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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戏'
许鞍华的新作《黄金时代》是一部以民国传奇女作家萧红为核心的女人戏。许导演并不承认自己是女强人，还笑称有开车恐惧症，看见电脑会发晕，性格很害羞，假如不拍电影，跟别人就没有话讲。这些特点不禁让人想起同样自称害羞、除了拍电影什么都不会干的李安。
业内常言，要体察导演的功力，就看他能不能拍好女人。
李安便是这一标准下的所谓好导演。2006年，李安在拍摄《色戒》的过程中一度陷入迷茫，于是他跑去法罗群岛见到了他的偶像——英格玛·伯格曼。在那位影坛殿堂级大师、精神导师、一个步履蹒跚满头银丝的老人面前，李安像个孩子般一头扑入他的怀中痛哭。这个已经被自己脑中的王佳芝—— 一个虚幻的女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男人，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偷到一个小小的出口。而他怎么也没想到，在法罗多岛与伯格曼相遇后仅仅一个月，精神导师去世的消息便传到了《色戒》的片场。
王佳芝戴上“鸽子蛋”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但她确实做了一个舍命保护面前这个给她莫大的幸福的男人的决定，一个让自己身后的所有的男女痛恨不已，但却足以让银幕前无数男女潸然泪下的决定。王佳芝放跑了易默成做了党国的叛徒，要让观众进入王佳芝在放跑易先生那一刻的心境是个不小的困难，或者说李安想要深挖易先生的压抑并呈现出王佳芝被一个男人一点点钻入心里、被他打败热烈执著的年轻的信仰的过程，也是李安面对自己内心压抑和艰难抉择的过程。据说李安的片场总有一个小屋或者是足够他静心思考、痛哭一场的空间。谈到《色戒》时他曾说：“还记得有天我哭到不行，梁朝伟过来对我说：‘导演啊！我们只是露个皮肉，你要保重。’梁朝伟被我折腾成那样，还反过来安慰我，拍完后我们四个都生了好久的病，好像大病一场。”
放跑易先生后的一幕，仿佛是导演住到角色心里般深入而精准的神来之笔。王佳芝闯下滔天大祸，像丧家犬般的走到街上，在命将呜呼之际，她却开始失神地看起了橱窗中的高档时装。窗内一个贵妇和她的男人在挑选服装，王佳芝则独自流落在数秒之前自己还可以如此但如今再也回不去的伤感当中。李安镜头下的王佳芝足够天真愚蠢到令人相信她干得出那样的蠢事，但也足够压抑、挣扎而痛苦到让人期待她听从内心而不是“上面”下达的冰冷命令。
《色戒》给了汤唯一个蜕变的机会，在李安的指导下她相信并进入了王佳芝的生命，刻画出一个柔弱的女人如何用一己之力承担了时代和爱的代价。然而从《黄金时代》的题材来看，萧红这一角色简直就是给了汤唯一个把这份双重代价诠释到极致的机会，给了她通向影后的台阶。
萧红，一个民国女作家'
许鞍华此番《黄金时代》中的萧红可能是她所有影片的女性人物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同时也是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一位。
命运对于女人总有不公，特别是杰出的女人。就像莱尼·瑞芬施坦所说：“女人是不允许犯错的。”
影史奇迹般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系列的女导演莱尼·瑞芬施坦（Leni Riefenstahl），在德国纳粹时期深受希特勒的赏识，纳粹高层准许下的几乎不计成本的疯狂投入和支持，让她可以自如的把才华发挥到极致。而战后她则毫无疑问的成为了众矢之的，因为她当年几乎把魔鬼拍成了上帝的模样，因为她的电影让无数德国青年以身着纳粹军服为荣，更因为她是个女人，人们自然而然的把她与希特勒的关系使劲地往坏处想。很多二战中为法西斯政权服务过的艺术家在战后仍然受人尊重，但好莱坞则让莱尼“滚回去”，她似乎永世不得翻身。后来的影评人理查德·考利斯如是说：“那是因为《意志的胜利》拍得太好，加上，她的风格，加上，她是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
