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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杂志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最有影响的文艺刊物之一，它的成功得益于主编施蛰存冷静理性的思维与独特的编辑理念。面对当时上海左右翼文艺激战的景状，施蛰存有意规避政治，采取了独立不倚的中立立场。
关键词： 《现代》 施蛰存 中立立场
1932年，创刊于上海的《现代》杂志是“一·二八”淞沪炮火之后在短暂的文化虚空中较早出现的极富影响力的现代文艺刊物。它由上海现代书局发行，月刊，每卷6期，一年两卷，共出6卷4期。前两卷由施蛰存独立编辑，从3卷1期起，杜衡加入，与施蛰存通力合作，参加编务。《现代》杂志从创办开始就面临着当时上海左右翼文艺激战的景状，倾左则有遭封的厄运，降右则只能成为统治者的遮羞布。现代书局曾出版过几种政治倾向性很强的刊物，如《拓荒者》、《前锋月刊》，结果使现代书局在名誉上或经济上受到损害。现代书局“想办一个不冒政治风险的文艺刊物”，从而选中了施蛰存，因为他既“不是左翼作家，和国民党也没有关系”，这种先天性决定了《现代》“不能不是一个采取中间路线的文艺刊物”[1]。几十年后，施蛰存感叹道：“左右逢源无適莫，衡文吾道一中之。”[2]
一
《现代》的中立立场首先体现在对左翼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的态度上。1931年12月25日，胡秋原在其主编的《文化评论》发刊词《真理之檄》中宣称：“我们是自由的智识阶级，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说明一切批评一切。”[3]在这篇文章里，胡秋原表明了其自由人的立场。之后，他又发表《阿狗文艺论》、《艺术非至下论》、《勿侵略文艺》等一系列文章表达其文化理念：“艺术者，是思想感情之形象的表现，而艺术之价值，则视其所含蓄的思想感情之高下而定。”“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决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4]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遭到了左翼作家的严厉批判。正值左翼作家与“自由人”论战正酣之际，苏汶带着他那引人注目的题为《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现代》1卷3期）的文章加入其中，在文坛引起轩然大波。他打出“第三种人”的旗号，表达了对胡秋原的部分认同和对于左翼作家的不满。他自称是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之外的“第三种人”。这自然激起了左翼更强烈的反击。此后一年，论辩双方均就创作自由问题在《现代》杂志上展开了论争。这样的结果对主编施蛰存来说显然是始料未及的。起初，他只是想把论争限制在文艺思想范畴之内，当做一般性理论探讨文章予以刊发。当左翼开始集中批判“第三种人”，而苏汶也撰写文章进行辩白时，双方的论争之势已渐成规模，超出了文艺范畴，涉及政治、阶级等颇具倾向性色彩的问题。对此，施蛰存采取不介入的态度。因为“如果一介入，《现代》就成为‘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在整个论辩过程中，他始终保持中立，并不自己以为也属于“第三种人”——“作家之群”[3]，虽然他的见解与苏汶并无原则性的歧义。为了避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过多而陷入一种非文艺的谩骂，他及时终止了这场论争。在2卷3期的《社中日记》中，施蛰存声称：“以一个杂志编者的立场来说，我觉得这个文艺自由论战已经到了可以相当的做个结果的时候……在以后的几期《现代》中我希望能换些别的文艺问题来讨论了。”
就在论争趋于平静之际，杨飾人又寄来《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现代》2卷4期）一文，表示：“我认识自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受不了蹲在政党生活的战壕里头的内心上的矛盾交战的痛苦。我自重地自动地恢复了我的自由。”，他还攻击左翼作家“改头换面”、“伪善骗人”，所从事的是“离开中国最大多数的民众十万八千里的不切实际的勾当”，并说“无产阶级已经树起无产阶级文学之旗，而且已经有了巩固的营垒，我们为了这广大的小市民和农民群众的启发工作，我们也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这种观点大有与左翼文坛分庭抗礼之意。施蛰存明白，如果要发表这篇文章，就必定引起新一轮的论争，但这毕竟是“一位作家的自白”，考虑再三，还是予以发表。他在同期的“编者按”中强调：“读者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们是完全同意于作者的态度与倾向。因为杨先生的主张，我们觉得尚有许多可以斟酌之处。第一，杨先生所提倡的小资产阶级的罗曼蒂克革命文学，虽然我们还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但大体上看来似乎可以加上一个疑问符号。第二，杨先生似乎在企图着一种文艺上的新组织，而我们却觉得这种组织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许还是一种有害的东西。”施蛰存的态度很明显，并不赞成杨飾人与“左联”对立的“小资产阶级”帮派。他之所以刊发这篇文章，完全是为体现《现代》的立场，作为一份以“中立”面目出现的纯文艺刊物，主编有责任让文坛听到各种声音，而不是来自一个阵营、一个派别里的声音，即使有些是对现实的牢骚不满，甚至是不够进步的言论。
