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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末以来儒学纪纲松弛，加上魏晋时期社会动乱，人们思想既有汉时印记又发生了变化。重视个体感性生命的社会思潮，玄学虚无的辩论以及对功业的渴望都深刻反映到文学作品中。生于这一时期的陶渊明必定会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其《形影神》组诗展现出陶渊明在出世和归耕田园的处世方式之外找到了“委乘运化”的方式，在归耕的同时也自砺道德，既安时处顺又任情自适。
关键词：《形影神》；陶渊明；处世方式
一
钟嵘在《诗品》中称陶渊明是“古今隐逸之宗”。“隐逸人格在本质上必然体现为对理想社会和理想生活状态的追求，隐逸文化的精义也就在于以文化理想来批判现实，否弃现实，抗衡现实和校正现实。”①陶渊明并没有忘却对现实的关注，淡忘事世，因此他所写的诗歌才带着对社会、人生的感叹。而他对岁月易逝感到无奈、伤痛并非惧死则是建功立业未遂引起的，因此他要努力把握现实，积极进取，而不是在道虚无缥缈的世界里体味人生。他在《影答神》中言：“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生命如白驹过隙“影”用“立善遗爱”来反对“形”消遣时光的态度。
二
“影”是陶渊明求善扬名的儒家思想的化身，那么“形”则代表陶渊明另一宗处世态度——自得其乐，试着看其《形赠影》“天长地步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在适见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洏。我无腾化术，尔必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面对人最终会“托体同山阿”这一问题，“形”采取饮酒——自得其乐的方式来处理。当他面对违反自己性情的事用回避的方式保持自己的本性，辞官归田，乞求以退求得自适怡情。试想把农耕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方式，在躬耕中找到自适。陶渊明有种“自然”的思想，在这种自然思想的指导下他离开了黑暗的官场。前面提到“形”代表陶渊明自得其乐的处事方式，那么如何得乐呢？那就是走自己的价值之路。“宁困穷以济世，不委曲而累己。”②因此他放弃了建功立业，从实现自我价值转向个人情志的满足。陶渊明在田园归隐中展现出生命本真状态，在躬耕中找到了真的我。在《归去来兮辞》中说：“质性自然，非娇丽所得。”在战伐不断、人心奇诡的政坛有了觉今是而昨非之感，回到田园就像久在樊笼的鸟回归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胜豆苗稀。晨兴理慌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田园生活不仅使他解决温饱问题，还从田园中获得自我的实现，此时于田中躬耕是他不能在仕途上实现自我的一种转移。陶渊明的劳作也是他获得自由的一种方式。
三
官场上的那套是他所摒弃的，而田园生活又不能完全消除他建工立业的愿望。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隐者多是带有性负气之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又好名。”③陶渊明回归田园生活后既想以功业实现自我价值的思想又企慕自由的生活，“形”和“影”代表两种处世态度，这两种处世态度时常交战，心生痛苦让他有了解脱的欲望，寻求一种能让他暂时忘却痛苦和悲哀的良药。如何超越苦难世界和越过生死大关这个问题正由于并不能在物质世界中现实地实现，于是落在某种精神——人格理想追求上。于是他有了一种新的处世方式——任自然。看其《神释》“大钧无私力，万物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善恶同，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能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俱？立善常所欲，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身，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作者在这里将自己所经历的和肯定过的并在前面所采用的两种处世态度一起否定了，陶渊明意识到饮酒伤身，立善无益，都不是正确的处世态度。人生的最高境界仍在于保持内心的宁静，用委运任化的态度处世，作者在经历长期苦闷后，终于获取新方式来对待生活。陶渊明认为天道不受人支配，人只能顺从“天道”也就是“自然”。自然无可改，顺应自然是一种明智之举，身处乱世不被异化的一种方式。用“形”、“神”的处事态度来面对实际人产生困惑苦恼时，“神”的这种方式可以解其惑，获得一种不喜不惧的宁静。
注释：
①冷金成.《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②袁行霈.《陶渊明诗文笺注》北京：中华书局
③朱熹.《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
參考文献：
