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本刊记者 姜晓明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施一公都该是这场中国科学家海归运动的标志性人物。1997年，接到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电话时，这位书生气十足的科学家脱口而出：“我很高兴接受这个职位。”他实验室的老师曾因此批评他：“如果我是你，我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下来。”——接到电话，正是该谈价钱的时候。
　　没有谈价钱就去了普林斯顿，在那个“美国最适合做研究的地方”，用5年的时间，施一公成了终身教授，还拿到了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院相当可观的研究经费。然而，又过了5年，他决定回到中国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施一公的研究领域是结构生物学，“与其他学科非常不一样。在其他学科，过程很重要，而结构生物学中，过程，原则上来讲，是不重要的……你拿到结构后，才是结构生物学的起点，进而，对生命科学的解释、预测和潜在药物分子的设计，这里面有无穷无尽的乐趣……”
　　关于结构生物学的妙用，他常举的例子是对抗HIV病毒的药物研发。HIV要在体内进行复制的时候，它需要一种蛋白酶把一个多蛋白切成三段，在1989、1990年间，有三家公司同时推出了三种针对这种蛋白酶设计的药物，药物分子能抢先结合在蛋白酶发生作用的位点，使得它不能正常工作，这样，尽管HIV可以在体内转录、翻译，却不能够成熟、组装，侵染下一个宿主。
　　在施一公自己的实验室，主要的研究对象是膜蛋白，那里包含着大量制药产业中的重要的药物靶点——目前已上市的靶点药物中，针对膜蛋白的大约占40%-50%。
　　施一公曾说，对做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人来说，如果每天一门心思去研究那些跟癌症有关的东西、生产新药——总之能拿专利、赚钱，他会觉得有拔苗助长之嫌。“因为很多科学发现，并不是你计划之后发现的，而是在充满兴趣的研究中，有意无意才发现的。”不过，这些发现往往对分子制药产生巨大影响，却是在他的预料之中。
　　在复旦大学的一场讲座中，施一公鼓励那些不知道何去何从的生科院学生，“如果你喜欢科研，就不要轻易地放弃”，他说，并不是毕业后就去大企业任职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在实验室同样有机会，那些跨国企业并不短视。为了证明这个事实，施一公举了一个例子：他认识的一位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美国教授，某一天忽然接到了著名跨国医药企业的任命，转眼间就成了那家公司研发部的负责人，带领一个上万人的研发团队，而以教学和科研为“一生事业”，即使是对商业毫无兴趣的施一公自己，目前也是5家著名药企的科学顾问。
　　很多年后，大家不得不承认，科学和商业的分家是阻碍当时美国医学进步的一个主要因素。就在今年，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与跨国药企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在肿瘤学和免疫学领域的新靶点识别和验证的研究项目。
　　对中国新药研发的未来，施一公曾表示，中国研制新药的成本远低于美国，因为美国在原原本本地创新，而我国却大多在走破译对方专利的“合法捷径”，短期内这也许是中国制药的唯一出路。“未来十年生命科学行业会大热，分子制药业也会成为其中最大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