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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辨性阅读对文本细读具有重要意义。细读深读，找出文本存在的矛盾，抓住矛盾思辨、挖掘，并对作者的创作心理、人生遭际等进行比较还原，有利于深入解读文本内容，发掘文本深层意蕴，寻绎文本潜在的文学和文化价值。《方山子传》一文存在多处矛盾，从这些矛盾切入，与文本、作者及其交游情况进行多元对话，联系苏轼被贬黄州时的处境、遭遇和心路历程，分析还原其写作时的心理状况和思想情感，更深刻更准确地解构文本意涵。
关键词 思辨性阅读;《方山子传》;文本细读
思辨性阅读是细读文本的有效路径。思辨，顾名思义，就是思考辨析。指运用逻辑性思维，借助概念对事物进行分析、判断、推理等一系列的思维和辨析活动。思辨性阅读强调运用思辨能力对文本进行解读，“思辨性阅读是指在批判性思维指导下进行的文本阅读。批判性思维是一种以逻辑思维为基础的、反思性的思维策略，在阅读中它体现为解释与分析、质疑与推理、比较与评估等思维流程。”[1]要想开展思辨性阅读，就必须怀着深读的目的，带着批判的眼光深读文本，对文本大胆质疑，深入求证，直达事物的本质，从语言、思维、文化等多方面进行建构。正如黄厚江老师所说，“多层次地开发文本的解读空间，为学生打开一扇扇解读的窗，让他们在阅读中充分感受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深入理解文本内容的丰富， 同时又将文言、文章、文化，乃至文学都融合在文本的解读中间。”[2]
笔者以为，细读文本要用一种刻刀般的眼光，由细读语句而深入文章脉理，然后体会作者情感，再由作者情感寻绎文章哲思，也就是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所说的“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发现文本中存在的矛盾，并对这些矛盾进行逻辑分析，判断这些矛盾是文本真正存在的疏漏，抑或作者的匠心所在，推究矛盾背后的深层原因。
在分析文本矛盾方面，孙绍振先生提出了比较还原理论，“把未经作者加工的原生的现象想象出来和作者艺术加工过的作品加以比较。” [3]研读者在细读文本时通过想象，联系写作背景、作者当时的生活状况及思想情感等，将作品的原生状态还原出来，与文本呈现的艺术形象进行比较，找到矛盾，从矛盾入手深入解读文本。
《方山子传》是经典名篇，属于文人创作的传记散文。笔者运用思辨方法和比较还原理论，对其进行梳理质疑、细读寻绎，共发现了三处矛盾。这三处矛盾从不同方面关联传主方山子的生活、情感、性格和追求，是深读文本、理解情感、分析形象和把握主旨的最佳切入角度。从这些角度入手，联系作者的生平经历、时代背景、人生遭际、相关作品等，深入、客观地解读文本，探寻文本的深层意蕴，获得与常规理解不同的新认知。细读中运用批判性思维，对前人的观点做出客观理性的分析。
一、矛盾之一：入世与出世
文章第一段写方山子年少时崇尚游侠，进入壮年后想要通过读书“驰骋当世”，建功立业。然而由于“终不遇”，未能实现政治抱负，晚年到光州、黄州之间的岐亭过起了隐遁生活。那么，这里就有了一对矛盾：入世和出世。
对于方山子的“不遇”，文章一笔带过，没有详细交代。如果说崇尚游侠是年少轻狂的话，那么进入壮年的陈慥立志读书求取功名，应该是理性的选择。宋代重文轻武，实行文官政治，读书成了最好的入世方式。因此方山子要想“驰骋当世”，就要“折节读书”，在科场上求取功名。然而无论苏轼的《方山子传》、洪迈的《容斋随笔·陈季常》，还是《宋史》等相关资料，均无法找到陈慥获取功名的依据。从另一方面说，陈慥作为官宦子弟，在宋代恩荫制度盛行的情况下，应该有很多做官的机会，但仕途这条路对他来说似乎是不通达的。这应该与他的思想根基和处世方式有很大关系。加之早年以崇尚游侠而闻名，而且追随者颇多，恐怕很难融进士大夫阶层。因而最后只能淡出仕途，走向归隐。