二
丁玲事件是另一个可以体现《现代》中立立场的事件。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两个月后，《涛声》杂志刊出了一则消息：丁玲已被枪决。这引起整个文坛的震动，鲁迅先生也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悼丁君》诗。接着，有读者来信要求《现代》开辟追悼丁玲专号，并希望《现代》“能提示一个目标，领导一般青年——现代的青年，向前进……”这封信明显有鼓动“第三种人”招兵买马，自成一派的意味。施蛰存尽管与丁玲有同窗之谊，但还是谨慎地申明了《现代》的立场：在未得到最后的确实消息之前，《现代》并不预备出版纪念特辑。“至于要《现代》提示一个领导青年的目标，我们觉得很愧惭，我们提示不出來，因为一个文艺杂志的目标，在目下的中国，是无论怎样装得前进，总还是不够领导青年的。对于真正从事革命行动的青年，我们不敢居于领导的地位，因为事实上他们做的工作已经比我们有效果得多了；但对于一般安于逸乐，味于危亡，没有看见中国社会种种黑暗，没落，残颓的景像的有希望的青年，我们愿以《现代》为一面警惕的镜子。使他们从这里多少得到些刺激和兴奋，因而坚固了他的革命的信仰，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了”[6]。《现代》显然不想成为一种政治派别的导向，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它谨守“文学的领域”，努力使《现代》成为众多作家驰骋精神自由和呈现文学风尚的场所。这就与其他从事左翼宣传的杂志划出了一条鲜明的界线。 三
不同文学派别在评价具体作品时，难免会因思想倾向和评价标准的不同而厚此薄彼，《现代》则极力避免这种偏颇。茅盾的小说《三人行》发表后曾引起广泛争议，《现代》即刊发了苏汶和易嘉（瞿秋白）的评论文章，试图从不同角度给作品以中肯的评价。苏汶曾因提出“第三种人”的观点而响彻文坛，同时他也是一名出色的作家，他注重从作家的具体感受和创作经验来表达对作品的理解。苏汶在评价茅盾的小说《三人行》时，就指出小说人物缺乏连环性，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把人物描画融在整个故事里。同时，他以行家的口吻对这篇小说提出质疑：“写作几个短篇不是更好吗？而且作家所打算要造成的那种效果也未必会因写成短篇而有所损失。”[7]此外，他对当时的创作模式化现象也表示了批评：“照经验，凡是一篇小小说写到模糊的地方，总不是性感便是革命。捻熄了电灯后的密点表示性交；主人公看看表，就‘四点钟还有事情’，而不把这事情说出来，那便多份是要去参加一个什么秘密集会。”这些认识都是基于以往创作经验的积累。正是由于对作家的创作过程了如指掌，感同身受，他才能在分析把握作品时做到细致入微、准确深刻。瞿秋白是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和著名的左翼理论家，特殊的身份使他更多地从文学要有益于实际政治革命的角度进行批判。同样是说《三人行》的不足，他认为小说結束得过于仓促，“简直没有发展对于新起来的反帝国主义高潮的描写的可能”。从题材上看，这是“旧社会的渣滓，而不是革命的主动部队”[8]；从形式上看，创作方法违反第亚力克谛——辩证法；从倾向性上看，作者的革命的政治立场没有能够在艺术上表现出来。最后他对作者提出期望，如果作者能用极大的努力取得普罗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和创作方法，那么《三人行》的失败将会对他来说是一个有益的教训。对于这篇小说，苏汶和瞿秋白都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苏汶从小地方着眼，注重作品技术形式方面的缺失；瞿秋白更注重现实环境下文学作为革命的一翼而承担的使命，《现代》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只是尽责地把双方的观点予以呈现，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去讨论。从1卷4期开始，《现代》正式开设“书评”专栏，先后评介了左翼作家、右翼作家、自由主义作家的作品，批评采取不署名的形式，一切责任由现代杂志社承担，其目的在于让持不同标准的批评者直言无忌，自由地讨论文艺，体现《现代》中立、公平的态度。
然而，这种中立态度并不被左翼文坛所接受。他们的理由是：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中立并不存在。不是偏左，便是偏右，所以不可能有正中。他们甚至运用“不革命即是反革命”的理论声称：“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就是接受法西斯国民党的领导。”这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给《现代》造成了很大的误解，以至于被讥讽为“不左不右，亦左亦右的混血儿”[9]。施蛰存则为这种中立存在的可能性做出辩护：“天下一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有两极就有中央。两极有变动，中点也跟着有变动。所以中点不能脱离两极而独自永久存在。但中点只是一个概念，人不能恰恰站在这细微的一点上。偏左或偏右是不免的。但偏左毕竟不是左，偏右也毕竟不是右，然则，无论偏左或偏右，还只能属于中。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否定政治态度有左中右之分，那么，在文艺上暂时保持中间路线，有什么大罪呢？有什么该批判的呢？”[10]
