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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新华社还记得我，还能把我的照片找出来并让我来签字。我离开新华社已经50年啦！这中间几乎没有新华社的同志从北京过来看我。我这两天太激动了……（老伴托乎提·巴克插话：“上次你们走后，她抱着你们从北京带来的照片哭了一中午！还给所有的孩子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新华社来人看我啦！”）
党给了我有活力的生命，枯木逢春
我1932年生在新疆喀什疏附县。我的名字直译：塔吉——桂冠，古勒——花儿。我父亲是皮毛商人，我12岁时，他因为“赤色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由于封建习俗，我很小就被禁锢在茅屋里，不能升学和工作，出门必须罩上又厚又笨的“脸巾”。小小年纪的我和旧社会所有维族妇女一样像含苞未放而枯黄了的花朵，在与世隔绝的黑暗中默默度日，听从命运摆布。我只念了四年小学，14岁订婚，未婚夫托乎提·巴克是阿图什人，当时在喀什警察局工作。我15岁就结婚了。
我虽然身在黑暗中，但对未来对光明仍然有幻想。有一次通过在苏联领事馆工作的亲戚看了苏联电影，还通过同学看到几本维文版的苏联《东方真理》杂志，这点燃了我的理想。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1950年8月，中央派出的以沈钧儒为团长、萨空了等为副团长的西北访问团到了新疆。这时我丈夫巴克已经调入新疆文教委员会编译处。他被访问团秘书杨静仁看上，担任访问团翻译。两个月后访问团回京时，杨静仁说：“我们需要你们民族的有志青年在北京工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服务。”于是请示了李维汉，经批准，我们一家三口1950年11月到了北京。这时候，我汉语一句不会说，汉字一个不认识，但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党给了我有活力的生命，如同枯木逢春。
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我的汉族恩师和同事！
到了北京，1951年初，丈夫被分配在国家民委参事室工作，我在萨空了先生的关照下被送到新闻摄影局学习摄影，我是当时新闻摄影局最早的女记者，更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少数民族摄影记者。这之前，不要说摸相机，我自己连张照片都没有。
组织上千方百计要把我培养出来，我一不懂汉语二不懂摄影，你可以想象培养我有多么困难！在训练班，领导专门给我配了翻译，很多时候，老师只能用手比划着给我讲相机。虽然不懂摄影，但一摸相机我就很喜欢、很迷恋。我一心想快快学汉语、学摄影，快快参加工作。那时，我虽然才十八九岁，但已经有了孩子。我把孩子放在托儿所，白天学摄影、晚上学汉语。吴印咸的《摄影常识》我根本看不懂，回到家就让丈夫一字一句念给我听。我每天读报纸，读吴冷西报告，看不懂，硬着头皮看。
老师告诉我速度、光圈、快门。一到晚上，我就背诵这些字眼，念到“光圈”，我心里就想这是管太阳光的；念到“快门”，就想这是手最后要按的地方，一按，照片就出来了。
我几乎还是个娃娃，一张白纸，大家对我好得不得了，不但没有人轻视我，反而在各方面帮助我。每次分配采访任务，同事都会翻过来倒过去给我讲解：采访对象是什么人，采访的重大意义、主题是什么，站在什么位置、怎么拍……不厌其烦。回来后每次还帮我总结，指出照片的好和不足，帮我克服不主动和胆怯的心理。当时各种集会很多，同事就帮我分析：每次都要拍摄会议上发言的人，但欢迎会、一般会议和支持和平、伸张正义或抗议帝国主义罪行的集会的本质是不同的，如果搞不清楚，拍出来的照片一定会失败。
我来摄影局不久，牛畏予来了，我和她住在一间屋子里。老记者带我出去采访，我看他们的样子，他们拍什么我就拍什么。轮到我单独出去采访时，我就问牛畏予拍什么场面、从什么角度拍，按她说的拍回来，她没说的，我就不拍。有时我觉得没有完成好任务，情绪低落，牛畏予就鼓励我说：“你光难过不行！要找出失败的原因，找到毛病，下次拍照时就可以改正了！”我一直记得她对我的帮助。我直到现在还认为：牛畏予是我最好的姐妹。
新华社工作环境很好，我周围都是一些数年如一日忘我工作、不知疲倦的汉族同志，我被他们的工作热情感染，被他们忠诚党和社会主义的工作态度感动。我奔波在街道、学校、医院、矿井、合作社，拍摄庆典、接见、会议、游览、演出，每天都在进步，从来不觉得累。
从党帮助我提高觉悟，给我摄影技术和汉语文知识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党培养我成长，就像母亲抚育婴儿一样，费尽苦心。党是那样的伟大、那样温暖、那样无微不至。而同志们对我，也完全是亲兄弟姐妹般的情谊。我在他们中间，从来不感觉自己是外人。齐观山、袁苓、钱嗣杰、吕厚民、杜修贤、刘东鳌、邹健东等摄影局中央组的记者把我当他们的小妹妹，他们最爱和我开玩笑。你问新华社领导同事都怎么称呼我？他们喜欢叫我：“古丽、古勒、古拉、老古……”只有石少华、陈正青一直很正式地叫我“塔吉古勒同志”。
与庄学本一起采访
你看这张穿蒙古袍的照片，这是大摄影家庄学本给我照的。[庄学本（1909-1984年），中国影像人类学的先驱，纪实摄影大师。1934年至1942年间在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拍摄照片万余张，写了近百万字的调查报告、游记以及日记，为中国少数民族史留下一份可信度较高的视觉档案与调查报告。1941年举办西康影展，20万人参观。1957年庄学本被划为“右派”，1965年被开除公职清洗回乡，在上海浦东老家终止摄影生涯。“文革”期间，庄学本将私有财产包括几千张照片悉数上交。1984年去世时，悼词中“著名摄影家”的字句被要求删改。——陈小波注]
经过学习，我独立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多，而且很多重要工作也派我独自完成。1952年，中央民族访问团东北内蒙古访问团，随团记者就是我和民族画报的庄学本。那时庄学本已经是大记者了，30年代他就开始拍摄藏族和蒙古族等少数民族，还办过摄影展览。1950年开始，庄学本就随中央访问团到了四川、西康、云贵等地，这次我们一起又到了内蒙古和热河。他很随和，虽然话不多，但很幽默，常和我开玩笑，一路上还很照顾我。我拍照片就跟着他，他怎么拍我就怎么拍，他拍什么我就拍什么。我还常问他：庄学本同志，我这个角度怎么样啊？
在内蒙古的牧场、学校、幼儿园、工厂，我们跟着访问团一直采访。在锡林郭勒盟贝子庙，我们拍摄喇嘛生活，喇嘛阅读蒙文书籍、喇嘛响应“爱国生产”号召从事缝纫工作……庄学本站在什么角度拍，我也去站一站。
一天，我穿戴上了蒙古族妇女的衣裳，头上戴上她们的装饰，庄学本给我拍下了一张照片。
