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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化中传颂着龙遊商帮动人的故事。
龙遊商帮的生命周期虽然短暂，但是龙遊商帮的文化流传卻是久远的。它浸润於龙遊的山水之间，传颂在龙遊的田野风情中，历久而弥新。
遥想历史，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商是排在最後一位。宋室南迁杭州後，给江南带来了文化的昌盛。孔子第48代谪孙孔端友到衢州定居，“南宗孔府”文化的发展给衢州龙遊对外交流提供了条件，开放的思想也为龙遊商帮的快速崛起提供了思想基础。
2009年，在修缮横山塔时发现了塔刹覆盘上有明嘉靖年建塔时的铭文：“祈保各家子姓，功名显达，买卖遂心，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更求皇国永固，帝道无疆。”从这段珍贵的遗存中可以说明当时龙遊的民间对经商买卖已推为时尚，不被世俗所唾棄了。万历时首辅张居正说：“古之为国，使商通有无，农本力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若权衡。”可见明中叶的当局者已权衡了农商之间的关係，改变了对商人的看法，不再持贱视态度。而龙遊人面对日益发展的商业经济，为世风所染，从商人数剧增。可以说，龙遊商人以超前的眼光抓住了历史机遇，趁势而上，促进了江浙经济的发展。
然而龙遊商人前进的道路是非常曲折和漫长的。为了跻身全国商帮行列，龙遊商帮统一战线，在北京建起了会馆。以开阔的视野、开放的意识、惊人的胆魄，敢冒风险，排除艰难险阻，走向西部大开发，开始了云南边疆的屯垦业。万历《龙遊县志》卷五《风俗》载：“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贾挟资以出为恒业，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比舍。”据《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一记载，有龙遊商帮和江西安福地方商人5万餘人在云南姚安地方经商垦荒，引起了明政府的恐慌和重视。明成化元年开始，多次发文通令浙江、江西，要遣返这批流徙边疆的商人。由此可见龙遊商人的艰辛历程。据塔石项家村《项氏家谱》载，太祖子公有四个儿子，其中二儿子在新疆和田经商，每四年回家一趟，後因中途劳顿，異死他乡。可这样的辛酸例子何止一个！一首《丈夫出门十八年》的民谣就道出了在家媳妇凄风苦雨的守望：“哭公鸟，叫连连，丈夫出门十八年。没儿没女真可怜，三寸金莲下烂田。两石田种到大溪沿，两石田种到山边沿。大水冲来冲着奴格田，日子晒来又晒着奴格田。种起稻来青艳艳，生出谷来两头尖。舂起米来白鲜鲜，磨粉做粿光圆圆。猪油包，菜油煎，想想没儿没女吃个添”。深刻反映了龙遊商帮辉煌背後的艰辛、风光背後的辛酸。
聆听文献对龙遊商帮的评价
1995年1月由香港中华书局初版的《中国十大商帮之天涯贾客----龙遊商帮》说到：“上述十大商帮，在明清三百餘年中，都是称雄逐鹿於商界的商人群体。他们所经营的项目几乎是百业具备，而其足跡则遍及大江南北。这十个商帮，堪称为明清商帮的曲型代表，从中可以窥见明清商帮的概貌。”
“龙遊商帮融合兼收了徽商、闽商、广东商、江西商的一些从商经验。一些龙遊商人在明清时已开始转向手工业生产，投资於纸业商业生产，使僻静的山区也注入带有僱佣关係的新生产方式，这说明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在苏杭等经济发达地区存在，偏僻的龙遊山区也可能存在。”
范勇主编的《中国商脈》，1996年11月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徽商、晋商在商场爭雄之时，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个颇有影响的龙遊商帮。於是角逐商场的爭霸战变得微妙起来。就是这个不事声张，但又咄咄逼人的地方商帮，扬起了浙江人经商的大旗，为後起的浙江宁波商帮和绍兴、温州等地商人开辟出一条直往向前的通道。
“明清时期，浙江境内先後崛起两大商帮，一个是浙西衢州的龙遊商帮，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宁波商帮。这两大商帮都在中国商场上叱咤过风云，都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大名。”