萧红也同样才貌双全，但与她的文学成就比起来，萧红的人生是一次没有定义的悲愤漂泊。萧红年轻时就有《毕业生》中男女主人公般的疯狂，她在初中毕业之际逃婚，与男友私奔出走北平，即便后来因为盘缠用尽回到哈尔滨，也坚决同居在一起。但两年后，男友将怀孕的萧红抛弃，在旅馆老板因为房租问题准备把她卖到妓院的时候，哈尔滨《国际协报》编辑萧军急忙赶来解救，萧红这次等来了她的创作同行者和六年的同居伴侣。萧红跟萧军一起辗转南下，她在青岛写完了成名作《生死场》，并与萧军共赴上海。然而上海则成为这段感情破裂的开始，萧红在上海与鲁迅的相遇，成为后人对“相见恨晚”一词的最佳解释。
萧红最纠结也最幸福的一段人生旅程，也同时成为了鲁迅灵魂深处最大的欢悦和最难言的挣扎与孤独。从萧红写就的《回忆鲁迅先生》那满布细密的痛楚，但又白描般平静真切的文字中，后人感叹这世上最懂鲁迅、离他最近的人恰恰不是他那贤良勤恳的妻子许广平，而是这位“常来家里坐坐”的女作家。
相对于鲁迅给他人的评价，他对萧红的赞美与赏识近乎穷凶极恶。鲁迅亲自给《生死场》写序，评价她为将来会取代丁玲而成为女作家中的佼佼者。是鲁迅让世人真正看到了萧红的才华，给了萧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萧红以她女性特有的纤细与敏感，对鲁迅灵魂深处的变化有着异于常人的感知。萧红曾对鲁迅的杂文和小说有过一番评价（在聂绀弩的回忆文章中），聂绀弩认为那是他见过的对鲁迅作品最为恰当中肯的评价，超过了一切评论家。
但命运给二人开的玩笑很残酷，他们在不可能成为人生伴侣的情形下相遇，只好紧紧握住了成为精神伴侣的机会。许广平无法给予的精神享受，鲁迅只能小心地从萧红那里偷来些；萧红本是大家闺秀，一路南下受尽挫折，远离亲人的孤独需要倾诉和安慰。萧军虽与萧红同是操笔为文，甚至共享过创作的高潮期，但萧军对缠绵悱恻感情缺乏敏感和耐心，大大咧咧的粗糙性格无法让萧红感受到心灵的温暖和自由。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那天下午要赴一个筵会去，我要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先生拿了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经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美，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并且许先生很开心地说着： ‘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地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
鲁迅先生这一看，脸是严肃的，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着我们这边看着：
‘不要那样装饰她……’
许先生有点窘了。
我也安静下来。”
眼前直觉的不适，让鲁迅不免流露出一些对于萧红那“唯一拥有者”般的审美占有欲。或许那强烈但无声的爱恋只有他们二人可以相互感知到，而鲁迅更是把那些难以言状的心理欲求深深地压在心间。
《回忆鲁迅先生》一文洋洋洒洒中一万六千多字，结尾处，萧红意味深长的提到一个细节：
“在病中，鲁迅先生不看报，不看书，只是安静地躺着。但有一张小画是鲁迅先生放在床边上不断看着的。
那张画，鲁迅先生未生病时，和许多画一道拿给大家看过的，小得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多。那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的花朵。