每一天都生活在幸福和激情当中
为了我的前途，1956年，组织上送我去中央民族学院学习两年。在旧社会，我是关在笼中的鸟儿；今天不仅把鸟儿放出来了，还要为我插上翅膀！过去不懂汉语，党的重要文件，我要等到几个月后才能看到维文版的；当我掌握了基本够用的汉语时，对我学习党的政策、政治时事和摄影技术，就非常有利了。我已经成为一个人民的记者，只有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当前中心工作任务后，行动才能跟得上。在新华社总社口字楼，每天我迈着轻快的步子上楼，一上楼梯就能看见布告栏，当我看到《人民日报》用了我的照片，心里会高兴一天。
国庆十周年，国家出版《中国》大型画册，新华社每个记者都被分配了拍摄任务，我负责拍摄文教卫生，最后入选两张。《给我拍一张》这幅照片是我最喜欢的照片：在颐和园我看到一群孩子，正在用我国第一次生产的相机互相拍照。这张照片还参加匈牙利国际影展并获了奖。还有一张是我在儿童医院拍摄的。编委吴化学见到我说：“塔吉古勒同志，祝贺你啊！《中国》画册你选上两张呢！”
我每一天都在幸福和激情当中，像在阳光雨露里。我在摄影部中央组工作，常常能见到老一辈革命家、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陈毅、邓颖超、蔡畅……还能见到很多中国科学界、文化艺术界杰出的人物。我长得一副典型的维吾尔族姑娘的脸庞，头发金黄，第一次见毛主席，我向前问候：“主席您好！”毛主席问我：“你是塔斯社的记者？”我忙说：“不，主席，我是新华社记者，我是新疆维吾尔族的。”周恩来总理经常向外宾自豪地介绍说：“看，这是我们的维吾尔族记者！”每次周总理、陈毅、彭真等领导接见外宾，他们一般不和其他记者握手，却会过来和我握手，他们很尊重我。有次宴会，周总理关切地问：“给小塔准备清真餐了吗？”这话让我感到很温暖。
刚解放不久，陈毅老总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但他身上还带着战争时代的豪爽劲儿，不拘小节，大大咧咧的。他会见外宾时，仰坐沙发上，四肢放松，几乎就要把身子陷在沙发里，既不美观，也不好拍照。吕厚民、杜修贤等记者想提醒他，又不敢，就动员我去，还一字一句教我怎么和陈老总说。一天，我走上前说：“陈老总，我要拍您啊，请您把身体挺起来，不要靠着沙发。外宾来了也别靠啊！”陈老总乐呵呵地说：“哦，是吗？以后注意，以后注意。”他接受了我们的建议，以后再也没见他把身体陷在沙发里的样子了。后来陈毅副总理和我熟悉了，他几次在绒线胡同吃川菜都叫我一起。
还有一次彭真市长五一检查，我跟他上了天安门城楼，天色晚了，彭真同志专门用车把我送到和平里家里。那时新华社没有车送，我们都要自己找交通工具。
组织上1954年和1955年两次派我回新疆采访。1955年，我到新疆采访新疆自治区成立，很多时候在街上、广场拍摄集会、游行，我跑前跑后，不停按动快门，不止一次听到维族老乡们亲切骄傲地指着我说：“你看！这是我们的维族女记者！”听到这话我真想和他们说：“我有今天，你们不知道党和组织在我身上花了多少心血啊！”我在喀什街上拍照片，我的妈妈、姐妹就在游行队伍中，看到我就喊我的名字，为我骄傲。我自己也很骄傲，又有谁能想到：几年前我还是她们其中的一员。
在北京，我什么福都享了；回新疆，我什么罪都受了
我丈夫巴克是解放后第一代少数民族职业翻译家。年轻时他就翻译了《论联合政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毛泽东、刘少奇的著作。1953年，他参加了北京民族出版社的筹建工作，成为该社维文编辑部的创建人之一。青年时代，巴克偶然读到鲁迅，就被‘鲁迅魂’迷住了。从此开始翻译鲁迅作品。就在《呐喊》、《彷徨》刚翻译完正待出版时，1957年，一夜之间巴克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1960年被捕入狱。1962年他被宣布无罪释放，出狱后，他被遣返回新疆。
开始，新华社不放我。石少华和我谈话：“你在家里与‘敌人’一起生活，有些东西回去不要说出来，不要泄密，我们相信你，你要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我坚持工作，更加努力也更加小心，心里其实特别难受。后来渐渐感到自己也被“控制使用”，我打消了和丈夫“划清界限”的念头，决定回到新疆，回到丈夫孩子身边。
1962年，我交出相机，离开工作了11年的新华社。我离开的时候哭得啊，心里实在舍不得啊。
回到新疆，我被安排在《新疆日报》工作。但十几年中，我几乎没能再拍什么东西。我在“黑帮队”一呆很多年，被安排看门、帮厨、扫地、种花。巴克戴着右派“帽子”，每月只有十元的生活费，一家五口人全靠我的微薄工资维持。在北京，我什么福都享了；回新疆，我什么罪都受了。（塔吉古勒眼泪又流下来了，老伴巴克红着眼圈说：“都是我把你连累了！”）。当然，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很多人都逃不脱。
在北京的11年是我的天堂一样的日子。离开了像亲人一样待我的同事，回到新疆我什么朋友也没有。回来以后我后悔啊，后悔了几十年！
我在摄影部工作时期的纪念照一张都舍不得扔。我把它当宝贝。你看这是袁苓、牛畏予、钱嗣杰手把手教我摄影的照片，还有我和侯波、牛畏予、郑小箴、陈娟美、黎枫、刘东鳌、吕厚民、邹健东、徐佑珠、邓力耕、雪印等的合影，还有我站在中央新闻摄影局门口和新华社门口的照片。这么小的照片我走到哪都带着，一直小心珍藏。我常常拿出来看，靠它们来回忆我20岁到30岁时候美好的工作和生活。看照片的时候我会流泪，那些美好的日子想起来那么长，又那么短。
我这五十年默默忍受、相夫教子，很多人早已忘了我曾是新华社记者
巴克虽然回到了新疆，但“右派”的帽子一戴就是22年。在新疆，巴克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翻译鲁迅著作。在他内衣口袋的上方，一直别着一枚鲁迅头像纪念章。在他的口袋里，装着用浆糊糊成的两个小本，一个本子上面写着鲁迅的格言警句；另一个本子记下自己在翻译中遇到的问题，随时向汉族同事请教。
我们一家五口挤住在由煤室改建的14平米的房子里。巴克这时遭到了更大的迫害，挨批斗、陪斗，还被拉出去游街示众。家被抄了，《鲁迅全集》和翻译手稿被抄走，这时一位汉族朋友又送来一套《鲁迅全集》，巴克就用膝盖当桌子，弯腰弓背、见缝插针地翻译。翻译文稿没有地方放，有的就压在煤块或者木头底下，或者藏在屋外的杂物堆里。有一天他上完夜班回家，看到小女儿祖菲娅正在用一把纸引火点炉子，一看，原来引燃的正是他的译稿，他冲上去重重打了女儿一个耳光，我和女儿的哭声连成了一片，巴克也伏在桌子上痛哭起来……
有一次，刚刚挨过批斗的巴克回到家，脸上还有用墨汁划的叉，看上去非常伤心。我尽力安慰他：“你不知道吗？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你所崇拜的历史学家翦伯赞也没有逃脱厄运呢。”我劝他不要再翻译了，到此为止吧，“你不怕惹麻烦，我们怕啊！”巴克转过身跑到风雪天里，爬上红山顶。他为自己没能带给家人安宁和幸福而愧疚万分，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和孩子冲上去紧紧拉住了他……