“最先崛起的龙遊商帮，虽然地处偏僻之地，卻胆识不凡。天启、崇祯年间，宁波药材商人在北京设‘鄞县会馆’，这标誌着宁波商帮开始形成。後崛起的宁波商帮，在见识上不仅不逊於龙遊商帮，而且更胜一筹。在宁波商帮整个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衰落阶段。这在中国各大商帮中是绝无仅有的。”
《近世中国著名商帮之一—龙遊商帮研究》陈学文著，2004年12月由杭州出版社出版：“大约於明中叶形成了徽商、晋商、江右商，龙遊商、洞庭商五个商帮，稍後又有了闽商、粤商、山东商、陕西商、宁波商五个商帮，合称“明清十大商帮”。标誌着商业、市场、商品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标誌着中国开始走上近代化或现代化过程。此足见商帮诞生的意义之重大。”
“龙遊商帮走南闯北，开拓了视野，突破了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纷纷结帮成夥，背井离乡，形成了“遍地龙遊”的局面，它与其他商帮参与全国商品流通，对明清时期全国商品经济发展与区域乃至全国商品市场的形成也起了应有的作用。”
“龙遊商帮经商的成功，积累了一批资金，投向扩大生产，投入办工矿企业，採用企业式经营，用僱佣劳动关系代替单一的家庭生产方式。这是一大进步，在生产方式上从封建型走向资本型。”
“龙遊商帮还参与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也参与海外贸易，这对促进边疆後进地区的开发和扩拓海外市场都有意义。”
“龙遊商帮的盛衰卻受到交通条件和近代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的影响。自清中期後，龙遊商帮逐渐衰落，後来终於被新兴的宁、绍商帮所取代。但是龙遊商人的敬业，开拓、不怕艰苦、诚实守信、重视文教等精神仍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今走红全国的浙商，他们的足跡遍及全世界，温州商人、宁波商人等在全球大显身手。他们承袭了历史上浙商（龙遊、宁波）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传统，创造着新的辉煌，在他们身上仍可找到当年龙遊商人的足跡。”
浙商，遍地龙遊！
龙遊商帮的生命周期虽然短暂，但是龙遊商帮的文化流传卻是久远的。它浸润於龙遊的山水之间，传颂在龙遊的田野风情中，历久而弥新。
遥想历史，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商是排在最後一位。宋室南迁杭州後，给江南带来了文化的昌盛。孔子第48代谪孙孔端友到衢州定居，“南宗孔府”文化的发展给衢州龙遊对外交流提供了条件，开放的思想也为龙遊商帮的快速崛起提供了思想基础。
2009年，在修缮横山塔时发现了塔刹覆盘上有明嘉靖年建塔时的铭文：“祈保各家子姓，功名显达，买卖遂心，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更求皇国永固，帝道无疆。”从这段珍贵的遗存中可以说明当时龙遊的民间对经商买卖已推为时尚，不被世俗所唾棄了。万历时首辅张居正说：“古之为国，使商通有无，农本力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若权衡。”可见明中叶的当局者已权衡了农商之间的关係，改变了对商人的看法，不再持贱视态度。而龙遊人面对日益发展的商业经济，为世风所染，从商人数剧增。可以说，龙遊商人以超前的眼光抓住了历史机遇，趁势而上，促进了江浙经济的发展。
然而龙遊商人前进的道路是非常曲折和漫长的。为了跻身全国商帮行列，龙遊商帮统一战线，在北京建起了会馆。以开阔的视野、开放的意识、惊人的胆魄，敢冒风险，排除艰难险阻，走向西部大开发，开始了云南边疆的屯垦业。万历《龙遊县志》卷五《风俗》载：“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贾挟资以出为恒业，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比舍。”据《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一记载，有龙遊商帮和江西安福地方商人5万餘人在云南姚安地方经商垦荒，引起了明政府的恐慌和重视。明成化元年开始，多次发文通令浙江、江西，要遣返这批流徙边疆的商人。由此可见龙遊商人的艰辛历程。据塔石项家村《项氏家谱》载，太祖子公有四个儿子，其中二儿子在新疆和田经商，每四年回家一趟，後因中途劳顿，異死他乡。可这样的辛酸例子何止一个！一首《丈夫出门十八年》的民谣就道出了在家媳妇凄风苦雨的守望：“哭公鸟，叫连连，丈夫出门十八年。没儿没女真可怜，三寸金莲下烂田。两石田种到大溪沿，两石田种到山边沿。大水冲来冲着奴格田，日子晒来又晒着奴格田。种起稻来青艳艳，生出谷来两头尖。舂起米来白鲜鲜，磨粉做粿光圆圆。猪油包，菜油煎，想想没儿没女吃个添”。深刻反映了龙遊商帮辉煌背後的艰辛、风光背後的辛酸。