[1]古典文学资料汇编·陶渊明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袁行霈.陶渊明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
[3]冷金成.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关键词：《形影神》；陶渊明；处世方式
一
钟嵘在《诗品》中称陶渊明是“古今隐逸之宗”。“隐逸人格在本质上必然体现为对理想社会和理想生活状态的追求，隐逸文化的精义也就在于以文化理想来批判现实，否弃现实，抗衡现实和校正现实。”①陶渊明并没有忘却对现实的关注，淡忘事世，因此他所写的诗歌才带着对社会、人生的感叹。而他对岁月易逝感到无奈、伤痛并非惧死则是建功立业未遂引起的，因此他要努力把握现实，积极进取，而不是在道虚无缥缈的世界里体味人生。他在《影答神》中言：“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生命如白驹过隙“影”用“立善遗爱”来反对“形”消遣时光的态度。
二
“影”是陶渊明求善扬名的儒家思想的化身，那么“形”则代表陶渊明另一宗处世态度——自得其乐，试着看其《形赠影》“天长地步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在适见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洏。我无腾化术，尔必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面对人最终会“托体同山阿”这一问题，“形”采取饮酒——自得其乐的方式来处理。当他面对违反自己性情的事用回避的方式保持自己的本性，辞官归田，乞求以退求得自适怡情。试想把农耕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方式，在躬耕中找到自适。陶渊明有种“自然”的思想，在这种自然思想的指导下他离开了黑暗的官场。前面提到“形”代表陶渊明自得其乐的处事方式，那么如何得乐呢？那就是走自己的价值之路。“宁困穷以济世，不委曲而累己。”②因此他放弃了建功立业，从实现自我价值转向个人情志的满足。陶渊明在田园归隐中展现出生命本真状态，在躬耕中找到了真的我。在《归去来兮辞》中说：“质性自然，非娇丽所得。”在战伐不断、人心奇诡的政坛有了觉今是而昨非之感，回到田园就像久在樊笼的鸟回归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胜豆苗稀。晨兴理慌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田园生活不仅使他解决温饱问题，还从田园中获得自我的实现，此时于田中躬耕是他不能在仕途上实现自我的一种转移。陶渊明的劳作也是他获得自由的一种方式。
三
官场上的那套是他所摒弃的，而田园生活又不能完全消除他建工立业的愿望。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隐者多是带有性负气之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又好名。”③陶渊明回归田园生活后既想以功业实现自我价值的思想又企慕自由的生活，“形”和“影”代表两种处世态度，这两种处世态度时常交战，心生痛苦让他有了解脱的欲望，寻求一种能让他暂时忘却痛苦和悲哀的良药。如何超越苦难世界和越过生死大关这个问题正由于并不能在物质世界中现实地实现，于是落在某种精神——人格理想追求上。于是他有了一种新的处世方式——任自然。看其《神释》“大钧无私力，万物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善恶同，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能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俱？立善常所欲，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身，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作者在这里将自己所经历的和肯定过的并在前面所采用的两种处世态度一起否定了，陶渊明意识到饮酒伤身，立善无益，都不是正确的处世态度。人生的最高境界仍在于保持内心的宁静，用委运任化的态度处世，作者在经历长期苦闷后，终于获取新方式来对待生活。陶渊明认为天道不受人支配，人只能顺从“天道”也就是“自然”。自然无可改，顺应自然是一种明智之举，身处乱世不被异化的一种方式。用“形”、“神”的处事态度来面对实际人产生困惑苦恼时，“神”的这种方式可以解其惑，获得一种不喜不惧的宁静。
注释：
①冷金成.《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②袁行霈.《陶渊明诗文笺注》北京：中华书局
③朱熹.《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
參考文献：
[1]古典文学资料汇编·陶渊明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袁行霈.陶渊明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
[3]冷金成.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