1973年春，巴克翻译的手稿遗失、被烧毁和落入某些“文盲”的手中，他为此感到无比痛苦和伤心。这时候，我在一个场合遇见了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人的赛福鼎·艾则孜。他问我：“塔吉古勒，你们生活得怎么样？”我泪水夺眶而出，向老领导诉说了一切。赛福鼎很快向新疆人民出版社社长作了书面批示，要求组织有关人员（对巴克的手稿）进行整理、编辑出版。197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巴克翻译的《阿Q正传》，1977年又出版了《朝花夕拾》。迄今为止，巴克相继出版了几十万字的《鲁迅杂文书信选》、8卷本的《鲁迅文集》维吾尔文译本以及15个维文单行本。
1979年1月，北京为我丈夫纠正了右派一案，他重新回到了人民的中间！当他在平反书上签字的时候，因激动过度，晕了过去。我为丈夫平反举行了一个家宴，巴克捧着那一摞摞翻译手稿，泪流满面……那一年，巴克被调回北京工作，我也可以回新华社了。但是我已经不愿意回去了，和巴克商量后，我们一家留在了新疆。
我丈夫一生坎坷、不幸，是鲁迅的精神激励他走到了今天。1985年，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第一个鲁迅研究学会在新疆成立，巴克担任了会长。全国鲁迅研究会秘书长袁良骏曾撰文：“如果要给鲁迅研究和翻译工作者颁发奖章，我要先投托乎提·巴克一票。”2006年6月初，乌鲁木齐赛达尔宴会厅300人的大厅座无虚席，自治区文联召开了“托乎提·巴克翻译作品研讨会”，很多人发言肯定了巴克60多年来的翻译成果，肯定他为丰富维吾尔族人民的精神生活、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我带着儿孙，全家30多人到场，我们全家再一次紧紧拥抱在一起。
我这五十年默默无闻，很多人早已忘记了我曾是新华社摄影记者，只把我看成托乎提·巴克的家属。但是我心里一直说：我不是家属，我还是塔吉古勒同志！
今天，巴克还在继续他的翻译事业，只是人渐渐老了，干不动了。我的三个孩子，儿子安瓦尔是新疆艺术学院文艺理论教授，他还是一个舞蹈家；大女儿阿丽娅是乌鲁木齐市三中高级教师；小女儿祖菲娅是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儿科主任、主治医生。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都非常爱戴饱经沧桑的父母。我们还六个孙子、孙女，好几个读了大学。现在我们已经有重孙了。
你们从北京来，拿了这么多我的老照片让我签字，我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在电话里告诉我的儿女，忍不住哭了。女儿说：“妈妈！这么多年，几乎没人知道你在新华社当过记者，而且是新中国第一个维吾尔族记者。今天你应该高兴啊！说明新华社没有忘记你。你的劳动（成果）新华社还存着呢！”
新华社为我们做了伟大的工作，把我60年以前的照片找出来，放得这么好看，还要签字留下来，我和我的子孙后代都忘不了。
附一：
你还记得塔吉古勒吗？
陈小波/文
采访过程中，塔吉古勒不停问到她认识的新华社老记者、老编辑。我帮她拨通了几个电话。先接通的是吕厚民先生的电话。“吕厚民啊，我是塔吉古勒啊！”“谁？塔吉古勒？！”吕厚民在电话那头大叫起来。紧接着，两位老人在电话中抽泣得说不出话来。
接着是牛畏予老师的。“牛畏予！我是塔吉古勒啊！我们认识半个多世纪啦！你是我最早的老师，你记不记得巴克被打成右派住监狱，你带我到你家吃饭？我们的孩子也是亲兄弟姐妹啊……”牛畏予老师耳朵不好，她的女儿接过电话继续听，塔吉古勒流泪倾诉的镜头被我们拍摄了下来。
50年过去，塔吉古勒几乎记得摄影部和她共事过的每一个人。如今，石少华、陈正青、齐观山、吴化学、邹健东、刘东鳌、郑小箴都已过世。那些还健在的老人家还记得这个维族姐妹吗？我接通了一些老摄影家的电话，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还记得塔吉古勒吗？”
袁苓（时任摄影部中央组副组长）：塔吉古勒！怎么不记得呢？新闻摄影局刚成立，萨空了指示石少华，石少华又指示我们：培养维族姑娘塔吉古勒做摄影记者，要重视这事。那我们怎么帮塔吉古勒学摄影呢？就是慢慢说、反复说、耐心说，她基本上一教就会，但过两天就又忘了。她就又问，我们就又说。她可好学呢！不懂老问，问得人有时候都心烦，但我偷偷告诉自己：不能心烦。说不通就带她出去实地采访，其他单位的摄影者看到塔吉古勒就开玩笑：”呦！这么漂亮年轻的少数民族记者啊!”
虽然是时代原因让她离开新华社，但我们也对不起塔吉古勒啊！
塔吉古勒的丈夫巴克我也认识，那时候巴克就是很有地位的人啦。
牛畏予（时任摄影部中央组记者）：我1951年从《华北画报》转业到新闻摄影局，塔吉古勒已经在那里了。我们语言不通，但彼此很对脾气。我常常和她一起外出采访，但很多具体细节都忘记啦。塔吉古勒和巴克夫妇对人热情，那时赛福鼎夫人喜欢吃塔吉古勒做的手抓饭，她每次会多做一些，让我们去她家里品尝。我的女儿和她的女儿阿丽娅一起上（新华社）皇亭子幼儿园，玩得很好。我去过两次新疆，第一次没有去看她，第二次看到她，还是到家里吃手抓饭。老姐妹，你好吗？我想念你啊！
钱嗣杰（时任摄影部中央组记者）：当时派我带塔吉古勒。她讲的汉语不流利，但我能听得懂，我带她一起采访，很多稿件一起完成，说明我还要帮她写。
塔吉古勒脾气好，很细心，好学，同志间关系好。当时她一个女记者、维族同志，但从来不会搞特殊。她热爱新闻摄影，有灵气。塔吉古勒离开新华社太早了，很可惜，不然她肯定能成为一个很出色的记者。
吕厚民（时任摄影部中央组记者）：塔吉古勒工作可勤奋呢！学会技术后，她可愿意在拍摄上创新呢。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性格和气，和汉族记者相处和睦，从来没有因为工作关系和其他人不高兴过。我们已经几十年不见喽，想念她啊！
丁补天（时任摄影部编辑）：50年代在石碑胡同22号工作时，我们女同志不多，但是有两位女记者特别引人注目，一位当时还是德国藉的妇女叶华（老革命肖三的夫人），她接受任务后自由采访，平时不坐班；另一位就是新疆维吾尔女青年塔吉古勒，她美丽善良和蔼大方，和我们女同胞相处很亲近，虽然不在一个组工作，但看到她每天进进出出，跟着带她采访的记者外出，总是一脸愉快的神情、非常和谐。我当时的想法是：我们的领导（萨空了局长和摄影处石少华、陈正青处长）敢把外国妇女和少数民族妇女请进来当摄影记者，很棒！60年过去了，我至今仍认为：建国之初就大胆培养少数民族女记者、敢于使用可靠而又有专长的外籍妇女，是新闻摄影局和初建的新华社摄影部的光荣史。
1964年我老伴陈勃到新疆出差时，还特地嘱他代表我们这些老同事去看望了她，在她家受到了亲切又隆重的接待。