杨慎《三苏文范》认为，方山子少年崇侠，“后隐光、黄间零落”，是他生活潦倒，逼不得已;苏轼在《方山子传》中说他是“弃富贵而甘萧索，为有自得”，实在是一种“回护”、偏袒。笔者认为，杨慎的观点未免有失偏颇，“生活潦倒”之说难以服人。方山子晚年选择归隐，除了“不遇”的客观因素以外，更多的是出于主观原因。少时随任府尹的父亲陈公弼在凤翔，仰慕古代大侠朱家、郭解，“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乡间的尚侠之人都以他为宗。这段经历对他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这就为他晚年的隐居埋下了伏笔。这种放纵自我、任性挥霍的性格，是根本不适合官场生态的，这一点陈慥心里比谁都清楚。不愿委屈自我的桀骜，不会曲意逢迎的率直，必然帶来“不遇”的结局。晚年看淡功名利禄，放弃名缰利锁，走向山林隐遁，这是陈慥心灵的选择，因而文中说其本人“有得”，“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表面看“异”，实则是理固宜然。
《全宋词》收录了陈慥唯一的一首词《无愁可解·光景百年》，词中“生来不识愁味”“万事从来风过耳”“欢游胜如名利”等句子，足以说明陈慥的心态。看淡名利，看淡得失，归隐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方山子传》中苏轼讲述自己被贬的遭遇后，方山子先是俯身不作回答，接着仰首大笑，正是他看淡名利心态的写照。在他眼里，功名利禄如过眼云烟，还不如隐居“欢游”，享受自由和快乐。
二、矛盾之二：精悍与归隐
苏轼被贬黄州，巧遇陈慥。发现他眉宇间“精悍”尚在，于是产生疑惑：陈慥是否是真的过起了隐遁生活？这便有了第二对矛盾：精悍与归隐。这对矛盾产生于苏轼内心，不妨采用比较还原法来进行分析。
1.似疑实赞
苏家与陈家，可谓世交。陈父公弼与苏父明允交情深厚，陈公弼曾言，“吾视苏明允，犹子也;苏轼，犹孙子也。”陈公弼在凤翔府任职时，陈慥随行，便与苏轼相识相熟，交契投合。《方山子传》中苏轼追忆十九年前陈慥“使酒好剑”、挥金如土的情形，特别是“怒马独出，一发得之”的壮举，使陈慥的豪侠形象跃然纸上，而且进一步交代陈慥也以“豪士”自居。然而，十九年的岁月，却将陈慥建功立业的壮志消磨殆尽，于是携家带口，“遁于光、黄间”。 深层分析陈慥的归隐，如前所述有其内在和外在原因。甘愿归隐与不得不隐，两者似乎矛盾又相互统一。对于陈慥归隐的原因，苏轼应该是心知肚明，之所以发出“而岂山中之人哉”的感慨，原因即在于其对陈慥的退隐感到惋惜：如此意气风发的豪侠之人，怎么就归隐山林了呢？这其中也隐含着对陈慥想隐即隐之洒脱的羡慕和赞美。“精悍”仍在，豪气尚存，却弃世而隐，毫无牵挛，这本身就是一种侠士之风。
2.弦外之音
方山子“精悍”尚在而归隐山林，苏轼满腹济世之才、胸怀匡世之志却被贬黄州，其背后有着共同的原因，那就是“不遇”。苏轼“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借方山子的境遇，写自己的人生遭际。
苏轼爱民惠民，多次上奏章为民请命，减免百姓赋税，为百姓利益鼓与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每一职任上都采取了诸多惠民措施，深得百姓爱戴。如元丰八年上《乞罢登莱榷盐状》，直陈榷盐制度给登、莱二州带来的种种弊端，“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请求朝廷罢登、莱两州榷盐。[4]767再如，元祐四年十一月上《乞赈济浙西七州状》，详述浙西七州因水旱等自然灾害导致的饥荒情况，请求朝廷赈济，“伏望仁圣哀怜，早行赈恤。”[4]849这样的奏章在《苏轼文集》的“奏议”部分随处可见，其体恤百姓之诚，为民请命之切，充溢在字里行间。
