上需要多元民族文化的配合，根据这一地域特点，乐施会注重支持开发乡土文化与双语课程，协助贵州、甘肃、青海、湖南的乡村教师，开发适合本地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的乡土课程，在当地教育局和社区的协作下，开展丰富的乡土、双语教育活动，相继扶持援助了一批以打造“小而优、小而美”乡村小学为目的的小规模学校试点。
这些试点学校以学生为本、以乡土为根，凭借特色教育和优质教学水平，得到了学生家长及社会上认可。同时，乐施会及时总结试点学校的经验模式，进行推广和复制，充分发挥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
贵州长顺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县，孕育、积淀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乡土文化。但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一缺资金二缺师资三缺教材”。
2009年，乐施会与长顺政协达成共识，由乐施会提供项目资金成立课题组，开发编写反映本土民族文化的乡土教材，为40所试点学校培训乡土课程教师，组织开展村校互动的民族文化活动，筹建民族文化陈列室。
历经五个寒暑更迭，课题组编出了一套堪称示范精品的乡土教材，项目成果获黔南州基础教育科研二等奖。2016年6月，长顺乡土课程项目组在第四届全国乡土教材研讨会上分享了经验，展示了微课《芦笙舞》《多彩乡音好花红》《六百年不变的标志——屯堡服饰》等乡土教育微课程。
西北师范大学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王鉴教授对长顺的乡土教育进行了评估：“长顺乡土课程的开发及教材的出版，使少数民族的文化进入国家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成为可能。”
最早尝试乡土教育的是冗雷小学。采访中，一个吹芦笙的孩子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的表演欲望极强，时不时找机会往摄影师的镜头前凑。校长蒋松告诉我们，这孩子叫韦凯龙，是三年级学生。小凯龙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他原来是个很孤僻自卑的孩子，在学校跟随民间艺人老师学习了布依族的芦笙和舞蹈后，原本腼腆害羞的性格，逐渐变得自信开朗起来。韦凯龙的变化，让村民觉得吹芦笙不是“无用功”，韦凯龙的父亲也重拾起芦笙，父子俩得空就在一起交流切磋。
试点学校的工作引起了长顺政府对乡土文化教育的重视，乡土课程不但被纳入了地方课程体系，还带动了上级对乡土教育的投入。省、市两级多次到项目试点学校考察，长顺县政协获得州委州政府授予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2013年冗雷小学也因乡土课程的优势被评选为全国20个优秀的“美丽乡村学校”之一，为此获得了省教育厅10万元专项资金，另一所学校摆雅小学也获得了专项资金16万，用于添置民族服饰及芦笙等乐器。
《中国周刊》记者在对冗雷小学、马路小学、摆雅小学这些小学的采访中，很能直观感受到乡土课程给小规模学校带来发展的契机。“乐施会推进乡土教育项目的目标，就是要让更多的乡村学校美丽起来，与社区的链接紧密起来，让乡愁乡情留下来。”结束采访时，主管教育项目的乐施会贵阳项目办经理赵永柱和项目官员杨兰告诉《中国周刊》，小规模学校尤其是教学点的恢复与振兴仍将任重道远。乐施会要做的努力还有很多，诸如校车的安全、寄宿制学校食品安全、师资后勤人员的配置、寄宿学生同伴关系与心理健康、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小规模学校与乡土教育、学前教育如何有效结合、教育品质、教育的多元性与农村生计的发展等等问题，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