陈娟美（时任摄影部中央组记者）：我1960年到中央组的时候，组里已经有三个女记者：郑小箴、塔吉古勒、牛畏予。她们都是老记者了，受人尊重。组织上很信任塔吉古勒，常有重要的采访派她去。她总是胸有成竹地去采访，任务完成得很好。塔吉古勒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她年纪很轻，但因为结婚早、生孩子早，显得很成熟，我们闲了会在一起聊天，我现在还记得她点一支烟、笑眯眯地坐在那里的样子。我们成天在一起，熟了，就“塔吉古、塔吉古”地叫她……
徐佑珠（时任摄影部中央组编辑）：50年代末，我到中央新闻组工作时，塔吉古勒已是一位老记者，在我心目中，她除了是维吾尔族，说话腔调有点特别、长相很漂亮而外，工作上并没有需要格外关照的地方。她性格开朗随和，总是笑嘻嘻的。我们有时故意用汉语谐音叫她的名字，大声地喊“叽里咕噜！”她也大声地答应，然后大家笑成一团。没几年，她忽然回新疆去了，现在才知道原因。小波问我，还记得塔吉古勒吗？我立刻回答：当然，她留给我的印象至今是鲜活而美好的。
许必华（时任摄影部记者、编辑）：我当然记得她！塔吉古勒应该是新闻局的最早的女摄影师吧。我50年代末从江苏调来时，她已经是挺有影响的一个摄影记者了。塔吉古勒名字的前边有“新华社记者”几个字，就会引起大家重视，何况她拍摄的还是中央新闻。可惜这个好传统后来没有延续下去。我们新华社应该更多地培养民族记者的。
附二：
被遗忘的女人
米丽班·买买提明/文
2006年6月13日，在新疆《文学译丛》杂志社为著名维吾尔族翻译家托乎提·巴克先生举办的维吾尔文《鲁迅文集》作品讨论会上，来自四面八方的贺电、鲜花和祝福顿时让现场变得热闹非凡。他的同仁、学生们都以各种方式祝贺他的成就，有的念诗、有的送字画，有的还纷纷跟他合影。托乎提·巴克先生激动得流下眼泪。整个会场的人都在为他一个人祝福，托乎提·巴克先生也好像是因为很激动的缘故，始终未提到她的名字，也就是会场所有的人忘却了很重要的一个人——一生支持托乎提·巴克先生的工作，为了使他全神贯注地从事翻译、写作事业而牺牲自己事业的妻子——昔日曾经辉煌的新中国第一代新华社女摄影记者塔吉古勒。
塔吉古勒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她在场，可是没人提起她，亲朋好友都纷纷跟托乎提·巴克先生合影，可没有她的身影，连托乎提·巴克也未提起她。她心里百般地痛苦、失落。整整60多年，多少岁月、风风雨雨，是她跟托乎提·巴克同甘共苦：接二连三的政治风暴、建国后的两次监狱生涯、艰难的生活条件也未动摇过她的意志，在托乎提·巴克先生坐牢、劳动改造、被“控制使用”的那些日子里，她承担起家里的所有负担，为三个孩子做爹做娘，把他们培养成有用之材。可是在这种场合里却被遗忘。她不需要鲜花、也不需要更多的贺词，只希望托乎提·巴克能够说一两句，跟她合影、跟他携手分享此时的幸福和快乐，可她的这个小小要求也没有被满足，甚至成了一名“局外人”。
被誉为“第一代维吾尔族女摄影记者”的塔吉古勒，是上世纪50年代新华社摄影部中央组的摄影记者。在她的照相机里，曾无数次地记录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伟大形象和重要外事活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日报》等主要报纸上，在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新闻图片说明中，经常可以看到塔吉古勒的署名。1962年，爱人托乎提·巴克出狱后，塔吉古勒被迫离开新华社的工作，跟丈夫一起回到了新疆，并在《新疆日报》社工作。回到新疆没多久，托乎提·巴克先生被“控制使用”，给予最低的生活费，塔吉古勒也备受牵连，相机被夺走，她当了清洁工、照看传达室，还在排字房劳动过。当时，排字、排版设备很落后，排字房劳动是整个报社最艰难的苦活儿。她因长期在排字房劳动，手指中毒，变得畸形，还不时挨批斗、写检查。最让塔吉古勒难受的是，周围的同事、朋友、熟人都跟她划清界限，她和子女们备受歧视、排斥。有一次，单位给员工发放葡萄，女儿阿丽亚也跟着其他人一起排队，轮到她时，发放葡萄的人粗鲁地对她说：“反革命家属不能领葡萄。”没完没了的批斗、改造、超负荷的体力劳动、贫困的生活再加上自己离开了心爱的工作，塔吉古勒的身体很快就变得脆弱多病。但她拒绝了跟托乎提·巴克划清界限、离婚，她甚至放弃了移民到乌兹别克斯坦的机会。
“文革”结束后，托乎提·巴克先生继续从事自己的翻译事业，而塔吉古勒已经找不到当时在新华社当摄影记者时的感觉，很快就退休了。正要干事业的美好时光却被批斗、劳动改造、贫穷的生活耽搁，这时的她已经是体弱多病、无精打采，对事业、生活失去了信心。当她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自己特别后悔当时回到新疆，假如留在北京，就不会失去心爱的职业，不会遭受那么多的痛苦。退休后她一心协助巴克的工作，给他创造安静舒适的工作环境。小到买菜买米，大到孩子们的婚事、家事都自己操心，从不让爱人分心。老先生在家里除了吃饭、睡觉、从事写作，其他的一概不插手。直到现在，托乎提·巴克先生都不会买东西、更不会讨价还价。有时让他买菜买米，他算都不算就给钱……现在孩子们长大了，孙子孙女、重孙子都长大了，应该是老人享子女们的福、安度晚年的时候了，可是托乎提·巴克先生却未停止笔耕，塔吉古勒的负担丝毫未减轻，她每天照例准备丰盛的饭菜，处理繁琐的家务事，还常常提出一些有关他写作的建议，成为托乎提·巴克先生的得力助手，左右“使唤”。可是她一个人静下来时，经常拿出一些昔日的作品默默地掉眼泪。“像今天这样满堂喝彩、布满鲜花、充满喜气的日子里，多么希望他能够牵着我的手，来到在场宾客面前，跟大家一起分享此时的喜庆啊。”她心里想。
（2006年刊登于《新疆经济报》，有删节）
采访手记
50年了，塔吉古勒似乎退到了阳光不能及的地方。五月，我在乌鲁木齐一个街道拐角处见到她的时候，老妇人被正午的阳光刺眯了眼。
如果不做“新华典藏”，塔吉古勒的名字和她的作品恐怕永远沉睡在中国照片档案馆里并湮灭在历史中了。有一天，当我寻找小提琴家马思聪的照片时，看到摄影者的名字：塔吉古勒。我马上打电话给新疆分社的老记者武纯展询问，他说：“塔吉古勒啊？她好着呢！快来吧！”
我们带着选出来的十幅塔吉古勒在50年代拍摄的作品来到她家，我看到她灿烂笑容更看到她无尽的泪水。我决定写塔吉古勒的口述。
在新疆大翻译家巴克家中，我听着巴克和塔吉古勒的故事，两人的命运，挤压在狭小的空间，几十年的光阴足以让真相漫漶不清，所有的故事都变成了残垣断瓦……
50年代，不到20岁的塔吉古勒在遥远的新疆获得救赎与大爱，新华社得到了她；60年代，塔吉古勒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戛然失去理想和机会，新华社也失去了她。从此她回到新疆，低调生存，很少有人再会问起她的北京新华社经历。
“比起空间，时间的流放，更为无情。”时间过去太远，很多叙述已经无法完整，但那些关乎自己命运的人和事，塔吉古勒记得清清楚楚。即便离开了新华社，她靠着沉沉的回忆和几幅与昔日同事的合影，一次次做着心灵往返，抵达她内心的宣武门西大街57号（新华社总社所在地）。