记得是一张苏联某画家着色的木刻。
鲁迅先生有很多画，为什么只选了这张放在枕边。
许先生告诉我的，她也不知道鲁迅先生为什么常常看这小画……”
1936年鲁迅逝世，萧红在同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写下了一篇《孤独的生活》，似乎是描绘出了自己后半生的影子。后来，萧红在西安与同居六年的萧军分手，在武汉将人生唯一一次婚姻给了端木蕻良。接下来，萧红的人生标点变得清晰而苍白：战乱逃亡到重庆，后又来到香港，在香港乐道8号中完成《呼兰河传》，1940年7月住进玛丽医院。1941年12月圣诞节，日军攻入香港，身患重病的萧红避难辗转十余处，在跑马地养和医院期间被误诊为气管瘤而动手术。术后情况愈恶。1942年1月22日11时，在日属香港一个法国传教士所办的临时医务站，萧红匆匆走完了她跌宕起伏的一生。最终萧红的骨灰一半由端木蕻良私下埋于香港中半山区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另一半则葬在浅水湾，1950年代因香港地产开发，其墓地遭破坏，部分骨灰迁葬广州银河公墓。
诗人戴望舒写过一首《萧红墓畔口占》：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越压抑，越动人'
2014年，许鞍华67岁，与《桃姐》中饰演住进养老院的家仆叶德娴同岁。养老院这件事，许鞍华的看法在《桃姐》中流露得较清晰，她并不把那看做某种难以启齿的旦夕之地，片中的桃姐心情平静甚而乐观的在养老院中生活，去世的那天，刘德华饰演的主人也因工作而没来看她最后一眼。“现实中的Roger（刘德华饰演的主人的现实原型）就是那样，他那天刚好在工作。”许鞍华如是解释道。她一直跟母亲生活在一起，《桃姐》中平和的主仆关系似乎是她们母女关系的写照。《桃姐》取得了和《天水围的日与夜》同样客观冷静但细腻动人的效果，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平凡的生活和千丝万缕的人情世故的交糅，流露出某种洗尽铅华换来的难得的平静与动人。
然而面对萧红这一复杂的角色，面对《桃姐》的口碑票房双丰收，手握巨资制作的《黄金时代》则不得不给人以强烈的期待。对这一个传奇人生的处理，许鞍华或许可以唤醒当年“新浪潮”时期的那股战斗性。萧红在她的文章中写尽了人间的美好和疾苦，挣扎与不堪，在自己的人生中更是尝遍了痛苦、压抑、激愤和感伤，以及虽难长久，但却隐忍而深刻的幸福。这些偏重的人生滋味，这些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之下，四处奔走的爱恨所孕育的能量，需要一个巨大的出口来宣泄。许鞍华自己对这些五味杂陈的人物心理的把握，决定了银幕上汤唯版萧红的模样。
我们可以感受到李安在汤唯身上寄存的重重心绪有力地支撑着王佳芝在银幕上的形象。就像梁朝伟常常入戏太深，杀青过后多日走不出角色的情绪，王佳芝和易默成压抑到多深的程度，李安就不得不先进入多深的苦海。
而观众则慢慢习惯并爱上了这种虐心的感觉，角色在她的人生中越是压得喘不过气，她给我们的那一两个小时就越是充实饱满，回味无穷。在与角色通感的过程当中，我们虽然是他们命运的旁观者，但不是他们命运的主人。生活给他们的每一个创伤都会给我们心里留下同样的疤痕，影片结束后，我们享受的恰恰不是那伤口愈合的过程，而是一遍遍的祈求再多来一点，再强烈一些。
民国那风生水起的大时代之所以动人而堪称历史的黄金，就是因为千千万万风华绝代、不可一世的人物在大环境的洗涤中褪去了自身的繁华，或者浸染了新的光彩；而无数的芸芸众生则随着大浪淘沙的时代节奏，演绎着人间最真实的爱恨情仇。许鞍华生于那个年代的最末端，在香港半个世纪的风雨凋零中，她也曾经是一个大时代的弄潮儿，她镜头下的女人们撑起了无数小家和大家的半边天空，同时也扬起头来承受着时代和爱情给她们的沉重代价。
在华语电影极度缺乏鲜活有力的银幕形象的这些年月，许鞍华眼中的这位萧红则赶上了最好的时代。在基本可以把梦想变为银幕现实的今天，我们渴望看到一个足够动人的萧红，渴望她把我们带回那个黄金时代去拂去他们眼角的泪水，并为自己留下一抹宽慰的笑容。