然而，对新法危及百姓利益的讽刺，却使苏轼在“乌台诗案”中差点丢掉性命。后神宗开恩，苏轼被贬黄州，虽然保住了性命，却从仕途的云端跌落尘埃，做了一个无签判权的闲散小官。尽管无此，他内心的济世安民之志依然未泯，这与方山子眉宇间的“精悍”极为相似。因此，“而岂山中之人哉”之问，表面上为方山子感慨，实则是对自己政治失意的心灵追问和慨叹。自己虽贬谪蛮荒，但心中的求进之志仍在，依然企盼为朝廷尽责，为苍生立命。
三、矛盾之三：富贵与清贫
陈慥父亲与三个哥哥在朝为官，家世显赫，“田宅壮丽”，“岁得帛千匹”，家里的财富可与公侯比肩。然而，他却放弃富贵，“庵居蔬食”，“徒步往来山中”，过起了清贫的隐士生活。这就有了第三对矛盾：富贵与清贫。
陈慥晚年放弃了荣华富贵，至光、黄一代隐居，这对于一个身世显赫的官宦子弟来说，是很难做到的。那么，陈慥为什么能够放弃富贵呢？退一步讲，即使是淡出官场，在家闲居亦无不可，为何要遁入僻远的光州、黄州一代呢？苏轼认为，方山子对于园宅、天地，皆舍弃不取，来到穷山僻壤之中，是因为“有得”才如此选择，换句话说，是崇尚这里远离尘嚣的宁静生活，过自由自在的日子。
其实，方山子的隐居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寒苦，这一点从苏轼《岐亭五首（并序）》就会发现端倪。在《岐亭五首（并序）》的序言中，苏轼曰：“余久不杀，恐季常之为余杀也，则以前韵作诗，为杀戒以遗季常。”[5]从这话段中可以推知，陈慥虽然隐居，但生活并不贫寒，而是经常“杀生”食肉，且还能吃上“熊白”。《岐亭五首（并序）》（其一），“抚掌动邻里，绕村捉鹅鸭”，写陈慥知道苏轼要到家里来，急着要请苏轼饮酒，就让村子里的邻居帮自己捉鹅鸭款待。“磨刀削熊白”，“熊白”是古代一种美味。《汉语大词典》释义：“熊背上的脂肪。色白，故名。为珍贵美味。”《本草经》曰：“熊脂，一名熊白，味甘微温，无毒，主治风痹。”熊白不但为珍贵美味，而且有治病健身之效。可见方山子虽然隐居不仕，但并不寒苦，依然享受美酒佳肴。当然，这跟他本可以享受的荣华富贵相比，自然是清贫了些，至少是“庵居”而非居于广厦了。
再看《岐亭五首（并序）》（其二），苏轼为“篮中蛤”“网中鱼”而“哀”，一见陈慥，还没来得及嘘寒问暖，就急着劝戒不要杀生。此后陈慥一心向佛，不再杀生，而且“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不但陈慥不杀生食肉，而且影响了当地人，有些也跟着不食肉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陈慥并不是贫穷吃不起肉，而是在苏轼的劝戒下戒杀生而“疏食”。也就是说，隐居山林，“庵居蔬食”，对于方山子来说，更多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而不是像陶渊明那样过着清贫的生活。再者，方山子晚年信佛，“疏食”是为了信仰，而并不是真的贫穷。
根据前文分析，结论不言自明。表面看方山子存在着“富贵与清贫”的矛盾，实际上并非如此。方山子外，苏轼在黄州结识了两位“异人”，然而却难以跟他们亲近。《张先生（并序）》王文诰注曰：“公在黄识异人者二：张憨子，则可见而不可接;赵贫子，则相从半年，可接而不可近。”[6]1028-1029二人都是乞丐般的人物，阳狂垢污，四处流浪。很显然，方山子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方山子虽隐居，但拖家带口，过的还是正常人的生活，只不过找了个幽静的地方——岐亭镇，远离官场，过清静悠闲的日子，只是“环堵萧然”、住处比较简陋而已。严格地说，方山子算不上真正的隐士。