为了让老摄影者不要带走更多的秘密，为了许多史实不要成为永久的秘密，我们在做“新华典藏”、“口述新华”，就是希望“在大的历史语境里，多出现一些人的影子”。
陈小波
2011年5月28日
党给了我有活力的生命，枯木逢春
我1932年生在新疆喀什疏附县。我的名字直译：塔吉——桂冠，古勒——花儿。我父亲是皮毛商人，我12岁时，他因为“赤色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由于封建习俗，我很小就被禁锢在茅屋里，不能升学和工作，出门必须罩上又厚又笨的“脸巾”。小小年纪的我和旧社会所有维族妇女一样像含苞未放而枯黄了的花朵，在与世隔绝的黑暗中默默度日，听从命运摆布。我只念了四年小学，14岁订婚，未婚夫托乎提·巴克是阿图什人，当时在喀什警察局工作。我15岁就结婚了。
我虽然身在黑暗中，但对未来对光明仍然有幻想。有一次通过在苏联领事馆工作的亲戚看了苏联电影，还通过同学看到几本维文版的苏联《东方真理》杂志，这点燃了我的理想。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1950年8月，中央派出的以沈钧儒为团长、萨空了等为副团长的西北访问团到了新疆。这时我丈夫巴克已经调入新疆文教委员会编译处。他被访问团秘书杨静仁看上，担任访问团翻译。两个月后访问团回京时，杨静仁说：“我们需要你们民族的有志青年在北京工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服务。”于是请示了李维汉，经批准，我们一家三口1950年11月到了北京。这时候，我汉语一句不会说，汉字一个不认识，但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党给了我有活力的生命，如同枯木逢春。
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我的汉族恩师和同事！
到了北京，1951年初，丈夫被分配在国家民委参事室工作，我在萨空了先生的关照下被送到新闻摄影局学习摄影，我是当时新闻摄影局最早的女记者，更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少数民族摄影记者。这之前，不要说摸相机，我自己连张照片都没有。
组织上千方百计要把我培养出来，我一不懂汉语二不懂摄影，你可以想象培养我有多么困难！在训练班，领导专门给我配了翻译，很多时候，老师只能用手比划着给我讲相机。虽然不懂摄影，但一摸相机我就很喜欢、很迷恋。我一心想快快学汉语、学摄影，快快参加工作。那时，我虽然才十八九岁，但已经有了孩子。我把孩子放在托儿所，白天学摄影、晚上学汉语。吴印咸的《摄影常识》我根本看不懂，回到家就让丈夫一字一句念给我听。我每天读报纸，读吴冷西报告，看不懂，硬着头皮看。
老师告诉我速度、光圈、快门。一到晚上，我就背诵这些字眼，念到“光圈”，我心里就想这是管太阳光的；念到“快门”，就想这是手最后要按的地方，一按，照片就出来了。
我几乎还是个娃娃，一张白纸，大家对我好得不得了，不但没有人轻视我，反而在各方面帮助我。每次分配采访任务，同事都会翻过来倒过去给我讲解：采访对象是什么人，采访的重大意义、主题是什么，站在什么位置、怎么拍……不厌其烦。回来后每次还帮我总结，指出照片的好和不足，帮我克服不主动和胆怯的心理。当时各种集会很多，同事就帮我分析：每次都要拍摄会议上发言的人，但欢迎会、一般会议和支持和平、伸张正义或抗议帝国主义罪行的集会的本质是不同的，如果搞不清楚，拍出来的照片一定会失败。
我来摄影局不久，牛畏予来了，我和她住在一间屋子里。老记者带我出去采访，我看他们的样子，他们拍什么我就拍什么。轮到我单独出去采访时，我就问牛畏予拍什么场面、从什么角度拍，按她说的拍回来，她没说的，我就不拍。有时我觉得没有完成好任务，情绪低落，牛畏予就鼓励我说：“你光难过不行！要找出失败的原因，找到毛病，下次拍照时就可以改正了！”我一直记得她对我的帮助。我直到现在还认为：牛畏予是我最好的姐妹。
新华社工作环境很好，我周围都是一些数年如一日忘我工作、不知疲倦的汉族同志，我被他们的工作热情感染，被他们忠诚党和社会主义的工作态度感动。我奔波在街道、学校、医院、矿井、合作社，拍摄庆典、接见、会议、游览、演出，每天都在进步，从来不觉得累。
从党帮助我提高觉悟，给我摄影技术和汉语文知识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党培养我成长，就像母亲抚育婴儿一样，费尽苦心。党是那样的伟大、那样温暖、那样无微不至。而同志们对我，也完全是亲兄弟姐妹般的情谊。我在他们中间，从来不感觉自己是外人。齐观山、袁苓、钱嗣杰、吕厚民、杜修贤、刘东鳌、邹健东等摄影局中央组的记者把我当他们的小妹妹，他们最爱和我开玩笑。你问新华社领导同事都怎么称呼我？他们喜欢叫我：“古丽、古勒、古拉、老古……”只有石少华、陈正青一直很正式地叫我“塔吉古勒同志”。
与庄学本一起采访
你看这张穿蒙古袍的照片，这是大摄影家庄学本给我照的。[庄学本（1909-1984年），中国影像人类学的先驱，纪实摄影大师。1934年至1942年间在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拍摄照片万余张，写了近百万字的调查报告、游记以及日记，为中国少数民族史留下一份可信度较高的视觉档案与调查报告。1941年举办西康影展，20万人参观。1957年庄学本被划为“右派”，1965年被开除公职清洗回乡，在上海浦东老家终止摄影生涯。“文革”期间，庄学本将私有财产包括几千张照片悉数上交。1984年去世时，悼词中“著名摄影家”的字句被要求删改。——陈小波注]
经过学习，我独立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多，而且很多重要工作也派我独自完成。1952年，中央民族访问团东北内蒙古访问团，随团记者就是我和民族画报的庄学本。那时庄学本已经是大记者了，30年代他就开始拍摄藏族和蒙古族等少数民族，还办过摄影展览。1950年开始，庄学本就随中央访问团到了四川、西康、云贵等地，这次我们一起又到了内蒙古和热河。他很随和，虽然话不多，但很幽默，常和我开玩笑，一路上还很照顾我。我拍照片就跟着他，他怎么拍我就怎么拍，他拍什么我就拍什么。我还常问他：庄学本同志，我这个角度怎么样啊？
在内蒙古的牧场、学校、幼儿园、工厂，我们跟着访问团一直采访。在锡林郭勒盟贝子庙，我们拍摄喇嘛生活，喇嘛阅读蒙文书籍、喇嘛响应“爱国生产”号召从事缝纫工作……庄学本站在什么角度拍，我也去站一站。
一天，我穿戴上了蒙古族妇女的衣裳，头上戴上她们的装饰，庄学本给我拍下了一张照片。
每一天都生活在幸福和激情当中
为了我的前途，1956年，组织上送我去中央民族学院学习两年。在旧社会，我是关在笼中的鸟儿；今天不仅把鸟儿放出来了，还要为我插上翅膀！过去不懂汉语，党的重要文件，我要等到几个月后才能看到维文版的；当我掌握了基本够用的汉语时，对我学习党的政策、政治时事和摄影技术，就非常有利了。我已经成为一个人民的记者，只有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当前中心工作任务后，行动才能跟得上。在新华社总社口字楼，每天我迈着轻快的步子上楼，一上楼梯就能看见布告栏，当我看到《人民日报》用了我的照片，心里会高兴一天。