对施蛰存来说，居两极之中，可以观利害之变，判是非之明，也可以借此以清醒、理性的心智，使《现代》尽可能少地受外力损伤，这只是他的美好愿望。上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密切文学与革命的联系，以文学形式宣传革命成为一部分文人作家的首要事务。《现代》所精心营造的那种微妙的平衡已不适应时代形势的需要，加上对“第三种人”的暧昧态度，使《现代》不得不逐渐走上了左翼的对立面，并成为左翼攻击的对象，以至于此后几十年，有人一提到《现代》就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动刊物”，“第三种人的大本营”[11]。时至今日，我们无需苛责任何一方，正如我们无法苛责历史。深入文本，还原真实语境，充分考虑事物存在的合理性，这是我们研究《现代》的正确态度。
参考文献：
[1]施蛰存.沙上的脚迹[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27.
[2]施蛰存.沙上的脚迹[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213.
[3]胡秋原.真理之檄[A].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影印版）[C].上海：上海书店，1982：304.
[4]胡秋原.艺术非至下论[A].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影印版）[C].上海：上海书店，1982：6.
[5]施蛰存.沙上的脚迹[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33.
[6]陈文俊编者.关于丁玲及本刊的目标[J].现代，卷3（4），上海：现代书局，1933：578-579.
[7]苏汶.读《三人行》[J].现代，卷1（1），上海：现代书局，1932：126-127.
[8]易嘉.谈谈《三人行》[J].现代，卷1（1），上海：现代书局，1932：127-132.
[9]施蛰存.重印全份《现代》引言[J].现代（影印版），卷1（1），上海：现代书局，1984：2.
[10]施蛰存.沙上的脚迹[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30.
[11]应国靖.长期背黑锅的《现代》[A].现代文学期刊漫话[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161.
关键词： 《现代》 施蛰存 中立立场
1932年，创刊于上海的《现代》杂志是“一·二八”淞沪炮火之后在短暂的文化虚空中较早出现的极富影响力的现代文艺刊物。它由上海现代书局发行，月刊，每卷6期，一年两卷，共出6卷4期。前两卷由施蛰存独立编辑，从3卷1期起，杜衡加入，与施蛰存通力合作，参加编务。《现代》杂志从创办开始就面临着当时上海左右翼文艺激战的景状，倾左则有遭封的厄运，降右则只能成为统治者的遮羞布。现代书局曾出版过几种政治倾向性很强的刊物，如《拓荒者》、《前锋月刊》，结果使现代书局在名誉上或经济上受到损害。现代书局“想办一个不冒政治风险的文艺刊物”，从而选中了施蛰存，因为他既“不是左翼作家，和国民党也没有关系”，这种先天性决定了《现代》“不能不是一个采取中间路线的文艺刊物”[1]。几十年后，施蛰存感叹道：“左右逢源无適莫，衡文吾道一中之。”[2]
一
《现代》的中立立场首先体现在对左翼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的态度上。1931年12月25日，胡秋原在其主编的《文化评论》发刊词《真理之檄》中宣称：“我们是自由的智识阶级，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说明一切批评一切。”[3]在这篇文章里，胡秋原表明了其自由人的立场。之后，他又发表《阿狗文艺论》、《艺术非至下论》、《勿侵略文艺》等一系列文章表达其文化理念：“艺术者，是思想感情之形象的表现，而艺术之价值，则视其所含蓄的思想感情之高下而定。”“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决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4]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遭到了左翼作家的严厉批判。正值左翼作家与“自由人”论战正酣之际，苏汶带着他那引人注目的题为《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现代》1卷3期）的文章加入其中，在文坛引起轩然大波。他打出“第三种人”的旗号，表达了对胡秋原的部分认同和对于左翼作家的不满。他自称是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之外的“第三种人”。这自然激起了左翼更强烈的反击。此后一年，论辩双方均就创作自由问题在《现代》杂志上展开了论争。这样的结果对主编施蛰存来说显然是始料未及的。