苏轼给陈慥作传，取名《方山子传》，而且是陈慥活着时候给他立传，应该是尊重陈慥做隐士的选择，把他称为“方山子”。至于明《小窗幽记》和清《东坡诗话》说陈慥“家蓄数姬”“好賓客声妓”，当为读苏轼诗句“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6]1341而后附会之语，无据可考。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八·东坡一》引《西清诗话》仅说：“季常自以为饱禅学，而妻柳颇悍忌，客至或诟骂未已，声达于外，季常畏之。”可见畏妻之事或许有，但蓄姬之事不可考。
综上，本文抓住《方山子传》文本中的三对矛盾，从思辨的角度、运用比较还原理论对其进行深度解读。对《方山子传》内容的理解走向深入和细化，较为深刻地解构了传主方山子以及作者苏轼的内心情感。运用批判性思维，对前人的观点进行了理性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通过细读，更为理性的解读了方山子放弃功名利禄、隐居山中的深层原因，探寻了苏轼贬谪黄州的心路历程，以新颖的角度挖掘了这篇传记散文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欧阳林.思辨性阅读：从理解、求异到建构[J].语文建设，2018（1）.
[2]黄厚江.基于课程规定性的文言文教学内容开发和选择[J].中学语文教学，2020（11）.
[3]孙绍振.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98.
[4][宋]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5][宋]苏轼撰.[清]查慎行补注.苏诗补注[M].范道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9：902.
[6][宋]苏轼.苏轼诗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作者通联：广东佛山市第一中学]
关键词 思辨性阅读;《方山子传》;文本细读
思辨性阅读是细读文本的有效路径。思辨，顾名思义，就是思考辨析。指运用逻辑性思维，借助概念对事物进行分析、判断、推理等一系列的思维和辨析活动。思辨性阅读强调运用思辨能力对文本进行解读，“思辨性阅读是指在批判性思维指导下进行的文本阅读。批判性思维是一种以逻辑思维为基础的、反思性的思维策略，在阅读中它体现为解释与分析、质疑与推理、比较与评估等思维流程。”[1]要想开展思辨性阅读，就必须怀着深读的目的，带着批判的眼光深读文本，对文本大胆质疑，深入求证，直达事物的本质，从语言、思维、文化等多方面进行建构。正如黄厚江老师所说，“多层次地开发文本的解读空间，为学生打开一扇扇解读的窗，让他们在阅读中充分感受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深入理解文本内容的丰富， 同时又将文言、文章、文化，乃至文学都融合在文本的解读中间。”[2]
笔者以为，细读文本要用一种刻刀般的眼光，由细读语句而深入文章脉理，然后体会作者情感，再由作者情感寻绎文章哲思，也就是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所说的“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发现文本中存在的矛盾，并对这些矛盾进行逻辑分析，判断这些矛盾是文本真正存在的疏漏，抑或作者的匠心所在，推究矛盾背后的深层原因。