国庆十周年，国家出版《中国》大型画册，新华社每个记者都被分配了拍摄任务，我负责拍摄文教卫生，最后入选两张。《给我拍一张》这幅照片是我最喜欢的照片：在颐和园我看到一群孩子，正在用我国第一次生产的相机互相拍照。这张照片还参加匈牙利国际影展并获了奖。还有一张是我在儿童医院拍摄的。编委吴化学见到我说：“塔吉古勒同志，祝贺你啊！《中国》画册你选上两张呢！”
我每一天都在幸福和激情当中，像在阳光雨露里。我在摄影部中央组工作，常常能见到老一辈革命家、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陈毅、邓颖超、蔡畅……还能见到很多中国科学界、文化艺术界杰出的人物。我长得一副典型的维吾尔族姑娘的脸庞，头发金黄，第一次见毛主席，我向前问候：“主席您好！”毛主席问我：“你是塔斯社的记者？”我忙说：“不，主席，我是新华社记者，我是新疆维吾尔族的。”周恩来总理经常向外宾自豪地介绍说：“看，这是我们的维吾尔族记者！”每次周总理、陈毅、彭真等领导接见外宾，他们一般不和其他记者握手，却会过来和我握手，他们很尊重我。有次宴会，周总理关切地问：“给小塔准备清真餐了吗？”这话让我感到很温暖。
刚解放不久，陈毅老总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但他身上还带着战争时代的豪爽劲儿，不拘小节，大大咧咧的。他会见外宾时，仰坐沙发上，四肢放松，几乎就要把身子陷在沙发里，既不美观，也不好拍照。吕厚民、杜修贤等记者想提醒他，又不敢，就动员我去，还一字一句教我怎么和陈老总说。一天，我走上前说：“陈老总，我要拍您啊，请您把身体挺起来，不要靠着沙发。外宾来了也别靠啊！”陈老总乐呵呵地说：“哦，是吗？以后注意，以后注意。”他接受了我们的建议，以后再也没见他把身体陷在沙发里的样子了。后来陈毅副总理和我熟悉了，他几次在绒线胡同吃川菜都叫我一起。
还有一次彭真市长五一检查，我跟他上了天安门城楼，天色晚了，彭真同志专门用车把我送到和平里家里。那时新华社没有车送，我们都要自己找交通工具。
组织上1954年和1955年两次派我回新疆采访。1955年，我到新疆采访新疆自治区成立，很多时候在街上、广场拍摄集会、游行，我跑前跑后，不停按动快门，不止一次听到维族老乡们亲切骄傲地指着我说：“你看！这是我们的维族女记者！”听到这话我真想和他们说：“我有今天，你们不知道党和组织在我身上花了多少心血啊！”我在喀什街上拍照片，我的妈妈、姐妹就在游行队伍中，看到我就喊我的名字，为我骄傲。我自己也很骄傲，又有谁能想到：几年前我还是她们其中的一员。
在北京，我什么福都享了；回新疆，我什么罪都受了
我丈夫巴克是解放后第一代少数民族职业翻译家。年轻时他就翻译了《论联合政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毛泽东、刘少奇的著作。1953年，他参加了北京民族出版社的筹建工作，成为该社维文编辑部的创建人之一。青年时代，巴克偶然读到鲁迅，就被‘鲁迅魂’迷住了。从此开始翻译鲁迅作品。就在《呐喊》、《彷徨》刚翻译完正待出版时，1957年，一夜之间巴克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1960年被捕入狱。1962年他被宣布无罪释放，出狱后，他被遣返回新疆。
开始，新华社不放我。石少华和我谈话：“你在家里与‘敌人’一起生活，有些东西回去不要说出来，不要泄密，我们相信你，你要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我坚持工作，更加努力也更加小心，心里其实特别难受。后来渐渐感到自己也被“控制使用”，我打消了和丈夫“划清界限”的念头，决定回到新疆，回到丈夫孩子身边。
1962年，我交出相机，离开工作了11年的新华社。我离开的时候哭得啊，心里实在舍不得啊。
回到新疆，我被安排在《新疆日报》工作。但十几年中，我几乎没能再拍什么东西。我在“黑帮队”一呆很多年，被安排看门、帮厨、扫地、种花。巴克戴着右派“帽子”，每月只有十元的生活费，一家五口人全靠我的微薄工资维持。在北京，我什么福都享了；回新疆，我什么罪都受了。（塔吉古勒眼泪又流下来了，老伴巴克红着眼圈说：“都是我把你连累了！”）。当然，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很多人都逃不脱。
在北京的11年是我的天堂一样的日子。离开了像亲人一样待我的同事，回到新疆我什么朋友也没有。回来以后我后悔啊，后悔了几十年！
我在摄影部工作时期的纪念照一张都舍不得扔。我把它当宝贝。你看这是袁苓、牛畏予、钱嗣杰手把手教我摄影的照片，还有我和侯波、牛畏予、郑小箴、陈娟美、黎枫、刘东鳌、吕厚民、邹健东、徐佑珠、邓力耕、雪印等的合影，还有我站在中央新闻摄影局门口和新华社门口的照片。这么小的照片我走到哪都带着，一直小心珍藏。我常常拿出来看，靠它们来回忆我20岁到30岁时候美好的工作和生活。看照片的时候我会流泪，那些美好的日子想起来那么长，又那么短。
我这五十年默默忍受、相夫教子，很多人早已忘了我曾是新华社记者
巴克虽然回到了新疆，但“右派”的帽子一戴就是22年。在新疆，巴克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翻译鲁迅著作。在他内衣口袋的上方，一直别着一枚鲁迅头像纪念章。在他的口袋里，装着用浆糊糊成的两个小本，一个本子上面写着鲁迅的格言警句；另一个本子记下自己在翻译中遇到的问题，随时向汉族同事请教。
我们一家五口挤住在由煤室改建的14平米的房子里。巴克这时遭到了更大的迫害，挨批斗、陪斗，还被拉出去游街示众。家被抄了，《鲁迅全集》和翻译手稿被抄走，这时一位汉族朋友又送来一套《鲁迅全集》，巴克就用膝盖当桌子，弯腰弓背、见缝插针地翻译。翻译文稿没有地方放，有的就压在煤块或者木头底下，或者藏在屋外的杂物堆里。有一天他上完夜班回家，看到小女儿祖菲娅正在用一把纸引火点炉子，一看，原来引燃的正是他的译稿，他冲上去重重打了女儿一个耳光，我和女儿的哭声连成了一片，巴克也伏在桌子上痛哭起来……
有一次，刚刚挨过批斗的巴克回到家，脸上还有用墨汁划的叉，看上去非常伤心。我尽力安慰他：“你不知道吗？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你所崇拜的历史学家翦伯赞也没有逃脱厄运呢。”我劝他不要再翻译了，到此为止吧，“你不怕惹麻烦，我们怕啊！”巴克转过身跑到风雪天里，爬上红山顶。他为自己没能带给家人安宁和幸福而愧疚万分，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和孩子冲上去紧紧拉住了他……