许鞍华的新作《黄金时代》是一部以民国传奇女作家萧红为核心的女人戏。许导演并不承认自己是女强人，还笑称有开车恐惧症，看见电脑会发晕，性格很害羞，假如不拍电影，跟别人就没有话讲。这些特点不禁让人想起同样自称害羞、除了拍电影什么都不会干的李安。
业内常言，要体察导演的功力，就看他能不能拍好女人。
李安便是这一标准下的所谓好导演。2006年，李安在拍摄《色戒》的过程中一度陷入迷茫，于是他跑去法罗群岛见到了他的偶像——英格玛·伯格曼。在那位影坛殿堂级大师、精神导师、一个步履蹒跚满头银丝的老人面前，李安像个孩子般一头扑入他的怀中痛哭。这个已经被自己脑中的王佳芝—— 一个虚幻的女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男人，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偷到一个小小的出口。而他怎么也没想到，在法罗多岛与伯格曼相遇后仅仅一个月，精神导师去世的消息便传到了《色戒》的片场。
王佳芝戴上“鸽子蛋”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但她确实做了一个舍命保护面前这个给她莫大的幸福的男人的决定，一个让自己身后的所有的男女痛恨不已，但却足以让银幕前无数男女潸然泪下的决定。王佳芝放跑了易默成做了党国的叛徒，要让观众进入王佳芝在放跑易先生那一刻的心境是个不小的困难，或者说李安想要深挖易先生的压抑并呈现出王佳芝被一个男人一点点钻入心里、被他打败热烈执著的年轻的信仰的过程，也是李安面对自己内心压抑和艰难抉择的过程。据说李安的片场总有一个小屋或者是足够他静心思考、痛哭一场的空间。谈到《色戒》时他曾说：“还记得有天我哭到不行，梁朝伟过来对我说：‘导演啊！我们只是露个皮肉，你要保重。’梁朝伟被我折腾成那样，还反过来安慰我，拍完后我们四个都生了好久的病，好像大病一场。”
放跑易先生后的一幕，仿佛是导演住到角色心里般深入而精准的神来之笔。王佳芝闯下滔天大祸，像丧家犬般的走到街上，在命将呜呼之际，她却开始失神地看起了橱窗中的高档时装。窗内一个贵妇和她的男人在挑选服装，王佳芝则独自流落在数秒之前自己还可以如此但如今再也回不去的伤感当中。李安镜头下的王佳芝足够天真愚蠢到令人相信她干得出那样的蠢事，但也足够压抑、挣扎而痛苦到让人期待她听从内心而不是“上面”下达的冰冷命令。
《色戒》给了汤唯一个蜕变的机会，在李安的指导下她相信并进入了王佳芝的生命，刻画出一个柔弱的女人如何用一己之力承担了时代和爱的代价。然而从《黄金时代》的题材来看，萧红这一角色简直就是给了汤唯一个把这份双重代价诠释到极致的机会，给了她通向影后的台阶。
萧红，一个民国女作家'
许鞍华此番《黄金时代》中的萧红可能是她所有影片的女性人物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同时也是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一位。
命运对于女人总有不公，特别是杰出的女人。就像莱尼·瑞芬施坦所说：“女人是不允许犯错的。”
影史奇迹般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系列的女导演莱尼·瑞芬施坦（Leni Riefenstahl），在德国纳粹时期深受希特勒的赏识，纳粹高层准许下的几乎不计成本的疯狂投入和支持，让她可以自如的把才华发挥到极致。而战后她则毫无疑问的成为了众矢之的，因为她当年几乎把魔鬼拍成了上帝的模样，因为她的电影让无数德国青年以身着纳粹军服为荣，更因为她是个女人，人们自然而然的把她与希特勒的关系使劲地往坏处想。很多二战中为法西斯政权服务过的艺术家在战后仍然受人尊重，但好莱坞则让莱尼“滚回去”，她似乎永世不得翻身。后来的影评人理查德·考利斯如是说：“那是因为《意志的胜利》拍得太好，加上，她的风格，加上，她是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