在分析文本矛盾方面，孙绍振先生提出了比较还原理论，“把未经作者加工的原生的现象想象出来和作者艺术加工过的作品加以比较。” [3]研读者在细读文本时通过想象，联系写作背景、作者当时的生活状况及思想情感等，将作品的原生状态还原出来，与文本呈现的艺术形象进行比较，找到矛盾，从矛盾入手深入解读文本。
《方山子传》是经典名篇，属于文人创作的传记散文。笔者运用思辨方法和比较还原理论，对其进行梳理质疑、细读寻绎，共发现了三处矛盾。这三处矛盾从不同方面关联传主方山子的生活、情感、性格和追求，是深读文本、理解情感、分析形象和把握主旨的最佳切入角度。从这些角度入手，联系作者的生平经历、时代背景、人生遭际、相关作品等，深入、客观地解读文本，探寻文本的深层意蕴，获得与常规理解不同的新认知。细读中运用批判性思维，对前人的观点做出客观理性的分析。
一、矛盾之一：入世与出世
文章第一段写方山子年少时崇尚游侠，进入壮年后想要通过读书“驰骋当世”，建功立业。然而由于“终不遇”，未能实现政治抱负，晚年到光州、黄州之间的岐亭过起了隐遁生活。那么，这里就有了一对矛盾：入世和出世。
对于方山子的“不遇”，文章一笔带过，没有详细交代。如果说崇尚游侠是年少轻狂的话，那么进入壮年的陈慥立志读书求取功名，应该是理性的选择。宋代重文轻武，实行文官政治，读书成了最好的入世方式。因此方山子要想“驰骋当世”，就要“折节读书”，在科场上求取功名。然而无论苏轼的《方山子传》、洪迈的《容斋随笔·陈季常》，还是《宋史》等相关资料，均无法找到陈慥获取功名的依据。从另一方面说，陈慥作为官宦子弟，在宋代恩荫制度盛行的情况下，应该有很多做官的机会，但仕途这条路对他来说似乎是不通达的。这应该与他的思想根基和处世方式有很大关系。加之早年以崇尚游侠而闻名，而且追随者颇多，恐怕很难融进士大夫阶层。因而最后只能淡出仕途，走向归隐。
杨慎《三苏文范》认为，方山子少年崇侠，“后隐光、黄间零落”，是他生活潦倒，逼不得已;苏轼在《方山子传》中说他是“弃富贵而甘萧索，为有自得”，实在是一种“回护”、偏袒。笔者认为，杨慎的观点未免有失偏颇，“生活潦倒”之说难以服人。方山子晚年选择归隐，除了“不遇”的客观因素以外，更多的是出于主观原因。少时随任府尹的父亲陈公弼在凤翔，仰慕古代大侠朱家、郭解，“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乡间的尚侠之人都以他为宗。这段经历对他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这就为他晚年的隐居埋下了伏笔。这种放纵自我、任性挥霍的性格，是根本不适合官场生态的，这一点陈慥心里比谁都清楚。不愿委屈自我的桀骜，不会曲意逢迎的率直，必然帶来“不遇”的结局。晚年看淡功名利禄，放弃名缰利锁，走向山林隐遁，这是陈慥心灵的选择，因而文中说其本人“有得”，“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表面看“异”，实则是理固宜然。
《全宋词》收录了陈慥唯一的一首词《无愁可解·光景百年》，词中“生来不识愁味”“万事从来风过耳”“欢游胜如名利”等句子，足以说明陈慥的心态。看淡名利，看淡得失，归隐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方山子传》中苏轼讲述自己被贬的遭遇后，方山子先是俯身不作回答，接着仰首大笑，正是他看淡名利心态的写照。在他眼里，功名利禄如过眼云烟，还不如隐居“欢游”，享受自由和快乐。
二、矛盾之二：精悍与归隐
苏轼被贬黄州，巧遇陈慥。发现他眉宇间“精悍”尚在，于是产生疑惑：陈慥是否是真的过起了隐遁生活？这便有了第二对矛盾：精悍与归隐。这对矛盾产生于苏轼内心，不妨采用比较还原法来进行分析。
1.似疑实赞