1973年春，巴克翻译的手稿遗失、被烧毁和落入某些“文盲”的手中，他为此感到无比痛苦和伤心。这时候，我在一个场合遇见了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人的赛福鼎·艾则孜。他问我：“塔吉古勒，你们生活得怎么样？”我泪水夺眶而出，向老领导诉说了一切。赛福鼎很快向新疆人民出版社社长作了书面批示，要求组织有关人员（对巴克的手稿）进行整理、编辑出版。197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巴克翻译的《阿Q正传》，1977年又出版了《朝花夕拾》。迄今为止，巴克相继出版了几十万字的《鲁迅杂文书信选》、8卷本的《鲁迅文集》维吾尔文译本以及15个维文单行本。
1979年1月，北京为我丈夫纠正了右派一案，他重新回到了人民的中间！当他在平反书上签字的时候，因激动过度，晕了过去。我为丈夫平反举行了一个家宴，巴克捧着那一摞摞翻译手稿，泪流满面……那一年，巴克被调回北京工作，我也可以回新华社了。但是我已经不愿意回去了，和巴克商量后，我们一家留在了新疆。
我丈夫一生坎坷、不幸，是鲁迅的精神激励他走到了今天。1985年，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第一个鲁迅研究学会在新疆成立，巴克担任了会长。全国鲁迅研究会秘书长袁良骏曾撰文：“如果要给鲁迅研究和翻译工作者颁发奖章，我要先投托乎提·巴克一票。”2006年6月初，乌鲁木齐赛达尔宴会厅300人的大厅座无虚席，自治区文联召开了“托乎提·巴克翻译作品研讨会”，很多人发言肯定了巴克60多年来的翻译成果，肯定他为丰富维吾尔族人民的精神生活、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我带着儿孙，全家30多人到场，我们全家再一次紧紧拥抱在一起。
我这五十年默默无闻，很多人早已忘记了我曾是新华社摄影记者，只把我看成托乎提·巴克的家属。但是我心里一直说：我不是家属，我还是塔吉古勒同志！
今天，巴克还在继续他的翻译事业，只是人渐渐老了，干不动了。我的三个孩子，儿子安瓦尔是新疆艺术学院文艺理论教授，他还是一个舞蹈家；大女儿阿丽娅是乌鲁木齐市三中高级教师；小女儿祖菲娅是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儿科主任、主治医生。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都非常爱戴饱经沧桑的父母。我们还六个孙子、孙女，好几个读了大学。现在我们已经有重孙了。
你们从北京来，拿了这么多我的老照片让我签字，我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在电话里告诉我的儿女，忍不住哭了。女儿说：“妈妈！这么多年，几乎没人知道你在新华社当过记者，而且是新中国第一个维吾尔族记者。今天你应该高兴啊！说明新华社没有忘记你。你的劳动（成果）新华社还存着呢！”
新华社为我们做了伟大的工作，把我60年以前的照片找出来，放得这么好看，还要签字留下来，我和我的子孙后代都忘不了。
附一：
你还记得塔吉古勒吗？
陈小波/文
采访过程中，塔吉古勒不停问到她认识的新华社老记者、老编辑。我帮她拨通了几个电话。先接通的是吕厚民先生的电话。“吕厚民啊，我是塔吉古勒啊！”“谁？塔吉古勒？！”吕厚民在电话那头大叫起来。紧接着，两位老人在电话中抽泣得说不出话来。
接着是牛畏予老师的。“牛畏予！我是塔吉古勒啊！我们认识半个多世纪啦！你是我最早的老师，你记不记得巴克被打成右派住监狱，你带我到你家吃饭？我们的孩子也是亲兄弟姐妹啊……”牛畏予老师耳朵不好，她的女儿接过电话继续听，塔吉古勒流泪倾诉的镜头被我们拍摄了下来。
50年过去，塔吉古勒几乎记得摄影部和她共事过的每一个人。如今，石少华、陈正青、齐观山、吴化学、邹健东、刘东鳌、郑小箴都已过世。那些还健在的老人家还记得这个维族姐妹吗？我接通了一些老摄影家的电话，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还记得塔吉古勒吗？”
袁苓（时任摄影部中央组副组长）：塔吉古勒！怎么不记得呢？新闻摄影局刚成立，萨空了指示石少华，石少华又指示我们：培养维族姑娘塔吉古勒做摄影记者，要重视这事。那我们怎么帮塔吉古勒学摄影呢？就是慢慢说、反复说、耐心说，她基本上一教就会，但过两天就又忘了。她就又问，我们就又说。她可好学呢！不懂老问，问得人有时候都心烦，但我偷偷告诉自己：不能心烦。说不通就带她出去实地采访，其他单位的摄影者看到塔吉古勒就开玩笑：”呦！这么漂亮年轻的少数民族记者啊!”
虽然是时代原因让她离开新华社，但我们也对不起塔吉古勒啊！
塔吉古勒的丈夫巴克我也认识，那时候巴克就是很有地位的人啦。
牛畏予（时任摄影部中央组记者）：我1951年从《华北画报》转业到新闻摄影局，塔吉古勒已经在那里了。我们语言不通，但彼此很对脾气。我常常和她一起外出采访，但很多具体细节都忘记啦。塔吉古勒和巴克夫妇对人热情，那时赛福鼎夫人喜欢吃塔吉古勒做的手抓饭，她每次会多做一些，让我们去她家里品尝。我的女儿和她的女儿阿丽娅一起上（新华社）皇亭子幼儿园，玩得很好。我去过两次新疆，第一次没有去看她，第二次看到她，还是到家里吃手抓饭。老姐妹，你好吗？我想念你啊！
钱嗣杰（时任摄影部中央组记者）：当时派我带塔吉古勒。她讲的汉语不流利，但我能听得懂，我带她一起采访，很多稿件一起完成，说明我还要帮她写。
塔吉古勒脾气好，很细心，好学，同志间关系好。当时她一个女记者、维族同志，但从来不会搞特殊。她热爱新闻摄影，有灵气。塔吉古勒离开新华社太早了，很可惜，不然她肯定能成为一个很出色的记者。
吕厚民（时任摄影部中央组记者）：塔吉古勒工作可勤奋呢！学会技术后，她可愿意在拍摄上创新呢。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性格和气，和汉族记者相处和睦，从来没有因为工作关系和其他人不高兴过。我们已经几十年不见喽，想念她啊！
丁补天（时任摄影部编辑）：50年代在石碑胡同22号工作时，我们女同志不多，但是有两位女记者特别引人注目，一位当时还是德国藉的妇女叶华（老革命肖三的夫人），她接受任务后自由采访，平时不坐班；另一位就是新疆维吾尔女青年塔吉古勒，她美丽善良和蔼大方，和我们女同胞相处很亲近，虽然不在一个组工作，但看到她每天进进出出，跟着带她采访的记者外出，总是一脸愉快的神情、非常和谐。我当时的想法是：我们的领导（萨空了局长和摄影处石少华、陈正青处长）敢把外国妇女和少数民族妇女请进来当摄影记者，很棒！60年过去了，我至今仍认为：建国之初就大胆培养少数民族女记者、敢于使用可靠而又有专长的外籍妇女，是新闻摄影局和初建的新华社摄影部的光荣史。
1964年我老伴陈勃到新疆出差时，还特地嘱他代表我们这些老同事去看望了她，在她家受到了亲切又隆重的接待。
陈娟美（时任摄影部中央组记者）：我1960年到中央组的时候，组里已经有三个女记者：郑小箴、塔吉古勒、牛畏予。她们都是老记者了，受人尊重。组织上很信任塔吉古勒，常有重要的采访派她去。她总是胸有成竹地去采访，任务完成得很好。塔吉古勒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她年纪很轻，但因为结婚早、生孩子早，显得很成熟，我们闲了会在一起聊天，我现在还记得她点一支烟、笑眯眯地坐在那里的样子。我们成天在一起，熟了，就“塔吉古、塔吉古”地叫她……