萧红也同样才貌双全，但与她的文学成就比起来，萧红的人生是一次没有定义的悲愤漂泊。萧红年轻时就有《毕业生》中男女主人公般的疯狂，她在初中毕业之际逃婚，与男友私奔出走北平，即便后来因为盘缠用尽回到哈尔滨，也坚决同居在一起。但两年后，男友将怀孕的萧红抛弃，在旅馆老板因为房租问题准备把她卖到妓院的时候，哈尔滨《国际协报》编辑萧军急忙赶来解救，萧红这次等来了她的创作同行者和六年的同居伴侣。萧红跟萧军一起辗转南下，她在青岛写完了成名作《生死场》，并与萧军共赴上海。然而上海则成为这段感情破裂的开始，萧红在上海与鲁迅的相遇，成为后人对“相见恨晚”一词的最佳解释。
萧红最纠结也最幸福的一段人生旅程，也同时成为了鲁迅灵魂深处最大的欢悦和最难言的挣扎与孤独。从萧红写就的《回忆鲁迅先生》那满布细密的痛楚，但又白描般平静真切的文字中，后人感叹这世上最懂鲁迅、离他最近的人恰恰不是他那贤良勤恳的妻子许广平，而是这位“常来家里坐坐”的女作家。
相对于鲁迅给他人的评价，他对萧红的赞美与赏识近乎穷凶极恶。鲁迅亲自给《生死场》写序，评价她为将来会取代丁玲而成为女作家中的佼佼者。是鲁迅让世人真正看到了萧红的才华，给了萧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萧红以她女性特有的纤细与敏感，对鲁迅灵魂深处的变化有着异于常人的感知。萧红曾对鲁迅的杂文和小说有过一番评价（在聂绀弩的回忆文章中），聂绀弩认为那是他见过的对鲁迅作品最为恰当中肯的评价，超过了一切评论家。
但命运给二人开的玩笑很残酷，他们在不可能成为人生伴侣的情形下相遇，只好紧紧握住了成为精神伴侣的机会。许广平无法给予的精神享受，鲁迅只能小心地从萧红那里偷来些；萧红本是大家闺秀，一路南下受尽挫折，远离亲人的孤独需要倾诉和安慰。萧军虽与萧红同是操笔为文，甚至共享过创作的高潮期，但萧军对缠绵悱恻感情缺乏敏感和耐心，大大咧咧的粗糙性格无法让萧红感受到心灵的温暖和自由。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那天下午要赴一个筵会去，我要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先生拿了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经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美，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并且许先生很开心地说着： ‘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地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
鲁迅先生这一看，脸是严肃的，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着我们这边看着：
‘不要那样装饰她……’
许先生有点窘了。
我也安静下来。”
眼前直觉的不适，让鲁迅不免流露出一些对于萧红那“唯一拥有者”般的审美占有欲。或许那强烈但无声的爱恋只有他们二人可以相互感知到，而鲁迅更是把那些难以言状的心理欲求深深地压在心间。
《回忆鲁迅先生》一文洋洋洒洒中一万六千多字，结尾处，萧红意味深长的提到一个细节：
“在病中，鲁迅先生不看报，不看书，只是安静地躺着。但有一张小画是鲁迅先生放在床边上不断看着的。
那张画，鲁迅先生未生病时，和许多画一道拿给大家看过的，小得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多。那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的花朵。
记得是一张苏联某画家着色的木刻。
鲁迅先生有很多画，为什么只选了这张放在枕边。