起初，他只是想把论争限制在文艺思想范畴之内，当做一般性理论探讨文章予以刊发。当左翼开始集中批判“第三种人”，而苏汶也撰写文章进行辩白时，双方的论争之势已渐成规模，超出了文艺范畴，涉及政治、阶级等颇具倾向性色彩的问题。对此，施蛰存采取不介入的态度。因为“如果一介入，《现代》就成为‘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在整个论辩过程中，他始终保持中立，并不自己以为也属于“第三种人”——“作家之群”[3]，虽然他的见解与苏汶并无原则性的歧义。为了避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过多而陷入一种非文艺的谩骂，他及时终止了这场论争。在2卷3期的《社中日记》中，施蛰存声称：“以一个杂志编者的立场来说，我觉得这个文艺自由论战已经到了可以相当的做个结果的时候……在以后的几期《现代》中我希望能换些别的文艺问题来讨论了。”
就在论争趋于平静之际，杨飾人又寄来《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现代》2卷4期）一文，表示：“我认识自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受不了蹲在政党生活的战壕里头的内心上的矛盾交战的痛苦。我自重地自动地恢复了我的自由。”，他还攻击左翼作家“改头换面”、“伪善骗人”，所从事的是“离开中国最大多数的民众十万八千里的不切实际的勾当”，并说“无产阶级已经树起无产阶级文学之旗，而且已经有了巩固的营垒，我们为了这广大的小市民和农民群众的启发工作，我们也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这种观点大有与左翼文坛分庭抗礼之意。施蛰存明白，如果要发表这篇文章，就必定引起新一轮的论争，但这毕竟是“一位作家的自白”，考虑再三，还是予以发表。他在同期的“编者按”中强调：“读者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们是完全同意于作者的态度与倾向。因为杨先生的主张，我们觉得尚有许多可以斟酌之处。第一，杨先生所提倡的小资产阶级的罗曼蒂克革命文学，虽然我们还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但大体上看来似乎可以加上一个疑问符号。第二，杨先生似乎在企图着一种文艺上的新组织，而我们却觉得这种组织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许还是一种有害的东西。”施蛰存的态度很明显，并不赞成杨飾人与“左联”对立的“小资产阶级”帮派。他之所以刊发这篇文章，完全是为体现《现代》的立场，作为一份以“中立”面目出现的纯文艺刊物，主编有责任让文坛听到各种声音，而不是来自一个阵营、一个派别里的声音，即使有些是对现实的牢骚不满，甚至是不够进步的言论。
二
丁玲事件是另一个可以体现《现代》中立立场的事件。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两个月后，《涛声》杂志刊出了一则消息：丁玲已被枪决。这引起整个文坛的震动，鲁迅先生也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悼丁君》诗。接着，有读者来信要求《现代》开辟追悼丁玲专号，并希望《现代》“能提示一个目标，领导一般青年——现代的青年，向前进……”这封信明显有鼓动“第三种人”招兵买马，自成一派的意味。施蛰存尽管与丁玲有同窗之谊，但还是谨慎地申明了《现代》的立场：在未得到最后的确实消息之前，《现代》并不预备出版纪念特辑。“至于要《现代》提示一个领导青年的目标，我们觉得很愧惭，我们提示不出來，因为一个文艺杂志的目标，在目下的中国，是无论怎样装得前进，总还是不够领导青年的。对于真正从事革命行动的青年，我们不敢居于领导的地位，因为事实上他们做的工作已经比我们有效果得多了；但对于一般安于逸乐，味于危亡，没有看见中国社会种种黑暗，没落，残颓的景像的有希望的青年，我们愿以《现代》为一面警惕的镜子。使他们从这里多少得到些刺激和兴奋，因而坚固了他的革命的信仰，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了”[6]。《现代》显然不想成为一种政治派别的导向，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它谨守“文学的领域”，努力使《现代》成为众多作家驰骋精神自由和呈现文学风尚的场所。这就与其他从事左翼宣传的杂志划出了一条鲜明的界线。 三
不同文学派别在评价具体作品时，难免会因思想倾向和评价标准的不同而厚此薄彼，《现代》则极力避免这种偏颇。茅盾的小说《三人行》发表后曾引起广泛争议，《现代》即刊发了苏汶和易嘉（瞿秋白）的评论文章，试图从不同角度给作品以中肯的评价。苏汶曾因提出“第三种人”的观点而响彻文坛，同时他也是一名出色的作家，他注重从作家的具体感受和创作经验来表达对作品的理解。苏汶在评价茅盾的小说《三人行》时，就指出小说人物缺乏连环性，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把人物描画融在整个故事里。同时，他以行家的口吻对这篇小说提出质疑：“写作几个短篇不是更好吗？而且作家所打算要造成的那种效果也未必会因写成短篇而有所损失。”[7]此外，他对当时的创作模式化现象也表示了批评：“照经验，凡是一篇小小说写到模糊的地方，总不是性感便是革命。捻熄了电灯后的密点表示性交；主人公看看表，就‘四点钟还有事情’，而不把这事情说出来，那便多份是要去参加一个什么秘密集会。”