徐佑珠（时任摄影部中央组编辑）：50年代末，我到中央新闻组工作时，塔吉古勒已是一位老记者，在我心目中，她除了是维吾尔族，说话腔调有点特别、长相很漂亮而外，工作上并没有需要格外关照的地方。她性格开朗随和，总是笑嘻嘻的。我们有时故意用汉语谐音叫她的名字，大声地喊“叽里咕噜！”她也大声地答应，然后大家笑成一团。没几年，她忽然回新疆去了，现在才知道原因。小波问我，还记得塔吉古勒吗？我立刻回答：当然，她留给我的印象至今是鲜活而美好的。
许必华（时任摄影部记者、编辑）：我当然记得她！塔吉古勒应该是新闻局的最早的女摄影师吧。我50年代末从江苏调来时，她已经是挺有影响的一个摄影记者了。塔吉古勒名字的前边有“新华社记者”几个字，就会引起大家重视，何况她拍摄的还是中央新闻。可惜这个好传统后来没有延续下去。我们新华社应该更多地培养民族记者的。
附二：
被遗忘的女人
米丽班·买买提明/文
2006年6月13日，在新疆《文学译丛》杂志社为著名维吾尔族翻译家托乎提·巴克先生举办的维吾尔文《鲁迅文集》作品讨论会上，来自四面八方的贺电、鲜花和祝福顿时让现场变得热闹非凡。他的同仁、学生们都以各种方式祝贺他的成就，有的念诗、有的送字画，有的还纷纷跟他合影。托乎提·巴克先生激动得流下眼泪。整个会场的人都在为他一个人祝福，托乎提·巴克先生也好像是因为很激动的缘故，始终未提到她的名字，也就是会场所有的人忘却了很重要的一个人——一生支持托乎提·巴克先生的工作，为了使他全神贯注地从事翻译、写作事业而牺牲自己事业的妻子——昔日曾经辉煌的新中国第一代新华社女摄影记者塔吉古勒。
塔吉古勒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她在场，可是没人提起她，亲朋好友都纷纷跟托乎提·巴克先生合影，可没有她的身影，连托乎提·巴克也未提起她。她心里百般地痛苦、失落。整整60多年，多少岁月、风风雨雨，是她跟托乎提·巴克同甘共苦：接二连三的政治风暴、建国后的两次监狱生涯、艰难的生活条件也未动摇过她的意志，在托乎提·巴克先生坐牢、劳动改造、被“控制使用”的那些日子里，她承担起家里的所有负担，为三个孩子做爹做娘，把他们培养成有用之材。可是在这种场合里却被遗忘。她不需要鲜花、也不需要更多的贺词，只希望托乎提·巴克能够说一两句，跟她合影、跟他携手分享此时的幸福和快乐，可她的这个小小要求也没有被满足，甚至成了一名“局外人”。
被誉为“第一代维吾尔族女摄影记者”的塔吉古勒，是上世纪50年代新华社摄影部中央组的摄影记者。在她的照相机里，曾无数次地记录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伟大形象和重要外事活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日报》等主要报纸上，在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新闻图片说明中，经常可以看到塔吉古勒的署名。1962年，爱人托乎提·巴克出狱后，塔吉古勒被迫离开新华社的工作，跟丈夫一起回到了新疆，并在《新疆日报》社工作。回到新疆没多久，托乎提·巴克先生被“控制使用”，给予最低的生活费，塔吉古勒也备受牵连，相机被夺走，她当了清洁工、照看传达室，还在排字房劳动过。当时，排字、排版设备很落后，排字房劳动是整个报社最艰难的苦活儿。她因长期在排字房劳动，手指中毒，变得畸形，还不时挨批斗、写检查。最让塔吉古勒难受的是，周围的同事、朋友、熟人都跟她划清界限，她和子女们备受歧视、排斥。有一次，单位给员工发放葡萄，女儿阿丽亚也跟着其他人一起排队，轮到她时，发放葡萄的人粗鲁地对她说：“反革命家属不能领葡萄。”没完没了的批斗、改造、超负荷的体力劳动、贫困的生活再加上自己离开了心爱的工作，塔吉古勒的身体很快就变得脆弱多病。但她拒绝了跟托乎提·巴克划清界限、离婚，她甚至放弃了移民到乌兹别克斯坦的机会。
“文革”结束后，托乎提·巴克先生继续从事自己的翻译事业，而塔吉古勒已经找不到当时在新华社当摄影记者时的感觉，很快就退休了。正要干事业的美好时光却被批斗、劳动改造、贫穷的生活耽搁，这时的她已经是体弱多病、无精打采，对事业、生活失去了信心。当她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自己特别后悔当时回到新疆，假如留在北京，就不会失去心爱的职业，不会遭受那么多的痛苦。退休后她一心协助巴克的工作，给他创造安静舒适的工作环境。小到买菜买米，大到孩子们的婚事、家事都自己操心，从不让爱人分心。老先生在家里除了吃饭、睡觉、从事写作，其他的一概不插手。直到现在，托乎提·巴克先生都不会买东西、更不会讨价还价。有时让他买菜买米，他算都不算就给钱……现在孩子们长大了，孙子孙女、重孙子都长大了，应该是老人享子女们的福、安度晚年的时候了，可是托乎提·巴克先生却未停止笔耕，塔吉古勒的负担丝毫未减轻，她每天照例准备丰盛的饭菜，处理繁琐的家务事，还常常提出一些有关他写作的建议，成为托乎提·巴克先生的得力助手，左右“使唤”。可是她一个人静下来时，经常拿出一些昔日的作品默默地掉眼泪。“像今天这样满堂喝彩、布满鲜花、充满喜气的日子里，多么希望他能够牵着我的手，来到在场宾客面前，跟大家一起分享此时的喜庆啊。”她心里想。
（2006年刊登于《新疆经济报》，有删节）
采访手记
50年了，塔吉古勒似乎退到了阳光不能及的地方。五月，我在乌鲁木齐一个街道拐角处见到她的时候，老妇人被正午的阳光刺眯了眼。
如果不做“新华典藏”，塔吉古勒的名字和她的作品恐怕永远沉睡在中国照片档案馆里并湮灭在历史中了。有一天，当我寻找小提琴家马思聪的照片时，看到摄影者的名字：塔吉古勒。我马上打电话给新疆分社的老记者武纯展询问，他说：“塔吉古勒啊？她好着呢！快来吧！”
我们带着选出来的十幅塔吉古勒在50年代拍摄的作品来到她家，我看到她灿烂笑容更看到她无尽的泪水。我决定写塔吉古勒的口述。
在新疆大翻译家巴克家中，我听着巴克和塔吉古勒的故事，两人的命运，挤压在狭小的空间，几十年的光阴足以让真相漫漶不清，所有的故事都变成了残垣断瓦……
50年代，不到20岁的塔吉古勒在遥远的新疆获得救赎与大爱，新华社得到了她；60年代，塔吉古勒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戛然失去理想和机会，新华社也失去了她。从此她回到新疆，低调生存，很少有人再会问起她的北京新华社经历。
“比起空间，时间的流放，更为无情。”时间过去太远，很多叙述已经无法完整，但那些关乎自己命运的人和事，塔吉古勒记得清清楚楚。即便离开了新华社，她靠着沉沉的回忆和几幅与昔日同事的合影，一次次做着心灵往返，抵达她内心的宣武门西大街57号（新华社总社所在地）。
为了让老摄影者不要带走更多的秘密，为了许多史实不要成为永久的秘密，我们在做“新华典藏”、“口述新华”，就是希望“在大的历史语境里，多出现一些人的影子”。
陈小波
2011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