苏家与陈家，可谓世交。陈父公弼与苏父明允交情深厚，陈公弼曾言，“吾视苏明允，犹子也;苏轼，犹孙子也。”陈公弼在凤翔府任职时，陈慥随行，便与苏轼相识相熟，交契投合。《方山子传》中苏轼追忆十九年前陈慥“使酒好剑”、挥金如土的情形，特别是“怒马独出，一发得之”的壮举，使陈慥的豪侠形象跃然纸上，而且进一步交代陈慥也以“豪士”自居。然而，十九年的岁月，却将陈慥建功立业的壮志消磨殆尽，于是携家带口，“遁于光、黄间”。 深层分析陈慥的归隐，如前所述有其内在和外在原因。甘愿归隐与不得不隐，两者似乎矛盾又相互统一。对于陈慥归隐的原因，苏轼应该是心知肚明，之所以发出“而岂山中之人哉”的感慨，原因即在于其对陈慥的退隐感到惋惜：如此意气风发的豪侠之人，怎么就归隐山林了呢？这其中也隐含着对陈慥想隐即隐之洒脱的羡慕和赞美。“精悍”仍在，豪气尚存，却弃世而隐，毫无牵挛，这本身就是一种侠士之风。
2.弦外之音
方山子“精悍”尚在而归隐山林，苏轼满腹济世之才、胸怀匡世之志却被贬黄州，其背后有着共同的原因，那就是“不遇”。苏轼“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借方山子的境遇，写自己的人生遭际。
苏轼爱民惠民，多次上奏章为民请命，减免百姓赋税，为百姓利益鼓与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每一职任上都采取了诸多惠民措施，深得百姓爱戴。如元丰八年上《乞罢登莱榷盐状》，直陈榷盐制度给登、莱二州带来的种种弊端，“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请求朝廷罢登、莱两州榷盐。[4]767再如，元祐四年十一月上《乞赈济浙西七州状》，详述浙西七州因水旱等自然灾害导致的饥荒情况，请求朝廷赈济，“伏望仁圣哀怜，早行赈恤。”[4]849这样的奏章在《苏轼文集》的“奏议”部分随处可见，其体恤百姓之诚，为民请命之切，充溢在字里行间。
然而，对新法危及百姓利益的讽刺，却使苏轼在“乌台诗案”中差点丢掉性命。后神宗开恩，苏轼被贬黄州，虽然保住了性命，却从仕途的云端跌落尘埃，做了一个无签判权的闲散小官。尽管无此，他内心的济世安民之志依然未泯，这与方山子眉宇间的“精悍”极为相似。因此，“而岂山中之人哉”之问，表面上为方山子感慨，实则是对自己政治失意的心灵追问和慨叹。自己虽贬谪蛮荒，但心中的求进之志仍在，依然企盼为朝廷尽责，为苍生立命。
三、矛盾之三：富贵与清贫
陈慥父亲与三个哥哥在朝为官，家世显赫，“田宅壮丽”，“岁得帛千匹”，家里的财富可与公侯比肩。然而，他却放弃富贵，“庵居蔬食”，“徒步往来山中”，过起了清贫的隐士生活。这就有了第三对矛盾：富贵与清贫。
陈慥晚年放弃了荣华富贵，至光、黄一代隐居，这对于一个身世显赫的官宦子弟来说，是很难做到的。那么，陈慥为什么能够放弃富贵呢？退一步讲，即使是淡出官场，在家闲居亦无不可，为何要遁入僻远的光州、黄州一代呢？苏轼认为，方山子对于园宅、天地，皆舍弃不取，来到穷山僻壤之中，是因为“有得”才如此选择，换句话说，是崇尚这里远离尘嚣的宁静生活，过自由自在的日子。
其实，方山子的隐居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寒苦，这一点从苏轼《岐亭五首（并序）》就会发现端倪。在《岐亭五首（并序）》的序言中，苏轼曰：“余久不杀，恐季常之为余杀也，则以前韵作诗，为杀戒以遗季常。”[5]从这话段中可以推知，陈慥虽然隐居，但生活并不贫寒，而是经常“杀生”食肉，且还能吃上“熊白”。《岐亭五首（并序）》（其一），“抚掌动邻里，绕村捉鹅鸭”，写陈慥知道苏轼要到家里来，急着要请苏轼饮酒，就让村子里的邻居帮自己捉鹅鸭款待。“磨刀削熊白”，“熊白”是古代一种美味。《汉语大词典》释义：“熊背上的脂肪。色白，故名。为珍贵美味。”《本草经》曰：“熊脂，一名熊白，味甘微温，无毒，主治风痹。”熊白不但为珍贵美味，而且有治病健身之效。可见方山子虽然隐居不仕，但并不寒苦，依然享受美酒佳肴。当然，这跟他本可以享受的荣华富贵相比，自然是清贫了些，至少是“庵居”而非居于广厦了。