许先生告诉我的，她也不知道鲁迅先生为什么常常看这小画……”
1936年鲁迅逝世，萧红在同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写下了一篇《孤独的生活》，似乎是描绘出了自己后半生的影子。后来，萧红在西安与同居六年的萧军分手，在武汉将人生唯一一次婚姻给了端木蕻良。接下来，萧红的人生标点变得清晰而苍白：战乱逃亡到重庆，后又来到香港，在香港乐道8号中完成《呼兰河传》，1940年7月住进玛丽医院。1941年12月圣诞节，日军攻入香港，身患重病的萧红避难辗转十余处，在跑马地养和医院期间被误诊为气管瘤而动手术。术后情况愈恶。1942年1月22日11时，在日属香港一个法国传教士所办的临时医务站，萧红匆匆走完了她跌宕起伏的一生。最终萧红的骨灰一半由端木蕻良私下埋于香港中半山区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另一半则葬在浅水湾，1950年代因香港地产开发，其墓地遭破坏，部分骨灰迁葬广州银河公墓。
诗人戴望舒写过一首《萧红墓畔口占》：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越压抑，越动人'
2014年，许鞍华67岁，与《桃姐》中饰演住进养老院的家仆叶德娴同岁。养老院这件事，许鞍华的看法在《桃姐》中流露得较清晰，她并不把那看做某种难以启齿的旦夕之地，片中的桃姐心情平静甚而乐观的在养老院中生活，去世的那天，刘德华饰演的主人也因工作而没来看她最后一眼。“现实中的Roger（刘德华饰演的主人的现实原型）就是那样，他那天刚好在工作。”许鞍华如是解释道。她一直跟母亲生活在一起，《桃姐》中平和的主仆关系似乎是她们母女关系的写照。《桃姐》取得了和《天水围的日与夜》同样客观冷静但细腻动人的效果，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平凡的生活和千丝万缕的人情世故的交糅，流露出某种洗尽铅华换来的难得的平静与动人。
然而面对萧红这一复杂的角色，面对《桃姐》的口碑票房双丰收，手握巨资制作的《黄金时代》则不得不给人以强烈的期待。对这一个传奇人生的处理，许鞍华或许可以唤醒当年“新浪潮”时期的那股战斗性。萧红在她的文章中写尽了人间的美好和疾苦，挣扎与不堪，在自己的人生中更是尝遍了痛苦、压抑、激愤和感伤，以及虽难长久，但却隐忍而深刻的幸福。这些偏重的人生滋味，这些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之下，四处奔走的爱恨所孕育的能量，需要一个巨大的出口来宣泄。许鞍华自己对这些五味杂陈的人物心理的把握，决定了银幕上汤唯版萧红的模样。
我们可以感受到李安在汤唯身上寄存的重重心绪有力地支撑着王佳芝在银幕上的形象。就像梁朝伟常常入戏太深，杀青过后多日走不出角色的情绪，王佳芝和易默成压抑到多深的程度，李安就不得不先进入多深的苦海。
而观众则慢慢习惯并爱上了这种虐心的感觉，角色在她的人生中越是压得喘不过气，她给我们的那一两个小时就越是充实饱满，回味无穷。在与角色通感的过程当中，我们虽然是他们命运的旁观者，但不是他们命运的主人。生活给他们的每一个创伤都会给我们心里留下同样的疤痕，影片结束后，我们享受的恰恰不是那伤口愈合的过程，而是一遍遍的祈求再多来一点，再强烈一些。
民国那风生水起的大时代之所以动人而堪称历史的黄金，就是因为千千万万风华绝代、不可一世的人物在大环境的洗涤中褪去了自身的繁华，或者浸染了新的光彩；而无数的芸芸众生则随着大浪淘沙的时代节奏，演绎着人间最真实的爱恨情仇。许鞍华生于那个年代的最末端，在香港半个世纪的风雨凋零中，她也曾经是一个大时代的弄潮儿，她镜头下的女人们撑起了无数小家和大家的半边天空，同时也扬起头来承受着时代和爱情给她们的沉重代价。
在华语电影极度缺乏鲜活有力的银幕形象的这些年月，许鞍华眼中的这位萧红则赶上了最好的时代。在基本可以把梦想变为银幕现实的今天，我们渴望看到一个足够动人的萧红，渴望她把我们带回那个黄金时代去拂去他们眼角的泪水，并为自己留下一抹宽慰的笑容。