聆听文献对龙遊商帮的评价
1995年1月由香港中华书局初版的《中国十大商帮之天涯贾客----龙遊商帮》说到：“上述十大商帮，在明清三百餘年中，都是称雄逐鹿於商界的商人群体。他们所经营的项目几乎是百业具备，而其足跡则遍及大江南北。这十个商帮，堪称为明清商帮的曲型代表，从中可以窥见明清商帮的概貌。”
“龙遊商帮融合兼收了徽商、闽商、广东商、江西商的一些从商经验。一些龙遊商人在明清时已开始转向手工业生产，投资於纸业商业生产，使僻静的山区也注入带有僱佣关係的新生产方式，这说明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在苏杭等经济发达地区存在，偏僻的龙遊山区也可能存在。”
范勇主编的《中国商脈》，1996年11月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徽商、晋商在商场爭雄之时，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个颇有影响的龙遊商帮。於是角逐商场的爭霸战变得微妙起来。就是这个不事声张，但又咄咄逼人的地方商帮，扬起了浙江人经商的大旗，为後起的浙江宁波商帮和绍兴、温州等地商人开辟出一条直往向前的通道。
“明清时期，浙江境内先後崛起两大商帮，一个是浙西衢州的龙遊商帮，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宁波商帮。这两大商帮都在中国商场上叱咤过风云，都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大名。”
“最先崛起的龙遊商帮，虽然地处偏僻之地，卻胆识不凡。天启、崇祯年间，宁波药材商人在北京设‘鄞县会馆’，这标誌着宁波商帮开始形成。後崛起的宁波商帮，在见识上不仅不逊於龙遊商帮，而且更胜一筹。在宁波商帮整个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衰落阶段。这在中国各大商帮中是绝无仅有的。”
《近世中国著名商帮之一—龙遊商帮研究》陈学文著，2004年12月由杭州出版社出版：“大约於明中叶形成了徽商、晋商、江右商，龙遊商、洞庭商五个商帮，稍後又有了闽商、粤商、山东商、陕西商、宁波商五个商帮，合称“明清十大商帮”。标誌着商业、市场、商品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标誌着中国开始走上近代化或现代化过程。此足见商帮诞生的意义之重大。”
“龙遊商帮走南闯北，开拓了视野，突破了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纷纷结帮成夥，背井离乡，形成了“遍地龙遊”的局面，它与其他商帮参与全国商品流通，对明清时期全国商品经济发展与区域乃至全国商品市场的形成也起了应有的作用。”
“龙遊商帮经商的成功，积累了一批资金，投向扩大生产，投入办工矿企业，採用企业式经营，用僱佣劳动关系代替单一的家庭生产方式。这是一大进步，在生产方式上从封建型走向资本型。”
“龙遊商帮还参与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也参与海外贸易，这对促进边疆後进地区的开发和扩拓海外市场都有意义。”
“龙遊商帮的盛衰卻受到交通条件和近代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的影响。自清中期後，龙遊商帮逐渐衰落，後来终於被新兴的宁、绍商帮所取代。但是龙遊商人的敬业，开拓、不怕艰苦、诚实守信、重视文教等精神仍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今走红全国的浙商，他们的足跡遍及全世界，温州商人、宁波商人等在全球大显身手。他们承袭了历史上浙商（龙遊、宁波）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传统，创造着新的辉煌，在他们身上仍可找到当年龙遊商人的足跡。”
浙商，遍地龙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