再看《岐亭五首（并序）》（其二），苏轼为“篮中蛤”“网中鱼”而“哀”，一见陈慥，还没来得及嘘寒问暖，就急着劝戒不要杀生。此后陈慥一心向佛，不再杀生，而且“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不但陈慥不杀生食肉，而且影响了当地人，有些也跟着不食肉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陈慥并不是贫穷吃不起肉，而是在苏轼的劝戒下戒杀生而“疏食”。也就是说，隐居山林，“庵居蔬食”，对于方山子来说，更多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而不是像陶渊明那样过着清贫的生活。再者，方山子晚年信佛，“疏食”是为了信仰，而并不是真的贫穷。
根据前文分析，结论不言自明。表面看方山子存在着“富贵与清贫”的矛盾，实际上并非如此。方山子外，苏轼在黄州结识了两位“异人”，然而却难以跟他们亲近。《张先生（并序）》王文诰注曰：“公在黄识异人者二：张憨子，则可见而不可接;赵贫子，则相从半年，可接而不可近。”[6]1028-1029二人都是乞丐般的人物，阳狂垢污，四处流浪。很显然，方山子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方山子虽隐居，但拖家带口，过的还是正常人的生活，只不过找了个幽静的地方——岐亭镇，远离官场，过清静悠闲的日子，只是“环堵萧然”、住处比较简陋而已。严格地说，方山子算不上真正的隐士。
苏轼给陈慥作传，取名《方山子传》，而且是陈慥活着时候给他立传，应该是尊重陈慥做隐士的选择，把他称为“方山子”。至于明《小窗幽记》和清《东坡诗话》说陈慥“家蓄数姬”“好賓客声妓”，当为读苏轼诗句“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6]1341而后附会之语，无据可考。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八·东坡一》引《西清诗话》仅说：“季常自以为饱禅学，而妻柳颇悍忌，客至或诟骂未已，声达于外，季常畏之。”可见畏妻之事或许有，但蓄姬之事不可考。
综上，本文抓住《方山子传》文本中的三对矛盾，从思辨的角度、运用比较还原理论对其进行深度解读。对《方山子传》内容的理解走向深入和细化，较为深刻地解构了传主方山子以及作者苏轼的内心情感。运用批判性思维，对前人的观点进行了理性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通过细读，更为理性的解读了方山子放弃功名利禄、隐居山中的深层原因，探寻了苏轼贬谪黄州的心路历程，以新颖的角度挖掘了这篇传记散文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欧阳林.思辨性阅读：从理解、求异到建构[J].语文建设，2018（1）.
[2]黄厚江.基于课程规定性的文言文教学内容开发和选择[J].中学语文教学，2020（11）.
[3]孙绍振.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98.
[4][宋]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5][宋]苏轼撰.[清]查慎行补注.苏诗补注[M].范道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9：902.
[6][宋]苏轼.苏轼诗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作者通联：广东佛山市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