这些认识都是基于以往创作经验的积累。正是由于对作家的创作过程了如指掌，感同身受，他才能在分析把握作品时做到细致入微、准确深刻。瞿秋白是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和著名的左翼理论家，特殊的身份使他更多地从文学要有益于实际政治革命的角度进行批判。同样是说《三人行》的不足，他认为小说結束得过于仓促，“简直没有发展对于新起来的反帝国主义高潮的描写的可能”。从题材上看，这是“旧社会的渣滓，而不是革命的主动部队”[8]；从形式上看，创作方法违反第亚力克谛——辩证法；从倾向性上看，作者的革命的政治立场没有能够在艺术上表现出来。最后他对作者提出期望，如果作者能用极大的努力取得普罗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和创作方法，那么《三人行》的失败将会对他来说是一个有益的教训。对于这篇小说，苏汶和瞿秋白都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苏汶从小地方着眼，注重作品技术形式方面的缺失；瞿秋白更注重现实环境下文学作为革命的一翼而承担的使命，《现代》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只是尽责地把双方的观点予以呈现，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去讨论。从1卷4期开始，《现代》正式开设“书评”专栏，先后评介了左翼作家、右翼作家、自由主义作家的作品，批评采取不署名的形式，一切责任由现代杂志社承担，其目的在于让持不同标准的批评者直言无忌，自由地讨论文艺，体现《现代》中立、公平的态度。
然而，这种中立态度并不被左翼文坛所接受。他们的理由是：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中立并不存在。不是偏左，便是偏右，所以不可能有正中。他们甚至运用“不革命即是反革命”的理论声称：“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就是接受法西斯国民党的领导。”这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给《现代》造成了很大的误解，以至于被讥讽为“不左不右，亦左亦右的混血儿”[9]。施蛰存则为这种中立存在的可能性做出辩护：“天下一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有两极就有中央。两极有变动，中点也跟着有变动。所以中点不能脱离两极而独自永久存在。但中点只是一个概念，人不能恰恰站在这细微的一点上。偏左或偏右是不免的。但偏左毕竟不是左，偏右也毕竟不是右，然则，无论偏左或偏右，还只能属于中。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否定政治态度有左中右之分，那么，在文艺上暂时保持中间路线，有什么大罪呢？有什么该批判的呢？”[10]
对施蛰存来说，居两极之中，可以观利害之变，判是非之明，也可以借此以清醒、理性的心智，使《现代》尽可能少地受外力损伤，这只是他的美好愿望。上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密切文学与革命的联系，以文学形式宣传革命成为一部分文人作家的首要事务。《现代》所精心营造的那种微妙的平衡已不适应时代形势的需要，加上对“第三种人”的暧昧态度，使《现代》不得不逐渐走上了左翼的对立面，并成为左翼攻击的对象，以至于此后几十年，有人一提到《现代》就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动刊物”，“第三种人的大本营”[11]。时至今日，我们无需苛责任何一方，正如我们无法苛责历史。深入文本，还原真实语境，充分考虑事物存在的合理性，这是我们研究《现代》的正确态度。
参考文献：
[1]施蛰存.沙上的脚迹[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27.
[2]施蛰存.沙上的脚迹[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213.
[3]胡秋原.真理之檄[A].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影印版）[C].上海：上海书店，1982：304.
[4]胡秋原.艺术非至下论[A].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影印版）[C].上海：上海书店，1982：6.
[5]施蛰存.沙上的脚迹[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33.
[6]陈文俊编者.关于丁玲及本刊的目标[J].现代，卷3（4），上海：现代书局，1933：578-579.
[7]苏汶.读《三人行》[J].现代，卷1（1），上海：现代书局，1932：126-127.
[8]易嘉.谈谈《三人行》[J].现代，卷1（1），上海：现代书局，1932：127-132.
[9]施蛰存.重印全份《现代》引言[J].现代（影印版），卷1（1），上海：现代书局，1984：2.
[10]施蛰存.沙上的脚迹[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30.
[11]应国靖.长期背黑锅的《现代》[A].现代文学期刊漫话[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